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鲁迅《准风月谈》的读后感或者赏析什么的
谢谢了
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
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
……”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
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
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 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
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
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
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作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
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
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摊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
——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
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
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
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
——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
——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
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
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还要廓大开去。
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
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下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
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导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
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 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 以及现代的“婴儿杀戮”， 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
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这摘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19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
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道：猪猡
”——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
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揩油”。
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然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
——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
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这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
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
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作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
倘被查票的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
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是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
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
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二“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
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
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
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
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
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
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
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果子壳，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
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
一篇就叫《看变戏法》，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
鲁迅说：“每当散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以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
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
” 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
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
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
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
——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其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
初初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
“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感言“战斗”
“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
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
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了。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于是，他看见——“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荫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面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
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
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着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鲁迅写到西仔那篇文章是什么?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
”
鲁迅爬和撞。
语文题，急啊高手来帮忙
爬 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百姓的抗争撞 按照封建礼教生活的愚人
有关朱自清有气节的故事最简短
朱自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不够，更无钱治病。
当时，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
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
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简单说就是：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武松绰号的由来 尽量说的简单集体点 谢谢
行者 武松，绰号行者。
行者是那时对游方道人的一种称呼。
本是打虎英雄，但因其大哥被人毒害，怒而杀人。
逃跑后，遇到结拜兄弟菜园子张青和其妻母夜叉孙二娘，为掩人耳目，使武松不被官府捉拿，便把武松乔装打扮为一个行者的模样，头戴金箍，披发遮刺字，浑身道人装束，持一双戒刀，身带度牒文书（就是那时候的证件），继续上路。
后来除恶道，上了二龙山，与鲁智深会合，最后一起上了梁山，继续以此装束形象替天行道。
自此之后，武松便形成了行者的绰号。
关于责任的名人事例100字概括
1.，经过艰难的努力，积蓄了一笔钱开办了一家小银行。
但一次银行抢劫导致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他破产了，储户失去了存款。
当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时，他决定偿还那笔天文数字般的存款。
所有的人都劝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件事你是没有责任的。
”但他回答：“是的，在法律上也许我没有，但在道义上，我有责任，我应该还钱。
”偿还的代价是39年的艰苦生活，寄出最后一笔“债务”时，他感叹道：“我终于一身轻了。
”他用一生的辛劳和血汗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而给世界留下了一笔真正的财富。
2.的故事3.想姑妈道歉的故事4.一个11岁的美国男孩在踢足球时，不小心将邻居家的玻璃打碎，邻居愤怒不已，向他索赔12美元。
这12。
5美元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足够买下125只生蛋的母鸡了。
男孩儿把闯祸的事告诉了父亲，并且忏悔。
见儿子为难的样子，父亲拿出了12美元，说：“这笔钱是我借给你的，一年后要分毫不差的还给我。
”男孩赔了钱之后，便开始艰苦地打工。
终于，经过半年的努力，他把这“天文数字”分毫不差地还给了父亲。
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
他还回忆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到底什么是责任。
” 5.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建于1917年的6层楼房，该楼的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事务所。
20世纪末，也即那座叫做的楼宇在漫漫岁月中度过了80个春秋后的某一天，它的设计者远隔万里，给这一大楼的业主寄来一份函件。
函件告知：为本事务所在1917年所设计，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业主注意。
80年前盖的楼房，不要说设计者，连当年施工的人，也不会有一个在世了吧
然而，至今竟然还有人为它的安危操心
操这份心的，竟然是它的最初设计者，一个异国的事务所
6.2008年被评为年度人物的，和妻子照顾初恋女友20多年。
7.照顾妹妹，上大学带着妹妹，尽可能给妹妹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8那些的人物 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鲁迅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写作特点
具体表达了些什么
反应什么样的背景
鲁迅的杂文是有烈的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的思想内容和强烈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
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
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
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
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
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
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
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
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
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
”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
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
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
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
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
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
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
“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
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
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
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
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
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
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
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
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
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
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
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
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
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
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
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
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
正像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
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
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
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
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
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
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
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
“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
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
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
《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
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
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
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
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
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
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
《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
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
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
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
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
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
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
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
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
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
”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
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
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
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
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
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
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
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
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
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
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
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
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
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
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
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
……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
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
《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
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
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
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
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
……他相信人们是好的。
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
——不至于此罢
’……”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
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
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
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
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
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
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
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
“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
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
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
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
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
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
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
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