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800字读后感，高一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
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
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
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
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
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
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
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
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
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
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民国风度的读后感
今天读徐百柯所著《民国风度》，见识了那个时代众多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比较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热情、风骨尤为感慨，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书生气而少有铜臭气，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钻研精神而少有投机取巧，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有着与今天的学者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在全然不失风骨、风趣和风雅，内心都坚守着一个“人”字和一个“士”字，虽性格特立独行而不失硬朗，却又都懂得生活的乐趣着实好玩得有趣。
我觉得当今的大学生们，如果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怎样求学、求索，会知道怎样做人、处事；如果官员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什么是人才怎样使用人才和尊重人才。
总之阅读此书，会觉得民国时中国学界群星璀璨，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承东西的中坚，是中华民族厚重的脊梁。
《散文选刊》读后感
[读后感]第九期读后感看完王巨才先生的涌到嘴边的--第一句话就是：延安精神今安在?第二句话是：1938年在延安窑洞和梁漱溟亲切交谈的那个和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不给梁漱溟发言权利，被梁漱溟批评为没有\\\\雅量\\\\还一样吗?住在延安窑洞的和后来住进中南海的还一样吗?同是一个人，在野时是一副面孔，在朝时又是一张嘴脸，这变化也太大了吧?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独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读后感。
同是一个人，弱势时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海纳百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强势时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异想天开无中生有地制造了几千万对立面，最后弄得几乎与全体人民为敌，只相信老婆侄子专列服务员警卫员。
换个角度看，老王的不是\\\\拿昨日之手扇今日之脸\\\\吗?老曹认为此文的现实意义也就在此吧。
文章开头很有激情，一下子就抓住读者而且马上联想到当代，越看越…(学老贾的，此处省略25个字，方框敲不上去，只好用省略号代替)9期最好看的文章就是杨晓民先生的。
写魏晋人文最好的文章还是周大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我1973年在湖北宜都县城空荡荡的新华书店买到鲁迅的单行本，通读一遍，最喜欢的就是这篇近20页的长文。
一个1966届的小学毕业生和文革中的狗屁初中生，拿着字典看了一个多月才看完第一遍，因为空前绝后的喜欢，后来熟悉到居然能够背诵，连自己都不相信。
听说易中天先生能背诵，不知道他能否背诵《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机会我和他比试比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又看了余秋雨先生的，不怕大家笑话，也很喜欢。
因为那时老余还没有改名，不叫\\\\余含泪\\\\。
其实人与文是两码事，胡兰成那个人渣的就能看看，辛弃疾的词码得气壮山河，人品官品并不咋地。
刚才把与对比着看了两遍，觉得比结实厚重有见识，《遥远的绝响》更多是讲讲历史故事，演义演义，用了太多的小说笔法。
韩石山先生就为此批评过余秋雨先生：你那还是写散文吗?9期实力散文家是\\\\潘向黎散文特辑\\\\选自她的散文新著中的七篇。
潘向黎女士的小说真好，我看过两遍，刚才又看了一遍，还看了陈世旭先生的《书途同归：又现代又古典的潘向黎》。
潘向黎女士的父亲潘旭澜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人之一，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彻底颠覆了以往官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更令人产生无数深刻的联想，100多年前太平天国的许多政令和我们40多年前的很多举措何其相似也?韦君宜先生在那本颇有分量的小书《思痛录》里说，\\\\1958年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了，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
这些烂七八糟的玩意太平天国不是都实行过吗?我以为，在当代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走出书斋跨界写历史书最出色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是潘旭澜先生，薄薄的一本《太平杂说》足以使潘先生名垂千古而不朽。
当年潘先生那一篇篇剖析并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学术随笔发表时，在思想文化界引起地震般的轰动。
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先生的话说，\\\\《太平杂说》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显示了潘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勇气，也显示了潘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自由与和平、民主与科学，是潘先生心目中最高的价值，也是潘先生期望中国早日实现的目标。
\\\\那么，当代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走出书斋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最具影响力的学人无疑是易中天先生了。
老易太好玩了，试想，今日之中国倘若没有老易，读书人会多么寂寞，这个时代也要寡淡了许多。
有人胡说八道，说喜欢老易的都是25岁以下的人。
我周围就有一大群五六十岁乃至七十岁的老知识分子是老易的超级粉丝。
在潘旭澜先生的追悼会上，他的高足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尊师母之命撰写的挽联高高悬挂--这里苦着呢
熬到今天真不易，总在盼盛世；那边好些吗?遇见故人且尽欢，毋须说太平。
张鸿先生的《事情的种种可能性与道德无关》是篇散文式的电影评论，对电影《洛丽塔》的分析得颇为到位，是篇佳作。
\\\\绝大多数人在看了影片或者小说之后，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真诚，又纠缠在爱情和罪恶感里不能自拔的痛苦之爱\\\\。
喜欢看外国电影的没有不知道《洛丽塔》的，小说我没有看过，但两个版本的电影我都看过，比较喜欢能接受，感觉也正常。
绝对比韩国、台湾拍的多少有点类似的电影强得太多了，尤其是韩国拍的令人非常不舒服，感觉特别病态甚至恶心。
《随笔》《书屋》都刊登过写电影的随笔或评论，比如写《东方西方》《卡廷惨案》《窃听风暴》《狗镇》《四个月三星期零两天》等电影的，很值得一读。
倘若再展开一些写，完全是一流的散文，因为影片的题材决定了的。
我的一位朋友收藏了大量影碟，他认为最好的外国电影是《日瓦戈医生》，我更喜欢《燃情岁月》，一年总要看一遍总有新感悟，读后感《《散文选刊》读后感》。
钟文先生的《哪堪重问绛纱灯》是9期第二篇历史题材散文，可读。
但在叙述朱国弼寇白门的\\\\爱情故事\\\\和朱国弼被清廷囚禁时，有些情节过程没有交代清楚，影响了对文章的阅读理解。
鱼禾女士的《我的梦中居所》此文简直就是你我他无数人租房分房买房的真实写照又是一个女人多半生的感情经历，不闲适不浮滑不浮华不煽情不小资不扭捏作态，平实的文字抒写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受。
鱼禾女士的笔墨张扬大胆有男气，不像有些人行文吞吞吐吐，我喜欢。
你看：\\\\我一向不喜欢贫贱的感觉，贫贱令我在许多要做的事情上望而却步。
毕业以后很久，我都在为了扫荡这种贫贱状态而拼命。
\\\\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妻子很多年前就公开说，\\\\我就是喜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其实没有人讨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一种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
文革中那种强奸民意的洗脑教育是最虚伪最无耻的。
建国初的\\\\列宁装\\\\好看，还是民国时的旗袍好看，今天还用争论吗?今天还有穿\\\\列宁装\\\\的吗?鱼禾女士叙述了溺爱娇惯弟弟的事情及弟弟的成长经历，结束一笔很重：\\\\渐渐跟我形同陌路。
\\\\看得我心里一震，这一笔包含了多少内容啊。
类似的笔墨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喻寒气逼人：\\\\我心里忽然滋生了凄厉的荒凉…就像一场因为厌倦孤单而去赴约的相亲，你已经把底线退到了几个简单的\\\\'不\\\\'--不愚昧不鄙俗不恶毒--可是那个人的质地，还是滑到了设定的底线之下。
\\\\这哪是写看房子，而是看人看社会…还有和\\\\上比\\\\：\\\\其实我并没有被亏欠，只是周围的巧取豪夺太多了。
\\\\和\\\\下比\\\\：\\\\我其实也接近于不劳而获\\\\，有套间的办公室开空调喝铁观音配电脑累了开车散心，而那个年龄相仿的清洁工呢…连做梦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既解剖社会也反省自己。
是啊，这个世界上，我们前面永远站着很多很多人我们后面也永远跟着很多很多人，你永远不是最得意的也永远不是最悲惨的，所以得意不要忘形悲惨不要失态。
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蛋糕\\\\让少数人瓜分了，如果再不迅速及时地调整，后果不堪设想…彭学明先生的《流年》是一组传统的散文，《屋檐》《油坊》《仓库》，有许多让人眼睛一亮的描写，一个动词让一只句子有了生命力，鲜活蹦跳起来。
老彭从2006年至今，写了一百多篇时评，他在博客\\\\提示\\\\里声明，\\\\一个从湘西来北京看世界的土家人。
永远都会纯善如初，不被污染。
永远都有不屈的骨头和血性。
永远都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亲人。
\\\\他在一篇博文说韩寒，\\\\对于韩寒，我一直心存敬意。
韩寒的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韩寒对社会万象敏锐的观察和批评，是我敬重的最大原因。
\\\\韩石山先生说过，中国有十个韩寒，文坛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仿造一句，中国有100个韩寒，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人大教授张鸣先生在深圳演讲时说，中国所有大学教授加起来对社会的影响力都不如韩寒。
谁喜欢韩寒我就喜欢谁…张慧敏女士的《落霜落霜》有些小感觉让我想起张小娴那个女人精。
任美福先生的《润兰》把那个小人儿写活了，四小节的题目起得尤其好。
文中的那个\\\\我\\\\，傻极呆极，女孩从来都是被追求的，第一句\\\\悄悄话\\\\必须是男孩先吐出口，尤其是那个年代。
人间还有多少擦肩而过的爱情…小伙子们看见你喜欢的姑娘该出手时快出手啊，晚了就被别人抢了啊…车延高先生的《唐朝飘来的雪花》题目起得真好。
唐朝的雪花飘了1000多年，飘到武汉还没有融化，最后飘到了老车的笔下。
老车如今绝对是名人。
许多人不知道武汉市委书记是谁不知道湖北省委书记是谁但是绝对知道老车谁。
看来官人要想出大名必须写诗。
不开玩笑了。
认真看完《唐》文，老曹收获多多，你必须承认老车肚子里还是很有些货色，绝对有两下子，不是只会写\\\\羊羔体\\\\。
我边读边做摘抄，《唐》文后面乏力不如前面。
在公众面前，老车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网民知道了老车的官员身份，就不看漂亮的前面，专门跑到后面找老车的\\\\屁眼\\\\瞧了。
试问天下人，谁的\\\\屁眼\\\\经得住大众如此仔细的端详?《徐帆》《刘亦菲》那真不是老车的\\\\代表作\\\\啊…老车真的挺冤枉呀…周家大先生的《一件小事》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住\\\\了几十年，其实，用今天人的眼光看，那不就是一篇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作文吗?值得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咀嚼吗?说句放肆的话，那不也是周大先生的\\\\屁眼\\\\吗?但在16卷《鲁迅全集》里，《一件小事》加上注释只占了三页。
但如果把《一件小事》放在1920年看，就十分了不起，先生歌颂了一个\\\\低贱\\\\的三轮车夫，再大而言之是歌颂了劳苦大众，也是所有这种文章的源头和起点呀。
《唐朝飘来的雪花》去掉每一小节前面的阿拉伯数字，阅读效果更佳。
老曹感觉老车有点\\\\贪婪\\\\，鱼和熊掌都伸手抓，挨骂也属正常。
网民骂的不是老车，骂的是一个心口不一的团伙，老车只是那个团伙的\\\\符号\\\\，代骂受过而已…希望老车尽快推出《宋朝洒来的雨点》、《元朝掉下的冰雹》…(周大先生的名言：孔雀开屏很好看，但是到了背面看，就只剩屁眼了。
)徐怀谦先生的《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喻虹女士的《一个门卫的独舞》秦锦屏女士的《没有落叶的城市》都可看。
10号拿到刊物，4天看完1天敲完，奔六之人，还不痴呆吧?你过来，老曹悄悄告诉你，这是冬泳的结果。
生命在于动动和冻冻。
〔《散文选刊》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将现代汉语译为古文 1、三次碰壁2、只是不太勤奋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
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
“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1021-1086），北宋诗人。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
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
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