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给《四世同堂》读后感取个题目
很简单啊，叫：读四世同堂有感不就够了如果你想叫一些花哨的名字，那就叫：动荡年代里的平民生活
四世同堂读后感30字十篇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
小说开始于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胜利的美丽时刻，描述了日本人占领北平，侵略中国期间人们经历的那个最黑暗，最痛苦，最磨练自己的时光。
小说以的祁家人和居住在小羊圈儿的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命运为蓝本，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的黑暗，老百姓的苦难，以及的民族精神。
四世同堂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一口气看完了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仿佛置身于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古老的城中那处小小的小羊圈，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胖、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夫妇、丁约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
而瑞宣和瑞全同样令我印象深刻。
我觉得他们两人与先生《家》中的觉新，极为相似。
瑞宣是祁老太爷的长孙，虽然他同瑞全一样希望去参加革命，但终究放不下这个家，瑞全则不同，他敢想敢为，毅然帮助王排长离开，亲手杀了自己的初恋—做了特务的招弟。
把一个新一代的有志青年刻画的淋漓尽致。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
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
他们因人的到来而生，又因人的到来而死。
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
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冠晓荷，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人永远是必恭必敬，直到临死，RB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RB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
祁瑞丰，蓝，胖，这些也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
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至人于死地
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那段历史，那些从历史教科书上获取的比较抽象空泛的认识，仿佛有了血肉，而激发出无比的责任感、爱国心；虽然没有正面去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却仍然能使人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的灾难，这部书堪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
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RB欺辱
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
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
《四世同堂》读书心得
6 回复：谁有《四世同堂》的读后感
《四世同堂》读后感 作品：《四世同堂》读后感 发布时间：2006-6-14 12:08:19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我慢慢吁了一口气，轻轻合上书的最后一页，背负着历史的厚重，仿佛自己正置身于这个颠倒是非，硝烟弥漫的北平…… 随着整本书临近尾声，心中不禁感叹人的本性在经历那样一个年代，承受如此多的磨练后，展现得如此真实，区区一个小羊胡同，形形色色的人物却已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不同心态的中国人，已成为了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有年过半百只求享清福的祁老人，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家破人亡，放弃知识而立志报仇的钱老人，有受过新中国教育却被旧中国古老陈旧的封建思想紧紧缠住的祁瑞宣，有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很真很纯一心为国的市井小民孙七和小崔，也有为了升官发财，虚伪的卖国贼大赤包、祁瑞丰……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但最终，经历了这么多震惊、愤怒、喜悦，老舍先生使我仍然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四世同堂》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而期间人们经历的便是那个最黑暗，最痛苦，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其中一个关键词自然是被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日本鬼子，他们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以及他们近乎变态的心理，使每一个描写他们的作家不得不咬切恨齿、紧缩双眉，但使我钦佩的是，老舍先生并没有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深批日本人，一方面他用一种冷幽默表面上轻描淡写、若有若无，蜻蜓点水般描写，但就是这么几滴水，已足以揭示出他们令人恶心的心态，通过这些文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老舍先生轻蔑的眼神和淡淡地冷笑；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全盘否定日本人民，这从书中小羊胡同1号门的一位日本老妇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
可见，对于日本人，作者还是很理智的。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
老舍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
书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判断他们。
他们因日本人的到来而生，又因日本人的到来而死。
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
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仍一直相信日本人一定会就她出去，一直做着风光无限的梦，但梦终究还是梦，最后她还是惨死在狱中。
冠晓荷，我一直觉得他对日本人照了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他们永远是必恭必敬，鞠大于九十度的腰，对他们笑脸相应，他对日本人就像当初臣民对皇帝，就连提起都会心惊肉跳。
直到临死，日本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日本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
祁瑞丰，蓝东洋，胖菊子，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
而当我读到几位汉奸的惨状后，我开始对他们的行为慢慢感到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及至死亡的边缘仍执迷不悟，硬要把自己向死亡的陷阱里推呢
或许这是源于他们对金钱、权利的渴望，当中国没有被侵略的时候，他们无权无势，而日本人的目的是吞噬中国，俘虏中国，他们知道只有凭借汉奸的贪婪以及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才能达到目的。
这样便给了汉奸们升官发财的机会，而汉奸们又意识到了是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钱与权，理所当然他们更加拥护日本人，而还没得到这些的，便更会使劲各种手段去讨好日本人，这样便奠定了中国汉奸前赴后继的情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死亡之路。
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可至人于死地
如果说汉奸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那么我想招弟、野求更是当时的牺牲品吧
作为大赤包的女儿，她注定是不幸的。
生活在一个极其虚伪、极其自私，不知荣辱的小人家中，就算她的本性如何善良、纯洁，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变了，变成了一个只会享乐，没有思想，不懂正义、使命、爱国的女人
在妈妈的引导和妓女们鬼魂的日子中，她堕落了，她不在懂得爱惜自己甚至引以为荣
在妈妈的惨死和爸爸的落魄中，她不在是那个纯洁的善良的少女了，“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
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古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
”正所谓“时代造英雄”，时代也可以灭英雄，多少所谓的爱国者，心地善良的人都因为金钱权利的诱惑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堕落
野求，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位有知识的爱国志士，可为了维持生计，给日本人做事，不得陷入了两难境地，家离子散，自我堕落，钱先生说得好，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坟墓。
就连金三爷这种打过汉奸的人，就因自己的生意渐渐好转而喜欢起日本人…… 钱与权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老舍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日本欺辱
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
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祁瑞宣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
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
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
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
”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
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
读罢此书，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实为一本好书
四世同堂小羊圈读后感500字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
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
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
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
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
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
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
“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家去考察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
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
在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
他爱这个地方。
胡同口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
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
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
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
北京西城护国寺小羊圈胡同，现在叫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了，找老舍老院吧
胡同里8号北边那屋…… 老舍巨著《四世同堂》的故事主要发生地，“小羊圈”胡同现已更名为“小杨家”和“大杨家”两个不起眼的小胡同，虽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这里却依然保留着当年老舍笔下的影子。
8号院里，老舍出生的房子早已经不在了，但确实有一棵“上了年纪”的枣树。
老舍的小说是写实的，但他的写实与其他作家还不完全一样，就是他在小说中写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提到的地名却是真实的，景物的刻画也是真实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主张。
不但胡同的格局与老舍描写的一样，而且就连小说中各个人物居住的院子，也有现“例”可查。
顺着狭窄的胡同口向里走，拐了两道弯之后，眼前才豁然开朗，颇像一个葫芦。
胡同中的两块开阔地，大的一块就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所描写的“葫芦肚”，小的 一块则是“葫芦胸”。
这个“葫芦胸”正是小说《四世同堂》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地带。
丈量罢小羊圈胡同，就能体会到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市井特色。
分析钱默吟在四世同堂中的形象400字
我最喜欢祁瑞宣此处附上儿子写的读后感：理由从里面筛选吧真正的英雄 —读《四世同堂》有感人大附中初一（17）班 郝子钰刚开始读《四世同堂》时，我就对书中的一对兄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瑞宣和瑞全。
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爱国、朴实、坚强……但他们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提到瑞全，人们通常会想到勇敢、坚强、果断这些词。
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拿起了刺刀，跟敌人面对面地拼杀，誓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和家园，是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英雄。
但提起瑞宣，很多人就会想到懦弱、矛盾、容忍、甚至无能，敌人把他抓走时他都没有吭一声。
甚至有人觉得他是个只能看着敌人在自家“撒野”却无能为力的懦夫
但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么
首先，瑞宣和瑞全虽然是亲兄弟，但他们当时自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瑞宣是老大，已经成家，上有年迈的爷爷、父母，下有年幼的小顺儿和妞子，他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
而瑞全是老三，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肩上还没有挑起家庭的担子，所以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去战场上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瑞宣何曾没有想过这样豪气地和侵略者去拼杀
但他能么
他走了，这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
全都饿死
或被汉奸揭发后全被鬼子整死
百善孝为先，瑞宣身上背负的不仅有国家，还有一家老小的性命，责任感让他不能一走了之
而瑞宣的隐忍和不能不也成全了瑞全么
因为家里有大哥，瑞全才能无牵无挂地在前线杀敌
当兵是一门苦差事，尤其是在乱世。
瑞全从军八年，从来都没有退缩，甚至想都没有想过，从不畏敌，因为在国家安危之前，他早已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瑞宣一直忍耐，但他的忍耐也是他的担当，他在忍辱负重地保家人平安，但他是真的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么
那他何必天天走那么远的路去朋友家听南京的广播
借用陈野求的一句话“他就像一只被粘在纸上的虫，想飞，但身子飞不动。
”瑞全担负的是国，而瑞宣担负的是家，国和家本就是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英雄
四世同堂文学评论
论的文化忧思董炳月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统文化角色。
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
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
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
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
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
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
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
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
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
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
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
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
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
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
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
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
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
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
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
”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
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
……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
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
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
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
……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
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
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
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
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
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
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
”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
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
”“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
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
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
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
”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
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
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