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证考试考的导游词是哪几个地方
徐州简介导游词各位旅客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徐州，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五省通衢”和“兵家必争之地”之誉。
为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带、上海经济区与环渤海经济圈的结合部。
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
公路四通八达，为全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
1945年正式设市，现辖丰、沛、铜山、睢宁4县，邳州、新沂2个县级市，云龙、鼓楼、泉山、九里、贾汪5区。
全市总面积1125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963平方公里。
总人口900多万，年平均气温14℃。
徐州拥有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江苏省最古老的城市。
中国第一个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出生地和发迹地，数百年的两汉盛世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两汉文化。
徐州的两汉文化遗存，以“汉代三绝”—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为代表。
除此之外，汉皇祖陵、项羽戏马台、楚汉鏖战的九里山古战争遗址、霸王别姬处、虞姬墓、以及刘邦荣归故里吟唱千古名句《大风歌》的歌风台等。
徐州其他的文化遗存还有彭祖井、彭祖祠、放鹤亭、黄楼、东坡石床、快哉亭、唐代摩崖石刻、关盼盼的燕子楼、北魏大石佛、苏北第一寺—兴化寺、以明清民居为特色的民俗博物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等。
徐州自然风光兼有北方的豁然大气和南方的钟灵秀丽。
云龙湖水质清澈，仿佛一颗明珠镶嵌在市区南部。
绿波层涌的泉山森林公园、玉带回转的故黄河风光带、临波
谁能帮我写一篇关于草原的导游词?
内蒙古通湖草原旅游区导游词 通湖，顾名思义是湖水相连的意思。
几百年里确有一片湖水，据说有两个喇嘛在距此60公里处的“太阳湖”边用铜壶取水，一不小心铜壶掉到了水里，几日后，有一个牧民妇人在这里发现铜壶，方知两地地下水系相通，因此取名“通湖”。
通湖草原旅游区位于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腾格里大沙漠腹地，东距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200公里，南离宁夏中卫县城26公里，西望甘肃河西走廊，北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旅游胜地——中国首批4A级旅游区沙坡头与其一沙相连，直线穿越8.3公里便可到达。
这里群沙怀抱，沙峰林立、起伏错落、一望无垠，金灿灿、亮闪闪，如大海波涛从四周漫卷而来，却突然如着了魔法一般被茵茵绿草、汪汪湖泊锁定，形成了方圆近百里的沙漠湿地草原。
在茫茫无涯的翰海中，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奇迹
况且这里还是古丝绸之路北路要塞，古商道、古盐道、大盛魁古驼道……；还有古长城、古战场、古买卖城遗址，流传千古的故事和传说以及世世代代在马背上繁衍生长、与草原休戚与共的沙漠牧民，因此，被誉为“大漠中的伊甸园”名副其实。
通湖草原旅游区主要由浩瀚的腾格里沙漠、绿草茵茵的草原，形形色色的湖泊和拔起于大漠于草原间的骆驼山等各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组成。
在大自然的造化下，他们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组合，魅力多姿，美奂美伦。
该旅游区地处蒙宁边界，是蒙古牧民区。
因此，这里的食、宿、娱、游无不体现出浓厚的蒙族风情。
从客人踏入旅游区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被热情奔放的敬哈达和“下马酒”等独特的接待形式撩拨的激情升腾、身心愉悦。
及至打坐在宽敞明亮舒适，配备有现代化空调，卫生间和纯毛地毯的蒙古包里，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画像下，大块吃手抓肉、大碗喝白酒，那份找回自我，感觉良好的豪气油然而生。
在悠扬的古老的马头琴和现代流行乐器电子琴和谐交织的蒙古民族乐曲中，美丽洒脱的草原姑娘和英俊剽悍的牧民小伙子那高亢嘹亮，荡气回肠的歌声会使您情绪高涨到极致。
在旅游项目的设置上，通湖旅游区根据大漠草原的资源特色，开发了草原跑马、骑骆驼、沙漠探险、围场射猎、徒步穿越、晨观日出、赏日落、卡丁车越野等情趣各异、开心刺激的特色旅游项目。
尤其是他们独辟蹊径、开发了乘“沙漠猎豹”沙海冲浪的探险项目。
乘座在经过改造的大马力越野车上，在高如山丘的沙海浪谷里起伏穿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那份惊险、那份刺激、那份潇洒、那份豪迈，使参与该项目活动的每一个人都既提心吊胆紧张害怕，又豪气横生过瘾开怀。
于是，不论是哪个年龄，哪个性别，哪个层次的游客都发出了同一声感叹：真刺激，真过瘾，真快活
总之，这里的旅游项目全部与自然贴近，而且全部属于参与性的，因而得到各方游客的青睐自然也是情理中。
在祖国的最北方，有一片中国最大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这里地域辽阔，风光旖旎，水草丰美，3000多条纵横交错的河流，500多个星罗棋布的湖泊，组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一直延伸至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
这里夏季气候宜人，空气净透，是避暑度假的胜地；冬季银装素裹，白雪皑皑，一派北国风光，是滑雪、打猎和冰上运动的好去处。
额尔古纳河流域是蒙古族的发祥地，也是成吉思汗叱咤风云过的古战场。
在被誉为“中国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畔，有一个“金帐汗蒙古部落”，是呼盟惟一以游牧部落为景观的著名旅游景点。
这里是中外驰名的天然牧场，历史上许多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在此游牧，成长壮大，繁衍生息。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在这里秣马厉兵，经过与各部落的争雄，最终占据了呼伦贝尔草原，他利用这里的资源和无数骁勇的骑士，完成了统一大业。
金帐汗部落的布局，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帐的缩影和再现。
每逢夏季牧民们便在这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这里形成了以游牧部落为主体的美丽图画 蓝天白云、弯弯河水、茵茵绿草、群群牛羊、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呼伦贝尔是世界少有的绿色净土和生灵的乐园。
茫茫无际的天然牧场，清新宁静，置身在美丽的大草原之中，令人心胸豁然开朗。
围着红彤彤的篝火跳起安带舞，那嘹亮悠扬的蒙古长调伴你直至夜深……7月正是去呼伦贝尔的好时候。
在草原深处，有最原始、最淳朴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鄂温克、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兄弟姐妹将以特有的豪爽、奔放与深情厚意迎接你的到来。
穿越吉布胡朗图，你将能品味飞鸟成群、水天一色、气势磅礴的呼伦湖和新开湖；住进自己搭建的蒙古包，品尝亲手宰杀的牛羊，喝一杯醇香的奶茶和美酒，吃一顿鲜嫩的手扒肉，让朝霞般的篝火点燃你无限的热情和美好的希望；体会草原牧民赛马、套马、驯马表演、蒙古博克、角力擂台赛、祭敖包……当一回蒙古人??做一天牧民吧
蒙娜丽莎的导游词500字
岱庙，位于泰山南麓泰城中部，又名东岳庙、泰岳庙、岱岳庙，俗称泰庙。
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封禅和祭祀泰山的地方，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寺庙建筑中规格最高的。
南北长405.7米，东西宽236.7米，呈长方形，总面积为9.6万平方米，约合160亩。
庙内有古建筑和仿古建筑186间，碑碣184块，汉画像石48块，古桧、侧柏212株。
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遥参亭 为岱庙前庭，凡古代帝王有事于岱宗，必先至此进行简单参拜，而后入庙祭神，所以又被称为“草参亭”。
亭为二进院落。
前院正殿，明清时祀碧霞元君；两侧为东西配殿；院中有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同知泰安州事张奇逢立《禁止舍身碑》。
后院中立四角亭，1983年重建；后山门内东侧有1990年立日本书法家柳田泰云书《李白登岱六首》诗碑。
亭前有石坊，额书“遥参亭”。
两侧铁狮对峙，旗杆高竖。
坊前为双龙池，清光绪六年(1880年)为引王母池水而建。
池南为通天街，池西有唐槐一株。
亭后是岱庙坊，又名玲珑坊。
清康熙年间山东布政使施天裔重修岱庙时创建，并撰书楹联：“峻极于天，赞化体元生万物；帝出乎震，赫声濯灵镇东方。
” 正阳门 庙有八门。
南向五门，即中为正阳，两侧为掖门；掖门两侧，东为仰高，西为见大。
东门名东华，又称青阳；西门名西华，又称素景；北门名厚载，又称鲁瞻。
各门之上均有楼，前门称五凤楼，后门称望岳楼。
庙墙四角有角楼，按八卦各随其方而名：东北为艮，东南为巽，西北为乾，西南为坤。
门楼、角楼均于民国年间毁坏。
1985年重建正阳门和五凤楼，黄瓦盖顶，点金彩绘，富丽堂皇，高耸巍峨。
1988年至1989年重建巽、坤二楼，五彩斗拱，飞檐凌云。
正阳门内迎面是配天门，穿堂式，筑于石砌高台上。
门上悬当代书法家舒同书额。
门内原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像，1928年毁，今为大汶口文化展室。
两侧原有配殿：东为三灵侯殿，祀周朝谏官唐宸、葛雍、周武；西为太尉殿，祀唐武宗时中书郎杜。
两配殿神像毁于1928年。
门两侧有碑碣21块。
东侧有《宣和重修泰岳庙碑》、《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大元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创塑州学七十子记》、《康熙重修青帝宫记》等；西侧有《大宋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大元创建藏峰寺记》、《供祀泰山蒿里祠记》、《可摘星辰方碑》、《泰山赞碑》等。
天贶殿 位于仁安门北，是岱庙主体建筑，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大殿建于长方形石台之上，三面雕栏围护，长48.7米，宽19.73米，高22.3米。
重檐歇山，彩绘斗拱，画瓦盖顶，檐下8根大红明柱，规模宏大，辉煌壮丽，与北京的故宫，曲阜的大成殿，合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宫殿”。
殿内祀泰山神，面容肃穆，气氛庄严。
像高4.4米，头顶冕旒，身着衮袍，手持圭板，俨然帝君。
龛上悬清康熙皇帝题“配天作镇”匾，门内上悬乾隆皇帝题“大德曰生”匾。
像前陈列明、清铜五供各一套及铜鼎、铜釜、卤簿等。
大殿东次间有明代铜铸“照妖镜”一架，原在遥参亭，1936年移此。
殿内东、西、北墙壁上绘有巨幅壁画，名《泰山神启跸回銮图》，长62米，高3.3米，描绘泰山之神出巡的盛况。
东半部是出巡，西半部是回銮。
整个画面计675人，加以祥兽坐骑、山石林木、宫殿桥涵，疏密相间，繁而不杂，是中国道教壁画杰作之一。
大殿重台宽广，雕栏环抱。
中置明代铁铸大香炉和宋代两大铁桶；两侧有御碑亭，内立乾隆皇帝谒岱庙诗碑。
殿两侧原有环廊百间，与仁安门两侧的东西神门连接，内绘十殿阎罗、七十二司。
东廊中间有鼓楼，西廊中间有钟楼，均毁于清末。
1982年后，陆续重建环廊与钟楼。
今东廊内陈列历代碑刻，自北而南有《仿秦刻石二十九字碑》、《汉衡方碑》、《汉张迁碑》、《晋孙夫人碑》、《魏齐隋唐造像记刻石》、《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唐鸳鸯碑》、《唐经幢》、《宋升元观敕牒碑》、《金泺庄创佛堂之记》、《金重修天封寺碑》、《五岳真形图碑》、《登岱八首》、《太极图》、《谷山寺敕牒碑》、《颂岱诗》、《乾隆御制诗》、《望岳诗》、《筑桥碑记》等名碑19块。
西廊内陈列汉画像石48块。
殿前院，古柏蔽荫，碑碣林立：东有《宋封祀坛颂碑》、《金重修东岳庙碑》、清乾隆皇帝御制《重修岱庙碑记》；西有《大宋天贶殿碑铭》、明太祖御制《封东岳泰山之神碑》；中立《大观圣作之碑》、清康熙年间《重修岱庙记》等。
汉柏院 位于庙东南隅，院内原有炳灵殿，又有汉柏，故旧称炳灵宫或东宫，今称汉柏院。
门内巨匾高悬，李铎书“炳灵门”。
周围有古柏5株，传为汉武帝东封时所植。
如今扭结上耸，苍劲葱郁若虬龙蟠曲。
虽已肤剥心枯，却新枝继生。
古人誉为“汉柏凌寒”，为泰安八景之一。
树下有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张鹏翮题《汉柏诗碣》。
院内存历代碑碣90块，仅乾隆皇帝登岱传作就有26块，诗30首。
亭台及东墙内嵌70余块。
著名的有张衡《四思篇》、曹植《飞龙篇》、陆机《泰山吟》、米芾《第一山》、乾隆帝《登岱诗》。
东御座 位于汉柏院北，原为清代皇帝驻跸之所。
其垂花门与东华门相直，大门与汉柏亭相对。
院内殿宇毗连，步廊环围，1985年辟为泰山珍贵文物陈列室。
正殿内按清宫设置作复原陈列，有龙墩、龙椅、立柜、方桌等紫檀古木家具及各种大理石花饰挂屏。
配殿内陈列泰山祭器。
殿前松柏下，东有宋真宗御制《青帝广生帝君之赞碑》，西有驰名中外的《泰山秦刻石》残字碑。
铜亭铁塔 岱庙后院的东西两侧，有两处惹人注目的古迹，东为铜亭，西为铁塔。
铜亭又名“金阙”，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铸。
亭为铜质，施以鎏金，亭长4.4米，宽3.4米，内祀元君铜像。
璀璨耀目，端庄浑重，该亭以仿木结构形式装配而成，显示了我国古代精湛的冶铸工艺。
西侧的铁塔为明嘉靖年间铸，造型质朴雄伟，原有13级，立于泰城天书观，抗日战争中被日军飞机炸毁，仅存3级，1973年移此
看《蒙莎丽娜》的导游词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
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
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
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
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
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
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
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
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
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
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
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
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
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
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
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
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
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
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
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
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
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
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
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
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
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
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
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
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
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
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
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
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
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
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
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
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
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
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
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
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
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
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
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
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
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
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
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
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
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
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
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
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