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礼成的院士感言
建国初期所进“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
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
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
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
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
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
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
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
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
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
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
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
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
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
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
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
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
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
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
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
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
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发表论文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
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
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
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
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
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
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
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
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热点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反映了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其偶然性，何时发生，在何处发生，由何人完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总体说来，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因此我们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
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都需要在研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势。
在时机成熟时，这一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
正因为科学工作需要积累，因此把对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是十分有害的。
1999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多在六十岁以上，三位医学奖获得者全部在七十岁以上。
都经过了多年的工作积累，才取得今日的成就，如果强迫这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六十岁时退休，切断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家在路上 感想400字
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科学生涯，多半是在路上世纪20年代，甘生8．5级特大地震，他带着病，坐车，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
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这个来自浙江的小个子经常手足并用，“爬过从没有路的路”。
他在野外考察时，不是步行，就是骑毛驴。
在人烟稀少的矿区考察，随身背的柳条包里还总带着凿子和矿石。
当时的知识分子，许多埋头于书斋做学问，翁文灏却把“担斧入山，披荆斩棘”当成科学研究者的本分。
他和同时代的一批先行者，将这一传统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科学界。
直到不久前，北京大学一名年轻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实地考察的技巧时，仍然忍不住一边感叹浮躁时代里践行者越来越少，一边怀念起翁文灏。
而此时，“翁文灏”在哪里
北京市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2层小楼，一条昏暗嘈杂的走廊里，搬开积满厚厚灰尘的垃圾和纸箱，在一面斑驳的黑板上，依稀看得见刻有“翁文灏”三个字。
这里曾是翁文灏担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办公地点。
离小楼不远，就是热闹的西单市场，与陈寅恪、粱思成并称为当时三大国宝级人物的翁文灏，和他领导的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在热闹中保持着静默。
而就在约90年前，这个人曾参与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质学到底是干什的，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就曾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
翁文灏却于1913年奋而发起成立地质调查所，并将其办成“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源头。
中央研究院评出的第一批院士里，地学界的6位院士中，有4位出自这个调查所。
有评价称：“地质调查所的成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科学事业中，确是一颗明珠。
”作为先行者，翁文灏和同事们几乎每一次调查和每一篇学术文章，都在创造“第一”。
他的《甘肃地震考》是中国地震科学考察的序幕，确立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地震带分布。
他创立了“燕山运动说”，撰写了《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
他广泛进行地质、矿产勘察，组织地质学家进行中国地质科学史上的首次油地质实地考察。
从无到有的中国地质学，在翁文灏们的努力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令国际学界刮目相看。
而这一段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很难再现的辉煌，则是在一步一步的考察途中慢慢写就。
以实地调查为宗，室内研究为辅。
”这是地质调查所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
地质调查所的同事还记得，翁文灏甚至希望“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
在他的主持下，地址调查员们背着经纬仪和无线电收报机，一点点测绘地质图。
在路上，有人用毛驴代步，有人干脆推着独轮手推车赶路。
在找到北京周口店有原始人存在的证据之前，许多人先后放弃了挖掘，只有翁文灏坚持要求调查员裴文中“身居陋室，白天挖掘，夜晚挑灯自修”，最终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
人们惊异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
而翁文灏领导的地盾调查所，被称作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中国人伟大的骄傲”。
这个骄傲似乎渐渐被埋没。
“文革”前期，一户姓郑的普通人家，搬到已成为招待所的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曾经的黄色小楼被刷成青灰色，房间被隔断，变成住宅。
而如今，这里的楼道潮湿肮脏，院子里种满葡萄和柿树，甚至在大白天，也能看见黄鼠狼来回奔跑。
当选院士时最年轻的是谁?
12月16日，200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结果揭晓， 经，优中选优，一位年轻人——40岁的麻生明榜上有名，成了中国最年轻的院士。
这位年轻的院士，目前是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他的家乡，是我市东阳巍山镇的山区小村麻家村。
我们与麻生明院士通了电话，并在22日这天到他的家乡访问了他的父亲和同学。
“这只是小事情” 12月18日晚上，巍山高中华柯老师先挂通了麻院士的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希望院士能常回家看看。
华老师告诉他，他高中时的老同学孙敏霞和张立新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母校巍山高中教书，院士很是惊喜，即向他们表示问候。
麻院士还深情地回忆起高中时的教师：教数学的寿乃方老师一身正气，教语文的俞树良老师书生意气，教化学的沈茂潮老师无微不至，教英语的仇知白老师是杭州人……感慨很多。
他说，出国留学前每年回家还常去看这几位老师，如今他们年纪都大了，不知近况如何。
麻生明听说有沈茂潮老师的电话号码，急切地记了下来。
对自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麻院士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淡然处之，一再说：“这其实只是小事情，与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些英雄相比，我这只能算小事情。
”他说，当选院士固然是喜事，但这只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他表示要把这当做科学研究上的新动力，潜心科学研究，多出成果，回报人民，回报社会。
次日晚上，记者也拨通了麻院士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家乡人的祝贺表示感谢，还一再推辞记者前往上海采访，总说入选院士一事是小事情，希望媒体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在科学研究中，他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记者问他觉得自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应该是勤奋，还有机遇。
记者请他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描述一下自己的学术成就，他谦虚地反复地说不能算成就，只是成绩。
之后，他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解释自己的工作：“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金属有两种状态———单质(如金子)和无机盐(如氯化钠)，在通常情况下金属催化性能都不高。
然而，一旦通过配体与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金属络合物，其物理、化学性质就会‘大变身’，实现更优异的催化性能。
我的工作，就是设计与合成络合物，发展新反应，推动有机化学的发展，为未来药物合成、材料化学提供基本工具。
” 他说，他选择这个领域的时候，它还是个“冷门”，现在已逐渐变成了国际热点，他本人也因为解决了其中多个“瓶颈”问题而得以在这一领域顺利开展科学研究。
说到他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科学院士，麻生明笑笑说：“那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
” 真的是运气好吗
记者在打通麻生明电话之前，先联系到他所在单位的同事，他们都说，他是一位勤奋的科学家，晚上10点前，基本上都可以在办公室或实验室找到他，他的工作异常繁忙，基本上没有休息日。
可麻生明却说：“我并不是一个工作狂。
晚饭时分，我也会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时光；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也会兴致勃勃去爬学校附近的山，不知道休息就不知道工作嘛。
”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40岁就戴上了院士桂冠，的确有点年轻。
“我想，这是学术界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
”麻生明说。
未来何去何从
麻生明肯定地说：不会有太大变化。
他喜欢有更多的时间静静思考一些问题，喜欢与学生讨论最新的实验现象，更期待每时每刻都有新问题、新发现。
“他从小爱读书” 麻生明1965年出生于东阳、嵊州两市交界的山区———巍山镇麻家村。
村庄很小，处于大山之间，山道弯弯，交通不便，离巍山镇有15公里路。
我们来到麻家村，这里很安静，中午时分，村民都在屋前边晒太阳边吃午饭。
麻生明的父亲麻新伟已经72岁了，这两天成了村里的公众人物，整天笑呵呵的。
麻家的房子只有一间，很旧，麻新伟说，1959年家里遭过一次火灾，房屋烧个精光，后来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一间房造回去，背了一大笔债，勉强可住一家人，才结婚成家。
1965年生了儿子麻生明，9年后生了他的妹妹麻敏芳，两个孩子读书后，家庭负担更重了。
孩子读书都很好，但因为家里穷，女儿就只读到初中毕业。
麻新伟非常朴素，只读过两年小学，但他头脑很好，一直担任村里的会计。
“他心算比打算盘还快呢。
”村里的人说。
麻生明的母亲虽然去世11年了，但在村里人的印象里也是个聪明的人，她没有文化，却很会心算，买东西、卖东西从来没有错过。
麻生明是在困境中度过童年的。
在父亲和麻村人心里，他是个诚实朴素的孩子，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很乐意做家务劳动，砍柴、挑柴、劈柴，都抢着干。
即使长大以后，博士毕业后暑假回家割稻子，也保持着农民本色，笠帽没戴就下田割稻，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家乡人说：“正是这样艰苦磨难，造就了他。
” 他家的隔壁邻居麻允初是麻生明的小学老师，他自豪地对记者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
”他说，麻生明小时候最喜欢读书，每门功课都很喜欢，从不和别的孩子打架，也不太爱玩，但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心里认准的事情总是很坚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麻生明先在麻家小学就读，又在胡村初中就读，1979年考上巍山高中。
在读书期间，他很节俭，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麻新伟回忆说，除了学费和书费外，麻生明从来不向父母亲讨零花钱。
有时，父亲给他两角钱，他就非常高兴，总是存起来买资料。
对父亲来说，麻生明是个孝顺的儿子，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住一两天，有时暑假也回来一次，每次都带着手提电脑，除了看望亲友就不停地工作。
他总是对父亲说要好好保重身体，每年还接父亲到上海家中住段时间。
他博士毕业后有村里人和他开玩笑：“你博士毕业总要找个漂亮老婆吧
”麻生明说：“要漂亮干什么
只要对父母好就行了。
” 我们在麻家村的麻家家谱《柏溪麻氏宗谱》的序言中看到麻家祖先在这里定居的时候，就“好读书如诸葛孔明，不求记忆，如陶渊明，不求甚解，家徒壁立，曰富以吾仁，拥书万卷，古人拟诸万户侯，非虚语也”。
而且，在麻家的祖先中，曾有个叫夔卿的人当过大理寺卿和翰林院学士。
麻家村人崇尚读书的风气，使得这个不到500人的小山村出了不少人才，村支书告诉我们，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麻家村已经出了50多个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好几个。
村里人把孩子有出息当做是最光荣的事情。
专吃博士菜的书生 1981年，麻生明考上巍山中学，回家一次就要来回走近40公里山路，还要挑着书本、衣服、粮食等二三十公斤的东西。
父亲说，那时吃的主食是六谷（玉米）换来的米、马铃薯、番薯，儿子从来不挑肥拣瘦。
菜则完全靠干菜当家，就是现在人说的“博士菜”。
同学回忆说，麻生明常常带来的是生干菜，连油星也没一点，在食堂里一蒸，就下饭，饭吃得很快，有时说饭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他吃这么快是为了赶快回教室里读书。
巍山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孙敏霞是麻院士的同班同学，她对我们说：麻生明当年个子矮小，穿着很朴素，沉默寡言，朴实憨厚，学习专注，很少与人争论，想不到20多年后他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该校教师张立新说，在巍山高中读书时，麻生明时间抓得很紧，他一大早就起床，洗脸水和刷牙水总是在头天晚上就先准备好放在床下，这样可以节省打水的时间，洗完了就抓紧时间记英语单词。
他的数学很好，特爱做难题，深得数学教研组长寿乃方老师的赏识，曾称他是必将在科学领域作出贡献的人。
麻生明后来只要在国内，每年都去看望寿老师，在美国留学时还常与他通信。
张立新说，他相信，寿老师对麻生明的影响很大。
1992年暑假，他在学校遇到麻生明，麻说将要赴瑞士读博士后，来看望班主任沈茂潮老师、寿乃方老师，结果只有寿老师在，他们与寿老师在校门口的红巍大桥上合了影。
1982年，麻生明考上了杭州大学化学系，他从家里只带了90元学费，年年都获得学校奖学金，加上学校每月15元的补贴，勤工俭学，减轻家庭负担。
张立新也在杭大读地理系，在他的印象里，麻生明除了学习之外从没有娱乐活动，还保持着中学时代勤奋读书的习惯。
“16日那天，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位姓麻的校友当选了科学院院士，我就想到一定是麻生明，果然是他。
”张立新激动地说。
麻生明院士在电话中也说，他一直对母校怀有感激之情，鸡年春节还特地悄悄地从母校门前走过，如今学校已经大变样。
他在校读书时，走进校门是两排大树，还有很多竹子，环境幽静。
原来校门口有一条小道，走过古色古香的庚楼街，就到大街，现在，旧样子已是荡然无存了。
我们打通了麻生明高中班主任沈茂潮老师的电话，他高兴地说，麻生明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大约是中等偏上，但他的学习精神很突出，很好奇，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勤奋，沈老师曾经在麻生明的笔记本上看到过他摘抄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句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他当时很感慨，认为麻生明志存高远。
沈老师说，麻生明学习很讲究方法，特别注重预习，总是学到老师的前面去，没有讲到的东西，他往往已经自学过了，所以，他是带着问题听课的。
因为来自山区，他英语基础不好，就抓紧一切时间学，每堂课下课后都跑到走廊上背单词，晚上总要人催才会去睡觉。
麻生明在留美期间曾和沈老师通过几封信，他不服输的个性越来越明显，经常对老师说：“我非要拿出成绩不可。
” 每当取得一项科技成果，麻生明就想起家乡给他的力量。
他总是深情地说，是故乡东阳哺育了他。
最年轻的院士 麻生明主要从事联烯化学，多中心反应及选择性(区域和立体)偶联反应及方法学在目标分子全合成中的应用的研究。
重点集中在有特定意义的分子的立体选择性尤其是光学选择性的合成。
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联烯\\\/炔丙基金属物种参与过渡金属催化的偶联反应生成炔烃的反应模式及脱卤钯化形成卡宾的反应，推动了有机化学的发展，为未来药物合成、材料化学提供了科学基础。
至今，他已在世界著名化学期刊上共发表研究论文107篇，申请了中国发明专利13项，已授权6项，撰写专著5部和章节2章。
2003年以来，任国际刊物Tetrahedron Lett. 和Tetrahedron两家杂志的senior referee。
他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同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并到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后又到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我们发现，他在这几年的博士后阶段就在国际上发表论文40多篇，还获得了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获得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7年，他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在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当研究员，两年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浙江大学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获得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
今年4月6日，他作为6名科学家之一获得了“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
记者注意到，麻生明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都有十几篇，有的年份竟发表20多篇。
他主要从事联烯化学，他发现了立体化学控制开关、碳-碳双键的长距离“移走”、催化剂中金属对碳-碳断裂的完美调控等。
他的院士感言是：“知足常乐，知不足常进。
”他就是个常常“知不足”的人。
1997年，他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国，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冷门”领域———联烯化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这类化学结构一向以不稳定著称，因此也看不见有多大应用前景，在有机化学界并不看好。
想不到，正是这个“冷门”，培育了一位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的事迹
生活中的数学我曾看见过这样的一个报道：一个教授问一群外国学生：“12点到1点之间，分针和时针会重合几次
”那些学生都从手腕上拿下手表，开始拨表针；而这位教授在给中国学生讲到同样一个问题时，学生们就在想套用数学公式来计算。
评论说，由此可见，中国学生的数学知识都是从书本上搬到脑子中，不能灵活运用，很少想到在实际生活中学习、掌握数学知识。
奥运会期间，我的姨妈去了一次香港。
她一回来我就缠着姨妈问去香港的情况。
我问：“你们的团一共有多少人
” “人嘛，还可以，是一个大团。
” “到底有多少人啊
别卖关子了。
” 姨妈慢条斯理地说：“你算一下我门团的人数不就行了吗
” “你说吧。
” “如果我把我的团平均分成4组多出1人，再把每小组平均分成4份，结果又多出1人，再把分底的4小组分成4份，结果又多出1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导游，请问我们至少有多少人
” 我马上开始了思考，我很快算出了答案：“至少85人。
” 姨妈高兴的说：“一点不错，就是85人，请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 “人数最少的情况下是最后1次4等分时，每人1份，由此推理得到：第3次之前有1×4+1=5（人），第2次分之前有5×4+1=21（人），第1次分之前有21×4+1=85（人）。
” “好。
” “那你们有男女各多少人
” “男55，女30。
我们那时只有11人，7人，5人的房间了，你想我们怎么住
而且必须男女分开，也不能有空床位。
” 经过苦思冥想，我终于得出最佳方案：男的2间11人房，4间7人房，1间5人房；女的1间11人房，2间7人房，1间5人房。
题目做成了，虽然复杂了点，但心里还是十分高兴。
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学数学就是为了能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数学是人们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其实数学问题就产生在生活中。
比如说，上街买东西自然要用到加减法，修房造屋总要画图纸。
类似这样的问题数不胜数，这些知识就从生活中产生，最后被人们归纳成数学知识，解决了更多的实际问题。
数学聊斋：算 24 之不可能问题与难题算24,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用扑克牌玩的游戏。
每张牌代表一个的正整数。
(为了简单起见，可以将J,Q,K及``大小王’’ 去掉，并约定A代表1。
) 参加游戏的4个人每人出一张牌，4张牌就代表了4个正整数。
四个人就开始竞争，看谁最先将这4个正整数通过加减乘除算出24来，而且每个整数恰好用一次。
所用的数学知识虽然只是简单的算术，但要算得又快又正确也不容易。
并且还有很多难题出现。
例如，如果4个数是1,1,1,1，你能算出24吗? 这个题目很难，所有的数学家都算不出来。
你会不会因此而拼命地算这道题，希望有朝一日将这道题算出来，将所有的数学权威都打倒
只要你具有一点算术常识，就能看出用四个1按上述规则算出24是不可能的。
因此你也不会白费力气去算这道“难题”。
这不是难题，而是不可能问题。
其实，现在有很多“民间数学家”拼命想解决的问题，比如用尺规作图三等分任意角、找出5次以上的一般代数方程的求根公式、等等，也和这个问题一样是不可能问题。
只不过这些问题的不可能性不容易看出，而是前辈数学家用较高深的数学知识才证明出来的。
不过，既然已经证明了，就不再是难题，而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又例如，4个数是5,5,5,1，让你算24，你能算出来吗
还有，如果4个数是3,3,7,7，或者4,4,7,7，或者3,3,8,8，你能算出来吗
也许，经过努力之后你仍然算不出来，于是你相信它们都是不可能算出的。
不过，如果你看见这样的答案：5 x (5 –1\\\/5) =24，就知道用5,5,5,1算24不是“不可能问题”，至多只能算是一个“难题”。
其实，这个难题也不太难。
只要你解除思想束缚，不要求中间每一步的计算结果都是整数，而允许出现分数，就能自己凑出答案来。
不过，这样“凑出来”的答案让人感到是偶然的巧合。
能不能有一个更自然的思考方法呢? 先用 5,5,1算出24：5 x 5 – 1 =24。
还剩下一个5没有用上。
我们对 5 x 5 –1 进行恒等变形，利用乘法对于加法的分配律将两项的公因子5提到括号外： 24 = 5 x 5 – 1 = 5 x (5 – 1\\\/5) 这样
韦钰院士让我们学习的故事
参观馆 今天下我和妈妈一起去科技馆看第21届温州市青少技创新大赛优秀作品展示。
我科技馆里看到有小学生发明的洒水扫帚，有多功能斜面演示器。
有多功能超市购物车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画。
这些画有小学生画的，有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画的，也有中学生画的。
他们都是小画家。
科技馆里的东西可真不一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