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读后感
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落后了
而恰恰从这一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多少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
下面仅以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讲点个人看法。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主要指大型的、属于艺术范畴的公共性建筑），从形式上划分，基本上有两类：一类主要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流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一类主要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流行范围很小，主要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
两种形式的建筑各自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各有不同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就艺术而言，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很难分出高低。
这篇演讲，仅从反思的角度，着重谈谈我们的建筑文化中那些制约着我们发展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的负面现象。
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 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重复前人，不思突破；一个则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
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可资证明。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
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罗马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矫饰风格、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折中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爱向前人看齐；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
而欧洲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也不高山仰止，而设法超越他们，努力向前探索。
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不断重复前人，不思突破；一个则不断推陈出新，向前跨越。
纵向承袭思维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响。
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美是不可重复的
若是可以重复，则今天世界上的艺术品早就没有地方可堆了。
何况圆明园是极为重要的国耻纪念地，是入侵强盗的“作案现场”，重修意味着对“现场”也就是对文物的破坏。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门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建筑学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的诞生，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
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整个儿讲就慢了西方一大拍，即少了一个工业时代。
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
这意味着，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就是说：简单仿效。
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
但如果一味“拿来”，或“拿”的时间过长，这就值得注意了。
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学别人，如果只学其表面，即形式和风格，而不学其本质，即创造精神，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个性的东西，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
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作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
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当地、扎扎实实地重建一点古建筑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的搞，甚至借“弘扬”之名，“一窝蜂”地大贴“古建符号”，就有违历史规律了。
技术传授的滞后性 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与建筑直接相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正如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戏剧（悲剧和喜剧）的基础上成为雄踞欧洲两千年的理论泰斗一样，罗马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维特鲁威的《十建筑书》，它不仅在希腊罗马丰富的建筑实践基础上，对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作了详尽的记载，而且作了理论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建筑理论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奥的《建筑四书》，阿尔伯蒂的《论建筑》（又称《建筑十篇》），维尼奥垃的《五种柱式规范》等。
它们根据欧洲建筑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建筑理论作了认真而详尽的梳理和阐发，对尔后的欧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现代和“后现代”他们也有多种经典性理论著作广泛流传。
相比之下，作为木构建筑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的建树就要逊色得多。
直到汉代我们才有了一部属于政策、法规一类的《考工记》。
之后过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经》，元代有过《经世大典》和《梓人遗制》，但都不完备，而且多半失传。
比较完整的是宋代李诫写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是我国建筑遗产的精华，尤其是前者。
但它们都着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记述，理论升华和美学探索仍很缺乏。
西方建筑的美学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建筑在造型和装饰基础上的。
随着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玻璃等的诞生，在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人们抛弃了这一传统，转向对结构的重视。
这时许多人发现中国建筑的长处，因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奥妙和美学特征主要就体现在结构上。
作为现代建筑扛鼎人物之一的美国建筑师赖特就曾对中国建筑大加赞赏。
可惜我们自己很少有人发现这一契机。
只有梁思成看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这一机缘。
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宏图悲剧性地落了空。
知识的更新与进步，技术的提高与发展都需要合适的环境，至少要有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渠道。
知识的传授与人才的培养尤其需要这样的条件。
古罗马建筑的发达跟它在这方面的领先很有关系。
他们早在公元三世纪就有了建筑工程技术学校，开始以集群和规模的方式培养人才。
然而我国历代的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徒相授或家族传授的途径。
这种方式的狭隘性与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横向联系，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观天，难有竞争雄心；看不到差距，少有抱负；即便是恩师，最后还要留一手“绝招”，以防后生抢了自己的饭碗。
在这种封闭的条件下，很难出得了人才。
即使是天才，恐怕也难成气候。
因为视野狭小，心理封闭，很难获得奇想的灵感。
即使获得这种灵感，也很难拿出推陈出新的勇气，因为师傅一般不许徒弟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
为什么我国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始终不能更新换代，而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作渐进式的改进和提高
我想这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种传授方式还决定着传授内容的片面性与有限性：师傅教给徒弟的除了与建筑直接相关的纯技术知识外，一般没有相关的科学常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这样学出来的徒弟只能算是个懂技术的匠人，而不可能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或建筑艺术家。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培养官僚的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有前途。
学技术到头来还是个体力劳动者，是匠人，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
须知，匠人的习性是重复，艺术家的天性则是创造
不难想象，这种教育制度决定了我国建筑学的命运。
它使我国的建筑的形式和风格陈陈相因，代代相传，长期停留在单一的局面，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读后感400字
现成的参考一下
《秘书文化论》读后感
马凌诺斯基是一位波兰籍的人类学家，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家塞利格曼的引介下，到澳洲打算完成图腾制度的梦想，不料一战爆发，为了不被遣返，一个人在超扑连群岛进行田野调查。
并于1922年撰写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建构了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
1944年出版的《文化论》是其晚期总结性的作品。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紧密围绕着功能主义的观点，用精练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虽然功能主义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是有待重新考虑的，但书中很多具体分析还是直指问题本质的。
马先生刚开篇就把人的差别分为两个方面，“体质”的和“心灵”的，而心灵的差异更多的来自所谓的“社会嗣业”，也就是文化。
而文化又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
接着马先生就这几个方面的其他观点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以往的文化研究理论中过度强调物质文化的批判。
在前两章节章节，马先生首先批判了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对物质文化过度强调的倾向，“这种偏见，带着哲学的外表，想把人类的全部原动力，全部意义及全部价值，都归之于物质文化。
”接着，马先生指出物质文明“并不是一种动力”。
它需要一系列精神文化去相配。
而在这其中，“这标准化身体上的习俗或风俗，亦及身体上较巩固的修正，乃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语言又是是其中一套独特的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马先生指出社会组织也应该划入文化之中，因为，它是“物质以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
通过它在长时期的，“一步一步的堆积提的逐渐约制”，形成了人类的道德“价值要点”，即“情操”。
书中对于文化的范围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尤其是对语言的看法，把语言从工具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把它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用更加全面和富于联系的视角来分析。
强调了语言的场景性。
语言不是桑塔格的符号，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而是一种动作，一种行为方式。
后面，通过对文化的社会集体心理、传播论以及进化论的批驳，马凌诺斯基提出了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
第三、四章，马氏详细论述了社会集体精神对个体“逼迫”的理论中的盲点进行批驳。
提出对脱离了个体的集体心理的地位的过度强调，显然带有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多少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捷径”，忽略了“社会精神的或心理的实体其最后媒介总是个人的心理或神经系统” 。
并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指出这种造成个体反映一致的“迫力”是“物质文化”，是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在相同的物质环境中淘炼出相似的神经系统。
而把文化简单的从起源、发展来看待，单靠没有详细分析的“遗俗”来重构、解释文化为一种简单的进化是不可相信的。
最后，马氏指出“历史学派依靠文化传播的路线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似的文化丛在不同的地域有可能是有其自身的起源、功能。
这种不能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显然带有实验室数学公式式的分析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批驳，马氏提出自己的功能派的立场。
文化是，“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由于文化的这一动态性质，所以，人类学的工作重点就应该在研究文化功能上面。
第五章，马氏用形式相同的木杖在各种文化布局中的位置指出物质功能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物质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及它所关联的所有价值。
第六、七、八章，马氏通过造船的例子， 指出了设备在一定功能下，其形式是“有限变异”的，不管细节形态如何“变异”，都来自于对需求的满足这一根本的限制性。
同时设备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制作出来的，对设备的认识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关系中，从特定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而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形态的异同。
等人类学家真正把这种器具形式及其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描绘出来，对它的知识也就完全了，也就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解释”了。
第九、十章，马氏指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单纯依靠繁衍的冲动进行活动的，而是日常的规矩，日常的规矩就是人类繁衍的需要迫使“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文化，文化通过教育等手段，形成了制度之中的人的个人动机，个体从而产生了新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而非简单原始的繁衍的需求。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通过对婚姻制度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风俗的分析，比如把禁止乱伦和外婚制都归结为满足部落协作关系的一种制度。
而婚前的性混乱被认为是一种对性欲的释放，“减少性欲在择婚中的力量，有稳定婚姻制度的功能”。
马氏指出婚姻像其他很多风俗一样，除了具有繁衍的功能，还具有多种功能。
风俗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传统力量使社区分子遵守标准化行为方式的功能。
接着，马氏例举了“产翁”的例子，通过分析“产翁”风俗在特定文化布局中的地位来解析它的功能。
又举了类别性称呼“是在用推广亲属称呼的隐喻方式，以确立各种父母责任的法律关系”。
并指出没有现实的事实是与其相悖的，再次证明功能论的客观合理性。
十四章，家庭的生活和物质设备的形式功能一章，马氏指出，物质设备与精神方面相联结，就具有了深长的意义。
并举特罗步利翁岛的土人炉灶的的建造方式与邪术联系起来等例子，说明这些有含义的物质设备又是养成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
十五章，马氏首先指出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合作是牺牲私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强制，即迫力。
接着，作者把文化的迫力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组织、法律、教育。
三者在功能上都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秩序，无异于物质对人类的作用。
除了以上三种迫力以外，马氏又添加了巫术、宗教、知识及艺术的迫力。
指出人类不可能依着神秘主义生存，而必须由知识把过去的经验传递于将来。
随后，马氏本着功能主义的角度，花费大量的笔墨阐述了巫术的存在是与其对个人的个性及人格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起到的作用分不开的。
后面对宗教信仰的阐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功能主义这一观点。
在随后两章中，马氏讲述了在文化迫力的结构中，游戏、艺术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所扮演的教育娱乐和情感启示的角色。
文章最后，马氏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总结。
文化是人类在有机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衍生需求的产物，它更像人类的一种思维的集体扩展，使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凭文化作出最快的行动决定，因为文化的产生是基于人类整体繁衍需求的，所以依文化的判断队整体人类是有利的判断，这是其它依本能判断的动物群体所不能企及的行为方式，同时，这种高于本能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高于机体本能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
马氏的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同时，马氏把文化单纯的看作满足机体本能需要的衍生品，难免显得有些机械。
按马克思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即使最初产生于人类的繁衍需求，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有机体，依然有其自己的独立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未必完全依赖人类最初的需求。
当原先产生文化的基础或者需求不再存在的时候，其作为精神财富，依然有可能在人类文化中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长久的存在，只不过它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而已。
而文化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动态，是否可以让文化永远挂着褒义的光环，依然扮演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人类繁衍发展的角色呢
文化的发展是否会打破最初建立时的平衡，是否有没有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文化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最后，马氏指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具有综合的功能，按照各种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固定而永久的团体，从事某种固定的工作，并占有一部分特殊的土地与环境为其根据地，实现文化的完整作用。
文化是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
人类学只有采用功能论的工具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建立“审慎严谨的文化论”。
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一、酒文化的起源 东西方酒文化的起源，几乎同时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虽然，两者产生的地域相差几千公里，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在酒的起源上有着美丽的故事传说，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诞生，都给人带来了惊奇和迷醉。
但是，两者的不同还是最重要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酒的起源不同 作为东方中国酒的起源，自古以来历史就有明确的记载，基本形成了固定的说法：有的认为是仪狄酿酒。
公元前二世纪史书《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
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则进一步说明:“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日:‘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有的认为是杜康酿酒。
东汉《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有:“杜康作秫酒。
”《世本》也有同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对酒的起源，中国基本是有明确记载的。
西方则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据传，酿酒在西方，首先是在波斯，后来传到了当时希腊的克里特岛，然后才传到了法国等地。
在西方，酒的产生有着美丽的传说：据说，有一位古波斯国王，把吃不完的葡萄藏在密封的瓶中，并写上“毒药”字眼，以防他人偷吃。
国王日理万机，很快便把这收藏给忘记了。
这时有位妃子被打入冷宫，生不如死。
凑巧看到这“毒药”的瓶子，便有轻生之念。
打开后，里面颜色古怪的液体也很像毒药，她就喝了几口，在等死的当儿发觉不但不痛苦，反而有种舒恬陶醉的飘飘欲仙之感。
于是她将这事呈报国王，国王大为惊奇，一试之下果不其然。
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但葡萄酒的发现的确提高了人类的享受。
第二，酒的原料不同 最初，中国的酒是由果品等酿成的甜酒。
《 黄帝内经· 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歧伯讨论酿酒，提到一种古老的酒---醴酪，是用动物的乳汁酿成的甜酒。
《诗经·风·七月》记载：“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讲的是酿酒所用的原料：如棠棣、芹菜、山枣、豆类、稻类、黑黍和稷等。
后来，逐渐发现用粮食酿造的白酒，无论口感还是力量，都要比甜酒好的多，粮食酿酒成为主流。
如今，谈到中国的酒，指的主要是白酒。
而西方的酒，一开始是用大麦酿造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葡萄可以酿酒，而且酿造出来的酒，更加甜美香醇，让人沉醉。
葡萄酒就逐渐成了西方的主流。
如今，谈到西方的酒，主要指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香槟、白兰地等酒。
第三，酒与政治的关系不同 在东方，自酒产生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政治的约束。
大禹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酒的破坏力，提出了限制酒的主张：“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他认为，酒固然可以给人带来享受，但是，后世必然会有因为酒而导致亡国的，下旨限制酿酒。
等到了后世，尤其在汉、唐、宋等代，由于造酒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朝廷出台了多种政策，如收高额的税、限制买卖、官府专营等手段，来加强酒的控制和管理。
可以说，酒文化已经成了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自酒产生那日起，就受到了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崇。
波斯王喜欢酒，拿破仑更加喜欢酒，酒神还成了朝廷及百姓崇拜的重要神。
西方的酒文化，更多地与哲学、宗教联系到一起，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很大。
谢谢，希望能帮到你~
关于中国古诗文的读后感的演讲稿，就是赞美中国古诗文化，要700字左右，重点格式是演讲稿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中国大历史》，其实早在三年前，父亲就推荐我阅读这本书，但因当时我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匮乏，看问题也比较浅显，于是一直拖到现在。
《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
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他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
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
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黄仁宇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
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
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
急
截止于明天早上。
看感动中国有感，但是一定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内容来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现在也没有准确定义，但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丢弃传统文化的内涵，感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其实是人类潜意识中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它伴随时间的推移，还会让更多的人来追求，即追求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情操，没有哪个人生下就是坏蛋，为什么帮助别人而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就是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从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把雷锋精神定义为时代的最强音，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为什么屹立五千年而不倒，靠得是文化的传承，靠得是不屈的斗争精神，靠得的坚韧的品格，团结的力量，而且具有大海一样的宽广胸怀，可以包罗万象，可以潜移默化地把文化发展教化于外民族，同化他们，达到扩张的目的。
你可以从以上几方面展开你的想像，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