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书
俄国要在11月7日纪念红场阅兵70周年。
当时，德国法西斯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苏联军队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
阅兵完毕，直接开赴前线，同入侵的德寇作战。
敌人节节深入苏联腹地，大块国土已告沦陷。
所有苏联人民都遭受毁灭、饥饿与流血的灾难。
1941年德寇疯狂向莫斯科方向进攻，苏联军民面临严峻挑战，红军几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与敌人激战，空军、莫斯科市民也为保卫首都谱写了一首首动人之曲。
伊万·斯塔德纽克198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莫斯科—1941》从多方位、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了苏联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场面，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和在斯摩棱斯克顽强战争的详情和激烈的戏剧性的战斗场景，它充分歌颂了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莫斯科—1941》是长篇小说《战争》的续集。
伊万·斯塔德纽克在1970年至1980年间写的《战争》（中文版分四部），深受读者的喜爱，曾获1983年苏联国家奖金。
它主要描写苏德战场西部方面军、苏联人民前几个月的生活和三个星期的战争。
在书中我们真实感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比的高涨的劳动热情，更看到了苏联与法西斯军队激烈战斗场景。
从而为苏联军队的告捷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斯塔德纽克，著名作家。
1920年生。
二次大战时任战地记者。
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苏联文学书影——卫国战争篇再介绍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亚历山大·恰可夫斯基的《围困》。
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颇有影响的作品，共五卷。
它描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遭受德寇九百天的围困。
列宁格勒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顽强抗击德寇侵略，克服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和威胁全城生存的饥饿，终于保卫住城市并打破德寇围困的故事。
书中除重点描写列宁格勒战役之外，还涉及到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等重大事件。
小说由于从战略上反映了卫国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重描写双方军、集团军、方面军以至最高统帅部的活动，而被称作‘全景性文学’。
他的作品还有《胜利》，《远处星辰的光辉》等。
苏联在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之间遭受到史无前例空前浩刼。
在这个阶段开始时国家似乎濒于崩溃，但是苏联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捍卫山河，击退敌人。
而这时期的文学完全为战争服务。
作家们自动投身于卫国战争之中，写出一本本、一篇篇作品，揭露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或作战将士与人民群众的英勇抗敌，鼓舞并加强了军民作战的决心。
这些小说最优秀的当推《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旗手》、《团的儿子》、《他们为祖国而战》等。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于1945年出版。
作家以托尔斯太的雄浑笔法叙述克拉斯诺顿红顿河地方陷落后，一群青年在1942年至43年组成地下活动与城内德寇进行斗争的经过。
这本书是根据史迹写成的，叙述青年男女如何作战与从容就义。
书中热情地歌颂了青年们的正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热忱。
颇有史诗的性质。
《日日夜夜》（又称《昼与夜》），系西蒙诺夫作于1944年。
是描写苏联军民英勇卫守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讲空袭与轰击之间战士们每日的生活与思想。
这本小说写得很沉着，情节发展缓慢，叙述十分详细，作品强调战争改造人的精神力量，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与他的剧本《俄罗斯人》同是战时最优秀的作品。
冈察尔的《旗手》系三部曲<阿尔卑斯><蓝色的多瑙河>，<黄金的布拉格>。
这是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作品。
作者以高超的概括力说明了苏联军队把欧州人民从德寇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描写了苏联战士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所发挥的高度的英雄气概；揭示了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和道德面貌；显示了他们对祖国无限的爱。
苏联文学书影——卫国战争篇冈察尔的另一部作品《大地怒吼》写于1947年。
是作者为乌克兰共青团建团30周年创作的。
作者将故乡波尔塔瓦及附近群众及游击队员们，反对德寇的奴役统治为背景，描写以共青团员莲莲·乌比沃夫克为中心的一群波尔塔瓦青年，在这被德寇战领的城市中开展对敌地下斗争的英雄故事。
亚历山大·别克的作品《恐惧与无畏》，原名《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写于1944年，讲述一位哈萨克族营长莫梅什—乌雷带领战士们守卫在莫斯科郊区鲁扎河边，这时德军已突破战线，部队随时迎战，虽然战士中有人由于恐惧而退缩，但是绝大多数的战士，一往无前，终于赢的胜利。
书中充分体现了苏联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所立下的功勋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以极其真实的笔调描写了苏军1942年夏季在顿河草原上的保卫战。
虽然，红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战士们抱着必胜的信心，战胜恐惧，英勇作战，他们知道这是为祖国而战。
这是肖洛霍夫从战时直写到战后，颇为用心的作品。
是和《一个人的遭迂》属同一类作品。
瓦希列夫斯卡的《虹》写于1942年。
被誉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模范作品。
作者取一个暂时被德寇占领的村庄作例，来写敌后妇孺老弱的英勇的苦斗，来显示苏联人民在空前艰苦的考验里所表现的团结，自信，坚决与英勇无比的爱国主义。
作者所写的一切不是虚构，不是空想，而是苏联爱国战争中一段悲惨壮伟的史实。
一位文字工作者在一篇‘英雄主义永存’的文章中说‘在中国五、六十岁的人，都熟悉卓娅和舒拉、马特洛索夫、古丽雅……，这一代人的成长，深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滋养。
那是一个思想相对单纯的时代，人们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等，人们被感动、被振奋，于是有了吴运铎、黄继光、……。
’这些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二战时期苏联英雄。
他们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祖国，勇往直前，一直鼓舞我们。
苏联文学书影——卫国战争篇获得斯大林奖金三等奖的作品，《海鸥》是根据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丽莎·蔡金娜的生平事迹写成的长篇小说。
作者在卡佳身上真实再现了蔡金娜本人的许多优良品德和令人敬佩的英雄行为，同时也从艺术上概括了党教养出来的勇敢而瑰丽的新人的各种典型特征。
六、七十年代，苏联文学界掀起书写卫国战争的第三次浪潮，并且佳作频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其中之一。
小说写的是1942年在列宁格勒北面山林中一支警备长瓦斯科夫准尉率领的由五位女兵组成的小分队，与武装到牙齿的十六个德寇战斗的故事。
小说通过刻画五个不同出身、经历、性格、外表以及她们在战场上以不同方式接受生死考验并为祖国捐躯，从而塑造出苏联卫国战争中不同爱国青年的群像。
一位评论家说，‘作者通过艺术作品奇巧的感染力仿佛也参加了他们父辈或十分年轻姑娘的功勋，对他们来说，静悄悄的黎明成了为祖国壮烈牺牲的时刻’。
作者为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其作品还有《未列入名册》等。
维克多·斯米尔诺夫也是一位七十年代跻身苏联文坛的作家。
他这部《动荡的九月》一问世，就被文学界誉为‘卫国战争史诗中新增添的一页’。
本书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红军剿匪营的战士与法西斯残匪斗智斗勇的故事。
主人公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卡佩柳赫系一位青年战士，在前线负了重伤。
伤愈后参加了剿匪营，生擒了法西斯匪首火烧鬼。
故事展开虽仅有十天，时间压缩得很紧凑，内容却极为丰富，情节尤为动人心弦。
《 热的雪》邦达列夫作于1969年， 也是六、七十年代全景小说的代表作。
写的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一场阻击战。
1942年冬，希特勒拼凑了十几个师的兵力，企图以坦克部队为突击力量，在斯大林格勒西南草原地带打开通道，来解救被围的三十万德军。
这时苏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从后方抽出一个新编集团军，火速赶到梅什科瓦河边阻击德军。
作者着重描写该集团军的某个炮兵连的作战活动。
战斗打响后，德军四百辆坦克强攻渡口阵地，炮兵连首当其冲，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一门炮和五个人。
但激烈的战斗使敌人耗尽了全部予备队。
这是一场影响战争全局的阻击战，由于战士们英勇牺牲，保证了斯大林格勒全歼被围德军的伟大胜利。
作家奥利加·科茹藿娃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并在战争中屡建功勋。
这本《一生不能死两次》，是她比较成熟的作品。
写的是战争期间，莉达投笔从戎，参加了前线侦察工作，屡建战功。
莉达和前沿阵地作战师师长邂逅后，爱情在他俩心田萌生……全书从一个侧面刻画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献身精神，讴歌了浩然正气。
该说说短篇小说了。
这本小说选，收集了十三篇作品：‘雄心’、‘母亲’、‘老渔夫’、‘儿子’、‘行军途中’、‘队旗’等。
作者有拉夫连诺夫、柯诺宁科、巴甫连科、波列伏依等十人。
译者为周煦良、沙金、王科一、余上沅朱维之等人。
周喣良在序言中说‘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无数英雄事迹在苏联文学上已经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录。
这些不但将世世代代为苏联人民所铭记着，而且为千千万万为保卫世界和平奋斗的人们作下伟大的示范。
这十三篇小说的翻译就是以这个动机出发的’。
序写于1951年11月12日。
这是茅盾先生依一人之力翻译的短篇小说集。
初版于1946年。
收有十篇小说。
审问及其他彼德罗夫作、共通的言语西蒙诺夫作、新生命的诞生、母亲吉洪诺夫作、我们落手越来越重了潘菲洛夫……。
茅盾的后记中说‘，翻译的用意，无非想让读者看看：同样在战争中，人家是怎样的’。
这话是有感而发的，那正是1946年9月所写。
苏联卫国战争已七十年了。
反法西斯战争是苏联国家历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关健，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苏联人民在战火中经受了严峻考验，终于战胜了德国法西斯。
而反映这场战争题材文学成为七十年苏联俄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作家涌现，作品斑斓纷陈，盛况不衰。
这里介绍的几部作品仅是这文学森林边缘的几棵大树而已，挂一漏万再所难免。
惭愧。
上古卷轴5怎么获悉上古卷轴的位置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
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
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
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
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
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
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全面描述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应从哪几方面考虑
全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包括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半球位置和相对位置。
纬度位置是界定它在哪个热量带；海陆位置从它所处的海洋陆地或距海远近方面来界定，反应它的气候的大陆性和海洋性以及交通状况等；半球位置就不多说了；而相对位置则是描述它周围的“邻居”状况，即它周围有哪些相邻的有哪些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