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袭击800字作文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将进一步降低欧洲民众接收难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将会促使欧洲各国反思和改进对已入境难民的社会融合政策。
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表示，欧盟的难民政策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德国的副总理和联邦内政部长也呼吁不应利用恐怖袭击事件影响有关难民政策的讨论，将其工具化。
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巴黎恐怖袭击至少将在两个层面上影响和改变欧洲各国的难民政策。
首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将进一步降低欧洲民众接收难民的意愿，助推各国反难民的右翼政党的崛起，进而迫使政府收紧接纳难民的政策。
而且，参与此次袭击的一名恐怖分子据称是以难民身份作掩护进入了欧洲。
这不禁让人对欧洲目前这种不加审查就让难民入境的做法产生忧虑。
根据阿伦斯巴赫的民意调查，62%的德国民众担心恐怖组织会利用难民潮将恐怖分子送入德国。
在巴黎惨案发生之后，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的州长都呼吁改变德国目前的难民政策，加强边境检查，控制难民进入。
巴伐利亚州的财政部长甚至表示，巴黎事件改变了一切，不加控制地让难民入境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资料
（俄语：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儒略历8月28日）—1910年11月20日（儒略历11月7日））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和教育改革家。
他是在托尔斯泰这个贵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托尔斯泰著有、和这几部被视作经典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托尔斯泰被列宁誉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的一面镜子。
” 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
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及民间故事）。
1913年、1917年先后有（译名）和（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
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
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
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
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
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
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象生活那样无始无终。
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
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
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
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
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
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
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
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
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
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
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
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
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
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
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
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
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
“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
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欧盟面临着哪些现实困难与挑战
债务危机的阴霾挥之不去欧盟严重的债务危机几乎已经接近于一个正常国家所能承担的极限。
就欧盟整体而言，很难说，已经走出了债务危机的阴影，实际上，债务危机的梦魇仍然在困扰着欧洲的一些国家，使他们未来的发展负担沉重、步履艰难，尤其是影响了一些大型的公共投资计划。
这种状况只能进一步导致欧盟一些国家内需的严重不足，从而进一步损害自身的经济发展。
欧盟地区的国家，如果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幅度的债务危机并不可怕。
关键是欧盟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已经严重不足，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的良策。
第一，高福利超前消费的欧洲社会，很难降低自身的福利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和发展面前，同时又日益丧失核心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自然很难有大的起色。
第二，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扭曲，导致欧盟国家无法实现政策效用的最大化。
刺激和调整经济的发展，需要动用多层杠杆相互配合，才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
但是，欧盟掌握着统一的金融货币政策，其中的各个国家只有有限的财政政策。
想依靠有限的财政政策，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无法控制掌握在欧盟手中的金融货币政策，这使经济的调整政策显得力不从心，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
第三，欧盟社会人口结构的大规模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丧失和萎靡。
这种状况使欧盟国家经济，很难获得稳定持久的发展。
以至于最近几年，欧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足2%，GDP的增长率经常在1.2%到1.8%之间徘徊。
这样一个低速增长的状况，要想摆脱债务危机是很困难的。
2014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4%，2015年，有所突破，达到1.1%。
尽管总的来看，法国的内需有所扩大，法国的经济增长率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并不能很快摆脱债务危机的沉重负担。
法国作为欧盟经济的重要发动机之一，并没有能够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然而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之下，债务的负担比重日益攀升，其经济前景着实令人堪忧。
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债务严重的国家，也和法国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即经济的恢复在加速，但债务负担的比重并没有明显下降，甚至还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难民危机，深埋社会问题，动摇了道义标干中东地区的乱局，造成了世界性的难民问题，而这其中的大量难民，又集中地流入到了欧洲地区，给欧盟带来了莫大的挑战和压力。
欧洲难民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叙利亚、利比亚、厄立特里亚、伊拉克等国家。
这些国家主要都是经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而进入内战的国内动乱与动荡的国家。
从因果关系而言，这些国家的动荡和内战，和欧美国家推广自身的价值观与政治民主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反过来说，这些难以生存的难民，流向欧洲，对欧盟国家而言，则等于自食苦果。
制造中东地区动荡责任最大的国家美国，其应有的责任却主要由欧盟国家来承担。
欧盟国家尽管难辞其咎，也是这些地区动荡和内战的肇始者，但比起美国而言，相对还处于配角和次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地理上的相近，成了中东难民大规模流入的直接因素。
起初，欧盟国家对接纳中东地区的难民并不热心，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当中，各个国家为了少分配难民名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
但是，2015年9月2日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张图片，引起了欧洲国家难民政策的改变。
即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全球对中东难民道义上的巨大同情，任何欧盟国家为了政治上的正确，不敢再明目张胆地阻挡难民的进入。
默克尔总理甚至公开表示欢迎难民进入德国。
结果，引发了中东地区难民跨越地中海，跨越希腊的一些山脉，山呼海啸般地涌入欧洲大陆。
德国在2015年，成为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数量达到100万人以上，其他一些欧盟国家，接收难民的数量尽管远远不及德国，但是也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难民的到来不仅给欧盟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欧洲国家更担忧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会给自身国家的人口结构、未来的文化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患。
因此，在经过了极短暂欢迎难民、政治正确的旗帜下，很快就加强了对难民流入的封锁。
有些国家不仅仅建立起了一道道拦阻的铁丝网，甚至建起了水泥高墙，以便阻挡难民的流入。
由此可见，一些欧盟国家尽管有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有为了吸纳劳动人口，弥补本国劳动力不足的政策。
但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由欢迎难民进入到阻止难民进入，为了实际的利益和算计，不得不放弃人道主义的大旗。
欧盟国家的道义形象，也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折损。
让人们看到欧盟国家为了实际利益的政策所在。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使欧洲战后几十年来树立起来的道义形象，打了很大的折扣。
恐怖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恐怖主义威胁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难题。
近年来，相对平和的欧盟地区，也成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
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3·11”恐怖袭击，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事件，2006年8月英美航线未遂爆炸案，2011年挪威布雷维克事件等。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沙利尔周刊》）总部遭遇恐怖袭击，12名编辑、记者等遇袭身亡。
2015年12月13日夜，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案件，造成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人间惨剧。
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系列爆炸案，34人遇难，约200人受伤。
2016年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夜晚，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人们正在著名的滨海大道上观看国庆夜晚烟花表演，一辆恐怖袭击的卡车驶入大道，在人群当中左突右撞，行驶了大约两公里，造成8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惨剧。
这是一场穷凶极恶的恐怖袭击事件，给热爱和平的人们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为何欧洲的恐怖袭击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倾向
这里边的原因的确十分复杂，耐人寻味。
第一，欧洲遭受的主要恐怖袭击，大都和中东地区的乱局、极端宗教势力紧密相连。
极端宗教势力在全世界近年呈蔓延和扩展的趋势，高度发达和自由的欧洲，成为他们的首选。
第二，IS极端恐怖组织和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遭到沉重打击，所控制的地盘和人数实力都在锐减，他们开始把恐怖袭击扩展到全球，欧洲成为他们袭击的重点目标。
第三，二战以后，欧洲长期推行多元化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大量的吸收非洲、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人口，这些外来移民在多元化的机制之下，并没有能够很好的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缺乏对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同感。
再加上一些人群处于被欧洲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地位，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对主流社会十分不满。
一些人往往在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下，加入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对欧洲社会采取报复行动。
2010年，伦敦街头的大规模骚乱，就已经反映出这种种族与宗教隔阂，只是由于英国和欧洲的整体宗教与移民，不敢对其中的真相进行大规模的揭露和报道而已。
第四，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盲目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东和伊斯兰教居民当中，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其中的一些人将采取报复性的措施。
第五，中东北非地区难民大规模流入欧洲，加剧了欧洲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其中很难排除极端宗教势力的存在，将为欧洲未来的动荡埋下伏笔和隐患。
第六，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如果不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消除恐怖主义势力，以及因为贫穷而产生的温床，一国和一个地区很难独善其身。
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恐怖势力和恐怖组织也成为无国界的势力和组织，不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集体行动，很难消灭和遏制这种势力的存在与发展。
而欧盟这样容易流动的社会和地区，往往成为恐怖势力流动和发展实力的首选。
温和的欧洲面临威胁欧洲的债务危机、难民问题、东南欧的混乱局势、欧盟无力的内外政策，导致人们对欧盟本身日益不满，在这种背景之下，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在欧洲普遍崛起，未来将威胁到温和发展的欧盟前景。
在2016年上半年奥地利举行的总统竞选当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得票率高达49.7%，距离登上奥地利总统宝座，只差一步之遥。
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已经成为瑞典议会第三大党，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也已成为该国议会第二大党，是执政联盟重要一员。
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其国内的右翼政党和势力也蠢蠢欲动，日渐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
从大趋势上来判断，这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终究有一天，会通过民主程序，获得执政地位。
那么，欧洲、欧盟内部的右翼势力为什么会持续做大
主要原因包括：第一，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和欧洲的经济始终处于低位徘徊，人们的生活改善有限，普通民众不满本国或欧盟的政策，他们要求经济增长，福利提高，希望强人执政。
这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民众期待的背景空间。
第二，欧洲难民问题严重，给欧洲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二战以后，欧洲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的政策、鼓励文化多元化的政策负面效果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已经暴露，造成了欧洲社会基督教主流社会与外来伊斯兰教移民严重的社会分化，衍生出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坚决排外，反对接收移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欧洲公众对难民恐惧的心态。
右翼的法国民族阵线，就以反对移民的政策而著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法国议会当中第三大政党。
第三，在国际政策上，欧盟经常左摇右摆，受到美国很大的主导与钳制，这让右翼政党与右翼势力十分不满。
2015年3月，欧洲右翼政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论坛会议，其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倾向。
当然，欧洲的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主要是反对移民，反对全球化，反对伊斯兰化，维护基督教的传统和价值观，宣传排外的爱国主义，等等。
以前的大灾难，1999年大十字架事件，是什么事件
随着1999年8月18的日益迫近，世界末日大劫难的预言不胫而走。
在我国，一向鲜为人知的法国中世纪神秘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也因曾经预言过所谓“1999大劫难”而成为新闻人物，有关诺查丹玛斯神秘预言的图书一时畅销不衰，诸多报刊对此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
“1999大劫难”甚至在一些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然而，正如许多负责任的正直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早已指出的，在1999年8月18日，什么也不会发生
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大劫难的预言彻底破产了
但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借助于现代化传播媒介，以崇拜超自然的“灵能”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肆泛滥的大众神秘主义文化，是当代新宗教包括邪教产生的温床。
“1999大劫难”预言就是近年大众神秘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股逆流。
本文将其来龙去脉作一简要介绍，希望能够使广大读者对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认真的反思。
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由此复活，在此前后，马尔斯（战神）以幸福的名义进行统治。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上沸沸扬扬的那首所谓“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预言诗，它出自于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或译为“诺斯特拉达姆斯”等）的《诸世纪》。
一、神秘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何许人也。
据有关资料，诺查丹玛斯1503年12月4日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犹太家族，从小受到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尽管1512年全家皈依了基督教。
诺查丹玛斯自幼聪颖，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数学、占星术，无所不学，尤其对占星术颇有兴趣。
1522年赴蒙彼利埃学习医学，毕业后在法国南部行医。
据说他时常为当地的教士开一些长生不老的处方。
1529年重新就读医学部，后获博士学位。
1534年前后，与一位“身份高贵而极富魅力的美女结婚”。
但好景不长，流行的恶疫夺去了妻子儿女的生命。
1538年，诺查丹玛斯又因出言不慎而被指为异端，为躲避迫害而流离失所达数年之久。
其间，诺查丹玛斯显示了“非凡”的预言能力。
传说他曾预言一位年轻的修士为“尊敬的教主”，该修士在诺查丹玛斯死后成果然为教皇。
1554年，法国南部流行黑死病（鼠疫），诺查丹玛斯救死扶伤，做出巨大贡献。
之后，他在萨隆与一位富翁的未亡人结婚，生活得以安定。
1555年，他出版了预言集《诸世纪》的前三卷（300篇）和第四卷的一部分。
其中似乎预见到了国王之死（1：35），诺查丹玛斯由此而名声大震。
1556年7月，诺查丹玛斯应王妃之邀前往巴黎，成为国王亨利二世的顾问，为其预测吉凶。
但不久因“巫术惑众”而受到警方的追查，只得慌张返回萨隆。
1566年7月1日，诺查丹玛斯在长期痛风以及并发水肿的折磨中死去。
《诸世纪》法文原名为“Les Centuries Astrologiques”（《从星相学的角度来看待今后的几个世纪》），英译本为“Complete Prophecies of Nostradamus”（《诺查丹玛斯预言全书》），共12卷，每卷大致有百首四行诗，共1200首，但1568年版已有缺失，为965首，此外还有若干首六行诗和一些“预兆”诗。
《诸世纪》一书自出版以来，不断翻印，据有关介绍，目前所知就有26种版本和4种赝品。
自该书出版以来，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一直为不同的人所利用，据称，在17世纪法国的宫廷斗争中和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起义时，人们都利用了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1940年，德国用飞机撒下大量“取自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宣称希特勒必胜，英法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宣传。
国内出版的《诸世纪：诺查丹玛斯预言全书》（上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是一部较为详细的中文注释本，对《诸世纪》的语言模糊、隐晦暧昧、怎么解释都可以的100章（卷）共1000首预言诗都一一作了解说。
其中除了“1999年大劫难”（10：72）、“21世纪人类将在月球建筑新的文明”（1：48）、“爱滋病不再成为不治之症”（1：63）等尚未实现以及少数实在无法附会者，按照注释者的说法，绝大多数预言诗都有了应验。
如“滑铁卢之战”（1：27）、“希特勒的灭亡”（2：24）、“电视媒介的发达和新闻节目的兴盛”（2：71）、“挑战者号失事”（1：81）、“印度独立运动”（4：51）、“水门事件与尼克松大总统”（10：76）等等。
总之，400年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不幸被诺查丹玛斯“言中”（五岛勉声称“诺查丹玛斯预言命中率达99%”）。
在此，我们不由想起了中国的神秘谶谣集《推背图》。
很显然，诺查丹玛斯在西方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谶言的作者袁天罡、李淳风、刘伯温之流。
千百年来，《推背图》、《烧饼歌》等神秘预言——谶言，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袁天罡们不是政治家，中国的诺查丹玛斯们大多为政坛名星。
二、诺查丹玛斯在中国一向鲜为中国人所知的诺查丹玛斯成了新闻人物。
1988年至1989年，我国出版了一系列日本人五岛勉《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中文版，致使“1999大劫难”的预言广泛流传。
就笔者所知，大致如下：《1999年人类大劫难》（学苑出版社，1988年；此为第一个中文版——节译）；《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上中下三册，其副标题分别为：“1999.7人类会遭灭顶之灾吗”、“凶险
启示录大十字”、“解开1999年人类灭亡之谜”）（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1—4月）；《恐怖大预言——1999人类大劫难》（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恐怖的十字架——诺氏预言破译之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大预言——一九九九年，人类会遭到毁灭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请恕笔者孤陋寡闻，应当还有其他版本）。
据东南大学出版社版“译者序”介绍，“日本五岛勉，曾倾注了多年心血，阅读了原诗，搜集了世界各国的研究情况，写成了《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一书，共5卷。
第一卷于1973年出版，当即在日本引起了震惊和重视，……其中第一卷自出版之日至1988年2月，竟已再版425次，发行量突破500万册”。
在中国，由于盗版横行以及出版社往往不写印数或不如实写印数，人们很难搞清楚到底印了多少，只知道该书在地摊上卖的很“火”，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诺查丹玛斯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的新闻人物，有关诺查丹玛斯神秘预言的出版物一时畅销不衰。
现但凡提起世纪末日，几乎没有不知道诺查丹玛斯的。
可以说，“1999大劫难”之说在中国广泛流行，《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一书确为始作俑者。
由于有责任感的学者的批驳以及有关部门的干涉，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出版势头有所收敛，但并未绝迹，如1993年4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预言，还是谎言：1999——巨大灾难降临人类》就是一例。
此后，随着1999年8月18日的日益临近，有关的出版物又蜂拥应时而至，除了上面介绍过的《诸世纪：诺查丹玛斯预言全书》外，还有：《天祸》（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10月）；《大预言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
此为中国人编写的诺查丹玛斯传记，真假难辨）；《中外大预言》（上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其中包括《诺查丹玛斯大预言》和《烧饼歌》、《推背图》）；《天地大毁灭——诺查丹玛斯预言考》（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以及以刊代书的《1999年人类大灾难》（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援藏委员会主办的《主人》杂志社出版，刊期不详，刊号为：ISSI 1003-8515》；《1999，世界末日大预言》（海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办的《科学时代》增刊，琼出增字（98）006号，刊号为：ISSI 1005-250X），等等（以上图书或许有盗版）。
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点就是危言耸听，蛊惑人心。
如《天祸》封面上赫然写着：“1999年，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这是“恐怖魔王”降临人间吗
”封底上写着：“灾难到来时，我们将怎么办
”“1999年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这时，‘恐怖魔王’降临人间，它是横扫一切的恶魔。
”“这是诺查丹玛斯在400年前的恐怖预言；6500万年前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导致了神秘的恐龙灭绝；6000年前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造成了文明古国雅特兰提斯的沉没。
那么1999年的灾难将导致……我们可否躲得过这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到底是什么灾难等待着我们
”《大预言家》封底上有：“对于每一个关注诺查丹玛斯‘1999年恐怖大王降临人间’这一著名预言的人来说，‘世界末日’正以倒计时的速度一天天逼近。
对于这一预言的真伪的辩论也随着时间的紧迫性而日趋激烈。
本书作为一部完整描述诺查丹玛斯神秘生涯的传记文学，以破解诺氏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为途径，首次解开了许多围绕其著名预言的种种谜团。
”《科学时代》增刊的封面上竟然有这样的语言：“今年无夏，明年无冬，后年无人烟——中国城乡悄悄流传的厌语。
”……那么，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与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三、不祥的大十字这是日本人五岛勉的一大发明。
五岛勉在《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中，除介绍了近年来人们对1999大劫难预言诗的种种解释，如大空袭说，洲际导弹说、人造卫星说、慧星激烈相撞说、宇宙人袭击说、超光化学烟云说等以外，还将1999大劫难与天体大十字联系起来。
书中写道，1979年4月14日，日本电视台播放特别节目，公布了世界著名火箭工程权威原东京大学教授系川英夫博士用计算机测算出的最新结果：1999年8月18日，太阳系的行星将排列成“大十字”。
对于这种“不吉祥”的十字形，五岛勉认为：“屏幕上显示出罕见的异常现象，而且时间和大预言只差一个月（五岛勉引用瑞士的富朗克·斯塔卡特的研究：16世纪的法国，使用阴历，有闰月，因此诺查丹玛斯说的‘7月’即现在的阳历8月——引者）。
系川的计算机科学运算，证明了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一个是从天而降的‘恐怖的大王’，一个是出现在空中的‘大十字’，两者都很可怕。
注意
大十字用法语讲是‘可怕的大王的’的‘大王’，从发音到拼写都很接近。
这使我不寒而栗。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大十字与1999年大劫难有何联系，五岛勉请教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不以为然：“这一次的这种排列，并非异常，所以很难说有什么影响。
”只有东京天文台的A博士用计算机推断出1.5万年前，行星曾排列成大十字。
五岛勉由此联想到从6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所记载世界遭受大洪水的袭击，就是因星球大交叉引起的。
五岛勉又电话访问了“鲜为人知的天才占星家”神秘学研究家费尼卡斯·诺亚（笔名）。
诺亚指出，这叫做“启示录大十字”，“在我们占星术上，《圣经·启示录》所描写的大异变和大战……至少是临近1999年肯定要发生的情况”。
《启示录》的第四章中，天上有“像狮子”、“像牛犊”、“脸面像人”和“像飞鹰”的四个活物，分别代表“狮子座”、“金牛座”、“宝瓶座”和“天蝎座”四个星座，在即将来临的大十字中排列成凶角，严重对立（因为狮子座属阳性好强，宝瓶座属阴性固执，金牛座极为积极，天蝎极为消极）。
1999年夏天，（1）狮子座的守护星太阳（含义是大国、联盟、国王、领导人、世界权力等）进入狮子座，守护星进入被守护的星座，双方的含义就会强加，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权力和能量过度集中，某个大国就会使用极大的能量采取行动。
（2）天蝎座的守护星火星（意味着战争、军备、热核武器、干旱）进入天蝎座，双方矛盾激化。
（3）冥王星（也是天蝎座的守护星，意味着毁灭和死亡，悲惨的大灾难和大异变）通过天蝎座，太阳如果意味着大国，那么，这个大国就将因干旱、粮食危机、能源耗尽而灭亡，而且将以凄惨的战争为最后的结局。
（4）天王星和海王星进入宝瓶座。
海王星是叛逆之星，它与好战的火星形成90度，不是好兆头；而宝瓶座的守护星天王星进入宝瓶座，双方性格更加强烈，吉凶都很厉害；天王星具有独裁与科学的重大含义，它暗示着有这种性格的大国苏联和太阳（指美国）形成180度的凶角，彼此互不相让。
（5）木星和土星位于金牛座。
木星是幸运发展之星，暗示着丰硕的果实和储备，但不幸的是它与土星（含义是损失、不景气、考验）几乎重叠在一起，尽管只交叉了一下，在占星术上，这就形成很大的连接（大汇合）。
这样一来，在木星的好运气上投下凶恶的阴影，而且天王星与土星形成90度角，会产生科学方面的大独裁国。
……“这是多么凶险的含义
”五岛勉不禁叹道。
然后，五岛勉对1999大劫难预言诗作了如下解释：“安哥鲁摩阿”就是“加克利”（当译为“扎克雷”——笔者）的别名，是指公元1358年（法国北部）非常残暴的大规模农民暴动。
这里预示人民大众在污染毁灭的顶点，对污染的元凶——汽车公司、喷气飞机公司、原子动力联合企业，举行绝望的破坏性示威。
届时，马尔斯（军队、军国主义）借口国家的幸福进行统治。
而且，还要考虑发生核战争的可能，人类毁灭后核武器仍在空中飞来飞去，这就是“在此前后，马尔斯统治”一句中“后”的意思。
四、巨大的犹太咒语所有不祥皆出自犹太人的诅咒和阴谋。
五岛勉笔峰一转：当今世界是古罗马的复活。
《诸世纪》中有一篇《最后的秘诗》：啊
辽阔而巨大的罗马，你已临近灭亡，你的许多城墙，你的鲜血，你的本质都将沦丧，通过文书的尖锐物制造出可怕的裂缝，锐利的铁将把你连轴刺透穿上。
（10：65）据说，诺查丹玛斯晚年曾作过暗示：“在1999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跟古罗马一样的大帝国，将达到繁华与奢侈的顶峰，在颓废、奢侈和快活中度过，那是最后的光辉，会很快衰落下去，其后就是凄惨地灭亡。
”而这又是由“巨大的犹太咒语”决定的。
为什么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只要是关于罗马的，就可以发现其深处隐藏着激烈的咒语
五岛勉如此解释道：在古罗马灭亡的时候，站在街头诅咒罗马的某个喀巴拉教士，说不定就是诺查丹玛斯的祖先。
因为犹太民族尝尽了悲惨的命运，他们除了不诅咒本民族外，对其他人类，怎么咒骂也不解恨。
古罗马时期，他们不能用实力对屠杀犹太人的罗马帝国进行报复，就只能予以诅咒：“苍白龙（慧星）来了，罗马就会灭亡
”早在公元前581年，神曾降临在犹太先知以西结身上，预言在世界灭亡之前，犹太民族将再次回到故乡，建立起名叫以色列的国家。
“犹太民族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算是预言实现了”。
现在的中东动乱全都是以色列强行建国引起的，在其背后，有使世界大乱的企图（即使是无意识的，也起到这种作用）。
这种咒语现今仍在诅咒着“复活的新的大罗马”。
通过调查，五岛勉发现制造核武器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或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世界的军备和经济，虽不能说全部，但至关紧要之处已掌握在犹太血统手里。
作为犹太人的仇敌和怨恨的根源古罗马确实灭亡了，但古罗马的血统和文化残迹依然很强，分散在世界各地，并未绝后。
因此，必须趁他们奢侈顶峰的时候，再次消灭古罗马所有的血统。
对于犹太人来说，“只要罗马存在，我们就永远诅咒”。
他们利用20世纪末的时机，让“复活了的罗马”的两大巨头（美苏）进行疯狂军备竞赛，通过掌握粮食、铀和黄金来操纵两大巨头的经济命脉，用遥控的方式诱使“复活了的罗马”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总之，按照五岛勉的说法，这不仅是预言，而且是铭刻在因国破家亡而到处流浪的整个犹太民族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一个像计算机程序似的、非实现不可的计划。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也成了后代犹太民族的密令，根据这个命令，犹太人牵着人类向前走。
这与犹太复仇的悲壮心情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五岛勉对释诺查丹玛斯的释读。
他甚至还借诺查丹玛斯之口推断，新文明的希望在东洋和亚洲，而其开拓者就是预言诗（1：48）中的“日之国”（日本）。
五岛勉认为，在东洋和亚洲的思想体系里，有与过去统治世界的犹太深层意识即欧美白人的主导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即不破坏自然，不因自私和欲望而毁灭自身，不给别人添麻烦，整个人类相互协调地生活下去）。
它将维持人类的平等生存和共同繁荣。
五、批判与反思我们怎么办
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牵强附会本不值一驳，但对于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还是有必要进行正面教育的。
早在1999大劫难说传入我国不久，就有一些科学工作者奋起而痛斥，其撰文最早、最多，批判最为有力者当首推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德培先生，他发表了《评所谓“1999年人类大劫难”——兼谈几本有关诺查丹玛斯的译作》（《光明日报》1990年3月9日）；《一九九九年人类会遭灭顶之灾吗
》（《科技日报》1994年3月5日）；《1999人类在劫难逃吗
——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真相昭揭》（华龄出版社，1997年1月）等一系列有关论著，揭露洋迷信。
1998年7月15日，《科技日报》又以“一九九九是‘大劫难’年吗
”为总标题，组织了卞德培、李竞等科学工作者的系列文章，对“大劫难”说予以批驳。
卞德培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岛勉“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妄想以假充真，以假替真，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伪科学货色”。
1999年8月日月行星“大体是在四个不同方向，说是成十字形只是一种粗略和近似的说法，似是而非”；“天球只是为了研究天体的位置和运动而引进的一个假想的球体，它并非实体；星座同样并非实体，是为了认识星体的方便而设置的。
五岛勉先生不仅把它们看作实体，居然还要让‘上帝’从星座派出相应的猛狮、毒蝎来到地球‘惩罚’人类。
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联系和‘预言’，岂不要把别人的牙都笑掉了
”这不过是“从早已破产的伪科学——占星术中借来的‘法宝’”。
“考虑了行星的方向、距离以及轨道交角之后再来画图，那该是个既七弯八扭、又参差不齐、七高八低什么都不像的图像了”。
笔者曾就此问题于1999年初拜访了卞德培先生，卞先生十分肯定的说：1999年8月18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大十字”，“大十字”绝对不是天文现象。
卞德培先生还特别指出“大劫难”说对社会，尤其对青少年们，带来了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1）宣扬神秘主义，（2）散布不可知论，（3）制造恐怖气氛，（4）渲染悲观前途，（5）灌输宿命思想，（6）制造动乱因素，（7）大肆诬蔑中国，（8）贩卖伪科学。
笔者根据诸位学者的意见以及自己的思考，认为：我们应当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反对迷信。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许多科技教育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神秘主义的预言同样十分流行。
这主要是因为，当代社会虽然科学技术非常先进，经济高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并没有解决诸如战争与贫病等老问题，而且还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能源短缺等一系列新问题。
人类前途不容乐观
笔者在与一些悲观主义者谈及“1999大劫难”时感到，他们与其说是惧怕大劫难，毋宁是企盼大劫难的来临——他们对世界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而将希望寄托于神秘主义方面。
因此可以说，社会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性的解决。
当然，一些出版部门惟利是图，也是“1999大劫难”预言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
他们自己未必相信，却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四处传播“妖言”，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时至今日，大劫难预言已经彻底破产，有关的出版单位及其管理机构似乎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反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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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提要文明的冲突将使东方和西方不睦。
这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年前的论点。
他的论文成为经典之作—并被滥用于煽动反对穆斯林的情绪。
今天人们认识到，世界比亨廷顿当时能够想像到的更加无序。
\ 20年前的夏天，铁幕被拆除没过多久，巴尔干半岛上发生了战争，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论文《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论文中预言，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而是文明将引发人类的不睦和今后的大型冲突。
他说，文明是通过文化、传统、特别是通过宗教来定义的。
文明的冲突尤其将使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失和。
\ 理论假设可疑过时\ 该论文很快成为经典之作—虽然很多人认为它是荒谬的。
2001年“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后，一些批评者公开道歉，因为似乎只有亨廷顿看清了未来。
但这种称赞是不恰当的：把“基地”组织视为伊斯兰文明的人被该组织的宣传欺骗了。
20年过后的今天，人们应该看到“冲突论”最终被驳倒了。
该理论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建立在可疑的假设之上的，现在肯定已经过时。
\ 亨廷顿的想法属于20世纪，因为它把世界分成不同阵营：西方文明(欧洲和美国)、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等。
奇怪的是，按照他的想法，南美人不属于西方，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是统一的整体。
从总体上说，这种阵营思想不符合今天网络化的世界。
在今天的世界里，就连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也紧密地相互依存。
\ 实际上，亨廷顿认为的各阵营之间的“文明冲突”并没有出现。
血腥冲突发生在文明内部，而不是在它们之间。
在刚果，非洲人自相残杀；在埃及，穆斯林谋杀穆斯林；在叙利亚，内战中死去的人可能比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的死亡人数还多。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在巴尔干半岛上也曾帮助过穆斯林。
亨廷顿的理论在2001年的时候还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但“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从来都不是传统伊斯兰教的使者，他们背井离乡，在西方沉湎于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虚无主义。
\ 亨廷顿划错冲突线\ 只有当宗教仍是不信任、仇恨和暴力的一个来源时，亨廷顿的预言才是正确的。
一些欧洲人一直觉得土耳其太“异类”，不应该属于欧盟。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国家，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煽动暴力，打着神灵的旗号进行的恐怖活动也将不会消失。
处于全球市场边缘而享受不到其好处或认为市场是堕落颓废之物的人，未来可能也会仰仗暴力。
这种暴力可能更为致命。
武器、毒药或病毒今后更容易获得。
\ 然而，亨廷顿划错了冲突线。
虽然乌萨马·本·拉丹总是把自己扮作所有穆斯林的复仇者，但他从未把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打造成统一的整体，更不用说使其成为一股地缘战略力量。
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也不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前者是美国对9·11事件做出的报复，后者源于乔治·W·布什政府的无能和偏执。
尽管在西方遭到广泛指责，但小布什还是想发出强者反对一个世俗独裁者的信号。
\ 这一切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下列问题上吸引开来：最危险的鸿沟早就在穆斯林世界出现。
那里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军方力量和非军方力量、政变分子和民主分子以及官僚和使用“脸谱”网站的革命者。
中东是这样，巴基斯坦是这样，巴黎郊区也是这样。
\ 低估国家优势地位\ 亨廷顿低估了国家相对于文明的优势地位。
政府可以无耻地利用宗教的敏感性，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兴趣是在别处。
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全球化游戏，它们争夺权力、食品、淡水、原材料、武器、投资、利率和一级方程式汽车大赛。
国家争夺世俗的东西—给神灵只留下很少空间。
\ 与亨廷顿所说的不同，文明不必用宗教来定义。
在世界各个城市里，温和的、甚至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中产阶层正在壮大，他们对工作、教育和福利感兴趣。
Youtube网站上早就有一种非宗教的搞笑文化，例如病毒式的“江南Style”，它混合了美国和韩国的文化。
文化不是堡垒，文明不是歃血为盟，家乡也可以是网络上的一个社区。
今天，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信仰和消费、全球公民和家乡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再产生于文明阵营之间，而是在个人内心。
在波士顿爆炸案之前，这种紧张关系不存在于美国和高加索地区之间，而是存在于寻找身份认同的察尔纳耶夫兄弟的灵魂之中。
\ 世界比亨廷顿预期的更加无序。
不是“文明”，而是网络和联盟日益获得影响力。
虽然宗教狂热可能还会煽起冲突，但它几乎决定不了大型和中等强国的现实政治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