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表明孔子的义利观的诗句是
1.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手执皮鞭开路的小官），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3.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
”4.子曰：“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5.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长久的贫困）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完人）矣。
6.子曰： “君子义以为上。
”
论语中有哪些语录能够支撑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关“义利”的名言，尽量多来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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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义利观
1。
儒学曾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构成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民族国民个体恪守的修身养性、入世立身之道。
20世纪的孔子、儒学研究融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于一体，使孔子、儒学的研究在方法及内容新质的建构上拥有了新的意义，基本形成了儒学合理内核与现代社会文明精神整合的积极认知。
今天，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化视野和新的秩序建设，特别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深层思考。
这一情势中的孔子、儒学所拥有的科学内涵，必然成为新世纪专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孔子、儒学特别是孔子、儒学本原关于人与社会、自然、自身关系的询问，以及这一思想体系所致力于营造的人与人统一、人与物统一、人人慎独的和谐氛围，对以“利”为追求终极的商品经济运作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隔阂、冷漠，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即使是法制社会发达的今天，伦理道德的个体坚守依然是涉及我们人类生存秩序的永恒主题，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需要。
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他律与自律永远是一对矛盾，然而只有文明他律与文明自律的有机统一，才会构成生存环境的秩序和安定。
孔子、儒学伦理道德理念的价值、意义，代表了东方古代先贤对生命存在的深刻思考，它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生民对生存认识的智慧结晶，是世界伦理道德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全球秩序面临着新的建设，文化亦在重构之中，人类需要怎样的生存氛围，是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所以，此时的孔子、儒学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舞台上，并以一种“普世伦理”的资源参与全球伦理道德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中，这决不是简单的复古或猎奇，而是孔子、儒学本体具有的真理的客观性仍表现出旺盛的现实活力，是人类理性认知的必然结果。
正是基于此种世界文化背景，诞生于21世纪初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整理学问，研究问题，传播学理，弘扬国学，为孔子、儒学研究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就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未来意义。
==================================================第2点先秦时期是我国伦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当时及后世有影响的伦理思想之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其义利思想对我们现代义利观的建构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此,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将其整合到新型义利观的构建中去. 评价儒家的义利观 孔孟重义而不轻利。
缘由有两个。
一个是针对豪强兼并土地，民众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实，要统治者依照伦理政治规范，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般地实行养民政策。
另一个是从人类终极思辨的高度，认识到人的求善至仁的社会属性更本质于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继而告诫民众，唯有遵循伦理政治规范，才可以获得财富，才不至于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招致灭亡。
总之，儒家代表人物充分重视物质财富对于社会的基础性价值，在获取财富满足人类本能需求的方法上，则主张要依照人类社会伦理、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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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