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掉井里怎么办
一般刚开读，最简单的是韦启昌先生译的《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叔本华美学随笔》，《思想随笔》，《人生的智慧》，然后读商务印书馆的范进译的《叔本华论说文集》，然后读《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然后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当然能读原文是最好的韦启昌翻译的整个系列都相当好，建议先看《人生的智慧》，然后《叔本华思想随笔》《叔本华美学随笔》，最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前三个都非常易懂，且十分精彩，妙语连珠。
最后一个是叔本华哲学代表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原理》的节译，有些地方涉及一定的哲学逻辑，需要一定的哲学基础。
不过叔本华已经是哲学家里阐释问题最清楚，最好懂的一个了。
个人认为韦启昌的翻译是叔本华的翻译中最好的版本。
叔本华的哲学的确惊世骇俗，无与伦比。
什么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可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
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
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
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
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
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
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
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
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
[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
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
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
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
[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
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
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
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
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
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
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
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
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
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
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
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
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
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
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
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institute和institution在做名词时,有何区别?
institute是比较实意范围相对小的明确的名词institution是一个较抽象的名词.用途更为广泛.institution这个词的词根institute是从拉丁语institǚt-um和instituěre而来的。
作为一个名词，institute含有purpose,design,established等意。
当institute变为一个 institution之后，其基本含义有：“the giving of form or order to a thing；orderly arrangement; regulation; 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 system; constitution; an established law, custom usage, practice, organization, or other element in the political or social life of a regulative principle or convention subservient to the needs of an organized community or the general ends of civilization”等义。
正因为 insitution一词有着如此宽广、模糊且非常抽象的种种含义，从15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往往把习惯（usage）、习俗(custom）、惯例（convention）、传统（tradition）、社会规范（norm）等等都包含在instituions这个词中。
例如，韦伯（Weber，1978）在其巨著中，就曾使用过conventional institutions和legal institutions两分法。
由此看来，韦伯显然是把惯例视作为一种institution的。
诺思也在一个较宽泛的含义上使用insitutions一词。
既然英文institutions有如此宽广、模糊和复杂的含义0.4，用现代汉语中的“大制度”（即“社会制度”含义的“制度”）来对译它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现代汉语中的狭义的“制度”（即一个组织、团体或社群中为大家所制订出来并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含义的“（小）制度”）又涵盖不了英文institution一词如此宽广的含义。
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中文词来对译它。
这里应当指出，如果说现代汉语中的“制度”一词不能完全涵盖英文institution一词宽广的含义的话，古代汉语中的“制度”含义却好像恰恰与之相对应。
按照的考究，在古汉语中，“制度”一词意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律、礼俗、规定以及立法等等。
如在中就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之说。
宋朝在中也曾说：“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也必习典礼，明制度。
”中亦有言：“臣愿为制度以防其淫。
”从上引论述中，可以看出，古汉语中的“制度”一词，不仅涵盖韦伯所说的“legal institutions”和所说的社会的“规则系统”，并且其中的“礼俗”的含义显然又能涵盖英文中的practice, usage, custom 和convention等等如所说作为种种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秩序”。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意识形态化”的现代社会中，是不能在古汉语的意义上来使用“制度”一词的。
因此，尽管古汉语中“制度”的原义近同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我们却不能以此作为把英文的institution翻译为中文的“制度”的根据。
以上我们只是考究了英文institution一词的一重含义。
除了这一基本含义外，这个英文词还有其他多重含义。
这个词另一个常见的含义就是组织机构。
譬如，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一家医院、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国家机关和市政委员会均可以被称为一个institution。
从这种含义上来说，institution是指一种有形有体、有建筑物和设备，并有人在其中活动且这些人遵守着某些活动规则和行动程序的组织机构。
0.5 除了我们上面所考究的两重含义外（许多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Commons，1934）就区分不开上述这两种含义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在英语国家的使用中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含义。
例如，如果一家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上市，而另一家银行、财团或购买了这家企业的股票，那么，这一银行、财团或就被称为 institutional investor，即“法人投资者”。
这里，institution显然就是意指“法人”。
除此之外，institution在英文中还被常常用来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职位。
譬如，在（Clinton）的性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期间，美国媒体就经常使用“the institution of presidency”一词。
这里的institution显然就是指总统职位。
另外，据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在对英文的institution一词作了上述繁复的语义考察之后，我们似乎又应该回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那里去了。
略有些当代西方哲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在维特根斯坦的晚期哲学阶段，他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逻辑哲学中的精美的奥古斯丁（Augustine）式的图式论（即语言中每一个词（概念）都标示着现实中的一种对象（性），因而二者有着—一对应关系），从而把语言视作为一种“游戏”（即gain）。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67，§ 43）有一句名言：“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把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与其我们繁复迂回地去考究一个词（概念）的含义，还不如去看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
具体到institution这个英文词本身来说，我们与其去苦思冥想地领悟和揣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界定这个词的，还不如去看讲英语的国家里的人民大众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
0.6谈到这里，使我们想到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英文中相当于中文的小《新华字典》）对institution这个词的界说：“an established law，custom，usage，practice，organization”（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定义实际上取之多卷本《牛津大辞典》中的一意）。
这个解释最简单，却一下子道 出了这个英文词的最基本含义。
如果我们把这一定义拆解开来，并从后面的构成词往前看，也许更能体悟出这一“大众使用法”之界说的精妙。
在这一界说中，“an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很显然是指上面所说的institution的第二种含义，即组织机构的意思。
依次往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行事方式（practice）、一种习惯（usage——请注意这里不是指英文中作为一种人们行事的心理定势的“习惯”，即habit）、一种习俗（custom）、一种法律（law）即“（小）制度”。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即使单从这一“大众使用法”来看，用中文的“制度”一词来对译institution也是不合适的。
因为，如果说，中文的“制度”能涵盖英文institution一词法律层面的含义的话，它却囊括不了其practice usage和custom等含义。
因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种种行事方式、习惯和习俗等只是一种事态、一种情形，或者按哈耶克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但并不是一种业已确立、建立或制定出来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即中文的狭义的“制度”）。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使用“制序”这个词，就可以较好地涵盖英文institution一词的多种含义。
“制序”一词中的“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建制”、“制度”和“规制”等多重含义，而其中的“序”又可以理解为“秩序”，从而把英文institution一词中所包含的practice, usage, custom,convention等多重含义囊括其中。
这是笔者主张用“制序”一词来对译英文institution一词的主要理由。
因为，用“制序”来对译英文的institution，一方面可以使我们避免常常发生的它与现代中文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制度”一词中的“大制度”（regime）“剪不断，理还乱”式的混淆，另一方面又能较好地涵盖英文institution一词多重且宽泛的含义。
数学的来历(100字)
“数学”的由来 古希腊人在数学中引进了名称，概念和自我思考，他们很早就开始猜测数学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他们的猜测仅是匆匆记下，但他们几乎先占有了猜想这一思考领域。
古希腊人随意记下的东西在19世纪变成了大堆文章，而在20世纪却变成了令人讨厌的陈辞滥调。
在现存的资料中，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开始猜想的人。
他只谈论了几何学，他对一般的数学概念也许不熟悉，但对土地测量的准确意思很敏感。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一个社会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古希腊的几何来自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一年一度的洪水淹没土地，为了租税的目的，人们经常需要重新丈量土地；他还说：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会了日晷仪的使用，以及将一天分成12个时辰。
希罗多德的这一发现，受到了肯定和赞扬。
认为普通几何学有一个辉煌开端的推测是肤浅的。
柏拉图关心数学的各个方面，在他那充满奇妙幻想的神话故事《费德洛斯篇》中，他说： 故事发生在古埃及的洛克拉丁（区域），在那里住着一位老神仙，他的名字叫赛斯（Theuth），对于赛斯来说，朱鹭是神鸟，他在朱鹭的帮助下发明了数，计算、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棋类游戏等。
柏拉图常常充满了奇怪的幻想，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正亚里士多德最后终于用完全概念化的语言谈论数学了，即谈论统一的、有着自己发展目的的数学。
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第1卷第1章中，亚里士多德说：数学科学或数学艺术源于古埃及，因为在古埃及有一批祭司有空闲自觉地致力于数学研究。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否是事实还值得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亚里士多德聪慧和敏锐的观察力。
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提到古埃及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关于以下问题的争论：1．存在为知识服务的知识，纯数学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2．知识的发展不是由于消费者购物和奢华的需要而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这种“天真”的观点也许会遭到反对；但却驳不倒它，因为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观点． 就整体来说，古希腊人企图创造两种“科学”的方法论，一种是实体论，而另一种是他们的数学。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大约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而亚里士多德自己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讲他的方法无论如何只能是一种辅助方法。
古希腊的实体论带有明显的巴门尼德的“存在”特征，也受到赫拉克利特“理性”的轻微影响，实体论的特征仅在以后的斯多葛派和其它希腊作品的翻译中才表现出来。
数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远远地超越了实体论，但不知什么原因，数学的名字本身并不如“存在”和“理性”那样响亮和受到肯定。
然而，数学名称的产生和出现，却反映了古希腊人某些富于创造的特性。
下面我们将说明数学这一名词的来源。
“数学”一词是来自希腊语，它意味着某种‘已学会或被理解的东西’或“已获得的知识”，甚至意味着“可获的东西”， “可学会的东西”，即“通过学习可获得的知识”，数学名称的这些意思似乎和梵文中的同根词意思相同。
甚至伟大的辞典编辑人利特雷（E．Littre 也是当时杰出的古典学者），在他编辑的法语字典（1877年）中也收入了“数学”一词。
牛津英语字典没有参照梵文。
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希腊字典“Suidas”中，引出了“物理学”、“几何学”和“算术”的词条，但没有直接列出“数学”—词。
“数学”一词从表示一般的知识到专门表示数学专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仅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而不是在柏拉图时代，这一过程才完成。
数学名称的专有化不仅在于其意义深远，而在于当时古希腊只有“诗歌”一词的专有化才能与数学名称的专有化相媲美。
“诗歌”原来的意思是“已经制造或完成的某些东西”，“诗歌”一词的专有化在柏拉图时代就完成了。
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辞典编辑或涉及名词专有化的知识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诗歌，也没有提到诗歌与数学名称专有化之间奇特的相似性。
但数学名称的专有化确实受到人们的注意。
首先，亚里士多德提出， “数学”一词的专门化使用是源于毕达哥拉斯的想法，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对于起源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有类似的思考。
其次在爱奥尼亚人中，只有泰勒斯（公元前640
－－546年）在“纯”数学方面的成就是可信的，因为除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简短提到外，这一可信性还有一个较迟的而直接的数学来源，即来源于普罗克洛斯（Proclus）对欧几里得的评注：但这一可信性不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尽管他知道泰勒斯是一个“自然哲学家”；也不是来源于早期的希罗多德，尽管他知道塞利斯是一个政治、军事战术方面的“爱好者”，甚至还能预报日蚀。
以上这些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柏拉图的体系中，几乎没有爱奥尼亚的成份。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00－－
年）有一段名言：“万物都在运动中，物无常往”， “人们不可能两次落进同一条河里”。
这段名言使柏拉图迷惑了，但赫拉克赖脱却没受到柏拉图给予巴门尼德那样的尊敬。
巴门尼德的实体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比起赫拉克赖脱的变化论，更是毕达哥拉斯数学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数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事实上，从公元2世纪的拉丁作家格利乌斯（Gellius）和公元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以及公元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扬布利科斯（Iamblichus）的某些证词中看出，似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成年人有一个“一般的学位课程”，其中有正式登记者和临时登记者。
临时成员称为“旁听者”，正式成员称为“数学家”。
这里“数学家”仅仅表示一类成员，而并不是他们精通数学。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精神经久不衰。
对于那些被阿基米德神奇的发明所深深吸引的人来说，阿基米德是唯一的独特的数学家，从理论的地位讲，牛顿是一个数学家，尽管他也是半个物理学家，一般公众和新闻记者宁愿把爱因斯坦看作数学家，尽管他完全是物理学家。
当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年）通过提倡接近科学的“实体论”，向他所在世纪提出挑战时，他正将科学放进了一个数学的大框架，尽管他在数学上的造诣是有限的，当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年）还很年轻时就决心有所创新，于是他确定了“数学万能论”的名称和概念。
然后莱布尼茨引用了非常类似的概念，并将其变成了以后产生的“符号”逻辑的基础，而20世纪的“符号”逻辑变成了热门的数理逻辑。
在18世纪，数学史的先驱作家蒙托克莱（Montucla）说，他已听说了关于古希腊人首先称数学为“一般知识”，这一事实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数学本身优于其它知识领域；而另一种解释是，作为一般知识性的学科，数学在修辞学，辩证法，语法和伦理学等等之前就结构完整了。
蒙托克莱接受了第二种解释。
他不同意第一种解释，因为在普罗克洛斯关于欧几里得的评注中，或在任何古代资料中，都没有发现适合这种解释的确证。
然而19世纪的语源学家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而20世纪的古典学者却又偏向第二种解释。
但我们发现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即很早就有了数学且数学的优越性是无与伦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