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四十年聚会横幅标语应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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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写的是什么
同学聚会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返回——返回童年。
“童年”，在这里既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又是一个象征。
人到老年，会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孩子，这主要指性格吧。
而如何一辈子始终葆有一颗童心，历经磨难而不改，使自己拒绝蒙尘的心灵永远处在这样的“返回”之中，这不仅仅对艺术家，即使对普通人要求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里要记述的，更多的还是“形而下”的返回——人到中年后，越来越渴望儿时同学的聚会。
但，谁能说这其中没有一颗颗童心蹒跚于“返回”的路上呢。
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是去年7月底，我为看病回北京。
小学同学们在我离京前夕，专门组织了两次聚会，给了病中的我以极大大温暖和安慰。
尤其是，在对童年的温习中，我们一起梳理了对友情、对岁月的信心。
第一次是在一家粤菜酒楼。
包房里回旋着40年前我们唱过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到席的7位同学中，有的竟30多年没有见面了,“都老了啊
”，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道。
说完了各自所知道的同学和老师的近况，便开始了唱歌跳舞——全是儿时的老歌老舞，一下子像是回到了40年前……已是凌晨一点半了，大家还恋恋不舍。
这时一位男同学提议：明晚再举办一同学聚会，让大家尽兴
“要不是你回北京，许多同学真是几十年见不到一面呢
” 第二天晚上，规模扩大了一倍，我估摸着人数带来了自己的诗集，到现场远远不够发的。
十多位同学从北京各个角落，汇聚到西直门附近的一家娱乐城。
这间KTV包房较大，按小时计费，吃喝玩乐一条龙全包了。
大家其实根本顾不上吃喝，每进来一个人都要一一寒暄半天，交流这几十年的“活法”。
其中有几位进来后，以为走错了门，互相连蒙带猜一下子竟认不出来
一边谈话，一边轮流作歌手。
我们把卡拉OK歌本上那个年代的老歌全点了个遍，包括俄罗斯那些沉郁忧伤的歌儿——这几乎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情结”……独唱、重唱、合唱，由于我是“左嗓子”不太敢唱歌，便自告奋勇伴舞，以我这半老徐娘的腰身，在这个忘了年龄的场合，竟不觉得是“献丑”。
大家忘形地唱着，跳着，虽然30多年未见面，却毫无拘束感。
这时有同学提议：“民族舞、交谊舞都跳过了，让我们真正回到小学时代——跳个忠字舞吧
”大伙儿一阵哄笑，你拉我推地起身跳了起来，极尽谐谑的味道……在这种“文革”氛围中，我忽然想起当年班里个子最高、学习最差的一位男生，他“文革”初期就当上了我们小学的“红小兵司令”，原先极老实憨厚的一个少年，也煞有介事地做过不止一次“革命造反”动员呢。
“他已经病逝好多年了……”说话的女同学是他的同桌，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时，另一位有“歌唱家”之称的女同学，说到另一个病逝的男生，那是她当年男女声二重唱的搭档……死亡的消息令同学们唏嘘不已。
在大家对命运无常的感叹中，一位同学想调节一下气氛，把我推出来说，“让咱们过去的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如今大名鼎鼎的诗人，朗诵一首诗吧
就朗诵她诗集中这首《题初中同学聚会》，好吗
”在同学们鼓励的掌声中，我与一位男同学来了个“男女声二重诵”—— 《题初中同学聚会》 哪个镜头将我们邀约
从地北到天南 纵横八千里，弹指三十载 友谊凸显的底片，此刻绝非瞬间 哪一滴泪为我们漫漶
从少年到中年 走失的青春搁浅在哪处湍漩 生命旅程未设航标，且遇十年水灾 哪一双手把我们演奏
从慢弦到急管 有呜咽低音处徘徊，更有如初激情 金属般挺进，辉煌于白发之巅 哪一段人生备尝艰辛又终告无憾
只因 四月的北京，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这首诗是我上一次回北京，为初中同学聚会写的，那已是4年前的事了……而今晚的小学同学们，又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再次聚首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是谁忽然高声朗诵起诗词《沁园春·长沙》，大家一起跟上来。
夜已深，该分手了，我跟同学们一一惜别，相约2008年奥运北京再相聚…… 我家自“文革”后期发配出北京，至今有30余年了。
期间我曾多次回过北京，经历了各种朋友和同学的聚会。
我发现，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聚会比较容易组织。
相比之下，大学同学的聚会（我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但不少大学同学在北京）似乎难一点。
按理说，小学中学的同学分开的时间比大学同学长多了，何况中间还夹着一段上山下乡或当兵的时光，许多人连模样都记不清了，但一见面就是有一种“无端”的亲热劲儿。
这种亲近感也许正是来自那段“两小无猜”、毫无功利色彩的纯真岁月吧。
而大学同学，尤其是我们“七七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几乎全是从社会上考来的，有过几年摸爬滚打的所谓“社会经验”。
如果说前者聚会更多的是“感情联络”，而后者则多了一些“感情笼络”的意味——不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吗：出了大学，同学的作用主要就是一张关系网。
常常看到某些大学校友会，完全成了互相依存、互相利用、打拼社会的功利性组织；其人际关系或多或少带上了交易的色彩。
一个外地同学到北京，有时在电话里就能感到北京同学的沉吟，掂量，感到他在迅速判断你有没有一见的“价值”，在不在那张“网”里…… 2002年8月，我写了一首纪念七七、七八级同学毕业20周年的诗《返校》。
这一年，在国内许多大学，都不约而同地举办了这两个年级同学的返校聚会活动，它彭湃的浪花甚至溅到了文学领域——我已读到不少这方面的散文、诗歌和小说，比如著名女作家徐坤的获奖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
七七、七八级曾被公认为恢复高考以来，最出“精英”和“人物”的群体，以此垫底，他们的返校也顺理成章地声势夺人。
然而，我这首提前两年就开始构思的《返校》，最终却成了“虚拟”——我们系筹划了两年的20年聚会，临到跟前不幸“流产”了。
作为毕业后走得最远的同学，我未参与筹划，不太清楚个中原因，但我隐约感到：大学同学离别越久，相聚就越难了。
这似乎不同于小学中学同学聚会的逻辑
当然这首诗也不完全是虚拟——我用长途电话采访了别的系的返校活动，比如政教系就办得很圆满，我差点应邀列席呢。
《返 校》 ——记七七、七八级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 二十载春露养胖的记忆撑开校门口白杨树的重重浓荫 二十道秋霜撕去的风景，在一片归来的叶子上昼夜兼程 不同于知青重返乡下，不同于老军人凭吊旧战场——不 远比这些浪漫：曾经的天之骄子要盘点发了福的青春 男生带着救心丹和看起来头衔最多的名片 女生带着孩子留洋的喜讯和让体重减少的药 先是轮流作答：票子房子车子孩子和位子登科了几子 再把班上最惨的女诗人嫁不出去的道理认真讨论 最后重温一回当年的时髦，搂着图书馆合个影 任取景框怎样断章取义，也截留不住昨日的书声 这些眼界宽了眼神却瘦了，血压高了血性却减了 口味精了口气却粗了，笑声爽了笑容却涩了的—－是谁
这些在花名册塞进太多定语挤得主语找不到了的——是谁
这些毕业照的错版或假冒想回底片却路途遥迢的——又是谁
一群落叶从八方匆匆聚拢，怀着重返枝头的冲动 而绿意，却已逃得无影无踪…… 是的，我们都是一片渴望重新回到树梢的落叶。
可是，怎样才能真正地返回呢
求引迷迷的《诶
他的孩子是我的》全文百度云。
各位大神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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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话题是由我的诗歌引发的，因为我几十年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起步的，而最初的作品多半是乡村生活诗。
可以说，我的创作是从故乡的那片土地开始的，是池塘堤边的那株矮柏，是土坡上的夏夜中那盛水的陶罐和纳凉的传说，是那里只有荒草的山冈和时断时续的河流，是村上那些双手粗糙、劳作间撩几句粗话解乏的伯伯婶婶们，给了我写作的欲望，给了我诗篇。
我的故乡，那片孕育了我生命的贫脊丘陵，除了诗篇和后来的散文，还给了我今生今世一个最大的牵挂。
一个十三岁就已走出大西北的老军人，终生偏爱的美食就是羊肉泡馍。
还有那位每个人都熟知的领袖人物，始终不能离开他少年时就在家乡吃惯的那口“辣子”，并且一生未改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
丹墨可磨，但赤不可夺。
故土，对每个人都渗透了不可磨灭的本色。
泥土不仅仅养育了万物，不仅仅化作了我们的血肉。
儿时，手脚被划破或出现些许伤烂，村上的大姊就顺手从房屋土墙上抠下几滴暴雨留下的泥瘤，那是不含任何沙子的土末，然后往伤口上边撒边念：“天上的灰，地上的药，撒上就结巴巴壳”。
真灵，伤口果然不发炎，愈合极快。
后来我发现，许多大人也用这种“方子”治伤。
泥土给了人们生命，给了人们一切。
泥土掩去了伤痛，掩去了苦难，掩去了与日月一样长久的悲凉。
这就是泥土上的生活，泥土上的记忆。
岁月如旅，如今我的双鬓已开始挂雪了。
故乡的每一条山冲和每一片田畈，依然清晰可画，那些不规则的阡陌，依然如电路板一般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
乡村，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
因此，在故乡，在所有远离城镇的乡村，每发生一次变化，都会使我为之欢欣，我曾经用诗歌礼赞那里的变革和进步。
在我的诗中，所有的乡村都有我的故乡，而养育过我的那片丘陵远没有我所描绘的变化那么快。
二十余年前诞生的那幅著名油画《父亲》，早已成为我心中故乡的缩影。
我总盼望着父辈们及整个故乡能早日从那镶钉得牢实的画框里走出来。
关于乡村，关于农民，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
二 土地是万物之母，但土地必须耕作。
耕作者本来是土地的主人，却被土地所奴役，他们的命运只能永远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
那犁耙，那锄镢，那镰刀，连同操作的方式与姿态，世代相袭，一代模仿一代，几千年没有变。
我的故乡，那片不黄不黑，随着水土流失日渐露出石板的薄土地，曾被一代代先祖拼命地索取。
而今，它仍然在为我们无私地竭力奉献，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源，仍是我们赖以生存繁衍，既不抱希望又寄予无限希望的盘亘之地。
很长时间里，乡村几乎不存在户籍管理，也无须什么户籍管理。
“公社化”时期，一个农民从此地迁向彼地，只需对方的生产队长点一下头，便完成了全部的批准手续。
然而，正是这种没有表册的无形户籍，把出生在那里的人们牢牢地钉在黄土地上。
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一代代农民最简洁的终生生活写照。
落后而原始的生产方式，世界上最低的劳动回报，他们也不得不付出艰辛的体力劳作。
尤其是农忙时节，超负荷、超强度的抢耕抢插使每个下地干活的农人都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
烈日之下，寒风之中的田亩劳作，是与命运的抗争。
留在心头的，是永远卸不掉的沉重。
六月，娇阳似火。
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禾，人们勾着腰，不停地插着，都被疲惫折腾得像一架架随时可能失去支撑的机器。
各种各样粗陋的草帽无法遮挡针芒般阳光的穿刺，似乎都要把头扎进泥水的深处；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热烫的泥水蚀得发白，皮肉松弛得起皱，有的指间开始靡烂。
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不等手上的污泥涮净，得赶快揪住被汗盐染得发白、早已散发着臭味的衣角，往脸上抹一把。
这情景，从高空俯望下去，是诗；而对泥水泡着的人来说，是恨不得即刻就解脱的痛苦。
在我们这些不懂得贫穷不懂得辛苦的晚生看来，是诗；而在父辈们看来，是劳困。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凡是与土坷垃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认为这话带有夸张。
长期推行“大锅饭”式的集体化，尽管把农业生产的效率降到了最低程度，但庄稼人却越发不敢懈怠。
用牛羊都不啃的荆条叶子拌饭，用难以咀嚼的草根熬粥，甚至去挖观音土来填塞发疯的肚子，那滋味谁都畏惧，但很多人又无法逃脱。
懂得“政治挂帅”的社队干部们，口里也挂着为革命种田、田埂连着亚非拉的说词，却转身对着乡亲们吼道：谁敢耽误“双抢”，除非他狗日的没长肚子
其实，在抢收抢插的日子，没有谁敢偷懒。
深夜，全村男女老少蹲到泥水里拔扯稻秧，队上没有钟表为你计算工时，只会清数每个人身后或弯或直的秧苗把子。
几个小时之后，勉强睡了个囫囵觉又被可怕的哨子催醒，大家拖着沉重的脚步，强睁起打架的眼皮，走进待插的稻田，那会儿的泥水还没有被晒烫。
紧张的时令如同鞭子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倒是队干部可以穿着整齐的衬衣和干净的布鞋，到上级那里开会汇报，走他个一天半日。
更多的男女劳力只好拼着命“倒在地里做”，长年累月，他们除了病卧不起，几乎没有逃避的机会。
经历过或目睹过那种田间劳作的人，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苦、更累、更漫长、更无奈的辛劳。
遗憾的是，从事这种劳作的人群，却与“劳模”的光环愈来愈远。
好在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至少是在那时，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填饱肚皮，养活老小。
官取于民，民取于土。
不知最早说出这句俗语的先祖算不算哲人。
然而，民是活生生的人，土却是毫无知觉的泥尘。
在农耕社会的多少次兵荒马乱之中，尖矛或刺刀可以帮助官家强行向百姓索取，而伺弄土地的庄稼人在收割了有限的颗粒之后，不可能再用镢头或锄钯向冻僵的泥土敲打出一粒粮食来。
农家生活所需要的每一颗稻谷和麦粒，每一根瓜豆和葱蒜，都必须靠自己辛勤栽种得来，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劳动之外的收获。
记得我入伍不久，父亲作为军属代表参加过家乡县区的一次会议。
信上，除了传递他高兴的心情，还未忘告诉我，大会给每个人发了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茶缸。
对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具和田地的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没有通过劳动的意外所得了。
如今，父亲已经彻底地老了，他年轻时那张白净而帅气的脸孔，早已变得一片黝黑，嘴里换上了假牙，脸窝也一年比一年塌陷了。
唯一没变的是，他的身板还那么直挺。
为了清静，他和母亲早已与两个弟弟分灶吃饭，弟弟们因为经常远出打工，两位老人的一切似乎又“从头开始”。
年复一年，从育种到收割打场，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靠自己。
最为艰难的是，每年他都要将二百来斤的稻捆一担担挑上高高的坡顶。
我每次劝他时，他总是那句淡淡的回答：很多人没有儿子在外头做事，又指望谁呢
再次回家时，我又带给他两千块钱，让他们用来买口粮，坚决请求他不要再种水稻。
可他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啊。
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他那双粗黑的大手还有些微微颤抖。
一个七十好几的老人，还在像他年轻时那般“刨土为食”。
正如父亲拒绝我的理由那样，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并且一点退路也没有。
是的，命运决定他们必须与泥土、与自然、与寒天酷暑进行无休止的搏斗。
同时，命运也赋予了他们最大的韧性，一旦这种韧性丧失，他们将失去一切。
庄稼人本来就是伴着苦难而生的。
三善恶、贫富、荣辱，乃至生死，每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争取和选择的权利，唯有父母和出生地容不得自己有丝毫的选择。
否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那种一坠地就被称作“放牛娃”或“贱女子”的命运。
那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恭喜你生了个学生! ——放牛的。
恭喜你添了个千金!——贱女娃子。
至今，这贺喜的话中对孩子所预示的身份，大多数乡下人仍然不敢抱多大希望，而本是自谦的答话却大有可能被言中。
可是，很多人问过孩子，你想长大了干什么? 没有一个学生回答“当农民”，农村没有，城市更没有。
如果让他们从心底理想的角度去回答，可以说一个也不会有。
然而，命运总要迫使大量的农村学生去当农民。
于是在许多年前，“跳农门”就已成为无数农民后代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
所以，城市年轻的母亲指着进城拉板车掏粪搬砖盖楼浑身淌着黑汗的农民，警告其儿子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和他们一样!” 农民，成了人生一个可怕的命运归宿。
在更多的不发达地区，农民的人生地位已被那些城市孩子的母亲言喻得再准确不过。
少时在乡下，听说有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不肯回来，宁愿申请留在劳改农场。
这不仅仅是他们无脸再见乡亲，而是那里无论怎样辛苦，总有一口饭吃，劳动总有点节奏。
为了得到一份比农民略好的待遇，他们宁肯终生与罪犯为伍。
很早听人说过，城里出商人，出科学家，出艺术家，而乡村仅仅出作家。
许多作家是从乡村长大的，又有许多作家是曾经“到广阔天地经过风雨”的。
这么说来，黄土地黑土地石板地上不但长庄稼，而且也长诗歌长散文长小说。
只是由于种种条件和机遇的限制，广阔天地上许多可能长出文章的脑袋终于未能长出来。
因为能够孕育作品的土地，需要的只是生计，而不是文章。
四正如长期处于舒适优越的生活状态而不知幸福的人一样，生来就处于辛勤劳累境况下的人们，环境或多或少淡化了劳苦的感受。
虽然他们在痛苦的折磨下怨过苍天，但他们毕竟没有过舒适的体验。
或者说，他们生来都得认命。
否则，那种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可停顿，也永无尽头的辛勤耕作，就真正成了无法摆脱的痛苦。
父亲辈是这样过来的，爷爷辈也是这样过来的，爷爷的爷爷辈以至许多辈人都是这样走完一生的。
实如故事中一个流亡的 封建君王在路途上与庄稼人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我家世世代代做皇帝，你们家世世代代种地。
”好在他没有说出这只是分工的不同。
世世代代与泥土作伴的人，谁如果对痛苦有着强烈的感受，那才是他不幸的命运又遭不幸。
本来不属于这种命运的人，因为政治运动或别的某种原因，曾被迫到乡间生活过，去或多或少地见识和体验过这样的劳动。
尔后，这段日子在他们笔下竟如炼狱般不堪回首。
土地，只属于出生在土地上的人们。
一个狂热的年代结束之后，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为了返城，曾有过万人罢工，千人绝食，哭声恸地的壮举。
“不回城，毋宁死!”这坚定的誓言同时也宣告着：土地不属于我们
劳苦不属于我们! 他们用生命和血泪换取了胜利。
当年，有两三个将校自愿重新回到土地，有热血知青主动要求下乡，都曾被歌为壮举。
此时，千万知青挣脱土地也是如此悲壮。
当初，全国城市的无数学生在领袖巨手的挥动下潮流般上山下乡的壮举，曾令亿万庄稼人感动不已；后来，在他们急切回城的一列列身影甩去的后面，亿万庄稼人也认为是天经地义。
并非是他们到乡村做出了什么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们给乡村带来了负担和麻烦，而是广阔天地的毒日、寒风、泥泞，以及那里的土炕黑灶，不应该让城里的孩子们来忍受。
在刚刚结束的世纪末，京城的新闻曾爆炒“老三届”。
那会儿，首都有人办起了“知青酒家”，那里悬挂着“雄文四卷”和鲜红的“忠”字，还有镰刀、镢头和草帽等烙着历史印记的实物。
当年的知青们相邀光顾，重返那个特定的时代，忆起痛苦的磨难，心中的滋味无以名状。
苦难刻在人们心头的痕迹，比幸福更深。
于是，不少人把盏哭了，一个时代便浸泡在一代城市人的泪水中。
而一个远远望不见边际的时代，不知曾经浸泡和还将浸泡于多少代乡下人的汗水之中，似乎上帝没有赋予他们知其劳苦的资格，他们走不出田亩的境界，也不会有“老三届”们悲酸的复忆。
农人对土地的告别也是对生命的告别。
五土地是万物之母，更是人类的母亲，而世界上最无私的就是母亲。
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眼神中往往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谦卑，一种难以形容的凝望。
即使是更多的并不愿俯视他们的城里人，见了那眼神也会马上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生活在界限分明的另一种境地的人们。
这种眼神是独特的、只属于中国农民的眼神。
连稚童都可以通过肤色和衣着，一眼分辨出城里人和乡下人，大概这也算是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
在穿着高贵的某些城里人眼中，乡下人不但土气肮脏，而且短识、狭隘、自私。
是的，他们可能为两个红薯或两个玉米棒子和村干部大吵一架。
然而，他们能够视修桥补路为己任，视救助他人为积德。
当过路人饿得精疲力竭时，某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梁上挂了半年而舍不得吃的干肉割下一块为他煮面。
这是许多连楼道都不肯扫，住集体宿舍铺面一个比一个干净平整，而相互把垃圾往别人床下踢的城市哥们姐们所不可理解的。
如果把二者的位置颠倒一下，老人的那种行为将被奉为精神文明的典范而大加表彰。
土地的天职是奉献，从来没有奢望。
在偌大一个中国整日价忙着造神造反，“红色海洋”波涛迭起的年代，亿万乡下人始终没有忘记，只有土地能给人们提供生活的基本条件。
他们至少不能糊弄田野，像一些吃俸禄的造反派那样，去单位领了工资，去粮店买了米，就去上街闹“革命”。
旧时代，老爷太太和公子小姐们将侍候他们的女孩子称作“丫环”，后来又被称作“佣人”。
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旧名称都改了，到城里人家来干活挣口饭吃的女孩子也改称“保姆”；改革开放后，有些街道的职业介绍所又美其名曰“家政服务员”。
而东南亚等地，则一直称“女佣”不变。
名称往往能够掩饰实质。
但是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女青年也在给他人当“家政服务员”，即使在今天，城里下岗女工加入钟点工和“月嫂”队伍的，也是极少数。
我总记得有部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我家”有个聪明善良的小保姆。
某次全家一起吃饭，革命老干部的父亲忽然提到“儿子容易勾引小保姆”的话题，他两个儿子立即恼怒地申辩，其中老大故意把这种嫌疑往其弟弟身上引，竟站起来指着小保姆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本是一个闹剧，没有多少人作真。
然而，现实生活中遭此精神凌辱的，除了乡下姑娘还会有别人吗?这部电视剧中，以小保姆的人格作笑料的戏似不止这一处。
如此表现生活，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滑稽和夸张，但这种缺德的创作，却可能唤醒一些人的人格意识。
从这一点看，我们反而应该感谢该剧的编导。
六 在桐柏山麓的县修水利土地上，十五岁的我走进了连名单也没有的民工队列。
进山的路上，我和两位年龄稍大的伙伴露宿于一块青石岩上。
夜半，阴森的山林中狼嗥的声音将我惊醒，然而定神后倒不觉得恐惧，一会儿又呼呼地睡去。
头三天，我觉得新鲜极了。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大的山谷，第一次见到了这么热闹的工地和人流，第一次突破了我生活圈的半径。
后来，肩头的红肿告诉我，“战斗”在这里的爷爷辈、叔叔辈及一些被我们称作大哥大姐的人们，是多么可敬，他们肩头的肌肉早被磨得僵死，没有红肿的疼痛，但他们白天辛劳，夜晚在草棚与暴雨、风雪、蚊蝇博斗的生活却是长年累月的，而我的红肿至多只是一个暑假。
有个光棍秀才在工地的墙报上写了首“战地诗”，其中有“挑沙子好像坐云端，锤碎石好像在玩”两句“诗眼”，从而被整个工地的老少爷们骂作“混帐”。
某日下午，民工“连长”派我独自到工地指挥部去领受一项任务。
一个戴着手表，夹着烟卷的干部将我带到一片堆放物资的场地，他坐在一旁指挥我扛运一大堆钢筋。
我见他没戴草帽，一直坐在木板上，而太阳还晒人，曾几次劝他坐到棚子里去，并说保证按要求堆放好，他却没有进去，直到看着我搬完。
他那种负责精神曾使我感动，我可是戴着草帽的呵。
夜晚，水电站的工地上大战通宵。
深深的大坑里钢筋林立，灯光耀眼，人们忙成一片。
地面上的“输送桥”伸向大坑的顶空，我们不停地在桥上搬运着混凝土。
好不容易盼到可停片刻的一声哨响，我在桥上未等坐下便合上了眼皮。
那“觉”是多么舒服呵!突然头一晃，有人抓住了我的脚跟，刹那间我被惊醒，生命的本能使我迅疾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是一位老者，劣质烟草驱赶了他的劳困。
如果他慢了零点几秒，我就会栽进深壑里的钢筋茬子上。
但他和大伙儿只是淡然一笑，转而极严肃地说：“这不是睡的场子”。
好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刹那，心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不过，假如我掉下去了，也只是为大家增添了一个“工地上死了个伢”的谈资。
当时连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以致我没有记住那位老人的姓名。
我没有在那个难忘的暑假中死掉。
那位老人救下的还有一组关于工地的诗篇，诗中充满着对工地的赞美以及抒不尽的豪情。
那是后来我高中时的一次作文。
无知，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那会儿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命运的严酷。
很久之后，在我早已不必担心自己再被土地所困时，反而感到那里的生命挣脱土地是多么艰难。
有个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曾心情沉痛地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个山区有户农家的孩子考取了大学，父母好不容易为他凑齐了一千五百元费用。
为了省去车费，他决定背上烧饼和咸菜，步行到省城上学。
临行前，母亲将那笔钱缝进了他的内衣。
半个多月后，当他跋涉千里赶到学校，同学们帮他拆开内衣时，那一扎钞票全被汗水浸湿，粘连在一起了。
说到此处，这位有良心的“父母官”动情了。
千余年间，读书人万里迢迢赴京赶考，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们祝福；他们的艰辛跋涉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
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这个读书人的“壮举”却令我们的心灵为之震颤。
哪怕是一线希望，也要坚韧不拔地与命运决斗。
黄土地黑土地和穷山恶水间生长着一代代不屈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