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江南任职的情况
贬谪江州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
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
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
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
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
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
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
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
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
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任职苏杭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
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
）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
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
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
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
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
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
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
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
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
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
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一生
易古代山西诗人中，名大的要数白居易了。
他是继李白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
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
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
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
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
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
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
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
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
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
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
”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
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
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
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
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
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
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
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
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
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
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
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
”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
很快又感到失望。
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
”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
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
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
”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
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
《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
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
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
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
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
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
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
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
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
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
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
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
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
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
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
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
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
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
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
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
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
《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
《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
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
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
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
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
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
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
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
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
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
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
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及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诗题《唐诗别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
赋得：诗体名，多为应制、科举试帖诗作。
相传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作。
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到长安应试，携诗作往谒顾况，顾以他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看白的诗作第一首《草》，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白居易以原上草喻别情，想象别致，情味隽永。
“野火”两句传诵千古，不仅突出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也表现了对于新生事物的赞颂。
--------------------------------------------------------------------------------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谙（音安）：熟悉。
这句说，过去就曾熟悉江南的风景。
胜：胜过．蓝：靛青。
能不：怎么能够不。
这首词以鲜明的比喻以及红绿的鲜艳色彩，把江南明媚的春光写得鲜明突出，深切地表现了作者对江南的怀念。
现在常用三、四句来表现祖国江南春天的优美风光。
-------------------------------------------------------------------------------- 放言（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注释：放言：言论放肆，不受拘束的意思。
诀：判定。
狐疑：犹豫不决，俗说狐性多疑。
钻角：古代占卜，在龟壳上钻灼，以裂痕定吉凶。
视蓍（音师）：也是占卜。
蓍：蓍草，古人用它的茎占卜。
试玉句：作者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
”《淮南子·淑真》说，钟山之玉用炉炭烧三天而色泽不变。
辨材句：作者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
”《史记·司马相如传》的“正义”说：“豫，今之枕木也；章，分之樟木也。
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
”这两句说；识别玉的真假，要烧它三天；辨别枕木和樟木，要经过七年。
周公：姬旦，周武王弟，成王的叔父。
成王年幼为王，周公摄政，管叔等人“流言于国”，说周公要害成王。
周公恐惧，就避于东。
后来成王发现流言是假的，便迎接周公回来，平定了管叔等人的叛乱。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了收揽人心，常表现出谦恭退让，后来终于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
“未篡”，一作“下士”。
向使：如果。
复：又。
这是一首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诗。
诗中借用比喻和历史故事，说明了辨别人才好坏的方法。
特别是三、四两句，作者举出了两个例子，证明辨别事物真伪，评述历史人物功过，往往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才能判断出是非，得出可靠的结论来。
后四句诗，过去常为一些小说引用。
例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大宴铜雀台，对诸文士谈到自己的生平志愿之后，作者就引用了这四句诗。
-------------------------------------------------------------------------------- 涧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洞底寒且卑。
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
谁喻苍苍造物意，但与乏材不与地。
金张世禄原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注释：涧底松：生长在山涧边的松树。
西晋诗人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原诗题下作者自注，“念寒俊也。
”寒俊：地位孤残的有才之士。
百尺：指树高。
大十围：有十围粗。
围：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之间合拱的粗细。
寒：孤寒。
卑：低下。
度．度量。
这句说：到老死也得不到良工的赏识。
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等大典的地方。
这里指宫殿。
欠，缺少。
梁木：栋梁之材。
喻：明了。
苍苍：深青色，此指天。
造物意：造就对物的用意。
但：只。
地：地位。
金、张。
指汉宣帝时的金口（石单）（章密低）、张安世，他们二人同时显贵，所以后来便用“金、张”代表贵族。
世禄：世代俸禄优厚，指官做得大。
金家自汉武帝时起，至汉平帝时止，七代为内侍。
张安世子孙相继，自汉宣帝、元帝以来。
做侍中等高官者凡十余人。
左思《咏史》说：“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原宪：字子思，孔子的弟子，生活贫困。
（“原宪”一作“黄实”。
黄实；东汉名士，家贫，父为牛医。
）牛衣：给牛御寒用的覆盖物，用乱麻或草编成。
也指贫者的衣服。
貂蝉：冠上的装饰品。
汉时侍中、中常侍等武官冠上插貂尾，附以金蝉。
这句说：牛衣的寒贱哪能比貂蝉的高贵。
高下：高指地位高，富有；下指地位低，贫穷。
沉沉：深沉、幽深。
珊瑚：多产于热带海洋中的一种腔肠动物“珊瑚虫”所分泌的右灰质骨骼，状如树枝，多为红色，可做装饰品。
历历。
分明的样子。
白榆：星名。
这里把白榆当作榆树。
古乐府：“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以上两句说。
珊瑚生长在深深的海底，而榆树却种在高高的天上。
意即榆是一种质料不好的树，当然不能与珊瑚相比，但它却种在天上，可见高者不一定贤，下者不一定愚了。
这首诗取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意，故明了“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是为出身寒微而有本事的人得不到重用鸣不平。
诗的前八句写高大的松树这种栋梁之材却生于涧底无人过问，派不上用场。
这里是以松喻人。
诗的后八句从物写到人，有历史事实，又有生动的比喻，突出了“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主旨。
这两句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写照，而且富于深刻的哲理。
高贵的人不一定有本事。
低下的人不见得没有头脑。
因此，“用人唯贤”，才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保证。
-------------------------------------------------------------------------------- 放言（其一） 朝真暮伪为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元稹在唐宪宗元和五年（ 810）被贬为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士曹掾，写了《放言》诗五首。
元和十年（ 816），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司马，途中效法元稹也写了五首《放言》。
这是第一首。
辨：辨别。
底：何，哪。
这两句意思说：真真假假什么人能够辨别，从古至今有哪件事不是这样，但：只。
臧生：名纥，字武仲，春秋时代人，曾任鲁国司寇。
诈圣：诡诈有智慧。
圣：通晓一切，智慧。
宁子：名俞，字武子，卫国人。
解：懂得。
佯愚：装着愚蠢。
《论语·公冶长》说，国家治理得好时宁子就“智”，治理得不好时他就“愚”。
以上两句说：人们只喜爱臧生那样诡诈聪明，可知道宁子却懂得在一定时候要装着愚蠢。
草萤：即萤火虫。
古人误认为它是由腐草变化成，故称草萤。
耀：亮光。
荷：荷叶。
露：露珠。
团：圆。
燔柴：把柴火放在祭坛上，把玉和牲体放在上面烧。
此指烧柴。
照乘：一种能照明的珠子。
《史记》上记载：魏王有直径一寸的宝珠，车前后各放十二枚照着车子。
可怜。
可爱。
殊：不同，区别。
以上两句说：如果不把燔柴的火光同“照乘”珠的光亮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那么它们发出的光彩又怎样区别呢
这是一首含义深刻的哲理诗。
首联说古往今来真伪到处有。
颔联举历史人物说明。
颈联举自然现象说明。
最后又用比喻说明辨别真伪的方法。
全诗以凌厉的笔触，确凿的事实，说明必须辨别真伪，而且能够辨别真伪。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它以确切的比喻，说明某种事物虽然外表与别的事物相似，但假的就是假的，以假充真只能蒙混一时。
在说明任何伪装、冒牌货终会被识破时可以引用这两句诗。
-------------------------------------------------------------------------------- 杨柳枝词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杨柳枝词：唐教坊（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曲名。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 844）左右。
树：指柳树。
永丰：永丰坊，在唐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城东南处，当时作者在此闲居，家有庭园。
尽日：整天。
属阿谁。
即属谁，属何人． 这是一首以柳喻人的诗，据说是为舞伎小蛮写的。
白居易曾有“杨柳小蛮腰”之句，以柳比小蛮。
（见《云溪友议》）前两句以春风吹着柳枝摆动以及柳枝的颜色和柔软风姿来写小蛮优美的舞姿。
后两句则以柳树在尽日无人的荒园里无人过问，感叹小蛮将来不知归谁所有。
字里行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和惋惜情绪。
诗的前两句抓住初春以及柳枝的“嫩”和“软”（色泽和动态）特点，把早春的景象表现得十分引人。
在赞美早春的柳枝鲜嫩可爱和婀娜多姿的情态时，可引用此诗句。
-------------------------------------------------------------------------------- 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 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
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好着丹青图画取，题诗寄与水曹郎。
注释：张员外：指张籍，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
吟玩：吟诵玩味。
淡烟：淡淡的烟雾。
间斜阳：不一会斜阳射出光芒。
蜃：大蛤。
古人误认为蜃吐气成“蜃景”，亦称“海市蜃楼”。
其实是光线经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的奇异幻景。
诗中“蜃散”即“蜃景”散了。
破楼阁：空中楼阁破灭消失。
断桥梁：虹象曲桥状，虹残则曲桥断。
字一行，大雁飞时有时在空中排成“一“字形。
丹青：中国古代绘画用的颜料。
图画取：用画画下来。
水曹郎：即张籍。
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写景诗。
作者抓住时间、地点、季节、景物等特点，上下远眺，把雨后夕阳中景物的颜色、动态等写得鲜奇无比。
张籍读到这首寄给他的诗后，对诗中写景之妙大为赞叹，在答白居易的诗中写出“乍惊物色从诗出”的句子。
“风翻白浪花千片。
雁点青天字一行”，一“翻”一“点”，写白浪，写雁行，把天上地上秋末冬初的景色写得明丽、开阔、清新、鲜明，给人以无穷的美感。
参考资料：白居易
白居易的事迹~名句
白居(772～846)唐代诗人。
字乐天，号香士、醉吟先生。
祖籍太原(今西)，曾祖父白温迁□（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
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
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
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
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
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
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
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
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
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
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
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
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
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
次年授左拾遗。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
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
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
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
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
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
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
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
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
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
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
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
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
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
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
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
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
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
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
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
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
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
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
两年后病终。
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
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
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
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
”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
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
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
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
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
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
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
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
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又说：“为诗意如何
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
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
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
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
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
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
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
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
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
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
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
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
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
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
《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
《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
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
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
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
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
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
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
《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
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
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
《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
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
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
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
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
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
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
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
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
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
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
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
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
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
《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
”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
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
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
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
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
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
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
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
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
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
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
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
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
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
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
《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
《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
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
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
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
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
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
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
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
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
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刘禹锡和白居易资料
白居易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
著有《白氏长庆集》，今存诗近三千首。
在文学上，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反对“潮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
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
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
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
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
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
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
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
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
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
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
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
”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
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
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
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
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
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
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
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
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
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
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
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
”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
很快又感到失望。
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
”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
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
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
”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
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
《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
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
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
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
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
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
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
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
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
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
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
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
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
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
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
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
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
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
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
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
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
《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
《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
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
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
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
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
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
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
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
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
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
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
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辛弃疾(1140—1207) 南宋大词人。
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
出生于金人占领区。
绍兴三十一年(1161)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任掌书记。
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权联系。
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遂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率众归宋。
南渡后历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北转运副使，湖南、江西、福建安抚使等职。
曾多次上疏，力陈北伐大计，因与主和派意见不合而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
宁宗嘉泰四年(1204)，韩佑胄准备北伐，曾被起用为镇江知府，不久又被罢免，忧愤成疾而终。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派的领袖和旗帜。
其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以爱国词和田园词最为突出。
其爱国词多抒发报国的壮志，揭露投降派的可耻行径，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意境深远，气势宏伟，风格豪放悲壮。
其描绘田园风光的词，咏赞祖国河山，也借啸傲山水、流连诗酒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情景如画，笔调轻灵，风格清俊淡泊。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境界更阔大，手法更多样，融进了诗歌、散文、辞赋、经史百家成语，语言丰富多采，是豪放词的集大成者，推动了词风的转变，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词中也有大量清丽婉媚的婉约之作，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精神生活和艺术造诣。
其散文亦颇有成就，尤以议论文为佳，《九议》、《美芹十论》为其代表作。
有《稼轩长短句》。
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和他们的事迹。
1、不认识。
2、白：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苏：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
3、苏轼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
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
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4、白居易为官清廉。
但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
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
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
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
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5和6实在不好归纳，你自己看吧。
一、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佑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
在嘉佑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
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
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
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
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
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
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
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
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
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
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
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
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
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
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
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
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
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二、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
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
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
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
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
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
”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
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
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
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
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
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
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
”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
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
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
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
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
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
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
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
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
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
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
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
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
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
”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
很快又感到失望。
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
”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
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
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
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
”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
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
《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
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
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
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
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
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
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
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
同时又炼丹学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
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
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
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
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
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
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
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
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
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
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
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
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
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
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
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
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参考资料：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