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他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
曹禺 主要 作品： 《雷雨》 （1933年） 《日出》（1936年） 《原野》 （1937年） 《全民总动员》（1938年，与宋之的合著，又名《黑字二十八》） 《蜕变》（1939年） 《正在想》（1939年） 《北京人》 （1941年） 《家》（1942年，改编自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镀金》（1943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 （1943年，翻译作品） 《桥》（1946年） 《明朗的天》（1954年） 《胆剑篇》 （1961年，与于是之、梅阡合著） 《王昭君》 （1978年）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繁体字），繁体万字为草字头下一个禺。
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个‘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
汉族，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
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
曹禺自小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故而从小心中便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其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被人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6岁。
文艺影响 曹禺在把欧洲近代戏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的话剧创作，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语加工成文学语言，使对话艺术趋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剧本同时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他的《雷雨》的出现昭示着中国有了第一部可与外国经典戏剧比肩的作品。
曹禺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
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教育影响 曹禺作为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为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和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1936年至1941年，曹禺在中国第一所国立剧校任教6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剧专门人才。
解放后，曹禺长期兼任中央戏剧学院负责人，一直关心中戏的教育与建设，热情鼓励和支持艺术学子的追求和创新。
曹禺在话剧史上的艺术成就
看完《日出》，发现曹禺老先生的笔挺有意思，不论角色大小，戏份多少，一律是精工细雕、潜心刻画，很有点人人平等的民主意识；曹禺老先生的这枝笔没有“角色歧视”，绝对不会因为是主角就浓墨重彩，是配角就轻描淡写，有时候甚至对一些小人物也会不惜工本地大加渲染，让人读来如见其人，传神之至。
如果说十个人读完《日出》，领会出十个潘月亭、十个陈白露，那，也绝对只有一个王福升，一个黄省三。
王福升是个小人物，不是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看完《日出》，是很容易忽略这个小角色的。
然而，我相信曹禺在写《日出》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
这不仅是个贯穿全剧戏份颇重的角色，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锁链--事实上，作者不光是想让这个旅馆茶房起到连接人物与人物、幕与幕之间的联系作用，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个王福升写出当时相当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心态。
王福升欺软怕硬。
对于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向来是恶语相加，极尽漫骂欺压之能事，就像阿Q看到小尼姑一样。
看到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干活的，他就骂他们“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袋”、“天生的穷骨头”；碰到落魄潦倒的失业小书记，他更是摆出一副流氓的架势。
当然，他也偶尔也会显露出对有钱人的鄙夷之情，阿Q一下。
比如他讲到顾八奶奶，便讽刺她“老来俏”，“人老心不老”。
不过他也很现实，为了能养家糊口，他一向是八面玲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个有钱人，极尽奉承献媚之本领。
王福升这种矛盾的性格在一次接听电话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电话是金八，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地痞打来的，然而王一开始并不知道，于是好戏便开场了--“喂，你哪儿
你哪儿
你管儿
..我问你哪儿，我问你要哪儿，你管我哪儿
..”..然而当王得知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后，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姓金
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
..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
..”这时，金八当然不会饶过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茶房。
不过一向逆来顺受惯的王福升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传来的阵阵漫骂，还不时地答应着“是...是...您骂得对
您骂得对
”这时，一个小茶房两面派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了。
让人不由对曹禺老先生这支生花妙笔佩服得五体投地。
福升身上有许多阿Q的特质，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狡诈世故非常圆滑，不同于阿Q的迂腐死板；他的圆滑也帮助他在残酷的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落得一个临死都不知道怎么会死的悲惨下场。
我想，作者之所以没有给王福升安排一个阿Q式的“传奇”结局，或许是为了塑造一个更为大众化的小人物形象，用他的大众化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用他们仰人鼻息、苟且度日的生活形态来衬托一个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严酷社会背景。
如果说王福升的形象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那剧中的另一个小人物 -- 黄省三便是一个更鲜活的例子。
黄省三一出场，作者就大笔一挥，破例用大半页的篇幅给他作了个“速写”。
这段描写在整个剧本中是少有的详细，也是绝对的精彩。
黄省三是这样亮相的——“...他很畏缩地走进，带着惭愧和惶恐的神气。
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冻得发紫...一双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张望着...”和王福升一样，黄省三的亮相后面也有着成百上千黄省三们的影子。
他们畏畏缩缩，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很可能就这么小心谨慎地过一辈子。
可是，曹禺老先生却偏偏不这么写，黄省三已经小心谨慎了四十几年，作者不想让他的下半辈子在平庸和平静中度过。
于是，他失业了。
老实胆怯的黄省三找到了经理秘书李石清，向他诉苦。
这一出简直像是一个小职员的自白，从黄的独白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一个兢兢业业的小职员在社会中的辛酸与无奈。
他善良老实，卖命地工作，从来没有卡公司的油；他念过书，有自尊心，从来没干过违法乱纪的勾当...一个典型的安分守己的好公民。
可是，他失业了。
因为没钱，他的老婆跟人跑了；家里一大堆孩子饿得直叫；付不出房租，眼看就要露宿街头；自己身上也有一大堆毛病没法治...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到家的小人物，奔走求告了半天，也没讨来一丝同情，更不要说工作了。
这时候的黄省三已经够可怜的了，可是作者还嫌不够。
原来的黄省三老实本分，现在失业的黄省三窝囊潦倒...作者决心让他做一件既不本分也不窝囊的事情--于是曹禺老先生又大笔一挥，这下黄省三出名了--他用鸦片烟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轮到自己了，却没有鸦片了，于是他就去跳河，又没跳成。
虽然尾声部分还是挺窝囊，至少老实窝囊的黄省三还是做了一件能上报纸的事。
黄省三的最后一次亮相比他的出场更具戏剧性--“他幽然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
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
”“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情，不会笑，仿佛也不大会哭...”--黄省三疯了。
黄省三的悲剧结局又让我想起阿Q。
然而，除了怯懦，黄的身上没有阿Q的一切缺点。
可是他的结局却比阿Q更悲惨--阿Q是活得糊涂，死得更糊涂；黄省三却是活得认真，死得也清醒。
他是在把一切能让他苟且度日的法子都想清楚了之后再下最后的决心的。
他寻死前一定也反复地挣扎过--可是严酷的社会现状由不得他活--尽管他曾是多么的老实本分，兢兢业业。
《日出》是出悲剧。
剧里的人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大多也快死，或者快疯了：陈白露自杀了；小东西自杀了；黄省三疯了，李石清、潘月亭也快了。
这些固然能让人掩卷遐思上半晌，可是我仍然觉得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更能触人心弦，更能揭示出在当时那个社会中人们互相倾扎、谋取生存空间的残酷事实，使人觉醒，催人奋进--或许这就是曹禺老先生写《日出》的用意所在吧。
四幕话剧《日出》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
剧本以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中心，展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
在艺术创作上，该剧采用了横断面的描写，力求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剧本《日出》的节选部分主要表现了潘月亭与李石清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人物对话当中鲜明地表现出两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潘月亭是大丰银行的经理，他老奸巨滑、深谙世故、心狠手辣、藏而不露…… 当潘月亭得知李石清用偷看文件的方式掌握他的底细之后，只表现出原始的愤怒：“你怎么敢——”随即又转变话锋：“石清，不不——这不算什么。
不算多事。
互相监督也是好的。
”他一改嫌李石清多事的骄横态度，与李石清成了“一条战线”的朋友，显得异常亲密。
他并非宽怒了李石清的多事之举，而是将怒不可遏深深地埋藏地心底，用缓兵之计让李石清有充分的“表演”的机会和时间，况且，“燃眉之急”的时刻，李石清还会派上用场，此等小人此时还得罪不得…… 潘月亭接受李石清想做襄理的暗示：（沉吟）“昌，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件事总可以帮忙。
”他对李石清又采用了欲擒故纵之法，更显示了潘月亭的狡猾和老谋深算。
潘月亭渡过了临时的难关之后，他一改对李石清的态度。
在李石清得意地描绘银行的美好前景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有人说不定要宣传我银行的准备金不够
”“说我的银行这一年简直没有赚钱，眼看着就要关门。
”“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浑蛋，瞎了眼，昏了头，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华来做我的襄理。
”潘月亭对李石清的憎恨和不满已溢于言表，话语中暗含嘲讽和杀机。
他终于炒了李石清的鱿鱼，解除了心头之隐患：“不过你今天坐的汽车账行里是不能再替你付的。
”对潘月亭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李石清转眼之间由襄理变成了扫地出门的“废物”。
在“小东西”事件和公债的问题上，潘月亭对金八爷表现出了极端的退让。
这也是他深谙世故的体现。
如果潘月亭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物代表的话，那么李石清就是上层与下层人物之间的枢纽。
他精明、能干、咄咄逼人，然而他的自恃聪明却导致了悲剧。
李石清掌握了潘月亭已将资产全部抵押出去的抵细，自鸣得意。
看到潘月亭对他的退让后，更是步步紧逼，（再顶一句）“的的确确行里不但准备资金不足，而且有点周围不灵。
金八爷这次提款不就是个例子吗
”他抬出潘月亭不敢得罪的金八爷再打一打潘月亭已落了一半的气焰。
看到潘月亭有些不安，李石清便抢了一句：“可是，经理，自从您宣布银行赚了钱，把银行又要盖大丰大楼的计划宣布出去，大家提款的又平稳了些。
”这一“顶”一“抢”，使李石清觉得自己已操了一半的胜券。
他进一步暗示潘月亭：“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
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帝的地方去
”李石清乘潘月亭之虚而入，使潘月亭就范，他急功近利的心理此时已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但是，一时的占上风并没有给队带来好运气。
潘月亭在他踌躇满志勾勒银行的美好前景时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解雇了他。
李石清恼羞成怒，在潘月亭离去后愤恨地说：“我要宰了你，宰你们这帮东西”，显赫几日的李襄理就此从上层社会中消失了。
他自作聪明、急功近利、卑鄙、自私，最终落得悲剧结局。
潘月亭在辞退李石清之后，也难逃破产的命运。
曹禺在剧中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和腐朽糜烂，表现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揭露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本质。
求一篇《原野》(歌剧)的观后感.
昨天在解放军歌剧院看了《原野》，曹禺的经典话剧之一，后来被他的女儿万方改编成歌剧。
这是一个曾经登上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中式民族歌剧，西方人最初对中国歌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原野》带给他们的新鲜感。
《原野》的剧情非常简单，农村汉子仇虎被地主焦阎王逼得家破人亡，自己也被诬陷入狱。
为了给死去的父亲和妹妹报仇，他越狱来到焦阎王家，却得知焦阎王已经入土，而自己的未婚妻金子嫁给了阎王的儿子焦大星。
仇虎和金子旧情复燃，但复仇之心让他成了刽子手，焦大星和他的儿子小黑子成了牺牲品。
仇虎最终没能得到复仇的快感，他在深深的挣扎和愧疚中自尽了。
实事求是地讲，《原野》并没有给我带来极其强烈的震撼，事实上，我私下认为它的歌词不太具有韵律感，听起来比较滞涩。
用美声元素诠释中国故事本身就有着嫁接的意味，反而是第二幕金子对仇虎，第三幕仇虎对焦母所吟唱的民间小调，很有些乡土气息，为剧情增色不少。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演员既不是彪悍的仇虎，也不是妖媚的金子，而是那个瞎眼的焦母，她的颤音用得恰到好处，将其内心的狡黠、仇视、阴谋表现得非常妥帖，赢得了我和我的朋友——小熊和卡卡的一致赞赏。
尽管这是一部讲述“仇恨”的歌剧，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悲怆。
对仇虎来说，无论复仇成功与否，他的结局都注定是毁灭，这样的宿命让人感到绝望。
而更令人疼惜的是金子，她本性是个自由泼辣的女人，追求爱情，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在焦母的仇视和丈夫的软弱之间，她过着“坟墓里的生活”。
所以当她再见到仇虎的时候，她“活过来了”，“活着的滋味什么都比不了”。
这样的歌词真正触动了我。
无论是怎样的苦难，人对幸福始终有着迫切的向往，这种向往也许是苦难中的人们选择生存下去而不是死亡的根据。
她让仇虎带她走，去那个“黄金铺满的地方”，她确信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因为“曾在梦里见到过”。
总之，这种感觉真不好，去年底看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罗斯话剧《在底层》，差不多也是相似的感觉。
我不想再去冒失地探讨这些演出的“哲学意义”，那只让我变得更加忧郁。
歌剧《原野》观后感 沉闷紧张的曲调，寂静的暮色，怪相的黑云遮住了天，苍苍茫茫的原野中，随着一声长长的铁链声，灯光开始慢慢地移动，我们的思想也随着旋律跳跃……那也许是希望，也许是险恶，也许是反抗，也许是忧郁，歌剧《原野》就在这种气氛中拉开了序幕。
是的，仇虎带着仇恨回来了······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钢琴伴奏展现着一幅图景，天气萧瑟微寒，透露出仇虎的恨来自他对被人霸占为妻的情人金子的爱和对其惨死的父亲与妹妹的爱。
歌剧院更借助钢琴伴奏，表现原野和秋冢的阴霾。
剧情一步一步地推入了更高的诗的意境，以泼墨的诗情渲染出仇虎的怨恨与复仇的思想来贯穿全剧。
歌剧更多地渲染的是仇家和焦家的恩怨情仇，并以其为主线，将主要人物的性格完全的展现出来。
演员们丰富的表情和演唱水平更参透了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
观众们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喜怒哀乐，掌声不绝于耳。
仇虎最后的绝望自杀，给人留下了一许愤懑;而金子的怀孕则给这段爱情故事埋伏了新的希望。
在旧社会那种一个压抑的年代，阐述了一曲悲哀的人性畅想，一段追求美好、自由爱情的动人故事，关注了时代的悲剧特质。
歌剧《原野》所展示出的超绝的意志力，强悍的精神，原始的人性，以及对强大生命力的憧憬，激越着每一个观赏者;它让人们深刻感悟到了人性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体味到人的内在生命运动的无比丰富性与独特性。
我常常把一个人的岁月比作一棵正在成长的树。
从一颗种子发芽到长成参天大树，再到衰落腐败，而其中又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你一生追忆的情愫。
树木的命运掌握在顽强的追求，人的内心也是如此。
而另一方面，风总是朝一个方向刮去，于是刚刚刮落的树叶便无声的静默于某个角落里，我喜欢被风吹落在地上的树叶，历经生命的轮回，完整的回归大地，于是，在一个阳光疏淡的清晨，随手捡起了一片，这是一片杨树叶，淡淡的黄色里泛着微红，优美而充满了诗意，清晰的叶脉，有些卷曲的身体，仿佛在讲述着春夏秋冬的季节变换，细细品味着这大自然的经典杰作，沉浸于其中的静美。
在这个初春的季节，感悟到人生。
仇虎的人生回到终点，述说着人生的几多无奈;金子的对命运的追求，则就是对美好的自由诠释。
曹禺戏剧对中国戏剧的贡献
曹禺在把欧洲近代戏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的话剧创作，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语加工成文学语言，使对话艺术趋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剧本同时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他的《雷雨》的出现昭示着中国有了第一部可与外国经典戏剧比肩的作品。
曹禺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
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曹禺作为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为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和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1936年至1941年，曹禺在中国第一所国立剧校任教6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剧专门人才。
解放后，曹禺长期兼任中央戏剧学院负责人，一直关心中戏的教育与建设，热情鼓励和支持艺术学子的追求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