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有没有爱国或者土地为主题的诗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
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
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
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
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
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
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
(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
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
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
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
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
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
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
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
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
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
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
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
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
(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
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
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
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
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
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
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
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
(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
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
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
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
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
(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
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
(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
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
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
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
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
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
(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
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
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
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
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
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
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
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
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
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
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
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
(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
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
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
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
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
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
(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
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
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
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
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
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
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
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
(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
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
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
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
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
(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
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
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
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
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
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
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
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
(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
(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
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
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
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
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
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
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
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
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
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
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
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
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
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
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
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
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
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
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
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
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
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
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
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
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
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
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
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
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
(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
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
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
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
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
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
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
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
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
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
(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
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
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
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
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
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
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
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
(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
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
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
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
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
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
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
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
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
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
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
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
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
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
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
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
(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
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用美学角度分析一个文艺作品，需要摘要和关键词，急用啊
谢谢~
[摘 要]长诗《荒原》是英国著名作家艾略特的代表作，在欧美现代文学史和诗歌艺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从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角度上看,它的艺术价值以及在这其中所蕴涵的艺术美主要体现在抽象的象征主义美、突出的现实主义美、独具特色的意境美和结构与神话的完美结合。
本文利用《荒原》这首诗的美学特点来直观地给大家展现一个美的方向[1]。
同时通过对艾略特的诗歌的分析来了解外国的文化与思想的特质。
[关键词]荒原；美学；诗歌；艾略特1、引言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1888年出生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的后裔。
父亲经商，母亲爱好写诗。
少年时艾略特暑假常随父母从圣路易斯到麻省海边度假。
美国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和新英格兰的大海在他童年留下深刻记忆,对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带来不少影响。
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受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和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壁得的影响。
他兴趣广泛，学习了梵文和巴利语言，对印度宗教也很感兴趣。
虽然他在哈佛大学主攻哲学，但并没有一个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修养在文学家中却是出类拔萃的。
他的诗歌创作部分得益于他的哲学涵养，为《哈佛拥护者》编稿和写稿。
艾略特文艺观的最大特点表现在他的“客观对应物”理论中。
他认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出一种“客观对应物”，艺术的“必然”就在于情感外形的完全恰当[2]。
如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当麦克白听到夫人的死讯时所说的话就是由某种“客观对应物”传达给读者的，而在《哈姆雷特》中，这“恰恰是欠缺的”。
艾略特认为：可以充当“客观对应物”的东西包括掌故、意象、引语、事件、情境等等。
这样，诗人在作品中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找、描写这些“客观对应物”。
他完成了关于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博士论文，但没能回哈佛大学接受博士学位。
1909至1910哈佛杂志《哈佛倡导者》发表的他早期诗歌有着拉弗格诗歌的痕迹。
1914年艾略特遇到了埃兹拉?庞德，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文学和私人关系。
他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哲学和文学，柏格森哲学、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拉弗格的诗歌均对他有影响。
1917年，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从反对浪漫主义角度提出“非人格化”学说。
针对浪漫主义者关于诗歌是诗人感情的表现的观点，他认为主观的感受只是素材。
要想进入作品，必先经过一道非人格化的、将个人情绪转变为普遍性、艺术性情绪的过程，将经验转化为艺术的过程。
针对浪漫派直接抒情的表现手法，艾略特在“哈姆雷特”一文中认为“在艺术形式中唯一表现情绪的途径是寻找‘客观对应物’”，即“一套事物，一种形势，一串事件，它们是你想表现的那种特殊情绪的公式”；“只要这类东西一出现……那种情绪也就引发了”。
这正是象征主义以特定事物来暗示情思的创作方法，对新批评家注重发掘文字中所暗示和含混不清的东西很有影响。
因此，诗歌就成为一种象征，人们要理解作品的寓意就不再只限于读懂单词的意义，而必须掌握事物场景的象征意义。
2、荒原的艺术特色艾略特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现代派文学大师之一。
即使今天审视艾略特,他仍不失大家风范。
他的气质是美国人的气质，这是不可否认，难以掩盖的。
他的许多作品深深地熔合了美国文化。
这种双重的记忆性造成他诗歌的历史渊源；不是脱离美国的文化本土，而是不可阻挡的澎湃洗礼着诗人。
他身上融注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全球意识和超前意识，凝聚着批评家的机敏睿智和诗人的情感气质。
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他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20世纪的“荒原”上纵情奔驰，表现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反叛精神。
他的诗作《荒原》以哀婉悲凉的格调，抒发了现代人的“荒原意识”，达到了现代主义诗坛的巅峰。
《荒原》是一部晦涩艰深的现代经典作品文本。
艾略特不爱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而是寓机智、讽刺与含蓄之中，说故道今，纵比横喻，用深化传说来投射现实。
再加上没有完整的叙述，而是通过迂回的隐喻，影射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和精神世界的枯萎[3]。
所以最初发表时，几乎无人能读懂，但大家又都被它迷住了。
当代著名诗人、批评家阿伦?塔特说，他第一次读《荒原》时，一层意思也猜不透，不过他意识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诗篇。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在《荒原》的残片后面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象征构架，诗人用历史来烘托现实的感受，写出了现代人的空虚、厌倦和灵魂对解救的渴望。
康德拉?艾肯认为《荒原》在叙述上的不连贯性变成了一个优势，认为这首诗属于一个“象征的层次”。
同样，理查兹(I?A Richards)认为评论界极力重建《荒原》的“思维线索”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此诗的逻辑并非理念的前后一致，而是感情上的统一。
互不关联段落的效果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感情整体并导致意志的解放[4]。
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荒原》这部长诗中，艾略特以其特有的方式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幻灭感，凝练地概括了战后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分子的一种没落情绪，表达了渴望从宗教上寻求精神出路的愿望并号召人们迅速觉醒来“拯救这个荒原”，使现代人在感情、精神和智慧方面重获生命力。
《荒原》主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普遍悲观失望的情绪、精神的贫困以及宗教信仰淡漠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衰微。
诗人笔下的“荒原”充满满目的荒凉：土地开逢,贫瘠，树木枯黄，冷落。
处在荒原里的人精神一片死寂，好像到处都是骸骨的堆积，是不能开启的失落。
印刻的文化也是毫无出路的，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失去爱的勾连。
他们是相同的个体，却有如此的陌生，感情的交流跌入谷底只有动物的原始的欲望[3]。
外部荒芜，内部空虚的境地,生是如此的不易。
怎样让人得救,突出静寂的氛围,这需要精神的开荒，源源不断的，才能使人得救，逃离荒原，奔向新的世界。
（句子很乱，请修改）诗中，艾略特至少引用了35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与流行歌曲，插入了六种外语，包括梵文。
艾略特模仿贝多芬晚期创作的包括五乐章的奏鸣曲的形式，将长诗分成五章，即“死者的葬仪”、“对弈”、“火诫”、“水里的死亡”、“雷霆的话”。
从表面上看，各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互不相连。
因此，有人说《荒原》是艾略特“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片”。
实际上，一条无形的情感主线贯彻全诗的各个部分，使该诗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各部分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全诗的主题，缺一不可。
第一章“死者的葬仪”描写了荒原的荒凉和现代人虽生犹死的状态；第二章“对弈”描述了上层社会和普通平民的空虚无聊和污秽的生活及精神状态，进一步阐述了现代人所陷入的精神危机；第三章“火诫”以人欲摇流的画面，说明了荒原存在的原因；第四章“水里的死亡”探讨了现代人沉沦的物欲原因；第五章“雷霆的话”展示了诗人对拯救荒原的积极态度，探讨了拯救荒原的途径。
各部分均以拯救荒原为主线，从不同的角度使诗的形式与内容达到统一。
如果抽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会破坏全诗的整体完美性。
正因如此, 构成《荒原》晦涩艰深的原因部分源于艾略特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和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荒原》确实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深远的寓意，吸引每一代学人，每一流派的批评家从不同角度的诠释。
这正是《荒原》作为一个文本所具有的永远的魅力和多重诠释的艺术价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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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文化含义是什么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
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
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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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引导和控制信息，后现代的戏说立场统治人们精神的今天，谈论文学甚至文学的意义还有必要吗
谁还需要知道文学的意义
谁还愿意让自己与文学搭上关系
人们谈论文学的被边缘化、文学的死亡，以及伟大的文学这些话题时，似乎都与百姓的世俗生活无关，似乎与当代社会的进程无关。
但事实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与世俗生活相关，都与社会进程相关，都与人类的整体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
一、文学使人类的存在有了意义 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
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
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
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
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概莫能外。
至于在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
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的书籍，比如各种秘诀之类。
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所谓“新锐作家”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或青春写作。
在新锐作家的视野中，人生不是忙于挣钱就是忙于吃喝玩乐，生活很没有意思，看不到任何方向感。
但是还有能给人以温暖的作品。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是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活意义的寻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对大的社会背景中小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右派和孤儿的非人生活，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憾力；老张斌《小艳史》和《说走就走》是一种以小人物表现大历史的举重若轻的写作，《小艳史》写一个右派在政治利剑威胁下的爱情史，达观而又坚韧，《说走就走》写战乱年代一个儿童眼中的各色人等，实际上则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英雄观价值观。
这些作品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任，足以对普通读者形成真正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英格力士》《藏獒》《兄弟》《等等灵魂》《羊的门》《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
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猬歌》和稍早的《能不忆蜀葵》、阎连科的《受活》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文学不一定非要像大时代的宣传品一样被人人诵读，但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二、文学帮我们建立价值系统 文学史证明，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
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
比如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
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
《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
《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老人与海》、《鲁宾逊漂流记》、《唐€芳隆贰ⅰ妒仗浮罚ā痘缴蕉鞒鸺恰贰兑磺Я阋灰埂贰都促だ贰陡痔窃跹冻傻摹返鹊龋济魅返卦诓煌幕壑倒鄣男纬晒讨衅鹱啪龆ㄐ缘淖饔谩?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
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
而我们，在阅读书籍，听民间说书和观看戏剧——这些都是文学——的时候，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我们就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三、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
但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类的存在毕竟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某一刻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可思议。
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陷入这种迷茫的状态，则可能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化秩序的失常。
在这种时刻，又往往是文学可以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机制（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
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
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文学一直存在着先锋性与大众性共生并存的特性，先锋性似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大众性似乎是只关心老百姓而不关心更高层次的精神探讨的。
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当这种批判性探索性的努力逐渐被社会理解甚至接受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一种可能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演化成了社会性的共识。
所谓文化的大众性，其实就是把精英的探索传达给大众的过程。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
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文化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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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所谓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之分。
文学类别[编辑本段]1、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2、按作者所在的时代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他们的范围都是随着读者而不断迁移的；3、按产生地域分为：欧美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拉美文学等。
4、按读者分为：a、按受众身份\\\/年龄有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等；b、按读者群体及内容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
5、按内容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
6、按表达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歌剧、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含游戏主机)等7、按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以上类别仅仅是一种概括，作为分类的示例，并非全面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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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莫斯·斯蒂恩斯·艾略特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萨莫斯·斯蒂恩斯·艾略特，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他的先祖原是英国萨默塞特郡东科克地方的鞋匠，1670年移居美洲波士顿。
他的祖父迁至圣路易斯，创办华盛顿大学，1872年任校长。
父经商，母夏洛蒂·斯特思斯是诗人。
他的家庭一直保持新英格兰加尔义教派的传统。
1906~1910年，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并受到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的影响。
其后去法国，在巴黎大学听柏格森讲哲学，接触到波德莱尔、拉弗格、马拉梅等象征派诗歌。
1911~1914年他在哈佛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
1914年起他定居英国。
1914~1915年在德国学习，因战争中断。
这时他写完关于英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布拉德莱的博士论文。
1915~1916年他在伦敦海格特学校教授拉丁文和法文。
1917~1920年在劳埃德银行当职员。
曾担任先锋派杂志《自我中心者》的助理编辑。
1922年艾略特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并任主编，直至1939年。
从20年代起直至去世，他一直任费柏出版社董事。
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艾略特自称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政治上是保皇派，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
他从1909年起发表诗歌，先后出版《诗歌》（1909，1925）、《诗集》（1909～1935）、《四个四重奏》（1944）、《诗集》（1909～1962）。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诗歌、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剧作家和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用联想和暗示为联系，反映了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怀疑和幻灭的情绪，到了30、40年代又有向宗教中求解脱的情绪。
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最重要的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写上流社会一个青年在求爱途中的矛盾心理；《一位夫人的写照》（1915）写上流社会妇女生活的空虚；《小老头》（1919）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
这些诗歌反映人物的空虚、渺茫和无奈。
《荒原》（1922）是20世纪西方文学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
全诗分5章。
在第1章《死者葬仪》里，诗人以荒原象征战后的欧洲文明，它需要水分和春天的滋润，但实际上充满了低级的欲念。
第2章《对奕》对照上流社会妇女和酒吧间里下层男女市民的生活，显得同样低级和毫无意义。
第3章《火诫》写情欲之火造成的庸俗猥亵，空虚而无真实的爱。
第4章《水里的死亡》最短，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渴望的生命之水也拯救不了人类。
第5章《雷霆的话》又回到欧洲是一片干旱的荒原这一主题，但对革命浪潮又感到恐惧，宣扬宗教的“给予、同情、克制”。
艾略特利用人类学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成果，大量引用或更动欧洲文学中的情节、典故和名句，用6种语言，以鲜明、生动的语言，构成节奏自由，语言变化多端的完整诗篇。
这首在技巧上是一个大突破。
在《标准》季刊最初两期刊出之后，颇受訾议，其后作者增加了注解，研究者又作诠释和评论，基本可以读懂。
艾略特其他重要诗作如《空心人》（1925），绝望情绪更明显；“世界在呜咽中结束”，这首诗中抽象名词逐渐增多。
《灰星期三》（1930）指四旬斋的第一天，要把灰撒在悔罪者的头上，宣扬基督教服从上帝的意旨和悔罪的教义。
《四个四重奏》写成于1935~1941年间，借用4个地点为题：《烧毁了的诺顿》指一座英国乡间住宅的玫瑰园遗址；《东科克》是艾氏祖先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和村边小路；《干燥的萨尔维奇斯》指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一组礁石；《小吉丁》则指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教徒聚居点的一座小教堂。
这是一组哲学宗教冥想诗，中心主题同《荒原》一致，通过事实，抒发对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空幻感，生命的幻灭感，齐始终、等生死，“紫杉与玫瑰同寿”，宣扬基督教的谦卑精神。
《荒原》的创作，读来自然流畅，明白澄澈，被认为是艾略特登峰造极的诗作。
艾略特的剧作多用诗体。
早期的《斗士斯威尼》（1926）未完成。
为伦敦某教区募款而上演的《磐石》（1934）是古装表演剧，其中的合唱队台词则渲染教会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困难，宣扬它最后必然取得胜利。
艾略特最著名的诗剧是《大教堂凶杀案》（1935），为坎特伯雷大教堂节日活动而作，写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厄·贝克特与国王亨利二世的矛盾。
贝克特抵抗住各种引诱，最后被国王派来的骑士杀死。
《全家重聚》（1939）以现代题材写犯罪破坏家庭所遭到应有的报应。
《鸡尾酒会》（1950）和《机要秘书》（1954）以现实主义喜剧形式宣扬宗教信仰给有罪的人带来自我认识之光，最后一个剧本《政界元老》（1959）则转而歌颂爱情。
艾略特最早的批评著作收在《圣林》（1926）中，以后陆续发表批评文章，于1932年另编《论文选集》（1951年修订），1936年又编成《古今论文集》。
他的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批评的功能》（1923）、《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3），此外还有关于诗剧、个别剧作家和诗人的文章和演讲。
艾略特对莎士比亚并不推崇，认为弥尔顿给诗歌技巧带来了坏影响。
他认为雪莱概念化，拜伦只供上流社会娱乐。
他十分推崇但丁、英国文艺复兴（尤其后期）剧作家、玄学派诗人。
他称颂德莱顿的诗歌技巧能给人以惊讶的快感。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他提出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传统创作，但能象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这就是作家个人才能之所在。
艾略特还提出两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概念：“感受的分化”和“客观对应物”。
他认为诗人表达思想要找到“客观对应物”，把它配成一副图案来表达某种情感，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除文学批评外，艾略特还发表过不少有关宗教和文化的著作和文章，其中主要的有《什么是基督教社会》（1940）、《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1949）等。
艾略特的创作和评论对英美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对整个西方文坛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新批评理论的基本特点。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为三个方面: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下面我们分而述之:1.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就这样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1)主题的不确定.如果说, 在现实主义那里,主题基本上是确定的, 作者强调的就是突出主题；在现代主义那里, 作者反对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 他们并不反对主题本身, 相反, 他们往往苦心孤诣地建构自己的主题.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主题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意义不存在, 中心不存在, 质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没有主题, 也没有“副题”,甚至连“题”都没有.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 并重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这种主题的不确定与后现代主义者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的危机和失落是密不可分的.譬如“垮掉的一代”就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垮掉.乔治•曼德尔指出,当时“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以各自的方式暂时失去了知觉:在教堂里,在电影院里,在电视机前,在酒吧间里,在书本里……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寻找它的麻醉剂……瘾君子的哲学家、娼妓和诗人、艺术家和窃贼、情人们、梦想家们、玩忽职守者,以及美国各式各样的无家可归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一步一步祈祷地爬上摇摇欲坠的塔顶, 向某个天堂的幻影前进, 还是一点一滴地, 从一场无聊的电影到一针海洛因, 赢得任何一条可能的逃避途径一一全世界都陷进了圈套”. “垮掉的一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更加突出了存在主义软弱、绝望的一面一一物质世界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一一而将存在主义重在行动与选择的进步因素抛弃了.另外, 他们在精神分析学说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的非理性、潜意识活动, 用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因此,“垮掉的一代”在思想倾向上又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 以虚无主义目光看待一切, 致使他们的人生观彻底“垮掉”,他们对政治、社会、理想、前途、人民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统统漠不关心.第二他们用感官主义把握世界, 导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彻底“垮掉”, 他们热衷于酣酒、吸毒、群居和漫游的放荡生活.“垮掉的一代”在“垮掉”之后, 便毫不羞愧、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性, 他们称自己的创作为“自发创作”,他们要随意地、即兴地表现自我.“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小说, 它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表现了“垮掉”分子“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纵横交错、飘忽不定.他们一方面抛弃了旧有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 另一方面, 他们在青芜庞杂的社会思潮面前又茫然失措.作者认为, 生活就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大路, 虽然人们走走停停, 但永远都是在路上.作者为了最好地表达这一思想, 他将一长卷白纸塞入打字机, 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伙的谈话记录下来 ,三周之内便匆匆写成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2）形象的不确定.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 人物即人, 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人即人影, 人物即影像.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 文学中的人物也自然死亡.当代理论家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 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这固定本体是一套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品性-一一个姓名,一种处境,一种职业, 一个条件等等.新小说中的生灵将变得多变、虚幻、无名、不可名、诡诈、不可预测, 就像构成这些生灵的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木偶.相反, 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将更加真实、更加复杂,更加忠实于生活, 因为他们并非仅仅貌如其所是；他们是其真所是:文字存在者.” 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人物形象特征概括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其中“无绘”指的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描绘代码, 它不给人物一幅肖像；“无喻”的意思是没有比喻和转喻代码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 根本就没有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意义”可以探寻.正是这六无, 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形象的确定性完全被肢解了.这种“形象的不确定”还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已经从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美国当代作家巴塞尔姆是比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辛伯达》可算是经典的后现代文本.小说中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具有丰富的浪漫航海历险经历的水手辛伯达；另一个是80年代的美国教师“我”.“我”生活贫困, 衣着寒酸, 被白天上课的学生看不起, 但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还是打动了学生们, “要像辛伯达一样!迎着风浪前进!……我告诉你们,与大海融为一体吧!”学生们却说, 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 你们完全错了.那里“有华尔兹, 剑杖和耀眼炫目的漂积海草.”这里说的华尔兹, 是指小说前面提及的水手辛伯达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后向传来华尔兹音乐的树林走去.在这里,人们难以分清讲话的人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教师“我”, 或者水手辛伯达与“我”原本就是同一人?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有几个, 两个还是一个? 也许正是过去的水手辛伯达现在成了大学教师“我”? 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试图捕捉准确的意义的企图都完全落空, 剩下的便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 你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就是什么.（3）情节的不确定.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他们认为,前现代主义的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合乎逻辑、情节的完整统一是一种封闭性结构, 是作家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并非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因此, 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体, 并用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终止情节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将现实时间、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 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 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 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新小说便一反传统小说情节的确定性, 而精心建构一种迷宫式的情节结构.新小说因为反对有计划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和遭遇, 反对将生活编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样子, 反对塑造典型人物, 因此, 新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大都打破传统的时间概念, 把过去、未来、现在混为一体, 将现实、幻觉、回忆交织一团, 从而构成了一些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 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场面,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布托尔在谈到他的小说时曾说过,“它不仅是一座空间的迷宫,也是一座时间的迷宫”.新小说家把形式看得高于一切, 认为作家构造一部小说, 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 而在于怎么写, 因此他们尽可能将作品的情节结构安排得错综复杂, 独具匠心.比如,布托尔的日记体小说《时间表》分为5个部分, 这5个部分即日记中的5个月(5一9月).主人公在这个迷宫般的城市里所写的日记已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展开, 而是将现在、过去、未来, 现实、历史、幻想交织在一起.书中的时间顺序重叠交错, 但又有一定的规律, 就像是一个递进的乘法口诀表或铁路上的价格表.5个月首先按5、6、7、8、9直线顺序写,然后从5月到2月按斜线的顺序写;其次,每一个月所写的东西在递增,因此每一个月的日记增加对一个月的记述, 这样一来, 虽然只写了5个月, 但12个月的事都包含在这5个月里, 而这一年又象征着人的一生, 象征着整个时代.这种纵横交错的时间又同迷宫般的空间交织在一起, 使得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精巧.读者如果以读巴尔扎克式的小说的神智去读这部小说, 就会如坠五里云雾, 不知所云, 以为这是作者在“发神经病”；读者如果按照新小说的方式阅读新小说, 层层解析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构, 就会产生一种一步一步走出迷宫的愉悦和快感, 就不得不叹服作者独具匠心.（4）语言的不确定.语言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视的因素, 它甚至都上升到了主体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后面还有论述.2.创作方法的多元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创作原则必然导致其创作方法的多元性.多元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又一基本特征.国际比较文学学者伊布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曾经指出, “绝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以不同标准的多元共存为前提”, “多元主义意指多样性的互动.这一概念的主要长处在于, 它允许不同诠释框架的奉行者互相交流, 进而使他们参与到不同的框架中, 从而避免相互隔绝”.进入90年代以来, 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 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文化绝对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 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开始思考、关注如何建立起新的国际文化关系这一最新课题.在失去中心与绝对之后, 全球人类共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世界文化呈现出一派多元发展态势, 人们所重视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元疑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倾向不无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多元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贯通之中.(1)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虽然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 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譬如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结合.魔幻现实主义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 其总体精神及创作方法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但是,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从来就没有远离过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一种态度.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现实,力图深入现实, 去发现现实中、生活中、人类活动中的神秘所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都非常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创作目的明确,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鲜明的爱憎观念.略萨说, 作为一个作家, “意味着同时负担起一种社会的责任: 在发展个人的文学事业的同时, 通过写作及其活动, 还应该是解决社会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的积极参加者”.因此,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们并不热衷于描写个人内心的非理性的变态心理, 而是牢牢扎根于客观现实,尽情地揭露当代拉丁美洲的政治寡头、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表达作家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的思考.卡彭铁尔对超现实主义的精神错乱的梦呓文学, 从一开始的欣赏到后来的厌倦到最后的决裂, 乃是因为他用理性对这类文学进行了严格的分析和审查, 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要表现美洲大陆的愿望.马尔克斯说, 他内心深处有两种信念:“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二、人类最临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他的《百年孤独》通过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的离奇曲折的遭遇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经历, 描写了加勒比海沿岸小城马孔多百余年的历史变迁, 反映了哥伦比亚农村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百年沧桑, 表达了作者渴望和平、痛恨社会动乱、憎恶战争、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独立和团结的思想, 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非常突出.(2)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大部分分歧点上, 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都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它们与其说是异中之同, 不如说是同中之异, 所以, 要将二者严格地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作家都受到过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 而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又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后现代色彩.乔伊斯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 但近年来他又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创者.他的《芬尼根守灵夜》常常被视为英美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因为这部作品体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在这部小说中, 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 他不仅采用了一种世界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梦语”, 而且还让其他任何他认为可用的素材堂而皇之地进入他的作品, 由此他向读者展示的, 是一个独立而又封闭的小说世界和一座永远也无法走出的迷宫.乔伊斯此时想做的, 已经不是像他早年那样, 试图通过某种奇特的语言和文本反映点什么, 而是旨在通过语言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乔伊斯终于完成了他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像乔伊斯这样跨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界限的作家并不算少数, 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威廉斯、阿尔比等都是这样.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黑色幽默”显然受到过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黑色幽默”作家正是在将世界视为荒诞不经、无可理喻之后, 才采取了付之一笑的态度.这些“黑色幽默”作家“对于自己所描述的世界怀着深度的厌恶以至绝望, 他们用强烈的夸张到荒诞程度的幽默、嘲讽的手法, 甚至不惜用‘歪曲'现象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对本质发生怀疑的惊世骇俗之笔, 用似乎‘不可能'来揭示‘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情, 从反面揭示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本质, 以荒诞隐喻真理.他们把精神、道德、真理、文明等等的价值标准一股脑儿颠倒过来( 其实是现实把这一切都已颠倒了 ), 对丑的、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东西, 使人尴尬、窘困的处境, 一概报之以幽默、嘲讽, 甚至‘赞赏'的大笑, 以寄托他们阴沉的心情和深渊般的绝望.”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作者原本要以人类的智慧去嘲讽那些统治社会的军事官僚体制和控制人的生存权的大人物, 而最终这部“第二十二条军规”却成了无时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人类荒诞处境的一个象征、一个圈套, 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甚至智慧也无法幸免于这一圈套.因此, 海勒对生与死、情与爱、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都采取了极端与陌生的讥讽嘲笑的态度.甚至昔日在莎士比亚笔下庄严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在海勒笔下也成了戏谑之语:“死还是不死,这就是要考虑的问题.”小说在总体精神上更多属于后现代主义, 而在艺术手法上则更多地属于现代主义.(3)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像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许多密切的联系一样, 后现代主义也常常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譬如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一一自白派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抒发个人情感”这一特征推向了极点.自白派诗人坚决反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原则和新批评理论.艾略特认为, 文化史的重大压力比诗人本人的创作冲动要强大得多,因此, “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逃避感情, 不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 这就是艾略特著名的“非个性化”创作原则.新批评派在艾略特的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意图谬误”论.他们认为,因为人们常常将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 并以前者代替后者, 这样便导致了“意图谬误”, 因此, 批评家应当将作者的创作意图排除在文学批评之外.针对艾略特与新批评派的理论, 以及美国学院派诗歌创作的传统, 自白派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毫无顾忌地揭示自己的个人隐私, 比如性欲、死念、羞辱、绝望、精神失常、接受外科手术、与雇主的矛盾, 以及对妻子、父母、兄妹、子女的扭曲的变态心理等, 由此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回归浪漫主义, 从而开创了60年代风行一时的“自白诗”运动.3.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人们通常认为,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后现代主义是以“语言”为中心.早在1932年法国作家贝克特就在他的小说《难以名状者》中通过主人公发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呐喊, “所有一切归结起来是个词语问题”,“一切都是词语, 此而已”. 一般来说, 现代主义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 将认识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 高度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前者通常将人的意识、潜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加以描绘, 刻意揭示人物的内在真实和心灵的真实, 进而反映出社会的“真貌”.而后者则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 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 并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身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也不是抒发内心情感、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 而是要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 从而极大地淡化, 甚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在这一理论基础上, 后现代主义文学首先要揭露的就是所谓现实的虚假性, 即“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在这一点上, 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可以作为代表.元小说( 又称反小说 )就是以戏仿( 或讽仿 )为主要范式, 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 这就在形式上和语言上导致了传统小说和叙述方式的解体, 宣告了传统叙事的无效和虚假.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家们认为, 现实是语言造就的, 而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虚假现实的造就者之一: 它虚构出一个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 从而把读者引人双重虚假之中. 因此, 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穿这种欺骗, 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的虚假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使他们去思考, 去重新认识现实和语言.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小说何以成为小说的小说”. 它自我揭示虚构、自我戏仿, 把小说自我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 自我揭穿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和伪造性.“小说的真相就是:事实即幻象；虚构的故事是世界的原型”.这样一来, 在元小说中, 所谓的“现实”便只存在于用来描绘它的语言之中,而“意义”则仅存在于小说的创作与解读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游戏性, 使得读者能够从阅读文本中获得极大的愉悦. 后现代文本是一种“语言构造物”,是一个网状结构, 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 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止阅读.读者无须去探求或推敲隐藏在文本之后的内容, 他只要关注自己每时每刻的体验和感觉就行.1968年英国小说家B•S•约翰逊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部装在盒子内、封皮可以移动的散装活页小说, 便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游戏精神发展到了极致. 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全书松散的27章重新排列, 任意组合, 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 开始自己的游戏.现代主义文学的对象是主观的内心世界,是人的潜意识中的“自我”.这就必然导致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心理性和表现性特征.简单地详,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就是心理主义或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方法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以潜意识为表现对象.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学的最基本的区别是表现对象的转移,传统文学注重人物的形象、性格及环境的联系,现代主义则转而重视人的内心,而且是人所自觉不到的、心灵深处的潜意识.第二,非理性的思维方法.由于现代主义的潜意识为表现对象,而潜意识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控制的领域,它缺乏明晰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因而,在创作中,他们就必然常常使用非理性的思维方法、塑造支离破碎、互不联贯的形象系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满地达到表现自己的潜意识的艺术追求.另外,由于从潜意识的角度看世界,世界也自然变得无秩序、无规律、无意义起来,并且认为这就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世界的真实本质.诗歌之所以要采用象征的手法,也正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无理性的潜意识冲动.第三,以象征,意识流,变形为表现方法,突出虚幻性和假定性.为了表现超感觉的激情和难以捉摸的内在现实,现实主义文学普遍运用在非常态的,变形的假定性手段.它采用奇特的比喻,极度的夸张,使对象象征化.象征可以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最基本的手法.如果客观事物的原有形象不能完满天的表达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得加以扭曲变形,直到能够完满天地表现主观的内在冲动为止.这样的手法在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荒诞派戏剧等流派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意识流也是现代主义的常用手法,这是现代主义以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以人的潜意识为表现对象的直接产物.它不是通过塑造外物形象来象征人所要表现的主观自我,而是频频采用“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感官印象”等手法,直接描写心灵深处的活动,描写潜意识的流向,这种意识流的手法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它不需要用理性加以整反理,综合.第四、反传统,求创新.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总的特征.其表现几乎涉及文学的一切方向,如反理性、反主题、反情节、反语言等.传统文学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重视外部世界.而现代主义则把重心转向内心转向潜意识.主观文学是主观自我的表现,传统文学强调理性精神,热衷于于将世界规律化.力求“给混乱以秩序”.而现代主义则排斥理性,诉诸直觉和本能,努力“给秩序以混乱”,传统文学反映现实年活,现代主义则完全摒弃主题,认为主题就是作品的结构-形式,它根本否定人的伟大和尊严,强调人年的痛苦和无意义.因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无个性、无生气、完全异化了的抽象 的人,有时甚至连形象、职业、性别都没有.传统文学往往追求生动曲折的情节,现代主义则大多没有情节,即使有,也是十分单调、枯燥.《等待戈多》中两个不知身份的流浪汉就是如此,在野外盲目地等待戈多的到来,甚至戈多不来他们就决定要上吊自杀,而读者对戈多却一无所知.传统文学讲求语言的准确生动,追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表现力.现代文学的语言则许多是无逻辑的,颠三倒四,支离破碎,无任何意议.所有这些,都要构成现代主义反传统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美学追求的创新意识,不可否认,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和创新,对反映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提供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但是,由于以唯心主义的思想世界观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现代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不少作家脱离现实,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故弄玄虚,造成许多作品晦涩难懂,离奇古怪.
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成就以及地位
旦诗歌(2007-05-23 21:27:11)转载▼ 分类： 备课 一、穆旦诗歌：近年歌评论界和文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
穆旦的诗非常有艺术个性，总是在对传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中显现其创新。
在九叶诗人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无疑是穆旦。
他的诗歌以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技艺，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他身上汉语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1)，不仅是现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在解放后翻译的《唐璜》、《欧根·奥涅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其主要诗集有《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5)等。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
早期他最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他的写作中也洋溢着浓郁的青春色彩和浪漫情调，如《园》中的诗句：“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当时穆旦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然而，在这些浪漫抒情之作中，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已经表现了出来。
1937年他写下了名作《野兽》，刻画了一头带着创伤从血泊里站起，发现野性的呼喊的野兽形象，诗行间充满紧张感，比喻奇警，蕴含了深刻的象征语义。
而《在旷野上》一诗则作出惊人的自剖：“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诗人的理性自觉已经从情绪的单纯抒发中凸现出来，热烈地追问着，从自我独白到自觉的深刻内省，使得年青的穆旦迅速转变了诗风，一方面向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学习现代诗艺，一方面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周围宏大而混乱的历史现场。
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曾言：“穆旦早期徘徊于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之间，但时间短暂。
当他在40年代初，以现代派为圭臬，很快确立了自己现代诗的风格。
” 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熟练地运用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对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的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追问。
他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其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收录穆旦诗作多篇，数量仅次于20年代大诗人徐志摩，由此也可见穆旦在当时的重要位置。
诗歌的主题分析。
诗歌是主情，其主题往往不像其他叙事类的作品那样明显，可以简扼地提取归纳。
所以这里的归纳也是为了方便论述与把握。
阅读诗歌时，应当注意不能做过分的条块分割。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出自穆旦笔下的一个有名的诗句，可用来表征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常见的主题。
40年代，历史意识、社会良知在新诗中大面积凸显，九叶诗人也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新的诗歌表现力，而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起点，直面严酷的历史现实，拥抱时代生活，让年轻的诗人找到了诗歌想象力的归宿。
在《玫瑰之歌》中，“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的诗人曾不断去“寻找异方的梦”，但最后表示“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时代的熔炉让诗人感受到了火热的气氛，1940年，他在评论卞之琳的诗歌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而这个时代无论大街、田野和小镇，“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大的欢唱”，穆旦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写下了《合唱》、《赞美》、《旗》等充满强烈民族意识，歌颂人民力量的诗作。
但不同于抗战时期那些简单空洞的政治抒情诗，他的“赞美”没有停留于情绪宣泄的层面，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的“合唱”也没有掩饰住他特殊的、痛苦的嗓音：“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在这首题为《赞美》的诗中，“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包扎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的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则转换了抒情的口吻，代以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北方的大地：“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 寒风中的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命运，但诗人的态度是多思，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这样的诗句在客观、节制中，既传达了某种整体的时代感受，又闪烁出诗人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二个主题，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除了以民族、时代为书写主题的诗作外，更具有穆旦个人特征的一类诗作，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
袁可嘉曾言“穆旦无疑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
在他笔下，现实背后的荒谬，以及个体在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到了“剥皮见骨”的展现。
在《出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 在这一段诗中，“上帝”、“历史”(“犬牙的甬道”)、“真理”都成为否定的、异质性的存在，欺骗又引领着“我们”，在不和谐的冲突中增添着生存的丰富和痛苦。
可以说“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表达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它成为穆旦诗人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
首先，它存在于诗人对现实、历史的深入批判中：“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 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如他在《三十诞辰有感》中所表述的：“人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
” 在穆旦这里，这种“探险”是没有确定的终点的，因为他时时发现“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穆旦的多篇诗作都表达了个体在历史戕害之下的虚无、荒谬体验，甚至将世界终极价值的代表——“上帝”或“真理”也推上了拷问的法庭。
其次，“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披露。
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是穆旦诗中现代意识的一另一种体现。
《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
它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
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理历程不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坦途，而是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来到和去处之间，\\\/在我们获得和去失之间。
”(《隐现》)这种痛苦、矛盾的体会甚至延伸到了个体最隐私的情感深处，他著名的诗作《诗八首》便是一个代表。
这首诗在处理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主题时，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冷处理方式，探索了爱情的火热痴迷，更探索了其中的隔膜与疏离，在“丰富而且危险”的变奏里引申出诗人以爱的痛楚思辨。
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的真理到隐私的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贯穿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核心主题。
穆旦诗歌第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表现“残缺的我”。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
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诗句表达了这种浪漫化的自我意识。
但在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这里，“自我”却被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
穆旦在《我》一诗中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 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不仅20年代郭沫若式的抒情自我形象没有出现在穆旦诗中，而且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寻梦者”、“倦行人”也被上面那个痛楚呼救的“我”所取代的。
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如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结果。
《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穆旦典型的方式，是将诗中的“自我”旋转在不同力量的交汇之处，使“我”成为冲突的存在，无法整合成和谐的统一性，如《诗》中所言：“站在不稳定的点上，各样机缘的\\\/交错，是我们求来的可怜的\\\/幸福……”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光明与黑暗、实有与虚无之间，“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
当然，穆旦的诗歌仍然表达了重塑自我，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渴望，但是无论是在个人的思辨还是在历史的行动中，“新的组合”常常被“新的分裂”所取代。
在人流之中，在时代的宏大合唱里，他听到了“集体的欢乐，但同时发现“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在爱情的体验里，也会听到“主”的暗笑“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八首》)。
在历史的重压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延生。
”(《控诉》)穆旦复杂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任何现实对象之中都无法获得平静，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柔和，\\\/主啊，生命的饿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穆旦复杂而深邃的主题世界。
在这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不仅得到了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交织贯穿在了一起，形成相互的劫难，代表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现实、个体存在面前，精神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深度。
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旦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领会诗人体验、思考和观察生活的特殊的视角，还有他的个性化的发现。
然而，这些思考、体验和发现，都是通过穆旦式的诗意和诗形来表达的。
所以在做过主题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穆旦诗歌进行比较概括式的艺术分析。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穆旦诗歌艺术归纳为三个创新点，或者说，是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三个方面探索。
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
在新诗现代性探索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间接性、客观性呈现，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戏剧化表达等，这些诗歌手法也在穆旦诗中得到大量应用，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共同特征”。
但相对于辛笛、郑敏诗中浑然凝重的意象之美，也相对于杜运燮、袁可嘉诗中随处可见的俏皮反讽，穆旦诗中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构成了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张力之美”。
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自我分裂”的深刻洞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诗艺，即：总是在悖论、反差与不同因素的对撞中构架自己的诗行。
郑敏在分析穆旦诗歌时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的诗“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矛盾来展开的”。
这种诗艺在有效表达其主旨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主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就是“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
” “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
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开展，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
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
最典型的《五月》一诗，它是这样开始：“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家乡” 在这样一段仿古歌谣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诗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其后诗行始终在这两种诗境和诗体中交替发展，如王佐良先生所称：“两种诗风，两个精神世界，两个时代”，形成“猝然的对照。
”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并置，反讽的效果所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
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
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三十诞辰有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 (《隐现》) “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诗八首》) 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
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
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
“用身体来思想”，这是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
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是九叶诗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哲学玄想的内涵，它还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歌技巧：思想知觉化，即不是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如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所形容的那样：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嗅到思想。
这种技巧在穆旦的诗中化为一个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方式：用身体来思想。
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譬如下列诗句：“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世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发现》) “……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轻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 “你我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的固执，我底惊喜。
”(《诗八首》) 上面的诗句无不充满了大胆的奇想，内心的波动和抽象的观念都成为可以触摸、感受的现实，“身体”是这些诗句的中心，围绕它诗人似乎打破了灵与肉、自我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间的界限。
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殊诗美效果也就出来了。
唐弢就指出，“穆旦也许是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深沉的生命的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少数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
”“生命的同化”，指的便是穆旦这种将一切转化成官能知觉的能力。
《春》是穆旦的名作，它表达了一种青春的困惑的自我意识。
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时刻传达着生理上的热切和焦灼：“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 自然被拟人化了，它渴望着、摇曳着，隐喻了生命的勃发，而最后的结句尤令人惊叹：“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 在这里光、影、声、色，自然的多种元素也被赋予了身体的感知——“赤裸”、“痛苦着”，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完美地化为身体的外延，形成了“新的组合”。
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
穆旦诗歌艺术第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
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
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
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
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 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
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
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
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风的“诗化”境界，更多的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
他早期采用现代手法写成的《还原作用》一诗中，就出现了“污泥里的猪”等丑的字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
”在其他诗中，诸如勃朗宁、毛瑟枪、通货膨胀，工业污染、辩证唯物、电力枢纽等等“非诗意”辞句更是被大量使用，充满了动荡不安的现代的气息，极大地疏远了古典诗境的醇美取向。
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
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
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
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
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诗歌当作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
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型，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
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
”(《鼠穴》) 在短短的几行中，反复使用逻辑关联词，一方面使语义准确有力，毫无模糊的暗示性；另一方面形成诗歌内涵的盘曲交错，与30年代诗人柔美舒缓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差异。
在用词上，穆旦也颇有特点，他诗句主要词汇不是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充满感性的传统诗意词藻，除现代日常用语外，还掺杂进大量抽象的观念用语，如“绝望”、“历史”、“诱惑”、“逻辑”，在这些词语的组接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穆旦曾有这样的诗句。
他的写作正是从“古诗词的山水里”挣脱出来，在一个散文的世界里发掘新的诗意。
由于不同于人们一般的审美期待，他的诗歌给人以密度过大，过于观念化的印象，甚至有晦涩之感，但正如唐弢所说的：“他的诗里很少有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可陌生与生涩一经深深探索，又给人一种莫大的惊异、乃至惊羡。
” 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
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
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