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的个人简介
毕淑敏，女，汉族，1952年10月生东省文登人。
中国作会会员，国家一级作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
作品很多都与医生这个职业有关，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红处方》。
2007年，毕淑敏以364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4位，引发广泛关注。
毕淑敏[1]，祖籍山东，1952年10月10日出生于新疆伊宁。
中共党员。
1969年（17岁）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
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职。
1980年（28岁）转业回北京。
国家一级作家，北京铜厂主治医师、1987年开始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
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被中国海洋大学聘为驻校作家。
1991年（39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文系，硕士。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毕淑敏是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注册心理咨询师。
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 《孝心无价》，处女作《昆仑殇》，《阿里》以及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等，中短篇小说集《女人之约》等，散文集《婚姻鞋》等。
多篇文章被选入现行新课标中、小学课本,在文学及医学界享有盛誉。
现为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客座教授。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
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
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
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
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
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
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当时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
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
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
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
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
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
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
初涉文坛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
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
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毕淑敏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
这是1986年，她34岁时。
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
丈夫芦书坤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
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
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
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
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
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
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
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
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正攻读心理学博士。
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
”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
文字风格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
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
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
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
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
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厘米》、《女人之约》也好，毋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
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
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
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
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
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
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
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
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
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
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
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
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
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
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彦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
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
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
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
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
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
生命的意义 毕淑敏
毕淑敏：人生本没有意义，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我觉得中国人太讲究生存的数量，而不在乎生存的质量 □人生本没有意义，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 □死亡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现在却被工业化了 毕淑敏说，她从来没和这么年轻的朋友谈过生死，她没有把握大学生对这个题目是否有兴趣，而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喜欢谈死亡的，只谈人生的几大乐趣，就是福、寿、禄。
但是，当她站在大连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惊讶地发现，这个上下两层，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里，连过道中都挤满了年轻的面孔。
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 为什么要和大学生谈生论死
“因为人的生存就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
无论你有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奇异的幻想；无论人类怎样通过神话，甚至现代的克隆技术去追求不死，人的生命终究有一个限度。
当我们思索这个向着死亡的存在时，便会感到与生俱来的焦灼和恐惧。
不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每活一天，就是向死亡逼近一天。
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存在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毕淑敏的开场白，将全场带入凝重的氛围之中。
毕淑敏说：“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着活’，我不喜欢这句话。
我觉得中国人太讲究生存的数量，而不在乎生存的质量。
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和高度。
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死去是一个人整体价值不可分割的部分。
” 毕淑敏告诉大学生，台湾学者杨国枢1994年在大学首开死亡学课程，他想可能没人来听，所以贴出海报说有100人就开课，没想到来了300人。
为什么现代人对死亡越来越关注
杨国枢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人类永远对死亡充满了好奇；二是现代人的苦闷；三是现代社会压力太大；四是许多人探索死亡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
生命不因外在而宝贵 人生有何意义
这是当代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人生本没有意义，”毕淑敏的回答赢来大学生的一片掌声。
但掌声过后，毕淑敏的话又让大学生们陷入思索当中：“没有人会替你确定人生的意义，但如果你无法确定人生的意义，你将一辈子活在无意义状态里面。
大到每一天，小到每做一件事，你都会感到无名的痛苦，因为你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
所以，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
” 讲到这里，毕淑敏请大家拿出纸来，在上面画一条横线，在左边的起点上写上“0”，代表出生，在右边的终点上写下自己打算活到的岁数，代表死亡；再在横线上画出自己现在年龄的坐标，然后在已经活过的日子里，写下自己做过的最出色的事情；在还没有活过的日子里，写下今后最想做的三件事。
毕淑敏请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同学走上讲台。
一个男生走上来，说他今年21岁，此前没有什么成功的事情；打算活到60岁；在21岁到22岁之间，想找一个心爱的人，22岁以后要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做一个对社会、对自己有用的人。
毕淑敏问他：“为什么你说21岁以前没有成功的事情
考上大连大学你不觉得成功和骄傲吗
”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这位男生也兴奋起来：“是的，很光荣，很高兴
” 一位男生从二楼跑下来，他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山区。
对于生和死，我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它的长短。
21岁以前，我做过的最成功的事就是走出家门，从南方闯到北方，来到这座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校园，我今后打算把我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
”毕淑敏幽默地问：“你能说得具体点吗，比如是否准备得诺贝尔奖什么的
”男同学充满信心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 “最值得我骄傲的是，初中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考大学，考了三年终于考上了
” “20岁的我最自豪的是，每次到一个新学校都是我自己去的，包括这次上大学，也是我一个人从遥远的南方乘火车来到大连的。
” …… 同学们接二连三地走上讲台。
毕淑敏说：“你们谈了很多，那么真切、诚恳，我非常高兴和感动。
有些同学对自己20岁以前的成功估计不足。
我觉得你们从一个不懂事的婴儿，成长为一个茁壮的青年，有了知识、体力和理想，有了是非标准，有了今后生活的蓝图，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我希望同学们对这条生命线做些反思，还可以和朋友分享生命的计划。
一个人要爱自己，要看到自己的长处。
也许我们的个子不够高，长得不够英俊，或头发不够黑，皮肤不够白，我们会有种种不如意的地方，但生命不是因为外在的东西而宝贵。
我们既然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大脑，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放射出怎样的光芒。
” 让死亡回归家庭 当话题从如何“生”转向怎样看待“死”时，毕淑敏说：“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一个自然现象，就像现在是秋天，我们在大连大学的校园里走，会看到黄色的树叶飘然落地。
在前工业社会，我们能看到老人在家里死去，死亡是整个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但现在死亡都到哪里去了呢
死亡都被送到医院里去了，临终的人身上插满了管子。
这是一种工业化的死亡。
我去美国访问一些研究死亡的机构和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正发起一个运动，让死亡回归家庭。
让一个人在他非常熟悉的环境中安然地、有尊严地结束他的生命，周围的亲人也用安祥的态度来接纳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对生命整个过程的一个呵护。
” 毕淑敏并不想美化死亡，她说：“死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恐惧
除了它会让我们有不洁的联想等生理上的因素外，最核心的恐惧就是丧失。
其实，人生有许多丧失，比如失恋，失去友谊，这些都是小的、局部的丧失，死亡就是最后一次丧失。
只有直面死亡，你才会有勇气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个个坎坷和丧失。
” “让我们再来做一个游戏，”演讲结束前，毕淑敏请大学生们再拿出纸来，给自己写一个墓志铭。
“如果我死了的话，墓碑上应该刻的是‘在奇迹中生活过的人’。
我觉得我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 “‘我爱过，我哭过，我活过，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 “我不是一颗流星。
” …… 年轻的大学生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毕淑敏打开自己的本子，用一段哲人的话作为结束：“死亡将导致我们的毁灭，但对死亡的察觉，又能拯救我们。
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感和目的，是人类最显著的特性。
能够存在于孤独、并且必须面对死亡的世界上，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挑战。
” （于进才 ） 《中国青年报》
《离太阳最近的树》读了最后一段的感想
我这是深刻的：读《离太远最近的树》有感读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一次约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的红柳林。
她在那里当兵时，有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叫全体打柴去——挖红柳当柴火烧。
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
焦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
红柳是不要钱的”。
司务长的成本意识还很不错的，似乎红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
这是阿里的事、国家的事，更是人类的事啊。
你为了自己今天烧饭不要钱，阿里人、全人类子子孙孙要赔上无穷无尽的钱呐
也许期满了，你走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阿里人走得了吗
人，能走得了吗
走得出阿里，不还是宇宙中的一员。
条块分割、部门保护、地区保护，总是严重制约着我们整体工作的开展。
不可否认，司务长也是为生活所迫，为大家着想，要烧饭吃。
但好心也能办成坏事，不能办成坏事呀，更不能因为没有起码的常识与见识，做了坏事还自以为功。
我们的司法部门在处理“长”们的类似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有好心地办坏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去迁就还要冠冕堂皇地说是“情有可原”。
司务长在军届到底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就因为是“长”，所以可以布置任务，而且因为是“布置”的任务，所以“全体”都得去执行且完成吗
在中国，民主进程滞后，为头为长的都多少有些说话权，实际上是话语霸权、指挥权。
“长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监督，类似“红柳”的灾难就不能幸免。
有多少人只注重为官一任任内的事，许多项目在当时的确很能显示某些官员的政绩，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费的，甚至还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遗症。
她也曾反对过司务长的做法，不过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
是自己太孤单，还是自己也底气不足
中国缺乏振臂一呼的闯将，更缺乏应者云集的民众。
不知者不为罪，在真理面前我们知者绝不能示弱，孟子说“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
人类历史的进步，少不了仁人志士“争得”“为强”来推波助澜。
如果自我宽心，反正执行任务、落实工作是全体行动，挖柳的队伍“浩浩荡荡”，那么这种“不得”其实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过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无可否认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做不到。
史怀哲领诺贝尔奖时呼吁，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反对“评判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
而不是生命的呢，难道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伤害得问心无愧吗
看到“司务长”，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长”——住持王圆箓。
现在，我们更多的人是从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圆箓是敦煌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而毕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务长的真实姓名。
是她怕得罪了自己当年的长官，还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尊重
如果说一个知名作家在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奢谈什么文化良知
舆论监督还奢谈什么深广度、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
博士生儿子毕业回家和父亲合影，供一个孩子读书父亲竟然成“野人”。
各位知道这个的来源是哪儿
是否真...
假的，不用找了。
这种所谓的励志故事，都是一些教信吣的。
都是相同的，父母供儿子上学，倾家荡产。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一个演讲教育家给中学生眼睛，故事说母亲供儿子上大学，捡废品，自己不舍得吃穿。
等等，主要是宣传父母恩比天大。
毕淑反感这类虚假宣传，她在一篇散文中提到，那种家境贫寒的高材生，为了自前途，罔顾父母的命运，简直就是自私。
父母恩确实是比天大，但是也不能做虚假宣
毕淑敏散文谁是你最重要的人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很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
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
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
我很荣幸被选中。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
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
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
现在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
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
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
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
走到音乐教室，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
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
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
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
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
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颀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
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
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
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
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
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很是奇怪。
我含着泪说，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
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
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
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
我不但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我也是能躲则躲，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
有时在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
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颊，一阵战栗滚过心头。
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
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糊的青烟。
我们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你还小，你受了伤，那不是你的错。
但你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你却要自己想法包扎。
如果它还像下水道的出口一样嗖嗖地冒着污浊的气味，还对你的今天、明天继续发挥着强烈的影响，那是因为你仍在听之任之。
童年的记忆无法改写，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却可以循着“重要他人”这条缆绳重新梳理，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和模式。
如果它是合理的，就变成金色的风帆，成为理智的一部分。
如果它是晦暗的荆棘，就用成年人有力的双手把它粉碎。
当我把这一切想清楚之后，好像有热风从脚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我咽喉处的冰霜噼噼啪啪地裂开了。
一个轻松畅快的我，从符咒之下解放了出来。
从那一天开始，我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面对众人讲话而不胆战心惊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宽恕了我的长辫子老师，并把这段经历讲给其他老师听，希望他们谨慎小心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
童年时被烙印下的负面情感，是难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地擦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