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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读后感简写

时间:2014-10-18 05:49

草原帝国读后感三百字

这是一个满怀正义人艾青(蒋海澄)所写的当时在“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斗志空前高涨,但国民党军却节节败退,使得我们祖国大片的大好河山丢失。

就在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艾青,一个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怀的诗人,用他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写出深沉而又充满激情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全诗中反复出现的两句诗: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这是发自诗人内心深处的强烈呐喊。

这两句诗让我感受到了诗人以一种急切忧虑的心绪想唤醒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着的中华。

所以,诗中有许多构成“寒冷在封锁着中国”的生活画面:北方的农夫和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南方的蓬发垢面的小妇和年老的母亲的坎坷命运。

就是这一些把诗人的满腔深情传达出来的。

构思上,艾青那擅长发挥想象力的特点在这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笔下的戴着皮帽,冒着大雪赶马车的中国农夫的形象是多么的令人熟悉啊,但是艾青却从未去过北方。

没有想象力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前提是,艾青的这种想象是他对农民生活与命运的熟悉。

所以他才能在众多诗人中出类拔萃。

狼图腾的含义是什么

狼性精神,坚韧,不屈,团结,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团队精神,配合,一呼百应。

图腾的意思的精神象征。

在大草原的很多地方很多民族把狼视为自己民族的图腾,骁勇善战,热情奔放。

《红星照耀中国》总共有十二篇,请问谁能把每一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一下,大约150字左右,谢谢

《狼 图 腾》  张伯沈(国贸0502)  那里有最辽阔的原始和自由,那里有最鲜为人知的秘密,那里有人类最古老的传说和最勇敢睿智的战神……惊心动魄的场面将让你紧张的心率不齐,不可思议的结局将令你热血奔腾、震撼不已,触目惊心的人狼之斗则将使你深刻感受到危险的存在……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声呐喊、没有一点预兆,却能在天地之间,人与动物的眼里、心里和胆里造成世上最原始、最残忍和最负盛名的恐怖――狼来了

  这就是——《狼图腾》  这是迄今为止举世唯一一部详尽描述蒙古草原狼的宏伟著作,是能给读者心灵带来层层震撼的旷世奇书。

它以陈阵在蒙古大草原的知青生涯为背景,叙述了作者在草原中与狼的种种奇遇和经历:狼群中的死里逃生,钻狼洞,掏狼崽,养小狼……。

是作者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才写成的一部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

2004年第一次出版,当年就获中国新锐榜2004年年度图书

  这部书向那些对自由和蒙古草原充满浓厚兴趣的人们揭开蒙古草原狼层层的神秘面纱:狼狡黠与超人的智慧;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草原狼与草原之间不为人知的密切联系;以及草原人与草原狼之间的爱与恨、崇敬与敬仰……作者姜戎用刚健、苍凉而又硬朗的语句,将本人在蒙古大草原里的知青生涯详尽描述.内容的真实感与逼真感更是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

这是一篇长篇小说,然而区区50万字却向读者展现了草原狼在远古草原、华夏文明乃至与整个世界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又是一部长篇史诗,大量的原创因素、史诗品相般的宏大叙事再加上紧张激烈的战斗,使得读者心随书动,欲罢不能,实乃一部奇书

  此外,《狼图腾》还向我们展示了曾经美丽的蒙古大草原和草原人,以及草原狼艰难、丰富而又让我们觉得新奇的生活。

作者凭借自身十几年的知青生活,使得这些故事读来娓娓动人,令人激动不已。

真实的故事、亲身的经历以及真实的情感,使我读完此书后深受震撼。

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狼故事一气呵成,紧张激烈而又神秘新奇,那是任何一个未读过《狼图腾》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读完此书,使我对狼的看法产生了彻底的改观。

由以前的厌恶、畏惧、憎恨转变成现在的好奇与崇敬。

我为自己从前对狼产生的巨大误解和偏见感到悲哀,也为那已经消失的蒙古草原狼的消失而感到深刻的惋惜。

  与其说我是被姜戎的书感动,不如说我是被姜戎的狼所折服。

读完此书后,狼的勇敢、强悍、智慧、耐性、机敏、警觉、耐力与狡猾、凶残、贪婪、狂妄和野心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它们那种视死如归、不屈不挠、肝胆相照的精神更是让我惭愧不已,狼尤如此,人何以堪

每逢黑夜降临,万物沉睡之际,眼前老是会浮现出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狼群竟能通过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在短短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全歼黄羊群和由人控制的庞大的军马群,实在是动物界的伟大奇迹

毕利格老人的睿智与对草原狼的尊敬和狼图腾的信仰,令我深深敬佩。

一位人间的“狼王”与真正的狼王之间的几次智慧与智慧之间的较量是这本书最令我难忘的情节之一。

陈阵养小狼的经历更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狼的与众不同

虽失去自由,然仍不对人类妥协的倔犟和宁死不屈、誓死捍卫自己尊严的精神,我敢肯定,纵使是再怎么铁石心肠的男儿也会被感动

不仅如此,正是《狼图腾》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从未知晓的谜底:那位伟大的文盲军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甚至于女真等等哪些一大批没多少文化的军事统帅和将领,是凭什么把出过世界兵圣孙子、世界兵典《孙子兵法》的华夏泱泱大国打得乾坤颠倒、山河破碎

为什么那个小小的游牧民族竟能横扫欧亚,创造世界历史上拥有最大版图的蒙古大帝国

而那个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在关内战无不胜的明朝大将徐达,又是为什么一攻入草原就立即陷于全军覆没的境地

知道读过了《狼图腾》之后,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我们汉族农耕民族会被蒙古满族人的统治了几个世纪。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归咎于……  姜戎先生的故事情节大都一气呵成,有如黄河之水,滚滚儿流,滔滔不绝,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恨不得一口气读到完

它虽像一部叙述历史的小说,但是在描述个人的心里活动方面也毫不逊色,使读者在阅读时颇有身临其境直感,好像跟作者一样正在面临着一步一步逼近的危险。

以下是摘自原文的一个片断:“陈阵在那一瞬其实已经失去任何知觉。

他记忆中的最后感觉是头顶迸出一缕轻微但极其恐怖的声音,像是口吹足色银元的那种细微震颤的铮铮声。

这一定是他的魂魄被击出天灵盖的抨击声。

陈阵觉得自己的生命曾有过几十秒的中断,那一刻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出壳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

”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通俗易懂,真实可信。

如若通读全文,你肯定会觉得自己就亲临现场一般。

紧张而又刺激。

当然,文章还有其他几段描述战场现状的文字,描述的更加精彩出色,但因篇幅较长,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不过内容之精彩,如若错过,绝对是人生之一大憾事

  《狼图腾》虽然只有区区50万字,然而表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它不单单描述了狼的品性和习性,也揭示了狼在保护草原生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控制草原万物平衡结构等方面所起的杰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如神秘的天葬、蒙古人知恩图报和尊重客人等性格。

在阅读了《狼图腾》之后,就好像自己亲自到过六七十年代的蒙古大草原一般,感受草原大批大批的羊群、牛群、马群以及那神秘的獭子山和令所有真正蒙古人崇敬、拜模而又骇人听闻的狼群

  蒙古草原狼,这位草原的精灵,这位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和楷模,这位令多少人闻风散胆、为多少农耕民族所憎恨的野物,是怎样在历史上发挥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作用,是怎样走进游牧民族的心里,甚至上升到民族图腾的崇高地位的呢

  刚买到这部书的时候,我曾十分惊讶与《狼图腾》竟能在商界、文化界、学术界甚至于环保界带来如此大的震撼和惊喜

正如白烨先生所说:“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

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没读完一部,我都会有不同的感想,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想对这些已经消失在额伦草原的狼们说声:“好样的

”  十分期望有更多的人能和我一起享受这曾引起无数人震撼的精神盛宴,让更多的人了解狼,认识狼,还有那隐藏在背后的秘密……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请别忘了远处那对对绿莹莹的眼睛正在朝你渐渐逼近…………  有炽热的情感、深沉的思考和出色的语言才华,对所评作品全情投入并发生了真实的共鸣,又有向更广大的文化世界追问的能力。

气势宏大又有跌宕起伏之致,令人赞叹。

  ——汤拥华

国富论读后感10000字

国富论读后感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

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

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

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

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

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

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

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篇二第一次看到<国富论>这本书,只看了第一章的论分工,身受震撼.相恨见晚.200多年前就有这思想,使我对西方国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影响人类文化100本之一果然名不虚传.原来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内容几百年前西方就有了.以前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价值劳动市场的一些概念,对马克思真是佩服.呵呵.原来很多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我想马克思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思想.17世纪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亚当-斯密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了人类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双手及简单的工具劳作,生产力非常极其低下.整个社会发展及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而人的思想相对也是呆滞不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典型的代表就是蒸汽机,才有比较现代的工具.如火车,轮船,蒸汽抽水机等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大批的工厂开始出现.至此世界的发展节奏明显加快,大踏步的发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进步,也才有牛顿等那个年代的很多伟大人物.亚当-斯密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就在这大背景下产生了,他的观点跟第一次工业革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谓生为逢时.自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当时的思想水平及生产率远远高于其他各国.综合国力无人能敌.也难怪称日不落帝国.单纯的说英国的财富完全建立在掠夺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基础之上,那是片面的.那时候我们的中国呢?正是清朝,谈不上发明.满族是在草原靠骑射的一个民族,相对的起知识很原始.偶想那时候他们觉的马是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了,有马就够用了.虽然发明了火药也有火炮,这只单单在军事上单纯占有一些优势,但是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的是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很有可能其影响力远远胜过技术,思想和技术应该是相互的,思想的进步都可以推动技术,反过来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思想的进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亚当举了一个很好的以扣针制造业例子.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做出来的数量远远高于每个人单独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亚当-斯密在1773年也就是236年前系统提出了分工这个概念.其实分工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经无意识存在.只是没有系统的科学提出分工的概念.现在在社会的各个组织普遍存在.可以这么说,分工改变了世界.分工有很多优点: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产绿.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这可以使管理方面压力大大减小,第三,更容易发明新的机器.分工后会考虑用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工作中某个环节的劳动和减少人的因素。

亚当看来机械的发明,也可能起因于分工,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以及产生新的思想.以至现在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团体军队系统教育机构都有各组织的分工.将来分工还要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有了进步的思想再加上先进的技术,社会进步与发展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与科学技术,思想更重要.

〈隋书。

经籍志〉译文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作文:围绕“祖国在我心中”为主题,写三篇演讲稿。

注清格式,然后简写主要内容,约200字以上,我要做例子

腾 飞 吧,祖 国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

中华民族曾有过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辉煌,也有过闭关自守、落后挨打的近代耻辱。

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艰辛中蕴育着希望。

如今,走向世界的中国,脚步迈得更加坚定,更加豪迈。

民族复兴指日可待,中华腾飞势不可挡。

回眸历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传教,郑和七下西洋。

我们的祖先曾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大开放迎来大发展,四大发明曾一度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但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思想僵化。

中国脱离了世界,世界甩落了中国。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枷锁。

东方巨人,你怎么了

东方巨人,你为什么不怒吼

仰天长啸待时日,巨龙腾飞平地起。

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辉煌的前景正向我们走来。

抗美援朝报国仇,万隆会议结朋友,大庆油田奏凯歌,两弹一星显身手。

自力更生,内强国力;改革开放,外交友邻。

新中国以不屈的自尊,攻破坚冰;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庄严升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国十年内乱之后,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改革春风送残冬,对外开放春意浓”:经济特区,沿海明珠;一国两制;港澳回归。

这一切无不在显示,中国的发展生机和无限活力。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改革开放结硕果,与时俱进谱新篇:申奥成功举办,神七顺利升空;世博即将开演,嫦娥遨游太空;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强大。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未来给我们以召唤: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胸怀宽广,博采众长,才能以昂然身姿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

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明天,我们是祖国的栋梁。

无论何时,祖国永驻我心;无论何地,我心属于祖国

腾飞吧,我亲爱的祖国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你们一定看见过祖国的秀美河山吧。

那滔滔江水,滚滚黄河,连绵不断的山峰,都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

祖国的山川秀丽,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胸怀无比广阔。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的幸福来自祖国,只有国家富裕强大,才能使我们幸福的生活之花永放光华。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就没有家,国家不强盛,就要挨打。

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可以使得祖国强盛。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侵略者的残暴践踏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反抗,中华民族是不能忍受列强欺辱的!于是,华夏儿女从30万同胞的血泊中站起来,擦干悲痛泪水,拿起武器,扞卫民族的尊严——四万万同胞的血肉铸成了我们中华名族的钢铁长城。

终于,敌人签下了投降书。

我们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非典的侵袭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爱,中华民族是不能被病毒压垮的!于是,我们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毅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死神搏斗——十三亿同胞携手并肩,解除了病毒对中华儿女生命的威胁。

终于,健康恢复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新天地!  当我们的民族遭受到撼天动地的大地震时,我们的心中有一股团结,中华民族是不能被灾难压垮的!于是,我们的子弟兵挺身而出,我们的白衣天使、教师、志愿者,甚至是孩子们都挺身而出。

在上万次的余震中,我们没有后退,没有惧怕,只有前进,冲上去拯救一个个生命,排出一个个危险,。

十三亿同胞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终于,灾难在我们的面前倒下了。

我们迎来了一个重建家园的明天!  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我们的今天就是祖国的明天,我们肩负着振兴国家,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的重任。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更加发奋图强的学习,学习真知识,掌握真本领,我们心中,伟大的祖国,时时刻刻在召唤着我们,鼓舞着我们,给我们以勇气,给我们以力量。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当我在准备演讲到稿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我是中国人,我觉得那个哪个国家最漂亮,我觉得哪个国家最伟大,我觉得哪个国家最富强,答案是——祖国。

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圆明园内的文化宝库顿时被洗劫一空,我认识了祖国的屈辱和悲愤;在一望无际,好似铜墙铁壁的长城岭上,我认识了祖国的雄伟和磅礴;在面对盛大壮观的大漠荒原时,我认识了祖国的广大和辽阔;在重走丝绸大道时,我认识了祖国的悠久和渊博。

短短六个大字:祖国在我心中,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女。

近百年来,中华儿女为了让这个家园繁荣富强,为了能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鞭策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奋斗,奋斗,再奋斗。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全身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的漂亮女子。

盘古开天辟地、四大发明、丝绸瓷器、威武的兵马俑使她光彩照人。

她的美让人羡慕万分。

但是掀开摞摞发黄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幕呢

时间的指针急速倒转,指向了1840年。

那时,外国列强纷纷加入了掠夺中国财富的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中国时“万人坑”“南京大屠杀”的枪声、叫声、日本人奸诈的笑声……贪婪的侵略者几乎掠去了这美丽女子的所有珍宝。

他们使她明白了“落后就会挨打”这个道理。

她没有选择反抗,而选择了沉默,她坚信有一天,她要在沉默中爆发。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抗敌故事。

穿越历史,在这段悠长的记忆里,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少年英雄。

王二小、刘胡兰、赖宁……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和强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拚搏,直至献出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事迹,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奋发向上。

当我把视野看得更远,站在岁月的肩膀上回望,我看到盘古开天辟地,迸发出生命的光芒;我看到四大发明,使古老的中国异彩纷呈。

我看到圣者孔子,举起圣火照亮几千年的文明;我看到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故乡。

我看到那硝烟中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阵容;那雄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刚强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懦弱,在圆明园被烧焦的废墟上,我看祖国是一摊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

但我们的祖国并没有沉没。

在亚细亚的东部,她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毛主席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把饱经沧桑的瞳孔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先生所指的民魂是什么呢

就是“重大义,轻生死”的生死观,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

当神舟六号遨游太空,我们欢呼,我们雀跃,因为中国在强大;当香港回归祖国时,我们激动,我们流泪,因为中国在强大;当举国上下迎接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们燃烧,我们沸腾,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强大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而献出自己的力量。

请我们永远记住:不管我们的祖国母亲还要经历多少磨难,我们永远都要陪伴在她的身边;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险,我们都要立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儿女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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