潮州“甫鲁”是什么意思?
浅谈潮州方言 方言是地方特色语言，潮汕话的远祖是华夏话化为吴越方言，通过福建闽南传入潮汕，既保存著大量的汉代以前的语言，又存在着唐宋时期中原汉语痕迹，形成复杂多音多意，同字不同义的特色，有着既儒雅又粗俗的风格，是我国九大语系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其定义为国际语言代码是ISO639-6MIN），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
潮汕话因县域方言，庞杂纷歧，语调各异，读音有别，也因僻字繁多难学，已尽人知，但聪明的潮汕人早在民国期间，就有《潮声十五音》《潮语十五音》《潮汕字典》等出版，因此它们有的以声释字，有的以字知义，历经先贤深入研究，搜集潮汕话统一习惯语系和方言。
辨言注音，明确义意，依义定音。
直至香港广泰书局《潮汕新字典》，李新魁先生《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林伦伦先生《新编潮州音字典》的出版，潮汕话更加规范，更与国语普通话同步。
潮汕话有自己特别的字典，民国期间张世珍先生《潮声十五音》这部字书，是由四十四字母，十五个声母（柳边求去地，颇他贞入时，英文语出喜），字母歌诀切音法，八音分声法，依音查字，同音辨字的字典通过韵母声母的拼切“击木知音”，分音求字，有著与众不同的特色。
八音分声法是潮汕话声调八个调值。
如：“东党、旦答、同但、洞毒”或“蚶罕、汉喝、杭限、巷学”等四组文字的声调表示。
以“忠、懂、冻、督、憧、动、中（猜中的“中”）、独”“诗、死、世、薛、时、是、誓、蚀”，表示潮汕话声调八个调值。
潮汕话声调有八个调类，分别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
保留著古汉语的入声。
潮汕话各个单字的调值呈固定，但是二个或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构成变调，有的音节调值就会发生变化。
如：行行（何安3何安5）、红红（安3安5）、文文（无温3无温5）等。
潮汕话还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单音节词。
如目（眼睛），鼻（鼻子），耳（耳朵），日（太阳），月（月亮），石(石头)等，有许多古语词在潮汕语一直沿用至今。
而这些词在现代语中已经极少作为单音节词使用。
做为古汉字也退出常用的范畴。
造成潮汕方言有音无字。
如畀，潮汕音“比”:是“给”的意思，畀面，给面子; “眴”:潮汕音（思污8），潮汕人把传眼神叫做“眴目箭”。
《说文》：眴；“目摇也”。
“咰”（思污4）潮汕人吸蔗汁，叫咰蔗汁，《说文》咰：口吸。
“箸”:潮汕音（多余7）潮汕人称筷子为“箸”。
《说文》“箸；饭敧也”。
潮汕话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多音多意。
如“行”字，记得小时候在汕头安平路有一家鞋店铺号“行行行”，有一次家叔慕名到汕头买鞋，一路打听借问，行将该处，又累又渴，徘徊几次，抬头又是“行行行”长叹“真难找，行行行”。
回家述说经过，家婶说：那不就是“行行行”（哥影3哥影5何安5）吗
在别的还有修行的行。
三个同行（哥影5）不同行（何安5）的行等。
除了断词错，还有异读声调变错，这是以前的事。
文白异读还有“马上”“上马”，“上校”“学校”，“皇后”“先后”“人面 ，麦面”等。
潮剧唱念字韵如“有谁知（多衣1），景物依旧，旧人不见（哥丸3）”（出自《陈三五娘》）。
潮剧白读“要把事情去弄明，就要速速来启程（胎英5）。
”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人心头（胎忧5）”等。
所有这些有著它的特色音韵。
潮汕是著名侨乡，自然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或者潮汕话与潮人在侨居处共同的语词。
如“红毛灰”即水泥。
民间称洋人为红毛；番仔码指阿拉伯数字，称外国人为番仔，码是数的俗称。
“罗喱”是汽车；番客；出外谋生的潮人。
马铃薯，马来语音译叫“康江同”。
“雪茄”是英语音译，又叫“朱律”，是马来语音译。
“舒甲”（意思是故意、执意）是马来语，“士独”光管启辉器是英语音译。
“苹果”叫“A普”，计程车叫“的士”，都是英语的音译，“限吧阆”是粤语方言意思是“总共”。
潮音还有生动形象特点如：自来火－火柴，脚踏车－自行车，著火烧－饭烧焦。
彳亍（徐衣4徐窝8）好（何欧3）走来走去的意思。
潮汕话辞汇除了与汉族共同语普通话辞汇相同之处，它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辞汇，吸收了外来词汇，在生活中又创造了一些辞汇，使潮汕话辞汇丰富多彩。
海内一千万，海外一千万。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但潮人母语依然延续，我们的诗韵、歌册、小品相声、谜语俗语等都离不开它，正如林伦伦教授所说“国家的语言政策是既推广普通话，同时也鼓励、保护、传承方言，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方言……，是区域文化中最表像化，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内容之一”。
潮人的母语是潮汕人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潮汕人的智慧结晶。
关于陈姓的由来
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能在海边看到海市蜃楼，神泉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没看过那里的日出，但是我的一个诗词老师写过一首现代诗，给我的感觉是那里的日出是不错；我可以给你的唯一的事实是，神泉海滩的海水不是很好，太浊，但是平常去看的时候就觉得眼界还蛮开阔的，如果你知道那里的历史和其地理条件，胸中感慨倒也有点味道，如果是很赶时间的话，不建议你去。
，你是说场吧，是不是惠来的，对不起，我没去过，不能给你建议，不过听闻不错。
其实你如果来惠来，还有几个景点都可以去，譬如到神泉，你还可以到邻近的沃角海滩，那里也不错，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到靖海和前詹去，那里的就实在不错。
惠来的治安一直是不好的，这里的地方黑势力比较严重，近来虽说有所减轻，但是还是很严重。
你如果来玩的话，就建议你是几个人过来（因为你要看日出，不过没怎么说有出过事，如果你不去惹那些地痞的话，那些地方治安还好，最好是你有当地人做向导），也比较好玩。
到惠来呢，这里的经济就不是很好，所以呢，都没有什么要带的，看看海，其实很简单，不过到那几个地方都要认识路。
惠来有一点排外，所以你最好有惠来的朋友，或者能说潮汕话（但是很多潮汕人都听不懂惠来话），如果你能看到一两个初中或高中的学生的话，他们就比较好说话，而且热情（我怕一些当地人有一些是听不懂普通话）。
如果是去神泉看日出，我不知道神泉有没有很好的旅馆，如果没有，可以在惠城住一晚，早点起床，雇辆车就可以过去了，不是很远。
能提供的就这些，由于我不是那边的，只能说个大概和自己的感受，不尽之处，望谅。
潮汕人的潮汕先贤
最有名的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周世宗柴荣。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
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嘘。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怎么会反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
宇文护表面许诺。
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
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
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
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
根据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
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
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但这一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却是将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帝的毁佛政策，并称“三武之祸”。
【唐武宗灭佛】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埸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
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
基于此，他特别推崇的理论体系。
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
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
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箓。
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时，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
道教徒的煽动，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
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
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
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
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
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
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后周世宗灭佛】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
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
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影响和评价】 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
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
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
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
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
太武帝拓跋焘尤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诣道坛受符录，改年号为太平真君。
他遵奉道教，开始灭佛的前奏。
使之灭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在崇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竭力怂恿下，诛杀长安的沙门。
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
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
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
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
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
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
“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
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
”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
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
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
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
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甚至在宫禁内筑仙台。
道士赵归真等人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
”“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拆毁寺庙佛像四万四千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
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等铸成农具。
第二年，即会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药中毒而死。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
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
如果把它们都归结为经济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儒学之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
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都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道佛之争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
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
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
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
”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
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
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
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
”（《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
）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
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
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
”（《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
”（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
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
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
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
留者以大辟论。
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
”（《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
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
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
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
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争，经济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
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
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
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
”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
事实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绝佛教。
佛教在五代的衰败，实为战乱所致。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
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
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
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
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
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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