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道教和中国文化》葛兆光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发展过程中，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 道教 思想 艺术 国民性格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郭沫若曾说过，“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
也许此话过于片面，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道教确实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教所传承的道家思想，对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道教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哲学上，道教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思维法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后来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佛教，它的传播也借助了老庄玄学，禅宗的宗旨方法更是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
在唐代，道教重视玄学，因此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
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时期盛行的道教内丹心性论，也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与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渗透，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
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他曾经说自己是“终朝读道书”，并且托名为“空同道士邹欣”给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
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强调“无为而治”。
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因此道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道教的自然情怀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音乐、文学、绘画等无不可追寻道教的踪影。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是由道教的流行直接促成的，十分有名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便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
此外，盛行的游仙诗也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
唐诗华丽的风格是受道教渲染所形成的。
在“诗仙”李白所作的诗中，涉及道教内容极多，范文澜更是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如《潇湘神》《望仙门》《临江仙》《女冠子》《献仙音》等等，都和道教神仙故事有很大关联。
而宋代如苏轼、秦观、黄庭坚、柳永之类的填词大家，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并不少见，而当时的“神仙道化剧”更是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的故事的。
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现存的神仙道化剧就有《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四种。
明清小说大都都含道教思想，神仙济世的主旨尤其在大量神魔小说中得到体现。
小说中大多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连四大名著也不例外。
《西游记》中充满了“木母”、“金公”、“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登坛借东风等是道教思想的反映；《水浒传》以“张天师祈禳瘟疫”作为发端；《红楼梦》的开端也是由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
另外，明朝盛行的青词也是受道教影响衍生出来的产物。
道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写意、神似的风格和神韵，王羲之、顾恺之、吴道子、郑板桥等书画家的作品都深受道教思想浸润。
道教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国人的伦理道德、性格心理和民族凝聚力等发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教不仅奉行“尊道贵德”，还提倡“忠孝仁义”，影响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道教崇尚以柔克刚、上善若水，促成了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基础；道教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的品性；道教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
就像周作人认为的：“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
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
”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而且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道教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道教的炼丹术深化了人们对药物性质的认识，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制药学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炼丹术是中国古代化学的滥觞。
此外，道教追求延年益寿，这极大地推动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
道教不仅促进了中医对人体中的气化、经络、气、气血等方面的探索，还提出了养命与养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思想。
另外，道教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更是总结出了推拿、食疗、针灸等医疗方法。
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道医。
特别是孙思邈，被尊称为“药王”，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地位。
他编写的《备急千金要方》不仅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方、医论、针灸、用药等基本成果理论，以及食疗、服饵、按摩、导引等养生方法，还记载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他又编写了《千金翼方》，对《备急千金要方》作了全面的补充，尤其是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部分的内容最为突出。
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千百年来，道教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难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
文化苦旅每一章节的读后感,800字以上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
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
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
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
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
“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
“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
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
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
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
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
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
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
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
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
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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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禅——从一个字看婆娑世界》读后感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古人六书造字，其中蕴含了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规律的朴素的、深刻的认识。
而佛学禅宗从本质上讲也是有关人生的哲学。
一苇编著的《一字禅——从一个字看婆娑世界》精选49个汉字，每个汉字由字形、字义展开禅意想象，谈古论今，妙解人生，使得汉字与禅学两者在《一字禅——从一个字看婆娑世界》中得以交融贯通，由字见禅、由禅识字，开启一段智慧之旅。
由字见禅，妙解人生。
打开汉字之门，沐浴禅意光芒。
在精神的世界里流浪，如果怀揣几枚汉字做盘缠，就不必在乎路会有多远。
《一字禅——从一个字看婆娑世界》是国内第一本由汉字字形谈禅讲悟之作。
所有文字皆是作者几年来灵感迸发之记录。
全部图片皆由作者一苇亲自拍摄，其意境与所讲之汉字密切关联，令人回味无穷。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古老智慧与佛学的水乳交融，放下心灵的包袱，尽情沐浴禅意光芒
序言 每一个汉字都有生命。
在这里，你会在不同的历程中邂逅一个生命。
如果你的心灵无法安静，它就是一盆净水，你可以把你的心灵摘下来，放在净水中浸泡，漂洗。
如果你的心灵已经足够安静，它就是一叶扁舟，坐上它，你就可以做一次心灵的旅行，你的彼岸等待着你破茧化蝶般的一次穿越。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彼岸，那么，下一次邂逅会让你依然走在寻找彼岸的路上。
走吧，随便打开一座汉字的门，跟随那束若隐若现的光去旅行，当你的灵魂与形骸以及形骸之外的一切相剥离，你就会看见般若波罗蜜的光芒。
后记 惭愧，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世间觉》连载拙文《一字禅》，几度花开花谢，不知不觉，居然写满了四十九字。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我把我看到的路想象有四十九个脚印，比着佛的足迹，一步一步跟着走，说实话，慧根实在有限，总也踏不准，只好撷来路边的花草，一步一采，凑足了前面这些文字。
如果说佛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一条船，那么，由于一路上每一步都没能踩准，所以我自己就没有登上过船。
也许我能做到的是站在路口，告诉过路的人，这边，这边有佛的脚印。
为什么选择从汉字入手，寻找通往禅路的方向
和字母文字不同，方块汉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不仅禀赋灵性，而且宁静遥远。
如果你愿意走到门前，我则愿意做一个为你挑帘的门童。
我所描述的是我隔帘看到的情景，其实里面的精彩是在你进去之后领略到的，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去的人都会不虚此行。
这里的精彩无关挑帘的门童，但你如有所见，一定别忘了也说给我听。
大学生寻找家文化 传递好家风”读后感1500字
中国国学大讲堂董事长高级研修班（北京班）学孔论孟思辨仁义礼智，参禅悟道感受禅宗道德，修身治企品悟易学人生华夏五千年，中国国学常盛不衰，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四顾寰宇，华夏文化乍起，华商捭阖纵横，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溯本寻源，尽在道然中，尽在古代文明中。
当代企业家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易经》、《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品味人生之真谛，品味万物运行之玄妙，品味事物发展之必然；再读之，可领悟至中和之妙道，可领悟道发自然之始然，可领悟潮起潮落之轮回。
用国学要义之精神，为当代企业家注入王者之风范，为当代企业注入腾飞之气象，成就完美企业，完美人生。
文化苦旅 庙宇 读后感
1.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
2.他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这是文章摘出的两处，想来能够帮助你写读后感的。
余秋雨老师的这本书写的基本上无外乎是旧时代的文化碰撞在各个地区中所呈现的矛盾与其变化。
《庙宇》这一篇也是如此，李叔同成于新文化，却也在新文化中迷失了自我，最终选择了回归传统，这也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奇景。
写好他写的文章的读后感不容易，需要把握住文化冲突与矛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特征，给你找点百度百科里关于李叔同的东西，读后感还是自己写比较真实。
卒于福建省泉州市。
原籍浙江平湖，从祖辈起移居天津。
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 的口碑。
李筱楼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
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
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
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
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
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
但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莫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
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
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
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
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
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
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另据余秋雨《庙宇》，李叔同曾经居于五磊寺。
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
桑兵《读书法》读后感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一、不懂才要学 编辑《读书法》，是想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有志于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以便寻得门径，可以循序渐进地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书籍。
诸如此类有利于新进学习寻找进入堂奥之道的门径书，共计划编辑4种，已经出版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国学的历史》等3种。
就今日的普遍程度而言，这类浅显的入门书或许已经有些深难，因而对于以上层级或许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不读书或读不懂书显然已经不是初学者才面临的困惑，只要程度适合，有所裨益，好读书者都不妨翻看。
与之相应，还有《程师》一种，尚待编辑。
只是对象有所不同。
《读书法》试图向特定读者群提示与读书有关的下列各点：一是历代读书之法；二是读历代书之法；三是一般读书之法；四是读书与治学。
这几点虽然可以分开来讲，其实基本是一回事，而且只有明白为什么是一回事，并当成一回事来做，才能真正懂得读书之道。
编辑本书的初衷当然是为后学新进提供一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入门书，但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可消费式精神快餐，也绝不如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所宣称的一般中学生也能够参与其事。
一味迎合青年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在流行与赚钱之余，难免误导和愚弄的无穷流弊，自身也往往陷入趋时即容易过时的尴尬。
中国文化虽然一脉相承，未曾中绝，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深浅的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
远的不论，晚清编辑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民国时期就升格为大学参考书。
而当年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之际所举为力证的宋元明清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今日大学文史专业的本科生已经视同难以卒读的文言文。
后来严耕望特意为穷学生撰写的治史小书，如今不仅开本放大，内容也不是青年学生容易领会的，甚至不少青年教师也觉得有些费解。
所谓入门，含义有几层。
其一，虽然只是入门，仍然不要抱着一看就懂的幻想，有志趣者必须通过认真学习和仔细揣摩才能有所领悟，充斥书肆坊间的那种貌似一看就会的文字和自诩不学而能的办法，大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
正如学习各种程式化的技艺，除了少数天赋异禀者与生俱来的一往情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基础性练习可能相当枯燥乏味，却是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饱受后人诟病的记诵式学习，道理相同。
梁启超所鼓吹的“学问之趣味”，也只能由此而滋生。
其二，入门阶段，必须取法正确，若是行差踏错，走岔了路入偏了门，再努力也是缘木求鱼，甚至南辕北辙，以致终生横逸斜出，参野狐禅。
时下学界乱象横生，良材被雕为朽木的情况屡见不鲜。
无知者无畏，越是乱来则越是敢于一往无前。
一般情况下，读书得法，常常伴随由涩而顺的渐进过程。
其三，入门不过起始，进得门来，可以望见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已是井然有序，但是要想进一步深入堂奥，还须放眼读书。
取法得当，读书越多，读懂的可能性越大，读书的能力越强。
如果没有高远志向，有书不读，办法再好也是无用的。
其四，探寻门径不是专讲方法，如钱穆所说，方法是为读过书的人讲的，对没有读过书的人讲方法，有害无益。
因此，博览群书与揣摩读书之法必须相辅相成，读书不富而欲深谙读书之道，绝无可能。
恰如要学会游泳不能只在岸上练习、懂得吃饭的方法而不吃则永远不饱一样，读懂书的妙诀便是大量读书。
只有多读书，才有可能领悟读书法的奥妙。
本书虽然是为后学新进而编，却不适合浅尝辄止之辈，娱乐游戏之众以及钻营取巧之徒，而是面向有志于学之士。
雅俗共赏不过是客观效果，如果刻意追求，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流行一时与垂范长久实在不易兼得。
那些连《红楼梦》也读不下去且无意读下去的受众未必愿意读，而饱学之士则不必读。
若一味以生意眼取舍，旨在向广大微阅读人士提供消费快餐，以为读书法应该一看就懂，看了读书法就可以读懂所有书，未免自欺欺人。
诸如此类的娱乐游戏乃至江湖骗术早已充斥坊间，若以一般受众现时的阅读能力为准，而不是着眼于提升其阅读能力，要想读懂历代书乃至一切书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此，则编辑本书的意义就荡然无存。
二、读书与读教科书 关于读书，宋以来专论不少，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论述尤多，前人已经编辑过若干种专书，内容各异，取法不一，主观目的与基本取材则不无相似。
之所以还要再编一种，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选本尚有未能尽意之处；另一方面，则是鉴于读书已成普遍难题的现状，希望借此提示一些读书门道，留住一些读书种子。
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信息爆炸，令人无暇读书，除了通过各种形式获取资讯外，只能浏览快餐式的书刊。
不仅如此，连习称的上学读书，也早就变了味道。
从小学到大学，所谓读书，其实主要是读教科书，很少有机会真正读书。
不仅如此，即便进入研究乃至教书阶段，如今通行的做法大概也不大读书。
虽然每日少不了或主要是与书打交道，只能说是翻书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并非读书。
作者的立意，全书的主旨，似乎与己无关。
如此看来，读书已成一项奢侈之事，许多人一生当中读书的机会甚少，真正通读过的书自然为数不多。
既然读书不多，如何才能读懂，便成为问题。
在力求读懂之前，首先应当明白，上学读书，就是要逐渐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并且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
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努力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使得读懂的书越来越多，读不懂的越来越少。
检验上大学收效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原来读不懂的书读懂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以此为准，分为各个学期学年，可以验看提高进步的程度幅度，总体考察，则读懂的书越多，读不懂的书越少，成效越大。
如果毕业之际与入学之时读懂书的能力相差无几，则有虚度光阴之嫌。
上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小学有所不同，初学发蒙，是从全然无知到逐渐有知，灌输式的教学必不可少，待到由背诵记忆积累起一定的知识，便具备相应的自学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延伸学习和扩展知识。
大学阶段则应转变方式，以自学读书为主，听授为辅。
大学老师的作用，首先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其次则解惑，照本宣科式的授业只不过是初级形式。
若学生不读书，不问学，教师便只能盲目施教。
而一视同仁的讲授无论多么认真规范，其实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起不到因材施教的作用。
由于高考以中学教育的内容为据而不以大学教育的需求为准，以致太阿倒持。
如今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已经相当程度地高中化，不仅以课堂听授为主，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高中阶段的延续翻版，学生学习的时间被大量规范化的课堂讲授填满，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进图书馆系统读书。
当然，学生即使有时间也不读书的情形同样相当普遍，许多人在应付课程、交游、上网、闲聊等之后，如果还有余暇，才随意翻书，而且由于心浮气躁，只看那些容易看懂的书，看不懂的便束之高阁。
类似情形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据媒体调查，彼处大学生每天读书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小时。
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专门读书的大学生，读书也成为一项业余活动。
不从被动转为主动，大学学习的效果自然不佳，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力很难得到切实提升。
近年来学生普遍反映大学阶段没有学到东西，原因至为复杂，家长和社会对于大学期望值的错位、大学理念的流失、教师资质的下降等之外，就学生自身而言，最应该反躬自省的就是是否实现自觉转型，主动学习。
被抱进大学的一代要做到这一层，实属不易。
大学阶段，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的环节至为关键。
尝戏言大学里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
尽管图书馆的书籍也有一些时过境迁即无甚价值，但有相当部分的图书随着光阴的流逝反而不断增值。
珍本原版典籍产生的视觉冲击效果，很难为其他形式所取代。
由于资源稀缺，不仅价格高昂，后设的大学图书馆财力再充足，收藏也极为有限。
当然，藏书家与学问家对于书的需求有所分别，有心向学者偏重于后者。
时下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找书（包括进图书馆和利用网络），也不喜欢看书，而不是无书可看或看不到书。
尤其是随着网络资源日益丰富，坐拥书城已是普遍状况，无书可读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上学不读书的现象却依然是到处的共相。
章太炎曾经预言大学不出学问，原因之一，正是鉴于大学只听授而不读书的教学方式。
因而认真读书，正是防止其不幸言中的可行之道。
胡怀琛论及1920年代学界的风气，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憍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
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
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
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
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
……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
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
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
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
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
”[1] 时间过去90年，所描述的情形即使不能说变本加厉，至少不见显著改善。
那些抱怨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东西的学子，不妨自我反省，而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作出调整。
近年来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不断，正如清季停罢科举一样，在欧洲成为文官考试楷模的科举制本身未必非废止不可，今日高考制度的症结，当在上一级学校的考试录取以下一级学校的教学为标准，本末倒置。
所谓升学率，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中学阶段的学习，不能逐渐接续大学的教学，结果导致进入大学后不得不从头做起。
而大学不断强化的规范化教学，反而有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式的转型进一步延迟到研究生阶段之势。
如果大学教师希望学生忘却其原来所学知识，彻底脱胎换骨，那么，此前的教育就应当全面反省。
跪求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观后感1500字
[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初次听说《遥远的救世主》，是一年前在一个国学群里，当时并没在意，不久前的因缘际会，让我不得不读此书，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
于是上个星期用了三天的闲暇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感触颇多，不吐不快。
这是一部融合了释道两家文化且有一定深度的小说，不同的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出入，本文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纵观整部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词就是文化属性了。
文化属性是什么
引用主人公丁元英的话，“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
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文化属性是作者贯通全书的主题，很多的桥段都在印证着作者关于文化属性的定义。
先说说小说的主要人物。
男主人公丁元英，是“道”的化身。
道家尚自然，循规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于“道”的定义。
丁元英的一切行为都在诠释着他的“道”，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芮小丹最后的那个电话。
电话中芮小丹告诉丁元英自己准备去搏命，但是他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看破生死的时候，一切的言语都是多余的，这就是自然规律。
所谓道法自然，这就是丁元英的“道”，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的“道”。
女主人公芮小丹，是“释”的化身。
释家，就是禅宗，其本身就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土后吸收了本土老庄思想甚至是易经的部分思想发展而成的，最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的佛教分支。
释家求觉悟，证涅磐，认为世间一切皆为泡影，看破方可得正果。
芮小丹从初遇丁元英到最后的自杀，就是一个“觉”的过程。
当她最后看破人间泡影的时候，就有了顺理成章的涅磐而去。
男女主人公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人，至少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人。
书中的主要配角们，才代表了当今社会下的众生百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冰。
他是弱势文化的代表，他无时无刻不在诠释着作者所定义的弱势文化。
世上本没有救世主，自救者得救。
他的自杀起到了点题作用，从文学角度来讲，他和芮小丹都是不得不死的。
说完了人物，说说小说中给我印象很深三段话。
首先是丁元英通过芮小丹之口说给王明阳的话，“神是什么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
”抛开最后的如来二字，我曾经说过一模一样的话，看到这句话，不禁大生知己之感。
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包含了太多太多，读了十年道德经，年年感悟各不相同。
此中乾坤，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第二段是丁元英对智玄大师说的话，“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
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
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
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读后感《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
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这段话让我第二次大生知己之感。
长久以来我都对佛教和佛法分的很开，我崇尚脱离脱离了宗教信仰的佛法，而对宗教信仰很浓重的佛教一直不感冒，对待道家和道教也是这个态度。
绝大多数信佛信道的人，信的是教还是法
那些进庙就烧香看似无比虔诚的人，只是尊重习俗，还是弱者祈求强者的庇护
所以前面在说丁元英和芮小丹的时候我用的是道家和释家，而不是道教和释教。
之所以用释而不用佛，是因为佛教分支繁多，差别很大，而禅宗是吸收了本土文化的分支，是整个东亚地区的绝对主流。
第三段是丁元英告诉韩楚风为什么会讨论“得救之道”的对话，韩楚风笑了笑，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
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摆摆手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
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顿然目瞪口呆，脱口一声：“啊
我的天
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
得惹多大动静
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
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
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看到这段话，我只有一个想法，丁元英真乃吾辈楷模
说了观点相同的，再说说相悖的。
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问题，作者所说的传统文化只能代表满清以来百姓所普遍存在的世俗文化，虽和所谓的奴性文化不同，却颇有相似之处，有人说如今中国处于后清时代，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何谓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真应该被舍弃
在当代，国外的企业通过研究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来融入到到现代企业管理，松下就是个著名的例子。
如何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尽其所长，值得国人深思。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所长。
何为文化属性
仅仅以所谓的强势弱势来给文化定性，显然太偏颇了。
在“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这样能够引人深思的好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真希望在韩寒郭敬明之流充斥着文化市场的今天，能多几个豆豆这样的作家，可惜在网上搜不到关于豆豆的具体资料，真想和作者好好的聊聊。
这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小说，如果你是一个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不妨好好读读这部小说，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转一篇《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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