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学理义的基础内要：理性主义自来是经济学家的信条，“经济人”假设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
但是这一信条愈来愈受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挑战。
就对社会学而言，缘自古典的“社会何以可能”的基本问题，正在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理性行为”日渐密切地结合起来，融会为一个问题，即“统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现代性问题的转换形态摆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面前。
这或许为打破１８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壁垒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引言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那里传承下来的。
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
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
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５％。
相应地，１９９７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１９９７ａ）。
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
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１）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
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２）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
（３）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
（４）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
这是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６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
这些变化是：（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１９９４）。
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２）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１９９２）。
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３）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１９９１，１９９７ｂ），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
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
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
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韦伯Ｍ．Ｗｅｂｅｒ，帕累托Ｖ．Ｐａｒｅｔｏ）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Ｔ．Ｐａｒｓｏｎｓ，米德Ｇ．Ｈ．Ｍｅａｄ，舒茨Ａ．Ｓｃｈｕｔｚ，高夫曼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Ｊ．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吉登斯Ａ．Ｇｉｄ－ｄｅｎｓ，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
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
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
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１）亚里士多德传统；（２）奥古斯丁传统；以及（３）苏格兰启蒙传统。
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
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
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
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
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１）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
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假设。
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乙）社会性（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
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ｅｇｏｉｓｍ）。
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
（２）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
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
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在马歇尔（１９０２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
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
在萨廖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年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
（３）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
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
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
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
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
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Ｄ．Ｈｕｍｅ）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
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
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
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
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１）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２）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
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Ｑｕｅｓｎａｙ）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
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ｅｓ）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
作者在１７１４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１７２９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
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
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
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Ｆ．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成分；以及孟德威尔的“邪恶”观念，认为其错误在于认“自爱”为邪恶。
但是，无疑地，斯密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认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
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领袖、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Ｇ．Ｓｔｉｇｌｅｒ），在１９７６年《原富》发表二百年之际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前言中说：“…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
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就旨在探讨‘同情心’做为美德的涵义……不过归根结底，斯密相信，那个最能贯彻始终的，最普遍适用的，从而也是最可靠的人类行为动机，是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斯密的立场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释一切社会现象。
事实上，我们发现，斯密原著在论述人的自利性做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涵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合理前提（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做为经济发展的环境。
一个刚刚从宗教社会启蒙发端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卫道士的斯密，很自然地要强调人的自利本性，而不是沿袭宗教传统的说教来弘扬人的道德内涵。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
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
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
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
这在１９５０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
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
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
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
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
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
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５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的争论（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导言”）。
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
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１８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
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Ｒ．Ｃｏａｓｅ，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
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
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
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
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
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
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
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
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
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
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
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
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
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
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Ｇｅｏｒｇｅ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８７）。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到，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出（与现实相比）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
许多反对自利性假设的人，通过对企业家的大量调查提出：这些企业家们很少承认或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是这不妨碍主流经济学家形式逻辑地从“利润最大化”原则推导出符合现实世界的大量命题。
因为那些有效率的企业可以被工具性地认为是在追求最大利润。
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命题：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
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欧，北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
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Ｍ．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会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追求文化生活的深入发展，而不再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中的“效率”。
换句话说，人的天性中存在这样的可能，当物质生活富足起来的时候，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以放弃“效率”为代价（人力资本投资以外的“闲暇时间”的不断增长就是对“效率”的不断放弃的结果）。
诚然，这里所描述的是众多个体的行为，不是少数人的行为，绝非早期存在主义者们，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科尔凯廓尔（《哲学断想》）所指涉的创造性的个体。
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一种“危机”。
这与前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密切关系。
其次，在许多层次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明显。
我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并不主要以“效率”为判据，而是以“多样化”为准则。
文化生活越多样化，越复杂化，也就越丰富和具有意义。
这里，线性的“进化观”是最为人们所不取的。
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发现，太激烈的竞争往往会扼杀了文化的丰富性（Ｍ．Ｆｅｌｄｍａｎ，Ｌ．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ａｎｄＬ．Ａ．Ｚｈｉｖｏｔ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４）。
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时代总是与强大王朝的慷慨赞助有关，而香港式的竞争环境则很少产生大师级的作品（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道理很简单，竞争会强化“效率”动机，而注重效率会使人（通过社会分工）异化成为简单操作但规模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
当我们发现不得不“组织起来”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时，我们就陷入了异化为大机器的简单部分的危险。
凡布伦（Ｔ．Ｖｅｂｌｅｎ，老制度经济学家）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有闲阶级论》）。
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Ｓ．Ｓｍｉｔｈ，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Ｒ．Ａ．Ｆｉｎｋｅ，１９９５）。
总之，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
换句话说，即便是采取工具主义的立场，自利性假设的进化论论据也难以成立。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
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
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二种“危机”。
求帮忙写读小雨的悄悄话有感，小学一年级
写读后感的步骤一般如下：首先，开头部分可以交代自己读过一本什么书或一篇什么文章，写清书名或者题目。
接着，用简洁的话概括介绍书或者文章的主要内容，自己读后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具体写出自己的感受，可以结合自己周围的事例（包括自己在内）详细说明观点。
最后，简洁概括自己的态度，这样做到前后呼应，脉络分明。
下面是范文：仅供参考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春雨的悄悄话》，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看。
这本书里是一首首诗，每首诗都揭示了一个道理，有写友谊的、写坚强的，但其中赞美大自然的最多，作者把春夏秋冬比作春妈妈、夏伯伯、秋姑姑、冬爷爷，还把贝壳比作大海的耳朵，把流星比作小娃娃，把燕子的尾巴比作剪刀，把春风比作阿姨，把雷声比作雷公公的笑声，把太阳比作独轮车…… 书里的很多诗都很容易被人认为幼稚，但我觉得挺好的，就算真的幼稚，至少会开发我们的想象力，甚至让我们越看越成熟。
因为，书里有这么多道理呀
《春雨悄悄话》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童话
《春雨的悄悄话》是中国的童话
春雨的悄悄话是什么类型
拟人句。
把春雨比作人，说悄悄话。
春雨的悄悄话的作者是什么国家
樊发稼 中国上海人
春天来了，你听了春雨对你说的话之后，想对春雨说些什么呢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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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春雨贵如油的全诗下一句是什么
安妮·普罗克斯据悉，早在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注意到了其在美国市场的上佳口碑，并以最快速度买下作者安妮·普鲁克斯包括2万字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
同时将出版的还有安妮·普鲁克斯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
此前不为国人所知的安妮·普鲁克斯1935年出生，50岁才开始写作，属大器晚成型作家。
她的作品几乎得到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也得到过欧·亨利奖。
《断背山》在搬上银幕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但现在却成了畅销书，美国斯克里布纳公司不久前还专门出了个只有64页的单行本。
那天，在落基山脉怀俄明州段的梅迪辛博山区，天气“blinko”，也就是说一小时一变。
刚才还是蓝天艳阳，转眼就是四下灰暗，乌云压顶，没多久，阳光又开始若隐若现，穿透云层。
这个词是凭着夺得普利策奖的安妮·普罗克斯自创的诸多用语之一，在她的这部新作中，读者还会找到这个词，还能领略到她的作品特有的菁华。
该书讲述的是的勃·多拉尔这个年轻人的故事。
聘用他的全球猪皮公司将他从丹佛发配到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两州交界地带，寻找适合建立新养猪场的地点。
鲍勃在这个地方碰见的本地人都很会编故事，对此他们也乐此不疲。
在他们的故事世界里，吉姆·斯金的父亲曾经用一个伞套来作避孕套，还说，“岩石的构造很奇特，就像竖起的恐龙粪便”。
普罗克斯并非喜欢说教的作家，但是不难发现，她对书中的牛仔和他们反抗公司体系的斗争甚是同情。
普罗克斯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还为杂志社写稿，成名时已年逾50。
她常心存感激，觉得从别人那里受惠良多。
笔耕事业是“责任和快乐”的结合，她觉得支持她的出版商功不可没。
她感觉最愉悦的，是在寓所下层的静谧空间，身处资料当中，进行研究和工作的时候，因为这时干扰最少，最多无非是一只羚羊从远处经过。
“我喜欢写书，喜欢谋篇组段，喜欢进行这样的构思”。
写短篇小说时，她的修改可达30至40次之多，“写短篇小说绝对不能犯错误，少了一个逗号都是莫大的失误”。
普罗克斯的亡母是位颇有造诣的业余画家，她的卧室里还挂有母亲画的画。
父亲是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89岁高龄了，仍然健壮矍铄”。
他原本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后代，因为这种身份在当地一度遭人白眼，后来改头换面，以新英格兰的美国人的身份出现。
在新英格兰和北卡罗来纳州，普罗克斯度过了经常迁移的童年时代。
7岁时，她就能读杰克·伦敦的某些作品了。
因为年龄小，在图书馆挑书时，她看的是封面的颜色：“我特别偏爱浅棕色的书”。
她发表的第一篇有稿费的小说，是为一家杂志写的，当时，她刚与三任前夫中的第二个分手，与父母住在一起。
她在佛蒙特当过一段时间的全职记者，还创办了，这是一家地区性报纸，令当地狼狈为奸的政客团伙头痛不已，并以此而闻名。
她同时也写短篇小说，但是第一部小说直到1991年她56岁时才写完。
’ 普罗克斯以她书中稀奇古怪的角色名字而闻名，但有时这也会招致一些抨击。
那些名字都取自电话簿、讣告、以及一些参考书目——“中国文化史学家都有奇妙的名字”。
她还常引用一些晦涩的典故。
近期内，她仍将以著书为业，迷续写她的短篇小说，并且与入合著一本自然历史方面的书。
下一部大作的故事将发生在美国之外，她说：“我已经有了构想，故事会从爱德华王子岛一直讲到新西兰。
” 松本清张（1910-1992）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
生于福冈县。
出身贫苦，高小毕业后当勤杂工、印刷工。
后到报社广告部搞设计。
受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影响，40岁时致力于小说创作。
1954年以获芥川奖。
早期作品以写社会小人物为主，后转向推理小说。
代表作有、《隔墙有眼》、《零的焦点》、《日本的黑雾》、《女人的代价》、《恶棍》、《砂器》、《谋杀情人的画家》。
不追求离奇惊险，而以推理剖析犯罪动机，揭示社会黑幕，有一定社会意义。
由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1963年被推选为日本推理小说理事长，并誉为“推理小说的清张时代”。
另著有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现代小说多部，多次获各种文艺奖，是大器晚成的作家典型。
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J．（1922一）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
葡萄牙当今文坛深孚众望的作家，当代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家，因其“充满想象、同情和讽喻的寓言故事，不断地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加深理解”，1998年萨拉马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萨拉马戈于1922年11月16日出生在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阿济尼亚加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随全家移居首都里斯本。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萨拉马戈十七岁时中学未毕业就开始工作，当过工人、绘图员、社会保险部门职员和翻译；1960年进科尔出版社任编辑，直至七十年代初进报社工作，曾任《新闻日报》社副社长。
萨拉马戈于1976年后成为专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
现住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
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虽已七旬高龄，但仍处于文学创作生涯的颠峰时期。
陈忠实 有人说陈忠实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因为在文坛打拼了几十年之后，年过知天命的他终于凭借《白鹿原》而获得成功，而这成功也几乎达到了中国文学界的顶峰。
亨利.米勒 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内容，并以创新的形式加以表现。
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要晚，而且成名也晚。
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
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
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樊发稼 他叫樊发稼，生于崇明，现居北京。
其确切的身份是：儿童诗诗人，儿童文学理论家。
当然，还有一连串听起来颇有份量的头衔：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任…… 但我宁愿只记得他是个爱写儿歌的老头，而让一切权威的封号靠边站。
历来，一个人身上的平易远比他拥有的权威要可爱得多。
他确实一点架子也没有的，让每一个面对他的人心怀敬意，却无须对他仰望。
算起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读着他的诗歌长大的。
打开记忆的闸门，除了捉迷藏、跳橡皮筋、过家家外，童年就是坐在门前的矮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读那些朗朗上口的儿歌。
“小蘑菇，\\\/你真傻，\\\/太阳，\\\/没晒。
\\\/大雨，\\\/没下。
\\\/你老撑着小伞，\\\/干啥
” 这是他笔下的《小蘑菇》。
他写的很多诗歌都像是小孩子脱口而出的话，没有夸张也没有描写，是一种远离了技巧的自然而然。
或者说，他其实是最懂技巧的，只是将它隐在了最平实浅近的语言里，像在玩捉迷藏。
他写水中的鱼儿：“树叶，\\\/落了；\\\/秋天，\\\/来了；\\\/天气，\\\/冷了。
\\\/可鱼儿\\\/还光着身子，\\\/在河里游水玩儿。
\\\/它们怎么就\\\/不怕着凉，\\\/不怕感冒
\\\/” 听见蟋蟀叫，他会说：“瞿瞿瞿，\\\/瞿瞿瞿，\\\/你唱的歌，\\\/我很爱听。
\\\/当你张牙舞爪，\\\/跟小伙伴们打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了。
” 他一点儿也没有刻意去拿幼稚当童心，也没有特意蹲下来逗引孩子的注意力。
要说他有点存心故意，那就是，宁肯舍弃华丽的修饰，也要保存属于孩子的那份纯真。
这也是他的狡黠之处，他诗歌语言的纯净，晓畅，看似不经意，实质是进行了提炼加工的口语入诗。
同是写儿歌写出了名的圣野说，读樊发稼的诗，总有一种亲切的回味，他的诗来自单纯，回到单纯。
作家高洪波说，他的诗是一颗蜜饯，有原果的味儿，原果的色泽，端的是一种好吃物。
小时候读他的儿歌，关于小鸟儿、小鱼儿、小雨点儿，会以为那个叫樊发稼的作者，是个和我们一样，睁着双好奇的大眼睛，喜欢问来问去的小孩。
当有一天我们忽然变成了大人，有了自己的小孩，我们再把这些儿歌传唱给他们听，并且以为，樊发稼还是那个樊发稼，他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这个永远都不会老的老小孩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大边框眼镜，很像我们看过的儿童片里“小四眼”的原型。
“小四眼”一般都是些比较乖巧、机灵的角色。
他说他小时候真的很乖，割草插秧，读书识字，样样都不赖。
他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精通文墨，在当时的崇明乡下是个难得的“大知识分子”，父亲也是个喝墨水的人，毕业于正规的师范院校，做过小学校长。
这种家庭里出生的小孩通常都比较早慧，五岁他入了小学，十七岁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
学的是俄语专业，因为想当翻译家这样一个愿望的驱使，他学俄文简直是拼了小命的。
背过一本《俄语小辞典》，各种与俄文有关的考试，全部是满分，在近千名同年级学生中，成绩特别冒尖儿。
大学毕业时，他的口译、笔译都达到了较熟练的水准。
可惜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翻译突然过剩，他翻译家的美梦打了水漂。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进中央某国家机关，二十多年间一直从事与文学不搭界的工作。
直到1980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全社会招贤，他被文学研究所一举录用，才算正式踏进儿童文学这道门坎。
无论是在张姓女子喊着“成名要趁早”的过去，还是在一个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跳将出来写书的今天，他以四十三岁的“高龄”转攻文学，外人看来似乎“大器晚成”。
事实上，他文学家的情结比起翻译家的美梦有过之无不及。
自小，他的作文就一直是老师当众宣读的范文。
在崇明中学读书时，语文考试常常接近满分，老师奖给他一个特权，以后作文可以写诗。
1955年他的第一首诗《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少年文艺》上，与茅盾、王若望等大家排名在一起，令他结结实实地激动了一场，从此笔耕不辍。
次年因在创作上小有成绩，被吸收到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的宫玺、黎汝清、宁宇等同在诗歌组，得到老诗人芦芒、沙金、陈山等前辈的面授指导。
早在入文学研究所之前，他已经出版过多部儿童文学作品，长篇叙事诗《伐夏爷爷的故事》、长篇童话诗《花花旅行记》、诗集《校园新歌》等，声名在外。
之后，诗情愈发激荡，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始终以一种近乎宗教徒般的虔诚，热爱着儿童文学事业”。
仅上世纪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间，他又出版了《蒲公英》、《花儿的诗》、《大树和蘑菇》等12部诗集，其中《小娃娃的歌》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自此，他已是个著作等身，在儿童诗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诗歌作品一再被选入港澳台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令无数孩子尚在启蒙阶段就记住了“樊发稼”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明敏，自然，与优美。
假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只停留在写写儿歌上，那么这种认识显然是有些“小儿科”的。
他自己也不太满意我老是只把他当一个儿童诗人看，因为实际情况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才是他的真本行，写诗，倒是他的副业。
虽然，两者他都经营得极有声色。
我笑他是个“两面派”，因为在我想来，理论家与诗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长于逻辑思维，写起评论来必然简约紧凑，讲究严谨，后者激情迸发，想像弛骋，常常抓不住，收不拢似的。
他大呼冤枉，说你以为搞理论的都是些只会枯坐书斋，整天价苦读笔耕的老学究啊。
像他这样的人，是既能写出类似《春雨的悄悄话》这样轻灵的诗集，也是一定能写好《儿童文学的春天》那样沉甸甸的理论著述的。
毕竟两者有着一致的牵连，关于孩子，一个永恒常新的话题。
他的理论著述大致以作家作品评论见长，尤其是对初涉文坛的新秀，完全放下作为老前辈的架子，为他们的作品写评，作序，毫无保留地提携，引荐。
他多少是怀着点隐约的担忧的，因为在今天，纯粹为孩子写作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儿童文学的天地总得需要有后人来继承。
如果说作为诗人他是为了感染人，那么作为评论家的他应是为了唤醒人。
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四十多种文论集、作品集，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幼儿诗歌选》、《书香芬芳——樊发稼书评选》等等，因 “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及评论，三者兼备成就斐然”，曾获“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今年5月，“樊发稼儿童文学创作50周年庆”于合肥举行，事先没有通知太多的人，但还是有天南海北的无数祝福飞来，他被誉为“儿童文苑里的出色园丁，儿童文学理论队伍的排头兵”。
《文艺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海《文学报》等媒体对之进行了生动报道。
是不是因为万事顺心，有一个没有创痕的人生做底，才能将一颗童心保持得这么恒久
这是我又一个比较偏颇的理解。
他说光有童心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文心，爱心，一直以来他就是个很乐观的人，看什么都顺遂。
体现在文字上就是从不张牙舞爪，不像某些成人文学，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喜欢儿童文学的单纯，干净，他只想致力于给孩子展示人生亮丽的一面。
我们当然也知道，所有生活的真相里，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明亮的碎片，缺陷，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不是懂事懂得太晚，而是懂事懂得太早了，现在的孩子，心灵不是被破坏得太晚，而是被破坏得太早了。
他倒也不是完全主张回避不美好的一面，而交给孩子一个失真了的世界。
他的作品里也有爱憎，嘲讽，譬如他对懒惰的人说“春天交了白卷的人，\\\/在秋天\\\/是没有资格\\\/唱丰收之歌的\\\/”，谁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他会说“别指望老鼠\\\/对猫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些哲理的思辩，适度的揭示，使他笔下的作品在平和、闲适、恬静之外，决不陷于轻飘，或缺乏根基。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
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
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
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
”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
”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
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人云，天道酬勤。
天道未必酬一切勤，但是天道绝对只酬勤。
换句话说，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只有努力才可能有结果。
帕慕克■ 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
■ 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大学3年级，辍学从文，进入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新闻。
■ 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31年，“从未从事过写作之外的任何职业”。
■ 1990年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法兰西文化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
■ 2003年获都柏林文学奖。
■ 2005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 2006年，因“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主要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白色城堡》、《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等。
作品目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
田青 田青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60岁从村委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短短的5年时间里，壮心不已的田青凭着深厚的生活积淀，一气写下了被人们誉为深圳“三部曲”的《无情岁月》、《风雨深圳》、《特区少妇》以及《泥腿大亨》、《深圳拳王》等中长篇小说，总字数已超过了100万字，终于圆了一辈子萦绕于心的作家梦。
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