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幅张澜的书法，据说是四幅里的其中一幅，如何卖，价值多少
卖给收藏家，应该不到1000元，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纸张，毕竟不是书法名家，只是官大一点，要是的就值钱了。
保路运动的感受是什么?
保路风潮一发不可收 精明的商业算计激起的是无边的政治风潮。
当年5月16日，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会后决定去督署请愿。
由于当时处于缺位状态，署理总督赵尔丰正以筹边大臣的身份在川藏一带处理边乱问题，实际主持工作的护理总督、布政使王人文请求将川民商股发还，铁路暂缓接受，但被清廷严厉驳回。
屡遭申饬后，王人文将的来往电报透给了公司及咨议局的负责人等，试图以民意作为后盾，为四川人争取权益。
王人文这一举措所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四川士绅立刻被激怒了：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推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20天不到，会员发展到20万人，全川上下，无处不保路，遍地是会员，民众热情一旦被点燃，多年的积怨迅速被释放，亢奋的情绪蔓延全川。
每一场保路演说中，都不乏声泪俱下的痛诉场面，而部分会员写血书、断指刺股的激烈方式更是将抗议活动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失控局面。
8月初，王人文被免职，署理赵尔丰返回成都，而在此期间，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他说服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将现款上交，交换条件是李被任命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
为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抗议民众顶着的牌位，旁边用大字写着光绪曾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
8月，成都罢课罢市之风传到四川各地，进而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一步步走向了失控。
李寻在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中夹杂着三股政治力量，除台面上的咨议局议员（或者说上层士绅）外，另外两股力量为革命党与民间会党。
革命党以搅动天下为己任，路好路坏、国有还是商办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要做的是抓住时机，颠覆其仇视的政权。
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革命党人分别于7月中旬与8月初召开“新津会议”与“资州罗泉井会议”，准备发动起义。
会党不仅是革命党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这次保路运动中的利益攸关者。
川汉铁路筹组期间，当地政府为征集租股而在各地设立征股局，而其中多为会党成员染指（催逼索要是会党们的强项）。
四川保路运动的冲天波澜与会党的介入有很大关系，因为一旦停收租股，势必断了他们已维系五六年的财路，这是他们万万不肯答应的。
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好转，而清廷也对此失去耐心。
9月2日，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率两千入川弹压。
3天后，一份名为的传单被大肆传播，其中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等倡议。
赵尔丰看到传单后，意识到这已超越保路界限而向着造反的道路前进了，于是他在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扣押起来，企图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控制局势。
但这一次，赵尔丰判断错了。
事实上，并非蒲殿俊等人所为而是出自革命党人朱国璨的手笔。
蒲殿俊等上层士绅虽被各地会党及革命党夹裹的保路同志会推为领袖，但他们并没有节制下层会员的能力，如上层士绅认为运动的最高手段只限于罢市，但革命党与会党却要主张暴动，这完全不是蒲殿俊等人所能控制的。
因此，赵尔丰扣押蒲殿俊等人非但毫无效果，反而给保路同志会起事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诱捕事件后，赵尔丰命贴出告示，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群情汹涌之下，“格杀勿论”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当天即有上千人手捧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正在后堂的赵尔丰掂量许久之后，断然下令：开枪
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尖叫，瞬间陷入混乱与血泊之中。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50多人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后，包上油纸分投江中，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
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举事，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将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由此，赵尔丰困守城内，顾此失彼，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9月25日，也就是荣县宣布独立之日，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上奏清廷，请求按王人文之前提出的方案，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四川，其余已用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但是，晚了，辛亥革命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
失策的还不仅仅是盛宣怀与清廷。
令人无语的是，当年强烈反对铁路国有的川民们，在民国可以自修自办铁路后，在之后四十年间却未曾在省内享受过哪怕是一里的铁路便利。
民国后的铁路政策与清末如出一辙，短短两年中，民国政府相继与湘、鄂、浙等八省商办铁路公司签订收路协议并偿付金额连本带息共计6500余万元，但这些款项，从来没有真正兑付过，民国政府只是开了一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后来干脆就不了了之。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乱哄哄闹到最后，人也杀了，命也革了，钱也没了，众声鼎沸之下……那条誓死力“保”的铁路却没了
读史至此，怎不让人唏嘘再三。
(金满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