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读后感
读辛亥革命有感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我们说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我没说它失败了，但从它的重大影响来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
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
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
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
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
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
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
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电影辛亥革命观后感 3000字
复兴之路参观复兴之路，唤起了我的对于历史的记忆，加深了我对中华民族奋斗史的了解和认知。
这就像是一幅巨大的画卷，一幕幕的从我的眼前展现，诉说着那百年沧桑的变化。
中国从黑暗的社会走向如今的光明，是十几代人浴血奋战，不断努力抗争的结果。
首先映入我眼中的一幅比较鲜艳的画，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黑白照片，的的确确是一幅油画。
这幅油画画的是清王朝大臣上朝议事的景象，一派的金碧辉煌又宁静祥和。
而与之对比的照片，却是反映工业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中的图片，有着纺织机，火车等等。
而显示工业革命的照片却是黑白的。
这明显的对比，虽然一个金碧辉煌的感觉，一个是黑白照片，但是反映的内容却让人心凉。
当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小农经济国家，守着清朝统治，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的时候。
西方已经进入现在工业，并且一刻不停的向前奔驰着，并且，他们的制度也随着技术的变革而更加先进，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已经是当时英国的制度。
这些制度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更加促进了工业的前进。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是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的完美结合，是使一个不大的英国拥有了日不落的称号的原因。
反过来看看中国，在复兴之路解说词上看到一些资料“140年前的1866年，马尾造船厂的建立，却是一件备受关注的大事。
船厂的创办者——大清国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修建造船厂的目的是“欲防海之害”。
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中国第一个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
重说中国近代史读后感1000字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关于记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史料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
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
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
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
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
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
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
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
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
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
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
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
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
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
”（《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
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
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
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
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
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
”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
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
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
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1840年中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在封建社期路上徘徊的中国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近代史开始。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史，一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逐渐开放、进步，融合进入世界的发展史。
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旧到维新的历史。
而上个世纪之交所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闭门锁国”状态的打破，外国经济势力入侵、传统小农经济解体，洋务企业的诱导等诸多因素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尽管这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困难，毕竟民族资本主义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
正当“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在对洋务派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些思想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施展作为，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的道路。
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是甲午中日战争。
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
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戍学者，必须象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成为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
虽然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
戊戍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维新变法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鸦片战争失败，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争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此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而所谓从根本处转变中国的社会，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进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戍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维新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同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维新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
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
所以说这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知强烈和突出。
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维新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康、梁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等新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趁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运动。
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
如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人治”传统的“法治”；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
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而言，并无大多的本质差别。
维新变法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学术根本性变革。
除了康有为自甲午战败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光皇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维新变法，由此演变为政治变革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中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述为“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震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逻辑学者作。
梁启超在戊戍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变法看清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赴日留学热潮，东渡学人逐年增加、介绍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潮水般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以往的“器”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不仅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