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名言或诗句概括梁漱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运动进行。
1974年9月23日，批判会告一段落，主持人问梁漱溟的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主持人要求他解释，他答曰：「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甚麼。
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
归根究柢，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
吐了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
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坚信自己的『志』。
甚麼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
张汝伦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的读后感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
全书分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等三编。
全书一百八十页，相比较那些动辄皇皇十几卷的书来说，不算很多。
但其中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字字珠玑，几十年前的见解超过今人的庸论能详尽现露其宝。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痛彻心扉地发问：东方文化能否存在
“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
”他批评洋务运动将西洋东西搬来中国的时候，没有留意这些东西在西方产生的文化根基，“好比西化的东西是一个瓜，洋务派仅截断瓜蔓便搬过来，如此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
”梁漱溟属于“保守派”，却不无理性之处。
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在他的眼中，中医有其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惜其莫能自明。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必要的发展阶段便一步登天，所以只有等别人来接受它。
看完梁漱溟对中医的论断，则当今某些“学家”认为中医是伪科学之论，可一笑置之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
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
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
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略显狂狷之语，尽显效国之志，可以为后人珍惜生命之楷模。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人”。
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其象征意义，大约也在于像梁漱溟那样坚持立场和重视实践的人，是中国的绝响。
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但我以为称呼他“教育家”该是妥帖的，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
当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
1986年初，九十三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北京讲课不愿落座，他以梁启超先生的名言自励，朗声说，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影响?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应出自梁漱溟老人关于长寿的十八字的总结，原句为“性贵淡，气贵和。
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意思是：遇事不生气，气平情淡，自长自消，达到情淡气和的境界。
正如梁漱溟的座右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什么叫士文化?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
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
“士人”尤指封建时代的读书人。
“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按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
新中国的国旗上，大五角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五星分别象征工人、农民、、。
后两者就是传统的“士”、“商”阶层。
知识分子由此被划入。
在汉语里，“士林”之茂，多达数十。
如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说士、名士、寒士、隐士、烈士，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
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
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
教授、专家、学者、作家、企业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它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
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
其风范大致是：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他们爱名节，重义轻利，过盗泉渴而不饮，亦喻义而不言利；他们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他们能以身许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指点江山、著书立说、“”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无官无爵的老子、、、、、、孙子、韩子等奠定传统文化基石的先秦诸子，及其后历代发微抒义的经学大师，连在内，全都是士。
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无一不与经邦有关。
“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
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耒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列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地位，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昌不济。
老子隐西，流离，孙子刖，韩子囚，亦卖文为生。
马寅初至死不认错、不检讨。
解放初为农民叫苦遭呵斥的梁漱溟，文革中面对围攻他这只“死老虎”的逞勇之徙，冷静地说：“士可杀，不可辱”。
虽然语惊满座，其凛凛难犯之正气略有镇慑之效，但这毕竟是万般无奈之际的悲呜。
中国的士人 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著的“呆气”。
故士人虽有可敬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
历史上，当道者对士人的态度从来就是优礼有加，“礼贤下士”乃古风之一也。
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
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
慧眼独到之至，则有“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甚至“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他们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民主观，敢为天下倡。
其所称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已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则是起码的士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