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近代化做的贡献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
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
（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改革北京大学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
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
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
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
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
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
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 ...>
汉语拼音是怎样来的
来自英语吗
现用的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并不是来自英语。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我国的拼音发展简史：古代没有拼音,就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读.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并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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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
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
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
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
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
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
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
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
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
“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
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
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
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
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
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
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
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
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
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
”[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
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
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
”[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
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
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
”[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
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
……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
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
”[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
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
”[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
”[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
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
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
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
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
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
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
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
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
……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
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
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
”“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
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
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
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
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
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
”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
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
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
二为新民之内容。
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
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
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
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
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
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
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
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
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
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
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
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
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
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
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
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
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
“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
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
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
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
“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
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
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
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
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
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
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
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
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
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
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
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
(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
(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
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
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
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
……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
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
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
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
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
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
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
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
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
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
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
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故曰，国何以强
民富斯国强矣。
民何以富
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
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
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
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
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
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
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
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
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
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
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
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
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
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
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
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
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
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
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有关陶行知的论文
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安徽歙县人。
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
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
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
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
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url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
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人物简介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安徽歙县人。
毕业于金陵大 陶行知(15张)学文学系。
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
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
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
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
母曹翠 （Lè）。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
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
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
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
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
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
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
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
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
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
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
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
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编辑本段人物著作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 编辑本段陶行知与《申报》 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 “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
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
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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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
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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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经典作品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
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
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
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
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
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
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
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
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
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
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
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
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
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
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
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
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
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
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
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
可见无能也是借口。
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
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
绝望是懦夫的幻想。
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
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
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
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
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
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
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
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
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
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
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
”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
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
”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
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
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
你回来呀
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
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
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
创造之神
你回来啊
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
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为什么要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
青年大学生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
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
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说，知识即美德。
我国古人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大学的青春时光，，应该好好珍惜。
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
鲁迅先生说过：“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大学阶段，“，风华正茂”，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
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二是要修德，加强，注重道德实践。
“德者，本也。
”先生说过：“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修身。
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
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
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大业。
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
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人们付出的辛劳才能结出果实。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
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
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
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人说：“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
”青年有着大好机遇，关键是要迈稳步子、夯实根基、久久为功。
心浮气躁，朝三暮四，学一门丢一门，干一行弃一行，无论为学还是创业，都是最忌讳的。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
青年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滴水可以穿石。
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
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不要顺利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遇挫折，就怀疑动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