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缺一不可的名言名句
学习和思考,两者缺一不可才能获得知识。
辩证思维能力强是左脑发达还是右脑发达
辩证思维能力强并不是单纯的逻辑分析能力，电脑的逻辑运算、推理演绎能力比人脑强大不知道多少倍了，但电脑并不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或者说尚不具备与人脑类似的自主辩证思维能力。
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几乎我们常说的所有能力其实都不仅仅限于左脑或者右脑，并不是说做数学题就只用左脑，弹钢琴就只用右脑。
左右脑的功能差异只是分工不同，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需要左右脑共同运作的。
比如弹钢琴，虽然艺术、音乐的鉴赏创作都主要是右脑的功能，但手指的运动、对线性有序的音符排列的认知、时间合理分配等等其实还是左脑的功能。
任何具体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大脑这一系统下运行，系统是部分的组合，但不仅仅是部分的累计。
你说辩证思维能力，无非包含逻辑推演能力、权衡分析能力——这主要是左脑功能；但高明的辩证思维能力同样需要创造性与想象力——这又是右脑功能了。
那你说是谁重要呢
我认为在顶尖人才精英中，左脑为主的逻辑推演分析综合能力是根基，而创造力想象力是塔尖，二者缺一不可。
就像以前的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也许后面还有一句“但百分之一的灵感更为重要”，但严格来说，一个是基础，一个是飞跃，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的名言
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
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
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
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
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
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
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
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
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
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
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
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
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
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
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
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
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
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
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如果罪犯怎么也不承认罪行怎么办
能判刑么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可见，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被告人的口供不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关键是证据，但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轻证据，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还是普遍存在的，这还有待我们执法人员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怎样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
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关于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当前存在的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
《准则》提出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几个关键制度的建设：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
这几项制度对于把权力关进笼子，进一步强化权责对应，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要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决不能让制度成为摆设、“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
二是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准则》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不能违规干预司法。
”做到这点，最重要的就是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明确权力界限，做到可以行使的权力按规则正确行使，该由上级组织行使的权力下级组织不能行使，该由领导班子集体行使的权力班子成员个人不能擅自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决不能行使。
三是完善监督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我们党是执政党，领导干部手握权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如果缺乏健全完善的用权法规制度，权力失去约束、不受监督，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潜规则盛行，最终导致腐败。
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大爱护。
首先要强化党内监督。
《准则》提出“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正确行使权力和廉洁自律情况，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决不能拒绝监督、逃避监督。
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
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公开是最有效的监督，通过实行政务公开，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一种直接方式，具有其他监督手段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按照相关规定加强舆论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