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封建国家中，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最高统治者有密切联系。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李商隐深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 “安危须共主君忧” (《重有感》)，并把“欲回天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然而，晚唐社会走向没落，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诗人预感到唐帝国的沉沦无力可挽而忧心忡忡。
诗人为统治者的昏淫误国而忧。李商隐所经历的几个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都是十分荒淫昏庸的统治者。即使唐武宗这样在政治上稍有作为的皇帝，也生活荒淫、宠幸女色无度。因此诗人把矛头指向了历代昏淫误国诸帝，他希望借助咏史传达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达到影响人心，改良朝政的目的。“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此诗讥讽史称“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⑧的敬宗李湛。“七国三边”明明可忧，竟不知忧，诗人用“莫愁”冷讽少年袭位的皇帝肆意奢靡淫乐，昏愚不恤国事， 大祸临头尚不自知。“四郊多垒在， 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 诗人借“送王姬”的“礼”，对文宗的屈辱妥协进行了讽刺和尖锐的批评。《隋宫》(七律)：“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荒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将隋炀帝杨广纵情游乐与李渊灭隋掌玺二事联系在一起，显示了穷奢极欲与亡国的必然联系，看后令人极为惊警。《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深讽玄宗重色误国、自取其殃。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挖苦玄宗沉迷女色、荒废朝政以至兵祸骤降、宠妃难保。《有感二首》：“临危对卢植， 始悔用庞萌”，批评皇帝的昏庸懦弱。结尾“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暗讽文宗早已忘了历史教训，依然又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见诗人忧心之痛。《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讥讽汉文帝不能识贤、用贤，重鬼神而不问苍生，诗篇命意已超出历来咏贾谊事迹的个人得失荣辱考量，而上升到忧国伤时的更高精神关怀。
诗人为统治者求仙误国而忧。晚唐的许多皇帝，都迷信神仙，求仙问丹，妄求长生，不事朝政，诗人在诗中对此进行了讽刺。《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神仙有分岂关情? 八马虚追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揭示帝王求仙与贪色的终归虚无。《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嘲笑帝王求仙的虚妄愚蠢。《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最后一首：“莫验昭华�，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举恸满秋尘。”诗中连用始皇、汉武求仙的典实，来借喻武宗沉醉于神仙方术之中不能自拔，结局凄婉。“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诗人借历史上好神仙而入迷的周穆王虽然费尽心机，却无法摆脱死亡困扰、未能成仙的事实，指出了长生的虚妄，讽刺了唐代统治者不能从历史教训中清醒过来的愚妄。这些诗从侧面显示了诗人对昏君的义愤和对国家的担忧。
蒲起龙在《读杜心解》曰：“老杜爱君，事前则出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 事后则出以哀伤。”而李商隐诗中表现的不再是规劝哀伤，而是嘲讽批判，其揭露篇目之多、内容之深刻、笔触之辛辣，在唐代诗人中屈指可数。但诗人在批判帝王淫奢昏愚足以败国亡国的同时，还对勤俭治国进行了思考。“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诗中的“破由奢”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统治者亡国灭身的根源――腐败荒淫。诗人认为，只要皇帝戒奢以俭， 励精图治，就能够挽回颓势，重振国威。诗人虽然对自己的困惑不得其解，但这个思考质疑本身就是咏史诗历史视野的新突破。诗人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总结说，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人不系天”。这个“人”，就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统治阶层。正如周昙在《咏史诗.吟叙》中所说：“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诗人不断从历朝诸帝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中引发出值得当朝借鉴的警示价值，实则希望当朝国君以古为鉴，不要重蹈覆辙。由此可见，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显示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三、“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忧民
李商隐的“忧民”寓于作品所表现的民本思想当中。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社会的普遍思潮，它包含了以德为政和对民众的重视的思想。我们从李商隐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死亡的诗中，可看出诗人仁政爱民的思想。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岸》)，诗人伫立长安灞桥上远望，联想到北方人民因回鹘南侵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流露出昨是今非的感慨，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春风举国裁宫景，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揭露隋炀帝巡游中的极端奢靡。正如何焯先生所评：“借锦帆事点化得水陆绛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写战乱给农村带来的凄凉景象，令人怵目惊心。 “乡里骇共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 写甘露之变造成京西一带农民生活的惨象。“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揭示吏治腐败、官逼 “穷民”起为“盗贼”的实质。“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刘长卿是唐代“诗国”里的“名家”之一，是中唐前期诗坛的重要诗人。下面是其诗歌的艺术风格分析，欢迎阅读借鉴。
刘长卿字文房，郡望河间，籍贯宣城，因成长洛阳，故又自称洛阳人。他一生创作了五百余首诗歌。他的诗歌类型众多，且各体皆工。他的五绝，篇篇可诵。五律写得最多，佳作屡现，造诣尤高。五古有盛唐馀风，以此高棅奉他为名家。他的五排，才气横溢，情感真切，除杜甫外，少有人能超过。他自诩为“五言长城”，实是有所恃而言。他的七绝仅三十余首，但名篇甚多。而七律尤为后人所推重，许为中唐之首。七古在诸体中稍弱，然亦有可观者。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诗的艺术上造诣颇深，其创作了许多独具艺术个性的诗篇，并逐渐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历代诗评家对他的诗也多有赞誉。如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卢文弨在《刘随州文集题辞》中也说：“随州诗，……，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擎。”薛雪《一瓢诗话》说：刘随州“得意处竟可与少陵索笑，”这些评论虽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但从中也可看出他的诗在后世评论家心目中的位置。
通过对刘长卿诗歌的粗浅阅读，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其诗歌的艺术特色：一是含蓄蕴藉，兴在象外;二是“工于铸意，巧不伤雅”;三是清冷淡远，细密委婉;四是整赡流畅，工秀炼饰。
一、含蓄蕴藉 兴在象外
唐诗自陈子昂力倡汉魏古风的传统，力主兴寄之后，诗贵含蓄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接受，许多人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有些人对此作了理论上的探讨。戴叔伦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诗式》则更明确提出诗应当“旨冥句中”“情在句外”，这样一种思潮也给刘长卿的创作以很深的影响。
“直而鄙”、“正而质”、“有力而意薄”、“有态而语嫩”⑴的诗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作为唐诗名家刘长卿当然力避此陈陋。刘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对景物作细致的描写，但他取于物象，而又不滞于物象，而是从诗内外作认真的追求。“德体内蕴”“风律外彰” (《诗式》)才是他的最终追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刘长卿确实写了不少含蓄蕴藉兴在象外的优美诗篇。这些诗篇有如绘的画面，有丰厚的意蕴，使人心旷神怡，能给人带来回味不尽的韵致。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送灵彻上人》两首可谓是此中名篇。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送灵彻上人》)
前者初看是一幅“风雪夜归人”的画图。前两句是一组静的景物，日薄西山，苍山隐隐，半山腰闪出茅草的房屋，一片萧疏凄凉的景色。画面中心是诗人拖着疲惫的身子正向茅草屋慢慢移动着，透出断肠人在天涯的况味。而后两句是一组动的画面，天色漆黑，风雪交加，犬吠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诗人被主人迎入柴门。“归”字用得很妙，有宾至如归之感，日暮途穷，继之以风雪，极尽旅途之苦，风雪中得入柴门，“是在凄凉中得安乐境”，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气息。苍山，风雪，白屋，柴门，犬吠，归人，层次分明，有远有近，有声有色，形成了“风雪夜归人”的画境。这画境是一个“象”，而诗人的“兴”就是画面中寓含不尽的韵味。如题为“宿芙蓉山主人”，但主人并未在画面上出现，而是从“风雪夜归人”的画面上透出主人的好客之情。诗人就是通过“夜归人”刹那间的感触，来写主人的美好心灵。旅途的艰难，仕途的坎坷，风雪严寒，世态炎凉，而在萧条的山村，白屋人家却保留着这美好的情谊，这才是诗人的“兴”之所在，整篇饱含着含蓄蕴藉的不尽韵味。
后者写山林幽深，夕阳西下时送人的惆怅情境，境界幽远，耐人寻味。“苍苍”是色调，苍苍翠竹，使人不由产生翠竹如海的联想，“杳杳”是声音，杳杳钟声，深山寺院的那份清幽，对于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清幽环境下，在一个黄昏，诗人送灵彻上人远行，那份静寂，那份孤清，值得读者可以细细寻味。“带”字的活用，使得整个画面充满动感。灵彻上人在诗人和读者的心中，似乎走在不尽的夕阳当中。最后一句写的是灵彻越走越远了，只有青山陪伴着诗人守着那份清幽。前两句主要是静写，后两句静中有动，而这其中的动也有静的画面。竹林，寺院，钟声，斜阳，僧人，青山，构成一幅无比美妙的图画。从中，我们远远地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韵味。但这韵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下子很难说出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用心良苦。这就需要读者细细去品味诗中的含蓄蕴藉。诗人的“兴”就是诗人通过对一个如绘的山水画面的营建，表现出云闲飘逸的闲适的感受，使读者心灵在“夕阳送友图”中得到澄澈虚空。这两首诗写得含蓄空灵，启人深思。
刘长卿的诗得风人之旨，做到了含蓄蕴藉，兴在象外。这一特点，前人多有论述。所谓“刘长卿得骚人之旨，专主情景” (《吟谱》,见《唐诗癸签》)“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以此求之，则成句有余味不尽之妙矣” (方东树《昭味詹言》),它的五律“清辞妙句，令人一唱三叹” (宋荦《漫堂说诗》)。
刘长卿是擅长写景的诗人。他写景时，不是胶着于客观事物的本身，而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诗多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使读者不局限于诗歌形象本身，使得他的诗更深远隽永。所谓说其“专注情景”，是说他在处理情与景的关系上，得诗的三昧，高人一筹。他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也不是孤立的抒情，而是能够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从而达到“含不尽之意如在象外”，在诗的意境中饱含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感情，读之，则得其神理于形象中，正如严羽所说的“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⑵这种含而不露的诗，特别耐人玩味与咀嚼。比如《送方外上人》诗，就是兴在象外的诗篇。如: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
写方外上人孤云野鹤，飘然世外，远离人间，有一股不食人间烟火味的气息。虽着墨不多，但形象丰富，含蓄蕴藉。
总而言之，刘长卿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使其诗“兴在象外”，从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外，如“暮帆千里思，秋夜一猿啼” (《贾侍郎自会稽使回》)，“功名满青史，祠庙惟苍苔” (《归沛道中晚泊留侯城》)等等，感情含蓄，境界深远，实有一唱三叹之妙。
二、“工于铸意 巧不伤雅”
“工于铸意，巧不伤雅，犹有前辈体段也”这是清代沈德潜对刘长卿诗的评价，他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刘长卿在诗歌意境提炼方面的特色与成就。
中国文学历来重“意”。“意”是艺术的中心，而“象”“言”都是诗歌的一种表现。如“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 (《周易略例·明象》)。到了唐代，陈子昂力倡“兴寄”之后，“意”成为了诗歌的中心。诚如今人赵昌平所说的“在唐诗的艺术思维中，先于语词的营构，有一个取境立意，—即以意为主，对芜杂的外物取舍组合的过程。它使原始形象形成一定的，有立体性间架的景象。”⑶
刘长卿的诗歌也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走下去的。他注重意境的取舍和提炼，并把它当作诗歌艺术思维的核心。他通过物象的选择，情景的设置，画面的布局，色彩的调和，情感的表达等手段，使诗歌的意境能够巧妙而精致地表现出来。他能够熟练地把握客观事物，用白描把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使得主观感情的表达更加顺畅。他在客观事物和主观感情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那灵动的生动画面和他的真情实感达到了恰到好处的默契。诗在他手里成为一幅情景交融的生动画面。
刘长卿的诗之所以被称为“工于铸意，巧不伤雅”，在于他对于感情脉络的了悟，语言的巧妙运用。同时，他的诗能够做到以情写景、借景抒情，而且其情景的配合极为工巧，二者浑然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送别诗是刘长卿诗集中出现较多的类型。其送别诗也最能够充分表现他取境立意的工巧。他的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基调伤感。但由于它情深意切，又善于通过描绘自然景色，环境气氛及人物动作，能够把惜别时复杂微妙难以捕捉的各种感情细致有序地表达出来，使得他的送别诗构思精巧，匠心独运，感情真挚，意境谐和，从而具有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如被胡应麟称为“ 中唐妙唱”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 (《诗薮》内编卷五)：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此诗感慨深沉，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凉，其对友人感情之真挚，恐怕只有经过战乱流离颠沛之后才能深刻感受到。青春早逝，白首重逢。今又言别，何时再逢。谁又能知?
又如《饯别王十一南游》：
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
此诗起笔就用一个“望”字，将送别时长江两岸的壮阔景象摄入诗中。江水烟水，天上飞鸟，岸边青山，汀洲白蘋，这几组景物都烘托出诗人寂寞惆怅的心情，同时诗人又以“望”“挥手”“泪沾巾”这一系列动作对此作进一步渲染，下一篇又将眼前景物移开，借助想象，写友人征帆远去后在落日中观赏湖上春色的境界;最后，又折回到送别现场，写自己伫立汀洲，怅望蘋花的惆怅孤寂的形象。全篇情景交融，回环跌宕，首尾呼应，离思深情，悠然不尽。
再如《使还七里濑上逢薛承规赴江西贬官》，这也是其送别诗中铸意工巧的诗篇之一：
迁客归人醉晚寒，孤舟暂泊子陵滩。怜君更去三千里，落日秋山江上看。
诗中写诗人使还将归偶遇故友，重逢又将远别的凄离感情。前两句交待了时间地点。这是何等的凄凉。一个是迁客，一个是归人，又是“晚”，又是“寒”，又是“孤舟”，又是“暂泊”，无处不显出一种孤苦凄凉的氛围。他们只能是借酒浇愁以摆脱惆怅愁苦的心情。后两句是抒情，写友人别后，以后再也不能相聚了，只能在夕阳下江上共看萧瑟的秋山。他们的愁苦，以及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同情和思念都一一跃然纸上。诗人的想象在不断跳跃，画面也随之跳跃不已。诗中画面阴郁感伤，但无疑是一幅生动的别开一面的送友图。这首诗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总而言之，刘长卿的送别诗追求一种意脉完整意蕴深远的境界。他的送别诗情深意切，铸意巧妙精致，但又不流于纤细卑弱，用力精工却又无斧凿之痕。他的送别诗能够摆脱旧套，并时有翻新，少了一般送别诗的应酬客套之言，而多了一份自然亲切之情，感情真挚自然，意境清新阔大，从而达到了以景寓目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
刘长卿擅长写怀古咏史诗。而且这些诗是最能充分表现诗人用心铸意，构思巧妙的艺术特点。由于诗人一生坎坷，屡遭挫折，所以他的一些怀古咏史之作写得诗意盎然，感伤迷离，情韵悠远。如《长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全篇笔意沉着，音节浏亮，用典入妙，属对精工，情景悲凉萧瑟，既写了贾谊的不幸遭遇，也抒发了自己的凄凉悲愤的感情，有力的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时，像《铜雀台》《王昭君歌》《南楚怀古》《孙权故城怀古兼送友人归建业》《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等篇，都通过缅怀历史，反照现实，怀古伤今，寄慨遥远。而《登余干古县城》咏唐初迁移县治后逐渐废弃的旧县城。其中，用“秋草”“夜鸟”“平沙”“落日”等意象，点染出一幅空旷而荒寂的古城日落图，渲染出一种无比孤寂的气氛，以及一切都缺乏生气的氛围。诗人对于沧海桑田，人事变幻的深沉感慨融于景中，引人沉思不已。
在刘长卿的作品中，那些直接描写安史之乱及其后景象的诗篇蕴含着诗人感时伤乱的真实感情。这些构思巧妙的诗篇，迅速而鲜明地勾勒出时代的风云变幻。随着时势的不断恶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诗人痛心疾首，他胸中积聚的愤慨只有在诗中才能激荡起来。诗人是善于写时代的离乱和感伤的。他把哀时怨乱的情绪真实地表现出来。他的感时伤乱，充满了时代的忧郁，也体现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也是他自己所想要表达的感情。他写这方面的诗很多，比较著名的《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写安史乱后情况尤为逼真：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诗人写百战之后社会残破，蓬蒿遍野，满目疮痍，令人感伤凄离。其中“幽州白日寒”一句，用日光的阴冷慑人，形容北方的荒凉破落，用意巧妙，贴切精工，浑成天然，笔力苍劲。全诗渗透着诗人感时伤乱，忧国忧民的无限感慨。全诗凝重沉郁，近似杜甫诗风，是其铸意力作。
又如《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通过新年抒怀，写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吐婉辞委，属对精工。特别是“老至”一联，构思新巧而又不失浑重，有意在言外之妙。所以沈德潜说：“巧句。别在盛唐，正在此种。” (《唐诗别裁》)
另外如《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别单父》，《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吴中闻潼关失守奉寄淮南萧判官》等篇，揭露了安史叛军骄横残暴，斥责朝廷腐败无能，军队无所作为，讴歌广大人民奋勇抗敌的精神，表明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
三、清冷淡远 细密委婉
刘长卿的诗名得益于他的山水诗。虽然他的'山水诗中也有“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 (《移使鄂州次见阳馆怀旧居》)，“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 (《岳阳楼中望洞庭湖》)，“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清明后登城远眺》)等阔大境界，也有如“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孤峰夕阳后，翠岭秋天外”等苍凉豪赡风格，但他的这类诗其实并不多，即便是以上的诗句，也由于雄浑不足，而且其中内蕴感情也不深，显得有心无力。意上都只是他想象驰骋的一面，终未能成为他诗歌的主流。
刘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贬谪，皆自取之”⑷由于性格的原因，他的仕途坎坷，屡遭挫折，一直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的心情是阴暗的。在这时，他就往往使用“清”“冷”的色调。如在刘诗中经常出现的“秋水”“寒雁”等物象。同时，他在行走江南中又深交了许多佛道上的朋友，一方面，他并未最终放弃“仕进”，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向往隐逸飘然世外的生活，这样，他在写给一些“出世”的朋友的诗中，“淡”“远”的美学追求就不断出现。自大历开始，诗人的诗歌内容越来越狭窄，与此同时，他们对事物的观察也越来越深入到内部。这样，他们在诗歌方面的主要特点是描写的“细密”，刘长卿当然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刘长卿是个扛大旗者，引领着时代“潮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诗人的思想表达不可能太过张扬，他们只能委婉曲折地说出来。在这样狭仄的环境下，诗人仍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实属不易。刘长卿善于运用贴切精工、凝练自然，清冷淡远而又谐美流畅的语言，而且往往是借景抒清或融情入景;感情真挚，哀而不怨;造意清新妙致，思虑幽远细密。所以，卢文弨在指出“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指出刘诗“含情悱恻，吐辞委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⑸这可谓深中肯綮。因此，刘长卿的诗歌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清冷淡远细密委婉的艺术特色。
导语：忧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调。在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中，诗人忧心国运，感时伤世，关心民生疾苦，秉笔直评朝政，为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寻求兴衰治乱之道，体现了诗人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的忧患意识。下面我们进一步来了解李商隐其人其诗。
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雄心壮志，“且吟王粲从军乐， 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的豪迈激情，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幽居冬暮》)的感慨，以及“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 抱负难展的遗憾。诗人一生虽“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但关注国事、殷忧时世的精神，却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终点，闪烁着诗人的忧患意识。
一、“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忧国
李商隐一生只活了四十六岁，却经历了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个朝代。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王朝出现了明显的衰败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纷争，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统治集团的腐败，已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眷怀国事、希冀振兴的李商隐忧心如焚。
诗人为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误国而忧。藩镇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还会导致国家分裂。诗人对其深恶痛绝，把它喻为晚唐社会的“疮疽”，在诗中做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淮阳路》)，战乱中，人们只能投宿荒村旅店，却总是惊魂不定，揭示藩镇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稻粱尤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 (《赋得鸡》)诗人把割据称雄者比做不愿报晓的“鸡”， 揭露他们不为国效力，攫取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将军大旆扫狂童， 诏选名贤赞武工” ，诗人把藩镇比做 “狂童”，大力赞颂李将军“扫狂童”的大无畏精神;“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把妄图分裂国家的刘稹斥责为“沸鼎”中垂死挣扎的“游鱼”、“危巢”中的鸟雀，轻蔑地预言了他们的下场。“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诗人指出割据者必然败亡的命运。在《韩碑》一诗中，诗人充分肯定了韩愈《平淮西碑》的正确立意，热烈歌颂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斥淮西五十载之割据为“封狼”、“罴”。此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诗人赞颂宪宗和裴度，实际是赞美武宗和李德裕，以此强调君相协力、坚决伐叛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些诗态度鲜明，感情强烈，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立场。
甘露之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乱政事件。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文宗为了打击宦官的势力，重用李训、郑注，并设计以观看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所降甘露为由，准备将宦官一举围而杀之。结果计划失败，反被宦官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自此宦官气焰旺盛，文宗受制于家奴。当时朝廷上下大都不敢直言政局，李商隐却在此时写了《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指出李训、郑注虽已被诛灭，但深受李训、郑注迫害的萧侍郎、杨虞卿的冤屈却没有能伸张，讥讽文宗懦弱无能。“阴骘今如此，天灾未可无”，指出再度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仍使天下不得宁日的愤恨，显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二首》以石勒有异志，将为患天下比拟郑注，对李训、郑注借诛除宦官而进行的政治投机予以揭露。诗从兴衰治乱的高度，把炙手可热的宦官斥为“凶徒”，大胆揭露他们大事株连，滥杀无辜，挟制皇帝，篡权乱政的'罪行和凶残横暴的面目。当听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书朝廷，指斥宦官的罪行，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⑦时，李商隐激动地写下了《重有感》，对刘从谏的行动积极支持。“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诗人以东汉窦融效力光武帝比拟刘从谏，以东晋陶侃杀死谋反的苏峻来号召节度使们仗义助君，铲除宦官恶势力，末句“早晚星关雪涕收”，透露出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热情。总之，李商隐作为一介书生，敢在宦官横行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评论现实，抨击宦官，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诗人为唐王朝的日渐衰落而忧。在诗人的政治诗中，充满着一种国难深重的危机感。《曲江》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通过今昔对比，道出了诗人深为大唐王朝升平不返、荆棘铜驼的没落趋势而忧心忡忡。诗人为国忧边：“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也为国家复兴无人而感慨：“咸阳原上英雄骨， 半向君家养马来”(《浑河中》)，“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夏京》);更为国运而忧：“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人鲜明尖锐地揭露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像藩镇、宦官这类势力已经很难拔除;“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诗人借古喻今，说明唐朝大势已去，“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武侯庙古柏》)，即使有像武侯这样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挽回。如此种种深切的关注与哀叹，体现了诗人对国运难以逆挽的感伤和忧心如焚的爱国之情。
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忧君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最高统治者有密切联系。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李商隐深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 “安危须共主君忧” (《重有感》)，并把“欲回天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然而，晚唐社会走向没落，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诗人预感到唐帝国的沉沦无力可挽而忧心忡忡。
诗人为统治者的昏淫误国而忧。李商隐所经历的几个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都是十分荒淫昏庸的统治者。即使唐武宗这样在政治上稍有作为的皇帝，也生活荒淫、宠幸女色无度。因此诗人把矛头指向了历代昏淫误国诸帝，他希望借助咏史传达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达到影响人心，改良朝政的目的。“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此诗讥讽史称“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⑧的敬宗李湛。“七国三边”明明可忧，竟不知忧，诗人用“莫愁”冷讽少年袭位的皇帝肆意奢靡淫乐，昏愚不恤国事， 大祸临头尚不自知。“四郊多垒在， 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 诗人借“送王姬”的“礼”，对文宗的屈辱妥协进行了讽刺和尖锐的批评。《隋宫》(七律)：“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荒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将隋炀帝杨广纵情游乐与李渊灭隋掌玺二事联系在一起，显示了穷奢极欲与亡国的必然联系，看后令人极为惊警。《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深讽玄宗重色误国、自取其殃。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挖苦玄宗沉迷女色、荒废朝政以至兵祸骤降、宠妃难保。《有感二首》：“临危对卢植， 始悔用庞萌”，批评皇帝的昏庸懦弱。结尾“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暗讽文宗早已忘了历史教训，依然又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见诗人忧心之痛。《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讥讽汉文帝不能识贤、用贤，重鬼神而不问苍生，诗篇命意已超出历来咏贾谊事迹的个人得失荣辱考量，而上升到忧国伤时的更高精神关怀。
诗人为统治者求仙误国而忧。晚唐的许多皇帝，都迷信神仙，求仙问丹，妄求长生，不事朝政，诗人在诗中对此进行了讽刺。《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神仙有分岂关情? 八马虚追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揭示帝王求仙与贪色的终归虚无。《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嘲笑帝王求仙的虚妄愚蠢。《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最后一首：“莫验昭华�，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举恸满秋尘。”诗中连用始皇、汉武求仙的典实，来借喻武宗沉醉于神仙方术之中不能自拔，结局凄婉。“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诗人借历史上好神仙而入迷的周穆王虽然费尽心机，却无法摆脱死亡困扰、未能成仙的事实，指出了长生的虚妄，讽刺了唐代统治者不能从历史教训中清醒过来的愚妄。这些诗从侧面显示了诗人对昏君的义愤和对国家的担忧。
蒲起龙在《读杜心解》曰：“老杜爱君，事前则出以忧危，遇事则出以规讽， 事后则出以哀伤。”而李商隐诗中表现的不再是规劝哀伤，而是嘲讽批判，其揭露篇目之多、内容之深刻、笔触之辛辣，在唐代诗人中屈指可数。但诗人在批判帝王淫奢昏愚足以败国亡国的同时，还对勤俭治国进行了思考。“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诗中的“破由奢”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统治者亡国灭身的根源――腐败荒淫。诗人认为，只要皇帝戒奢以俭， 励精图治，就能够挽回颓势，重振国威。诗人虽然对自己的困惑不得其解，但这个思考质疑本身就是咏史诗历史视野的新突破。诗人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总结说，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人不系天”。这个“人”，就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统治阶层。正如周昙在《咏史诗.吟叙》中所说：“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诗人不断从历朝诸帝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中引发出值得当朝借鉴的警示价值，实则希望当朝国君以古为鉴，不要重蹈覆辙。由此可见，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显示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三、“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忧民
李商隐的“忧民”寓于作品所表现的民本思想当中。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社会的普遍思潮，它包含了以德为政和对民众的重视的思想。我们从李商隐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死亡的诗中，可看出诗人仁政爱民的思想。
“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灞岸》)，诗人伫立长安灞桥上远望，联想到北方人民因回鹘南侵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流露出昨是今非的感慨，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春风举国裁宫景，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揭露隋炀帝巡游中的极端奢靡。正如何焯先生所评：“借锦帆事点化得水陆绛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写战乱给农村带来的凄凉景象，令人怵目惊心。 “乡里骇共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 写甘露之变造成京西一带农民生活的惨象。“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揭示吏治腐败、官逼 “穷民”起为“盗贼”的实质。“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诗歌忧心民生，情感炽热，慷慨地表明了诗人愿为国效力、为民请命肝脑涂地的决心，感人肺腑。又如 “几竭中原买斗心”、“积骸成莽阵云深”(《随师东》)， “几时拓土成王道，自古穷兵是祸胎”(《汉南书事》)，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死亡。“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即日》，“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揭露兵役徭役，苛税扰民。这些描写，都体现了诗人仁政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这一点，从开成四年，诗人从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因“活狱”而触忤观察使孙简，愤而“乞假归京”一事也可看出。结合这些诗，我们可以推知诗人“活狱”之举当是同情穷民处境遭遇而减轻对他们的刑罚，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终极关怀和刚正不阿的性格。
四、“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忧己
李商隐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着远大抱负和执著追求的诗人。早年勤于学业，“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自幼胸怀大志，在《初食笋呈座中》一诗中，以嫩笋终将入云比喻自己有“凌云一寸心”，《安定城楼》抒写他“欲回天地”的抱负。他以贾谊自比：“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希望自己能大展才华，“且吟王粲从军乐， 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可诗人虽有雄心，但“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⑩，深知“孤根易拔，弱羽难飞”(《上李舍人状五》)之理，便托身于令狐楚，但及第不久令狐楚去世。后来诗人入泾原王茂元幕并娶其女为妻，却不幸卷入牛李党争的旋涡之中，李商隐被认为“背恩”、“无行”，遭到排挤，一生襟怀未展，怀才不遇之感极深。于是常借历史上与他同病相怜之人，来表现他的苦闷情怀。
诗人为自己不被重用而忧。在《席上作》、《过郑广文旧居》、《有感》(非关宋玉)、《宋玉》等诗中，诗人多次以富于才华，却终身为一介文学侍从，不被重用、困顿不得志的宋玉自比，反映自己空有才却落拓飘零的境遇。“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借贾谊不能被君主识贤任贤，抒发诗人的怀才不遇。《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诗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诗人反用卞和献玉反遭刖足之典，抒发有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强烈感愤。“伺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汉宫词》)，诗人深感年华老大，功业空成，借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之事，道出了自己的不遇之感。诗人为自己身世沉沦而忧。在《漫成五章》中，“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借评王杨沈宋的诗文寄托身世沉沦之感。诗人为自己受排挤而忧。“李杜操持事略齐……可是苍蝇惑曙鸡”(同上)，借李杜才高不为世用，托自己受排摈谗毁的感慨;“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同上)，借李德裕能够任人唯贤，拔石雄于草莱，隐含自己遭当权者排斥的幽愤。“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钧天》)，借音乐家伶伦因其精通音律不得与闻的荒唐现象，表现诗人对庸才者跻身贵仕，而真正有才者却遭摒弃的社会现实的忧愤和苦闷。诗人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贲》)，姚培谦评此诗时说：“盖直为天下恸，而非止哀我私也，安敢以平交之例处之?读此知义山与刘肝胆相契，岂但欲以浮华自炫者?”�{1}此评道出了作者的深意。诗以“师友”承上联“宋玉”，突出了对刘高风亮节的由衷敬仰。诗人在与刘的交往中思想契合，深受其影响，把刘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聩的政治环境下描写，突出了诗人的悲痛激愤。因此，李商隐把刘的死看作是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是唐王朝没落的丧钟，所以他“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闻” (《哭刘司户二首》之一)。于是诗人为自己的前途渺茫而叹息，“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春日抒怀》)，甚而发出“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的悲吟。
综上所述，在昏暗腐朽的晚唐社会，李商隐一生虽屡遭打击、命运多舛、襟怀未展，但仍积极地关注现实、关心国运，以他含蓄的政治、咏史诗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尽管诗人的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诗比不上杜甫诗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刻，但诗人自觉紧跟时代，执著地抨击时政，为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寻求兴衰治乱之道，企图让统治者引以为戒，以便振兴唐室，表现了一个诗人所具有的时代责任感和忧患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