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阅读能力
家长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孩子幼年的时候“读教科书就是一切”。
假如看其他的家长就焦虑、担心、紧张。
其实不然，孩子从教科书上学习的知识是今后成才绝对不能忽视的基本因素，但教科书以外各类知识却是靠日积月累阅读获得的。
怎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儿童阅读呢
在指导过程中需要掌握哪些要领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首先了解儿童阅读心理，了解儿童的阅读能力、阅读兴趣、阅读倾向，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要清楚读书是通过写在纸上的文字来理解作者的想法和所叙述的事物。
要完成这种思想交流就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的构成因素包括：眼睛的调整能力，读字能力，词汇能力，语法能力，理解能力，批判能力，鉴赏能力等。
我们知道，读书的功能是从眼睛不断地捕捉词汇开始的，通过眼睛把文字这种语言符号输送到大脑进行记忆、思考 ，进而理解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或者寓意。
同时读的对象是被记录下来的、用以表达意思的文字符号。
因此，要求儿童能记住文字并理解语法，且能对不懂的，不会读的词语进行推测、判断。
再次把知识用文字记号化，便成为文章。
文章需要读者以自己的能力来理解它的寓意， 同时需要读者具备评判文章内容正确与否的批判能力及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
对一篇文章的理解，不同层次的读者各个不相同，有这样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体现了这一点。
阅读能力的发展是从入门阶段，呀呀学语至看图识字开始的。
还要经过初步阅读阶段，可以独立完整地阅读一篇文章，并完成从“机械性”的阅读向“思考性”的阅读过渡。
最后是阅读成熟阶段，指阅读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文章具有批判和鉴赏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所谓兴趣，是指为满足精神上、心理上的欲望而产生的意识。
阅读兴趣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所以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做家长的就要满足其不同的阅读需求，不要亵渎也不要强加。
比如说孩子很小也就是学龄前时，孩子的接受水平就是童话，这时候孩子自己不会读，家长就应该读给孩子听，不应该刻意的强加一些学术性的东西给孩子。
赵树理先生的小说都以北方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文笔朴实，没有半点（）
喜欢! 特别喜欢《长恨歌》，三恋也不错，源于母爱的更加深刻吧
你有什么想法
这些文章我认为分析的很好，也用来共同欣赏吧：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长恨歌前几十页我不喜欢。
感觉中，王安忆是在和张爱玲较劲。
她的写作独白是：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
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活的，传神的，是她用敏锐的五官切实感觉来而后轻松挥洒出的，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上海人，是她坐在黑漆漆的斗室中，凭借电影、图片、听来的故事和一些文字记载开展想象，然后将想象蘸上干乎乎的墨水，使劲挤呀挤地挤出来的。
她依赖的是她的勤奋、毅力和刻苦，依赖的是她丰富的想象力和感觉。
她是在用想象与感觉堆砌，靠堆砌来硬写、死写、愣头愣脑地写......她写弄堂，写流言，写鸽子，一写就是好几页，咬 住不放，写得实在很笨。
要不是长恨歌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想我是不会继续看下去的。
然而，幸亏我继续看下去了。
继续看下去后，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长恨歌是写前国民党要员的情妇王琦瑶几十年来的生活。
通过王琦瑶写了几十年历史，或说通过几十年历史写了王琦瑶的命运。
王安忆笔下的历史不是我们通常习惯于关注的与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历史，而是作为时间的历史。
她极力渲染的是各历史时期迷漫于空气中的不同气味、不同氛围、不同的来自感官的特征，她努力准确捕捉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特定个人的生存面目、精神依赖、趣味取向。
由于投向历史的视点不是政治，不是历史变迁中存有的政治成份，而是作为时间、年代的历史，历史中的个人，故而，她笔下的历史与个人显得特别平实，真切，贴近，两者的交融也因之更和谐，从而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饱满、浑厚感。
长恨歌 确实写出了作为年代的历史，写出了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人。
我觉得，王琦瑶这个人我认识，严家师母、毛毛娘舅我也认识，他们似乎就住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上海住的那条弄堂隔壁。
这些遗老遗少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丸气味。
他们是躺在旧时的记忆上活过来的。
旧时，是他们家中不太打开的箱底压着的几件曾经漂亮过的西装与旗袍。
他们彼此靠着对这种樟脑丸气味、西装、旗袍气味的记忆、嗅觉、感情走到一起的...... 王安忆之所以看中王琦瑶这个人物，写她，是因在她身上看见了一份怆凉。
一份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怆凉。
这份怆凉与其说来自命运来自历史变迁，不如说来自生命本身；与其说来自王琦瑶，不如说来自王安忆自己。
这份怆凉是王安忆人到中年对生命的感悟，是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
长恨歌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以冷静的旁观角度叙述了这份实在的、透自骨髓、挥之不去的怆凉。
王安忆的感觉很好，想象力很好。
而且，她的感觉和想象很特别。
她的感觉、想象常常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抒发与接收，而是理性的断语。
理性归纳过的感觉与想象所能拥有的空间应该很有限，但在王安忆那则泉涌不息，无穷无尽，被用得层层叠叠。
在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觉她的刻意、堆砌、笨拙感觉得不耐烦，感觉得有点累时，又不得不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心服口服地承认她的感觉、想象独特且准确，承认她的感觉、想象是她脑中流出的，信手拈来的，承认这是她的风格，至少是长恨歌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像长恨歌的一个记号。
补充一句，长恨歌那些堆砌而成的硬写、死写 看惯了倒也看出了味道，看出了合理性，尤其结合故事、人物一起看(故事叙说，人物心理捕捉，向来是王安忆的强项) ，甚至觉得它们必不可少，觉得正是它们使这本书厚重起来的。
还得略谈长恨歌的不足。
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
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
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
王琦瑶为什么会死
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
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
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作家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
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
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
但也嫌有些絮叨。
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
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
（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
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
1969年初中毕业。
1970年赴安徽插队。
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
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
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
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
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
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
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
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
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
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
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
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
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
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
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
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
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
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
这里我们暂不讨论。
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
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
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
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
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
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
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
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
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
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
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
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
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
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
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
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
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
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
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
”——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
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
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
”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
《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
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
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
”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
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
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
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
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
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
”——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
“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
”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
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
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
“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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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于书法类的论文，题目如下~~
关于书法和美术赏析的论文 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个基础，其实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二个方面。
近几年来，随着书法创作观念的更新，书法创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主要表现为从过去对书法技法的研究，转向了作品创作主体的书法意识的把握，在艺术思想上有了重要飞跃。
从而使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为深远。
于是，书法欣赏也就成为了一个高要求的艺术活动，即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如何去把握作品、理解作品，沟通创作者（主体）和欣赏者（客体）之间的情感。
也就是说如何使书法创作水平和书法欣赏水平得到同步提高。
而要做到这一点，书法教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有效措施。
一、书法欣赏差异之思考 古人言：“书为心画”，一件书法作品的诞生，无疑是作者情感、志趣、意愿的表露，或多或少、或显或隐。
而任何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之所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借助线条的挥舞，反映了作者独特的精神气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过：“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又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就书法而言，黑白相映的作品是静止的，显示的却是一个个活脱脱的生命形象，然而这一切看来都是静止的，需要欣赏者去感悟、去体味。
不同的人情趣不同，爱好不同，加之审美观的不同，导致了书法欣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很小，有时甚至很大。
一件粗头乱服、率意天真的行书作品，在有人看来可能是草率杂乱的，而一件呆板僵死的楷书作品，在他看来却是端庄俏丽的，至如已脱离实用的功能、真正作为艺术欣赏的草书作品，一般的欣赏者除了只注意到它凌乱的线条之外，实在看不出它更多的优劣。
有人说，一千个人读《红楼梦》就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此话千真万确，这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从何而来，就是从一千个读者各自的想象感受而来，各自修养的不同，加上审美观的差异，就产生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
其实在其它艺术门类的审美上，都存在这种欣赏上的差异，只不过在书法欣赏中这种差异更大。
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它是高度抽象的造型艺术，一切信息全部蕴含在抽象的线条之中，凭欣赏者去感受。
巴尔扎克说过：“艺术作品就是最小的面积，惊人的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就书法欣赏来讲，从事书法创作的人，这种欣赏差异就小得多，因为其本身的创作实践，就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他懂得了书法作品的“美”在何处，以及构成书法美的诸多条件和因素，最重要的是作者掌握了书法欣赏的方法。
然而就书法欣赏的群体而言, 书法创作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一部分，真正重要的广大的欣赏者，是非从事书法创作的广大群众。
他们才是书法欣赏的主体。
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好，都是给人看的，凡受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引起共鸣的艺术作品，最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亦最能闪耀其艺术价值的光华，书法作品当然不例外。
要使书法创作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使这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光彩，提高创作者自身的水平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提高全民的欣赏水平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书法艺术需要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这点完全建筑在全民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上。
书法的创作水平和欣赏水平必须同步前进，否则，只注意创作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全民的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将会使书法艺术逐渐失去应有的观众，实际上也缩小了自身可施展的天地。
目前这种现状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真正欣赏书法的还只在书法界搞书法创作的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非从事书法创作的能欣赏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观众还只是一般看看而已。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瞧出门道，就必须懂得入此门道的方法，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而大量的非搞书法的广大群众，他们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书法的欣赏只停留在“好”与“差”的感觉的层次上，且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可能从美学的角度对书法艺术作品的审美特点和价值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看来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在当今书法创作日益高涨的今天，已到了首要的地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书法教学是提高书法欣赏水平之关键 就书法创作者自身而言，不断的创作实践，加上不断的书法理论研究，其自身的欣赏水平亦随之提高，一般地说是较为同步的，就象一句哲言所讲的那样：“心中没有太阳，也就看不见太阳”。
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就是一个受书法教学的过程，而对广大的群众来讲，唯一的手段只有通过书法教育才能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
问题是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既通俗易懂为他们所接受，又起到提高欣赏水平的作用，这对广大的非从事书法创作的欣赏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面很大，书法教学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必须有侧重面。
有一点必须提一下，即书法教学的重点要放在帮助人“会欣赏”上，要避免那种书法教学就是教人学会书法的方法，而要通过书法教育使广大群众逐步掌握欣赏的方法和内容，真正领略其中的风采。
就象我们自己本身不会拍照，但完全可以去欣赏一幅摄影作品，或者说自己不会跳芭蕾舞，但照样能欣赏它的高雅优美，以及领会它内中一个个的故事一样。
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懂得这方面或与之相关的知识，否则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书法欣赏也许有比其它艺术欣赏更难的因素。
因为它本身是极抽象的，不象其它艺术，如摄影、绘画等，有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可直接感受，较易引起欣赏者的兴趣和联想。
书法欣赏与其相比，就存在着这方面的差异，这就给书法教学提出了要求，笔者以为下列几点是必不可少的。
1、什么是书法，书法艺术与一般写字的区别；2、书法美的本质；3、书法美的特征；4、书法美的表现形式；5、书法美的创造；6、书法美的欣赏。
就书法教学而言，使欣赏者首先了解书法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切都是从先了解开始的，当然欣赏者各自审美观的不同，尤其是各人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等条件的差异，不可能以相同的书法教育，而得到相同的欣赏水平。
这点是永远做不到的，也不要求做到，而是要通过书法教育，努力使这些差异越来越小，这是完全可能的。
要提高广大群众的书法欣赏水平，仅仅依靠书法教育也是不够的。
或者说，只靠书法教育，其欣赏水平不可能进入很高的层次。
因书法欣赏涉及的不只是书法知识的积累，还需要其它文化素养的配合，所以提高欣赏者水平，除了书法教学以外，还需要辅以其它艺术素养的积累。
当然书法教学是首要的。
如同书法创作水平的提高，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一样，书法教育也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毕竟书法教学面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有很大一部分对书法确实知之其甚少，只停留在书法就是写字的笼统概念上。
这样，普及型的书法知识的教育就得放在首位。
如懂得欣赏的方法，至如欣赏到什么层度，要逐渐而入。
这样的书法教学确实对书法欣赏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的意义，否则，盲目的在书法教育中实行“一刀切”，仍然会使广大的欣赏者感到深奥，唤起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深厚兴趣，也欣赏不了什么。
就象初学书法，必须先从基础着手一样，先追求基本功的熟练，在此之上再去创新和树立自己的风格。
书法教学也必须注意普及型和大众化教育。
如果就创作者主体而言，那么书法教学的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懂得，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应与当前群众在文化艺术方面的鉴赏水平，爱好和追求大体吻合，而舍弃艰涩朦胧和难以捉摸的意象，转向较为晓达的群体感情抒发。
一个时代的艺术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一代人的要求，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为这个时代服务，要重视书法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大众化和普及性。
书法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时代，也不能脱离人民，这样，作为欣赏主体的普通群众尽管没有高的艺术素养，但对作品却能从他们自身的文化起点加以认识理解和欣赏，否则势必失去大多数的接受者，这样就等于把书法艺术推向孤芳自赏的绝境，这样的艺术创作又有何价值可言呢。
我们应该相信，通过书法教学能使广大群众的书法欣赏水平得到提高，广大群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又对书法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创作水平提高了，反过来又要求欣赏水平有新的提高。
不断的循环往复，就要求书法教学在每个阶段都有新的内容，以适应欣赏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
书法教学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基意义十分深远，尤其在书法创作水平和书法欣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今天，书法教学更显示它的重要性的迫切性，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将书法教学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使书法艺术焕发新的光彩，真正起到弘扬民族文化之目的。
众所周知，审美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罗克韦尔 肯特曾说过：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使人们更深地懂得生活，进而更加热爱生活。
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设想的一个生动比喻，来说明人类在创造活动中实现其本质力量叫产生的愉悦：一个小男孩，将一块石子投入水中，他看到水的涟漪不断变大，他欣赏自己的创造，从中得到无比的欣喜……。
而到了初中阶段，审美教育更显示出在素质教育方面的作用，这时的学生从原来的快乐、无拘无束、天真活泼变得沉默、羞涩和严肃，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适合表现自我意识的方式，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如果灌输给他们一种起着心灵感应作用的思想教育---审美教育，就能让学生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不知不觉地受到高尚，健康的思想感情的熏陶。
这种教育的特殊效果，是一般道德说教难以达到的。
而到了高中阶段，学生在生理，心理上已接近成热，是准备走向独立生活的时刻，他们的自信、自尊都在增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接触面也更加广泛，他们求知欲强烈，学校教师传授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渴望从各种渠道接受新观念，接受新知识。
在这时，审美教育更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情感性正是对感情真挚奔放，形象思维极强的青少年作用是最大的。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当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学生经历着空前的观念撞击和文化震荡，正如电脑和算盘同在，洗衣机和搓板并存，试管婴儿和恐龙蛋化石共生一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精神并非同代。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美术也显得希奇古怪。
如现代主义的美术，有入说是一种头脚颠倒得艺术。
一位心理学家曾幽默的用生动的语言概括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
他说：今天年轻的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投有什么不同。
他们也是逐渐懂事，也离家出走，也生孩子。
只是顺序倒过来的。
的确，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里，艺术的含义更加宽泛，既包括美的，也包括丑的：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既有纯实体的东西，也有纯形式的纯数学的东西。
比如60年代，卢卡斯萨马拉斯主要探讨的是人的亲妮行为和暴力强奸。
他的作品中弥漫着炽热的性欲和色情主义。
似乎全部的作品都被梦魇困扰着，镶饰着欲望，渴望者心醉神迷。
尽管一些现代主义艺术也从不同的方面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某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确不适合一个中学生。
敏感的学生面对着万花筒般的多元观念，往往不知所措，分不清美丑。
况且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国家的美育也曾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把美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十年内乱期间，美育更受到毁灭性的催残，真假不分，善恶颠倒，严重扭曲了青少年的心灵，带来愚昧，粗野，庸俗等不良后果。
同时，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上难免出现许多不良因素，商潮汹涌，文化兵败，伪劣走俏，真金蒙尘。
今天，似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扑溯迷离和令人费解的时代。
哲学家不再尊重笛卡儿，黑格尔；文学家不再推崇莎士比亚，鲁迅；艺术家也不再欣赏达芬奇，拉非尔和贝多芬。
一台国家级水平的交响乐演出，听众寥若星辰，而一位怀抱吉他，声嘶力竭，似唱非唱的歌星却吸引数以万计的歌迷。
同样，在美术市场，一些利令智昏的画店，画商更是不吝出资，成批伪造画和名家字画。
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艺术殿堂中，也似乎愈来愈难以看到人类古代所创造的各种美丽的神话，圣洁的传说，优美的音乐和令人心醉神迷的绘画。
而更多的是邪恶，荒谬，仇恨，丑陋。
莎士比亚在《风月通鉴》中曾经写道：人们齐心赞赏新玩具，不理会他们是用旧物捏成，宁愿歌颂镀金的劣货，不愿欣赏盖了灰的金泊。
因此，做为美术教师，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欣赏好一张画，一件工艺品，而更重要的是带动学生能独立的去认识美，有选择的接受新的观念。
在我任教的高中美术欣赏课上，我做了以下尝试： 首先，选择优秀的画家，优秀的作品。
上课时要先让学生对画家的思想和人格精神有个充分的了解，然后对其作品进行分析时，融入画家的思想和为人，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也接受了思想教育。
要知道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能屹立不倒，不仅仅只有外表的美，而更重要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如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罗丹。
艺术在他看来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
与之同化的心灵的喜悦，是智慧的喜悦，是在良知照耀下看清这个世界而又再现这个世界的喜悦。
学生从中获得审美喜悦，正是和艺术再现世界相对应的，即熟悉，亲切，又陌生新鲜的心灵体现。
而对罗丹的大理石雕塑《沉思》，我们会同时浮现双重的现实感：一种是通过洁白润泽的大理石，造型语言等材料和媒介透出的再现形象；另一种是由这个再现形象激起的对外部客观现实的联想。
这两种现实都在幻觉中产生，从再现形象到客观现实往复多次，构成心灵意象的跳跃感再现。
捕捉这样一种大幅度的扩展和变化着的意象，将激起心理，智慧，想象，情意以至人生经验的涟漪，这一精神活动本身力图样，体现的恰是梦想与现实，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矛盾。
罗丹的助手葛赛尔写下了《沉思》这座雕像给他的审美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神的张弛，往复，伴随着极度的审美愉悦，呈现为精神上的创造，自由和超越。
他在表现时特别注重强调和对比，把眼睛以上从眉弓推向前额，突出入类精神生活最主要的领域，以先声夺人的精神力量去接近观赏者。
而下颉到脖颈再到双肩，几乎沉没在石座里，突出与沉没的秀，面目俊美的女性头像，她低着头，周围萦绕着梦想的气氛，显得她是非物质的头脑上帽子的边缘，好象她梦想的羽翼一样，但是她的颈项，甚至她得颔都在一块粗大得石头上，好象夹在不能摆脱得枷板中一样，不具形的思想在静止的物质中花一般地吐放出来，而且用辉煌地光彩照亮了这物质，但是她丝毫没有办法摆脱现实的沉重束缚。
而在现实当中，罗丹对艺术的执著使他自己认为是教徒，他在遗嘱中对青年谆谆教导：要有耐心!不要依靠灵感，灵感是不存在的。
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意志。
象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
我们应该要引导学生在欣赏中感觉到这种美的力量。
一个朦胧中的少女有着自己的梦想，这与中学生多梦的性格是如此的接近，这种心灵的沟通和激发，如电流通过全身，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忽然间犹如脱胎换骨，学生在美的享受中自觉的接受了罗丹的高尚艺术品格，尽管也许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这种教育的深刻性是永远不能泯灭的。
又如凡高，他尽管只活了37岁，而且是孤僻，自闭，精神分裂．真正的去了解他，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品格，我想学生会对凡高充满了尊敬。
脾气古怪的凡高从小就不合群，不仅长相难看，有时羞却，有时又冲动粗鲁。
他拒绝社会，社会也拒绝他；但他向社会献出诚心，社会仍然拒绝他。
他在为古皮尔画店工作时，直截了当地批评顾客的爱好，甚至公开宣称商业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盗贼集团，于是他被解雇了；他在一家寄宿学校任法语教师，看到了贫苦的学生的生活状况而没有向他们收学费，于是他又被解雇了：他在一座煤矿当自食其力的传教士，把财产分给穷人， 自己粗茶淡饭，衣裳褴褛，教会认为他布道失当，于是他又被解雇了：他满腔热情，一往深情地追求真诚的爱情，但不是被戏耍，被背离，便是酗酒放浪，于是被解雇了；他如痴如狂，满怀虔诚的创造绘画作品，却因不被世人理解难以找到知音，于是他又被解雇了。
然而凡高和罗丹一样，对待艺术就象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并不太在乎人们是否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只是把画画当作宣泄情感的一种最佳方式，并且他有着和雷诺阿一样的追求。
我画画不是使人苦恼，而是使人们快乐。
他在一到信中这样写道。
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也使人们得以窥到凡高的内心：他就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尽管生活如此对他不公平。
他仍然热爱和渴望生活 他的代表作《向日葵》，作为一副静物画，从它色调，布局，瓶花的特定形成构成，以及笔触的运用，油彩技法上的处理，都是显示出画家对自然，生命，人生的独特情感的体验，传达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骚动又孤寂的心理情绪。
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凡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盘俯仰张弛挣扎的向日葵的内在涵义，充溢着张力的新生命在凋残痛苦的旧生命种诞生。
学生在欣赏时自然而然地想象到凡高地一生，沉默，欲喊又喊不出来的压抑人生。
而更重要的是凡高的这种爱心和渴望生活却永远留在学生的心中。
其次，在进行欣赏教育时，有必要的让学生允分地了解中国的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由于把科学的发达等同于美学的发达的错觉，中国的艺术跟在西方科学的路子后面，疲于奔跑的追赶，在一定程度上舍近求远，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优势。
事实上，中国的近百年来科学落后不等于艺术落后，中国画作为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早就与西洋画并起并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绘画体系。
一，中国的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
据记载，早在春秋后期，周代都城的政治性建筑明堂里，就绘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以及周公抱着幼年的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因为建筑物的毁灭都已不存于世，但是从1949年出土的两件战国帛画的线描人物形象，略加色彩的绘画技巧来看，我国至少在两干多年前已经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
到了战国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绘画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着它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各种绘画体裁，画家们将书法的结构，用笔运用到绘画中去。
以加强绘画的表现力和艺术趣味，形成了具有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基础，而且对我国一些邻近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老画家中村不折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指出：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
我想，用长流不息来比喻中国的绘画是最合适不过的。
而欧洲的绘画从时间来看，应该是早早承认，旧石器时代，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品，都是发现于欧洲的西南部与中部。
虽然考古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但迄今尚无新证物以前无法动摇上述的观点。
到了中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成为统治国家的精神支柱，这一时代在绘画史上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扫清前途的障碍，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他门终于从古人的武器宝库里找到了饱含着现实主义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从而打出文艺复兴的旗号，正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地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地光辉形象面前，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
因此，欧洲的绘画是时而浩瀚，时而干涸，这与中国地绘画地源远流长是不同的。
二、西方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
他们将人的发展归之于神的创造。
在他们那里，神与人是分离的。
所以他们习惯于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和客体对抗起来。
探索各个领域中纵的逻辑关系，在种与类的基础上区别其层次，力求符合这些关系的客观秩序。
他们是属于哲学美学，叙事诗学，状物画学。
他们写实绘画的焦点透视，像一位独眼巨人在锁孔里看世界，只能老老实实地把看得见的画出来，把看不见的挡起来。
他们的安琪尔要飞，只有实实在在地安上一双翅膀，其爱的信息的传达还得借助于一支有形的弓箭。
而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
它以笔墨线索作为塑造意识形象的根本要求，并融诗入画，使画的意境，布局，笔墨，色彩完全诗化而成为无声的诗。
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对我国一些邻近国家的绘画也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中国绘画是属于艺术美学，抒情诗学，写意画学。
中国绘画是多点透视，在游动中看世界，不但能画出肉眼之所见，而且能画出心眼之所见。
山前山后，屋里屋外，长江万里，四季花卉，皆可同时纳入画面。
我们的飞天要飞，勿需安装沉重的翅膀便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其爱的信息的传达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却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个是无翼而翔，一个是有翼而飞，哪个更高
难怪毕加索反问：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您们中国人有艺术； 其次，是日本人有艺术，当然日本人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
除二者外，白种人根本没有任何艺术可言。
我最莫名其妙的，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况且有专家认为，中国画是后现代主义的温床。
进入90年代，伴着消费的发展，现代主义的热潮在中国迅速降温，而一种打破传统和新潮，艺术和非艺术，雅和俗的后现代主义以游戏的姿态悄然兴起，他兼容性更强，在这里，被排斥的古典艺术又有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是以一种游戏的姿态出观：维纳斯穿上了牛仔裤：蒙娜丽莎被戴上一副眼镜，弥勒佛扛起了广告牌等等。
在这里，这些艺术既保持着自己的风和雅，同时更大众化。
现代主义重视看得见的形式，后现代主义重视道不清说不明的状态，他从东方神秘主义众吸取了信息，而崇尚天人合一中国早有玄之又玄，天机不可泄露之说。
这些被某些学者视为不能用精确数值定量定性的落后乃至迷信的中国古老文化，说不定潜藏着科学主义未能认识的领域和未能解读的信息。
正如古希腊的奴隶制太完善了，所以他的封建社会就不发达。
中国完善的封建社会决定了他不可能出现完善的资本主义，而在后工业社会形态中则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一定的排斥性，而对后现代主义却有着先天的亲和性。
学生通过多方面的了解，必定会对美术有新的认识，在欣赏美的同时，既自觉的接受了思想教育，也接受了新观念。
以上是我对高中美术欣赏的几点肤浅见解。
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于效果如何，还是未知之数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基金代码700001
有“山水盆景”之称的历史名城雅安，座落在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之间，这里的夹金山脉是大熊猫生活繁衍的主要地区，夹金山最高处海拔5356米，最低158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有蔚为壮观的成排的冰川槽谷和冰斗，低海拔区有以大渡河主干流青衣江为主的水系发达的大小河流；奇山秀水得天地之灵，这里的野生脊椎动物有429种，维管植物约3000种，被学术界称为“天然的生物基因库与动植物博物馆”，夹金山造就了大熊猫神奇的生命，也是近代史上最早发现大熊猫的地方。
1869年3月，法国传教士、生物学家吉恩•阿曼达• 戴维，在四川穆坪(今宝兴)的东河邓池沟天主堂从事传教活动时，意外地在乡民处发现了一张被称为“白熊”或“竹熊”的“黑白熊”皮。
阿曼达• 戴维，法国著名生物和博物学家，1826年生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市，1900年11月10日逝世于巴黎，因其贡献突出，获封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862年－1874年，他生活在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传教，还担任着法国自然博物馆的通讯研究员，著有《中国之鸟类》、《戴维植物志》等书。
1865年，戴维在北京南部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刍动物”，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消失的物种－麋鹿，戴维是一个从不厌倦的科学家，经他鉴定的哺乳动物达到200种，而新种类居然有63种之多。
1869年初，戴维在上海遇到一个来自四川穆坪灵宝学院的中国学生，此人告诉他，他们学院的法国院长已经在当地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准备运回法国。
戴维非常兴奋，当即决定，要从上海乘船溯江到穆坪—也就是今天四川省西部雅安地区的宝兴县实地考察。
1869年2月，戴维沿着临邛古道，穿过雅安的碧峰峡和上里古镇，整整走了8天，最后翻越了一座林木茂密的高山，来到穆坪。
第二天，他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翻越大瓮岭，来到邛崃山脉中段一个叫邓池沟的地方。
戴维凭着他多年野外考察所积累的经验感觉到，这里正是他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梦想之地，一个灵异物种的家园，一个动植物的王国。
在来到邓池沟的第11天，1869年3月11日，在上山采集标本的路上，戴维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动物皮毛。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远处归来的途中，一位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他是这个山沟中主要的土地所有者。
在这个异教徒的家里，我看到了一张从来没见过的黑白兽皮，个体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
”猎人告诉他，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找到这种动物，戴维大喜过望。
就像是命运在冥冥之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他在日记中提到这种动物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词“著名。
”这个词的法文可以解释为“第一流的”，或是“重要的”。
戴维焦急地等待着那些猎人带回来他所热切期待的奇迹。
由于这种动物闻所未闻，他只好给它临时起了个名字叫“白熊”。
那些猎人外出了12天以后，回来的时候带给戴维一只幼体“白熊”，本来这只“白熊”是活着的，但猎人们为了便于携带，就把它弄死了。
然而不管是死是活，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能得到这样珍贵的标本，戴维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这只“白熊”的毛皮和戴维在李庄主家看到的那只动物的皮毛完全相同，除了四肢、耳朵和眼圈是黑色以外，其余部分都呈白色。
这个动物的头很大，吻短圆，不像熊嘴那么尖长。
因此戴维断定，这是熊类中的一个新种，它之所以奇特，不仅在其毛色，而且还在它的掌下有许多毛。
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维见到了猎人们带来的第二只同样的动物，与第一只相比，它们的毛色相同，只是黑色不那么纯，白色部分也比较脏污。
戴维确信，这个熊类的新种，惟独中国才有。
5月4日，戴维终于捉到了一只活体的“黑白熊”，他亲自指挥工人在天主教堂内为“黑白熊”做了个大木笼，将“黑白熊”饲养起来，观察、记录它的生活习性。
根据“黑白熊”的体毛，脚底有毛等特征，戴维断定认定它是熊的一个新种，满心希望将它带回法国。
可惜的是，“黑白熊”离开了自然界，健康受到影响，在启程运往法国时突然身亡，戴维只好将它制成标本，并写下多篇“黑白熊”研究资料。
在给这个奇怪的动物命名时，戴维遇到了困难，最后，他决定将它暂且称之为“黑白熊”，他迫不及待地写信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巴黎的朋友们，特别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兹。
他在信中说，正准备把一批标本送回法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戴维要求立即发表他对黑白熊的描述报告。
戴维的描述报告寄到巴黎后，很快发表在当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新闻公报上。
戴维的黑白熊标本运抵巴黎时，正值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但好奇的法国人还是为熊猫掀起了一阵热潮。
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的。
爱德华兹仔细研究了这种动物的皮和骨胳以后，否定了有关伪造的说法，确信这是一个新的物种。
经过分析，爱德华兹纠正了戴维在物种判定上的错误，认为它不是熊，而与19世纪早期在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熊猫食性相近，但其嘴圆，有着猫的特点，最后确定了它的分类科目、种属关系，将这种动物最后命名为“大猫熊”（Panda），命名人仍然是戴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