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的名人名言
1、法律和制度务必跟上人类思想进步。
——杰弗逊2、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张居正3、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就各位。
——莱蒙特4、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与道神之。
革而化之，与时宜之。
——扬雄5、我认为，与制度结合的自由才是唯一的自由。
自由不仅要同制度和道德并存，而且还须臾缺不了它们。
——伯克
关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名言有哪些
司法警察队伍是一个群体，应该看到同一般社会群体相比他们更为先进一点，但也是有层次区分的，不能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区分。
作为培养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班子过得硬，干警素质高，建设基础牢，完成任务好”的目标，牢记“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理论上的灌输，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讲，是一场新的革命。
这场革命涉及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必然影响人们行为规范、精神状态、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也给加强法警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
首先需要深入持久地对广大干警进行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引导干警积极拥护支持和参与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其次，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不可避免的要触及某些干警个人及其家人的利益，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惑、疑虑和心理上的不适应、不平衡。
法警队伍作为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干警首先要自觉的学习党和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其次，警队各级组织必须定期组织各类时事政策讲座，保证广大干警在政策的理解，法律法规的掌握上走在一般人民群众的前面。
同时，对于大家思想上的负担，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进行解释，加以解决。
第三，要努力完善教育考核制度，促进学习自觉性和学习效果的提升。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客观上强化了个人利益观念，某些思想基础差，意志薄弱者容易盲目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其次，广大干警大都在执行一线工作，学习时间难保证，学习内容难落实。
解决这方面问题，必须用制度明确学习时间，学习内容，考勤考绩等方面要求。
通过集中考核和奖励挂钩，做到警钟常鸣、红线常亮、教训常记，实现学有进度、学有广度、学有深度，促进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的转变。
二、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是政治思想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 政治思想教育的顺利开展必须依靠党支部和党员骨干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警队内部良好的民主建设。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有句名言“屋漏雨下，止之在上”，形象地说明了各级领导和组织所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
首先，经常性的组织生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把党员大会和全体警员大会建设成为思想教育的牢固阵地。
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成绩讲实，体会讲深，问题讲透，建议讲好。
要通过这种形式树立和带动风气建设。
杜绝批评自己放空炮、批评同事放哑炮、批评领导放礼炮的风气蔓延。
其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支部成员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补充。
必须坚持“团而不结、争而不斗、和而不同、共同进步：的原则。
支部成员必须胸怀大局、善动脑子，按岗建设、常照镜子，勇于解剖、不捂盖子，勤于创新，善出点子。
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
支部的作用发挥好了，能力强了，思想教育中的具体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更加顺利。
第三，要努力建设一支先锋模范作用好的党员队伍。
严格按标准、计划、程序发展党员，严格组织生活，定期进行民主评议，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活力。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基层党支部的经常性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在”提高素质、发挥作用”上下功夫。
党员必须在践行“三个代表”和党员先进性要求，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上走在前面。
党员作用强了，作风正了，大家理解和执行各种决定的自觉性将得到提高，很多思想问题就会消失在萌芽当中。
最后，民主集中制是支部生活的组织原则，既包括支部和领导班子内的民主集中，也涵盖了全体干警意志的民主集中。
各项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决定必须做到重大问题以公开求共识，难点问题以公开求突破，一般问题以公开求公平。
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暗箱操作带来的利益不均和抵触情绪，广大干警才能自觉地听从领导，愉快地服从决定，消除思想问题产生的土壤。
三、把握广大干警思想特点，创造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良好基础 掌握干警的思想底数，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特点，是教育中掌握主动，实践中取得实效的前提，是实现思想工作的目的，完成思想工作任务的必要条件。
首先，利益观念和自我意识明显增强，但是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倾向，思想工作必须把关心干警切身利益与帮助其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道德责任感统一起来。
其次，民主意识、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但是部分人组织纪律观念和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思想工作必须把发扬民主与强化纪律观念结合起来。
第三，竞争意识和成才欲望明显增强，但是部分同志整体观念和协作精神较弱，思想工作必须把鼓励大家的进取精神与强化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结合起来。
最后，交往意识明显增强，但在交往中存在某些功利化、庸俗化倾向，思想工作必须把鼓励支持正当交往与纠正人际关系中的不良倾向统一起来。
四、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内部团结是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干警内部的团结，就是上下之间、相互之间工作目标、基本利益的一致，思想和行动的同意；同时之间协调和谐，互帮互助，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无论职位高低，政治上一律平等，讲理想，讲纪律，在人际关系上避免商品话、庸俗化现象；就是发扬民主，既保持良好的内部关系，又体现时代的精神风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要积极引导广大干警坚定政治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际观。
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判断问题的价值标准一致了，就有了共同语言，就有了处理相互关系的共同准则，就能做到同心同德。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坚持没事常往来，有事常商量，难事大家帮。
积极培养思想骨干队伍，发挥群众力量，各级组织要努力创造团结向上和互帮互助的氛围及条件促使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成为一项经常性的群众工作，共同发现问题，合力解决问题，有效解决警队工作繁忙，各级领导精力有限带来的不利因素。
上下的尊重是基础，班子的团结是关键。
讲团结，就是要在整体和个人关系上发挥好，务必坚持“六多六少六不”的原则，即： 多商量通气，少主观意气，不专横霸气 多取长补短，少夸夸其谈，不歧视嫌弃 多宽容体谅，少求全责备，不彼此埋怨 多信任支持，少凭空猜疑，不相互刁难 多同甘共苦，少患得患失，不忌能妒贤 多公谦诚信，少偏袒食言，不营私欺哄 五、严格的纪律，完善的制度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落实，法规制度的调节、规范和强制作用已经成为新时期增强政治工作效能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首先，要发挥法规制度的效能，巩固和增强思想教育的效果。
思想教育坚持和提倡的原则应该从法规制度上给与鼓励和支持；思想教育反对的东西，要用法规制度加以严格约束和戒勉。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管理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
既要摒弃“教育无能”的观念，也要纠正“教育万能”的观念，对那些反复抓教育、提要求仍然屡禁不止的问题必须要从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上找到突破口。
其次，领导干部要提高依据法规制度作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觉性和能力，带头接受法规制度的约束和监督。
制度建设管长远、带根本，要把检查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和经常性工作，确保政治工作沿着科学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政治工作必须在强化广大干警法规制度观念上下功夫。
要善于把讲感情与讲制度结合起来，把依法治警和以情带警结合起来增强经常性思想工作与经常性管理工作相结合的能力。
六、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干警的全面发展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 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
要鼓励和支持学习成才，为广大干警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律专业素质，培养既能执行任务又能建设祖国的人才。
要从制度上保证各类学习活动的经费，努力改善文化装备、设施和环境。
重视和关心干警的根本利益，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并自觉为之奋斗，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行为的驱动作用明显加大，各种物质利益矛盾引发的思想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
只有正确的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凝聚力。
要公平合理的分配和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做到在思想教育中大力提倡无私奉献精神，在利益分配中使奉献牺牲者多受益。
针对现实思想问题，及时进行思想教育，做好心理疏导；各级领导要坚持“两三百米散散步，两三分钟谈谈心，两三句话暖暖人‘，为思想政治工作做通、做活、做实打下基础。
总之，新的形势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依据，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在增强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的能力，即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对待政治思想工作。
必须处理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在强调先进性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它的群众性，普遍性，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抓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也抓文化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既重视理论的灌输，也重视心理的疏导和教育。
教育中要努力贯彻”讲学习、有文化、讲工作、懂生活，讲原则 重感情、守纪律、做表率“的教育原则和目标。
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充分运用“用理论武装人，用事业凝聚人，用制度规范人，用人格感召人”的教育方式和方法，这项工作就一定可以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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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谏逐客书如何说服秦王
一、 抓住秦王内心的最大欲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层层推进，步步升级，最终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当时是战国末期，群雄逐鹿，谁都想将天下于自己掌握之中，而秦王又是个强权在握，雄心勃勃的霸主。
所以尽快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就是他最大的心理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利于达到这种欲望的就容易被接受，凡是违反这一欲望的，就难以立足。
正是从这里出发，李斯就高屋建瓴，始终站在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高度上发议论，把每个层次的落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利害关系上，“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则可能亡国。
”这就抓住了秦王的心，击中了要害。
这从前面所概括的五段分论点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
对这一问题同时还要进一步看到，这种高屋见瓴，环环扣击要害的写法，并非轻重不分，简单重复。
而是由远到近，由轻到重，层层推进，步步升级的。
大体上说来，文章的第二段是回顾历史，也就是道古；第三段是剖析眼前，也就是论今。
第四、五段说到将来，也就是展望，从古说到今，从现在说到将来。
时间推移有一定的顺序。
“道古”是借鉴历史。
“论今”是解释是非。
“展望”是家国命运。
利害关系一步比一步重要。
第二段“道古”的结论是：没有客卿的功劳，就没有秦国的富强。
将统一天下之意留在言外，让秦王思而得之。
没有把弓弦一下子就拉得很紧，以防过猛而断裂。
第三段“论今”中大肆铺陈珍宝、美色、音乐，意在对比，也是用外物与“逐客卿”的矛盾，以引起秦王的思考。
接着作者顺势将笔锋一转，得出“重物轻人”不是“跨海内、制诸侯”的方略的结论，这就直接落到了“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之上，比前一段更切近要害。
第四段的结论是，逐客就等于“借寇兵而赍盗粮”，削弱了自己而资助了敌人。
这就比单纯说逐客极不利进了一层。
最后一段的结论是，逐客不仅谈不上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
这就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了极点。
纵观全文，从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今天的富强，说到逐客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再说逐客实质上削弱了自己，资助了敌人，最后上升到逐客就可能亡国。
这样来安排各层次结论，就像爬楼梯一样，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步步升级。
这种由轻渐重，渐次进逼的内容结构特点，是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的。
它不仅一开始就避免了耸言高调，突兀冲撞，造成情断弦裂的可能性，而且这样作能使被劝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劝说者的轨道，从而稳妥地收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
事实胜于雄辩。
特别是对专横不可一世的君王，用无可辨驳的事实说话，不仅可以启发他从事实中自己得出结论，而且可以避免发生冲撞。
《谏逐客书》的二、三段泼墨最多，主要是摆事实。
第二段一口气铺陈了秦国发展史上的四位君王“以客之功”的大量事实后，用“客何负于秦哉
”一句反问，不用多说，驱逐客卿的毫无道理自然就出来了。
第三段罗列了秦王所喜爱的珍宝、美色、音乐皆非秦国所产的大量事实后，用“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一句接上启下，起“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用人方针之不合理，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里都是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先以大量事实诱导，后以简洁的结论点拨，论据充分，点拨警策，说服力就大大增强了。
用事实说话的“事实”，不是随意拼凑而来的，是经过筛选的。
《谏逐客书》所选择的事实，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好的：（1）所选事实是被说服者最接近、最熟悉的。
被说服者是秦王，他又想尽快地统一天下。
李斯就用秦国君王怎样很快强大起来的事实为例。
秦王偏爱珍宝、美色、音乐，这些东西就在他的身边，朝夕相处，李斯就专门用这方面的事例作比。
事例的贴近，会使对方利于理解，便于接受，说服力自然就强。
（2）所选的材料是典型的、重要的，如事实很多，不突出那也没有说服力。
如果多而杂，轻重缓急不分，大小主次相混，那也会冲淡事实的雄辩力量。
秦国历史上的国君很多，为什么只选了这四位呢
因为这四个君王在重用客卿、在功业方面是最突出的。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秦惠王用张仪连衡政策，打破了六国的合纵，功效十分显著。
昭王用张碌的远交近攻政策，蚕食诸侯，在兼并战争中效果也很好。
既是重用客卿，成就又很大。
因而也就最能说明纳客之利，逐客之害。
第三段选用最罕见的珍宝、美色、音乐为例，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事例的典型性、重要性，大大强化了说理的根据和份量。
三、正反并论，利害对举，反复对比，透彻有力。
这是一篇论说文，论说文要讲究论说方法，《谏逐客书》的论说方法并不复杂，主要采用正面论述，反面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说理。
正面论说，主要是强调纳客之利；反面推论，主要是突出逐客之害。
纳客与逐客，利害两相对照，是非就更明显，利害就更清楚。
如第二段先铺陈四位君王重用客卿建功立业的事实，然后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收结，这是正面论述。
说明秦国因重用了客卿，才有今天的强大。
意思已经很明确，本来就此可以打住，但作者又来了一句反问“客何负于秦哉
”引起秦王思考。
接着又用一个假设句“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这一转是从反面来推理。
这样全段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利害两种结果，突出了客卿的重要性。
第三段主要运用两重对比来说理，先用大量事实来与逐客卿进行对比，接着又推进一步，用重物与轻人来对比。
这双重正反对比，大大突出了秦王在用人方针上的错误。
第四段先正面论证“昔五帝三王”“不却众庶”，结果无敌天下，从正面启发，这是动之以利。
接着论说“今秦王逐客”，实际上是“借寇兵而赍盗粮”，从反面启发，晓之以害。
一正一反，一利一害，分明而有力。
仔细推敲全文，正反论证中，处处交织着昔与今，物与人，纳客与逐客，利与害，损民与益酬，统一与亡国的多重对比。
这些对比不仅内容是切中要害的，而且对比本身，大大强化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鲜明程度。
很有警策作用。
四、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对偶等修辞方法，造成饱满的气势，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
《谏逐客书》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是铺陈手法的运用和排比句、对偶句的大量使用。
如第二、三段都铺陈、排比了大量事实，读之令人有迎接不暇的感觉。
这不仅使文章论据充实，而且使人感到理直气壮，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气势。
铺陈要有变化，否则就会使人产生堆砌、繁琐、臃肿之感。
《谏逐客书》的铺陈是注意变化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角度的变化。
铺陈同类和类似事物时，要注意角度的挪移、侧重点的选择，以突出其特征。
如第二段连写四位君王“以客之功”，就各取一个主要角度：穆公用客卿强调人才来自四面八方，重在广纳人才；孝公用客卿，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全面论述，重在变法治国；惠王用客卿，以连衡打破合纵，侧重于四面扩张；昭王用客卿，“废穰侯、逐华阳”，侧重于打击豪门。
其实四位君王在重用客卿上，提倡耕战、富国强兵，对外扩张，有许多共同之处。
这里有意避同取异，显得各有千秋。
角度的变化既突出了各自的主要特点，又避免了雷同。
2、句式的变化。
如第三段中，在铺陈大量珍宝时，就采取了多变的句式，铺陈珍宝一共用了两个长句，写了十四、五种东西。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树灵鼍之鼓。
……而陛下悦之，何也
”在这一句中，前面先用七个动宾结构，极力铺陈，而且是肯定性的铺陈。
接着用一个反问句“……何也
”又把前面的铺陈全面提领起来。
下一句是“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西蜀丹青不为采。
”在这里则是先用一个假设句总提，然后连用六个主谓句进行铺陈，而且是否定性铺陈。
这两句都是铺陈珍宝，但一个是先铺陈后反问；一个是先假设，后铺陈；一个是肯定性动宾结构铺陈，一个是否定性主谓结构铺陈。
对美色的铺陈也有所变化，不一一例举了。
总之，由于铺陈中同中有变，变中有同，所以使大量铺陈错综复杂又一气贯通，既恣肆又严谨，读之但觉势如奔马，而又不觉得繁琐、累赘。
3、用词的变化。
如第二段写穆公八方求士，用“取”、“得”、“迎”、“来”四个近义词，实际含义一样。
由于变化就避免了重复。
写惠王的四面扩张，连用“拔”、“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九个动词，灵活多变。
第三段写秦王获取珍宝，用“致”、“有”、“垂”、“服”、“乘”、“建”、“树”七个动词，分别与一定名词搭配，贴切自然。
这些都是用词的变化。
与上面所说的铺陈手法的变化相关联的是本文在语言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排比句的大量运用。
凡是铺陈一般都要用排比句。
如第二段中写穆公四处招贤，写惠王四面扩张，都用了排比句。
第三段中铺陈珍宝、美色，排比句用的更多。
论证中的排比句也很多，自己找。
排比句接踵而来，尤如长江波涛滚滚不断，使文章寓意流长，气势充沛，有很大的感染力。
同时不少排比句中还有对偶的特点，字数相等，词性相属，虚实相映，成双成对，更增加了句式上的对称美和音调节奏感。
如“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国无富利之实，秦无强大之名”；“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泰山不让土埌，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虽然句子很长，也是对偶。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很短，但也是对偶。
“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等，都是。
总之，本文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对偶的修辞方法，使全文句式整齐，文字优美，音节铿锵，朗朗上口，有不少赋的特点。
另外，这些铺陈、排比手法感情充沛，气势贯通，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因此在阐明中心论点，规劝秦王收回呈命方面起了很好作用。
李斯的文章，表现出先秦散文向汉赋的过渡，对汉赋门径的开辟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李斯的《谏逐客书》能抓住秦王统一天下的最大欲望，由于文章采取了让事实说话的办法，由于作者善于运用正反论证和对举的说理方法，也由于铺陈、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所以使整个奏书，内容流利、结构严谨，而且说理透彻，论证有力，语言精彩，音调铿锵，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说服力，因而也就说服了秦王。
这篇奏书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基本的道理就在于此。
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反腐败的关系
当前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但是在此阶段，有的人却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抛出了“查办案件会影响发展环境”的荒谬言论。
对于这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如果不及时加以破除和纠正，不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开倒车”，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将失去有力保障。
(一)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注意及时纠正将两者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特别是每当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会借促进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之名，要求纪律松绑、放松监督，甚至否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作用。
对此，我们党从不回避、从不纵容，而是积极回应、积极引导，防止人们走入思想认识的误区。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同志就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估计不足的情况，提醒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
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步子的加快，面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经济建设领域出现蔓延的情况，他又反复重申和告诫全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开放搞活政策连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
”“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84年，中央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有些地方和部门错误地理解规章制度要改革、权力要下放的精神，出现了“党的纪律要松绑”等错误思想，有的甚至说纪检机关是改革的绊脚石。
陈云同志及时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及时纠正了把端正党风与改革、开放、搞活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
1993年，中央为了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作出了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重大决策。
当时，有不少同志对此很不理解。
江泽民同志及时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严肃指出，“反腐倡廉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
“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那种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认为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冲击、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要不要继续反腐败，怎样反腐败，党内一些同志对此存在许多模糊认识。
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同志郑重指出：“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虽然把经济搞上去了，但如果自身腐败问题严重而又无力克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
最终也会丧失民心，带来灾难性后果。
”“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从以上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越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越是进入发展的加速期，越要重视对错误认识的矫正，越要重视对人们思想的引导。
我们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具体工作实践之中。
(二)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必须坚持破立结合、破中有立的方法和原则，善于通过破除错误的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当前影响我省党员干部思想的错误言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冲突论”、“解放论”、“松绑论”三种。
我们要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及时廓清这些错误言论对党员干部思想的干扰，为推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破除“冲突论”，树立“加快发展决不等于不要反腐倡廉建设”的观念。
现在有的同志一提反腐败，就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担心反腐败抓得太紧会影响发展，认为抓发展就不能过多地强调反腐败，似乎反腐败与发展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对反腐倡廉建设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同步推进的关系认识不深不透。
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能否加速发展，主要取决于发展环境和干部作风。
发展环境好了，干部作风好了，资金、项目、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才引得进、留得住，经济社会发展才有支撑、才有后劲。
发展环境和干部作风的好坏，又主要取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力度。
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反腐倡廉建设抓得好，就会形成党风正、政风清、民风淳的清明景象，就会形成齐心协力搞改革、万众一心抓发展的大好局面，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相反，哪个地方反腐倡廉建设放松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挫伤，社会风气就会每况愈下，经济建设就会出现滑坡、停滞甚至倒退。
当前，我省正处在大开放大发展大跨越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优良的发展环境促进招商引资，以严明的作风纪律凝聚发展力量，以健全的机制制度规范项目资金管理。
破除“解放论”，树立“解放思想决不等于放任违法乱纪行为”的观念。
不断解放思想是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破除四平八稳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各自为政和条条块块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机制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去。
当前，我省正面临既要“转”又要“赶”两大发展任务，必须大兴解放思想之风，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现在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有的同志一提解放思想，就以为可以“闯红灯”、“越红线”，可以冲破法纪的约束。
必须重申，解放思想绝不等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绝不等于无视法规、不讲纪律。
如果离开党纪国法来讲解放思想，不仅不能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反而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行为上的错误，不仅个人会犯错误，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始终牢记，严守党纪国法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党纪国法这条界线。
破除“松绑论”，树立“放开手脚决不等于不受监督约束”的观念。
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机遇，抓住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机遇，必须创造一种“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空论”的干事创业氛围，鼓励党员干部放开手脚大胆干、抢抓时间拼命干、聚精会神奋力干。
但是，在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同时，我们也会听到“经济要上，监督要让”，“经济要发展，纪律要松绑”，“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案件就是‘左’，就是影响发展环境”等等这样一些杂音。
持此类观点的人，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对纪律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似乎强化纪律监督就是束缚干部手脚，放开手脚就必须摆脱纪律约束；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企图打着放开手脚的幌子，挂上扩大开放的招牌，贴上优化环境的标签，背地里却干一些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勾当。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可见放松监督约束危害之大。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对党员干部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我们在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提速而不失规范、提速而不失监督，支持和鼓励干部干事创业，既要放手又不放松，既要放心又不放任。
尤其要加强对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所涉及的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既鼓励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多上项目大上项目上好项目，又注重严肃查处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脱离实际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既鼓励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又注意切实纠正违背群众意愿，强拆强建，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三)激浊扬清、统一认识，目的是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排除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和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敢抓敢管、善抓善管，在服务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定好位、站好岗、尽好责。
要把搞好决策服务与加强执行监督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决策、执行、监督，是权力规范运行的三个关键环节。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专门的监督机关，应当坚持服务与监督并重，把服务和监督有机地融入决策和执行环节，以服务促进发展，以监督保障发展。
在决策环节，要当好参谋助手，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优质服务。
认真履行协助党委政府组织协调反腐败的工作职能，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和汇报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情况。
深入研究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
坚持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考虑，重大改革措施与廉政风险防控同步实施，加强纪律建设与完善法规制度同步进行，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在执行环节，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党委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持言必信、行必果，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这个主基调，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做好“三农”工作、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以及市场价格调控、房地产调控、规范和节约用地、资源和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要把改进干部作风与优化发展环境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排阻清障。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调动内外两个积极性，既要通过改进干部作风从内部挖掘发展潜力，又要通过优化发展环境从外部争取发展资源。
改进干部作风，就是要形成一种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风貌。
要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鼓励党员干部带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担风险、勇于创新，放开手脚大胆干，摆脱束缚向前跑。
要认真治理庸懒散问题，以治庸提能力、以治懒增效率、以治散正风气，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真正把心思放在抓工作上，把智慧用在谋发展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
优化发展环境，就是要树立一个竞争公平有序、执法公正廉洁、政务公开透明的良好形象。
要多开绿灯、善出政策，坚决打破地方和行业封锁，坚决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及歧视性政策，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外，所有竞争性领域一律对外开放。
要简政放权、让利于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清理整顿行政收费秩序，严厉查处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
要阳光行政、接受监督，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决算、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深化基层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扩大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领域。
要把履行工作职责与维护群众利益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加快发展，必须保护好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必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保护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应当坚持宽严相济、有保有压。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凡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案件，凡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都要坚决查处。
执纪办案必须把握界限、区别对待，既要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又要注意教育挽救错误轻微的干部；既要严肃处理阻碍科学发展和破坏社会和谐的违法违纪问题，又要允许和宽容改革中因经验不足出现的失误；既要严肃处理造谣生事、诬告陷害等违法违纪行为，又要及时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同志澄清是非、恢复名誉。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当坚持纠建并举、有惩有防。
要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畅通群众反映问题、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
紧紧抓住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矿产资源开发、城市建设等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切实改善民生。
坚决纠正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的行为，做好群体性事件防范和处置工作。
将实施问责与加强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认真查找和分析不正之风产生的根源，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效防止类似问题纠而不止、纠而复生。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挥鞭。
在全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征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政治责任、民本责任、权力责任、时代责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争当主力军，不断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老子的道家和道教有什么关系
道教与道家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
从历史来看，这两个词指称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曾混为一谈；现在也仍然有人主张将二者等同起来。
然而，如果将道家理解为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被重新发明的哲学思想流派，将道教理解为于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那么，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理论就是道家思想。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道家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其思想流变与代表人物应是它被解说时最重要的内容；魏晋之后道家思想的传承流变，现在看来还是模糊而难以说清的，但它对历代学者文人的影响却仍是依稀可辨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狭义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时代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流派。
道教神学与道家思想的异同，确实一言难尽。
试举一例：道教所谓长生不老，成仙通神，老、庄并未言及，也不能视为老、庄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说，与自然之道亦不无悖逆。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
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萧呵
寥呵
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
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
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
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
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渊源 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其主张与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汉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
道教的另一渊源是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
此外，亦可遥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正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互动（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发展历程 道教的发展一般分为汉魏两晋的起源时期、唐宋的兴盛、元明期间全真教的出现和清以后衰落四个时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作为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
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后来所谓《太平经》）出世，得到广泛传播。
到东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
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在东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
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
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东晋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
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
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
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
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
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
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
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
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