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诗经》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诗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几乎都从诗开始，从歌唱开始。用德国浪漫派的话来说，诗是人类文化的母亲。我要触摸的就是这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甚至一个民族最初心跳的节奏。
我这种触摸的渴望，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对水的渴望一样，从未摆脱过。
《诗经》和现代社会有没有对接口呢?采诗是哪个朝代开始的?在周代就有，可是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
《国风》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几千年来歌唱爱情的方式，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们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失恋之后的痛苦，我们不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的忧伤和悲愤，跟现在我们的情感发生的波折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心灵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史证来，不管社会生活怎么发展，但是追求爱情的专一，感受爱情的痛苦和兴奋，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诗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诗的表现手法在里面都有表现，比喻、暗示，用形象传递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现在常用的诗的手法，在《诗经》里面都用过。这就是说，它在文化建设上已趋于成熟，当然还不能说很完善、很丰富。
对于《诗经》，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很多大儒都注过。我过去读这些注释很觉失望。
对我来说，《诗经》最大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几千年来研究《诗经》的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
《诗》本来有韩诗鲁诗齐诗三家，叫诗三家。但是真正传下来，对后代有影响的，是《毛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毛诗》，当然是经过郑玄注过的。经“毛诗”这么一“传”，这么一注，如闻一多先生说，千年来没有人把《诗经》读懂。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诗》遇汉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厄。不知何时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他就是用《左传》等典籍来注释诗，给每首诗搞一个历史“本来”出来，而且给很多民歌找出了很多作者，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后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来解诗。
《诗经》是收集整理过的。整理的过程应该是先有“颂”，后有“雅”，最后才有“风”。为什么?很多诗是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了，不是掌握政权以后才有的。“颂”是为祭祀之用，是对神歌唱，用以祈祷和祝愿的;“雅”是知识分子写的，写他们征战艰难，写他们的生活。“风”是诸侯国产生的，那时候有“采风官”，他们去搜集群众意见。群众的歌唱应是自由的，不可能是四言的，是最后整理成四言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四言、五言、六言，还有七言的。可以看出，以四言为主，是受“颂”的形式影响的。我在“风”里面发现了一些明显增补的段落。这些增补把原来顺畅的旋律、节奏引向了道德教训。读起来不仅别扭，还让人弄不懂了。
《国风》原生态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断定它的原生态和流传是有差异的。
这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都是怎样引起的?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但是，历史留下的“证据”，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追寻其中的一些“变故”。
比如，《诗经》原本叫《诗》，到了汉以后把它变成“经”了，就“经典”了，就不能动，就必须遵守了。这一来，体现初民狂放、自由、生命奔突的诗，就不能按诗的意思解，得给个礼教的帽子戴上。这样，原来的爱情诗，就被解作“刺淫”等。
再比如，对“郑卫之音”的抵制和排斥，这是环绕《诗经》的一大公案。孔子曾说过一句“郑声淫”，似乎就为郑风、卫风定了性。“思无邪”与“郑声淫”的对垒，成了《诗经》经典化的最有效武器。这其间的变化，主要是儒家促成的。可“郑卫之音”怎么个“淫”法，历代没讲清楚。
对于《诗经》，我觉得历代都有误读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诗经的误读，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说，对于《诗经》的解读，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经典化，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春秋到汉，我叫“断章取义”期;二是汉代被树立为“经”。《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有这样一句话，已被引用了上千年：“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最著名的“引用”大概非孔子莫属。《孔子家语》里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孔子到郯这个地方去，路上碰见一个姓程的人，两人在路上整整聊了一天，越谈越亲热。便给学生子路说：快拿些绸缎给程先生吧!子路一听十分不高兴，说：读书人没经人介绍就与生人见面，就像闺女没经过媒人就嫁人一样，这是不合礼仪的。这时，孔子便引用这段诗，说这程先生是天下贤士，以后也许一辈子都见不上了。
孔子在引用诗句时，并不注重诗句所在篇章的本义;只是恰切而适时地引用章节或诗句，成为所要阐释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断章取义”。这就是孔子对《诗经》的用法。他已经把那种情景转移到另外一个情景中了。
古人对《诗经》的读解有时是可笑的。
比如，《诗经·周南·芣苢》，是一幅底层人民安宁劳动的风俗画，可是古代的经师们却硬要在这诗中发掘出一些别的“意思”来。芣苢即车前草，《毛诗》说，车前草“宜怀妊”。陆玑《疏》中说车前草“治妇人生难”。《韩诗》的序中说，“《芣苢》伤其从有恶疾。”就这样，一首很美的诗，被经师们解释成药学与病例。这类例子在《诗经》的解释中很多，比如《燕燕》《小星》《江有汜》等等。
这种“索隐”的研究方法，脱离文本，于文外探索小说中故事、人物之原形，猜测作者本意，往往依凭主观推测，捕风捉影，貌似神秘，本质虚妄。
大致说来，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孔子前后阶段，“断章取义”地去读诗。第二是汉儒阶段，为每首诗都弄出个有礼教意义的“诗本事”来。汉儒一开始就把《诗经》弄到邪路上去了，给原始初民奔突跳荡的诗性灵魂，死死扣上了礼教的帽子，这一扣就是千把年，没人再听到远古歌唱中的诗性的韵律。闻一多曾经骂写《毛诗大序》的毛亨为“疯子”。第三是宋儒的阶段，朱熹虽对汉儒不满，但他也是纯粹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解读。第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一是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角度来解读，以闻一多为代表;一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在这四个阶段里面，都没有把它们还原到远古的歌声中去。
还原到“以诗读诗”
面对这样一部民族心灵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诗经》代表的是民间的一种歌声，这就要从民歌的角度来理解“国风”，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解放出来。
最初，《诗经》不叫“经”，它本身产生的过程，是非常严肃的。它是要倾听民声、倾听民愿，了解民情，达到听“风”“观”政的`目的。所以说声音通政，是跟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历史需要。我们今天读它不是看政治，是看人情，是触摸远古初民诗性的灵魂如何歌唱。
因此，要把《诗经》还原到“诗”去理解。譬如《关雎》，《毛诗》开始就讲是“后妃之德”。这样一讲，后来的人就再也读不懂这首优美的爱情诗了。我就要还原到那追求而又“求之不得”的失恋的歌唱中去。它对失恋的歌唱是很典雅、很优美的，也很有韵律。仿佛有一颗鲜活的心在跳荡似的。
再比如《邶风·燕燕于飞》，《诗序》说这是“卫庄送归妾也”;“诗三家”则说这是卫定姜送其守寡的儿媳妇回娘家的;《毛诗》干脆说《燕燕》就是美姜所作。大家各寻依据，把一首唱男女别情的民歌，搞得不清不白。对《燕燕》的解释，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在《诗经》研究中几千年来，经师们重考据、重说教，轻诗意、轻文本的褊狭研究方法。
前面我说儒家对《诗经》的贡献很少，就是在儒家眼里，《诗经》不是诗，他还得防着远古初民那鲜活的生命力突破了他设的礼教藩篱，就牵强附会、胡涂乱抹一通。应该还《诗经》于诗。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
以诗心翻译《诗经》。对现代人来说，翻译是个问题。翻译古诗太困难了……一翻译就皱皱巴巴的，就不为诗了，要尽量注意在笔上琢磨。要使它更富诗意。以学问翻译，也容易离开原诗的诗意。
我觉得，要把意思弄得明白，不能离开诗意，你自己在那儿写一首诗就跟《诗经》没关系了，翻译不是一种改作。另外，虽然它过去被断章取义，但在翻译诗的时候，必须一个意思通下来。很多时候，以学问翻译诗，从上下文看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得先理解这首诗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
难道谁在歌唱还有异议吗?
当然有。比如《相鼠》，这大概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有人说这是“妻谏夫之诗”;有人说这是“卫公训诰臣民之辞”。它到底是谁的歌唱?它又在骂谁?
比如《子矜》中，“青青子矜”所指何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谁在想谁?有人说，“青青子矜”是指“莘莘学子”，该诗说的是学校管理不善，学生学业荒废;有人说，这是“严师益友，相责相勉”;还有人说是同性恋。那么，“子矜”到底是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歌唱?
不管怎么说，《诗经》虽然是成了化石了，但是比我们找一个恐龙蛋，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寻找基因容易得多。《诗经》虽有“硬壳”，但有生命力在。我们要把它鲜活的生命力复活了。不是说要把“壳”复活，“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汉人这么说，宋人这么说，都不重要了……我们要尽量还原到诗歌定位上去，还原到原始状态上去。有的人并不是不能把握现代诗歌语言，并不是学问不够，而是对诗的理解不够。明代焦竑《焦氏笔乘》中说：“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沉思。譬之遇人于涂(通“途”——编者)，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拿《诗经》来说，他们不了解所谓诗的柔软部分，诗的有机体部分。抒情的部分就是柔软的部分。
古人曾经说过“以诗读诗”，但是大家都没有真正回到“诗”上去。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纳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收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
“八司马”后来境遇不尽相同。
韦执谊贬到崖州，受当地刺史李甲照顾，参与辅
柳宗元贬官10年，于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长安。他原以为可以入朝做事，没料到再度遭到诽谤，又被分派到当时的'荒远之地，任柳州(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心情抑郁，工作劳累，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只活了47岁。
凌准贬为连州司马不久，双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于连州。
韩泰、韩晔、陈谏3人也与刘、柳一起，贬官10年之后回到长安，又被分派到边远之地。
“八司马”中最富实际才干的韩泰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后来调任
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后调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于永州任上。
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后调任循州(广东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县)刺史、通州(四川达县)刺史，卒于通州。
“八司马”当中，名望不高的程异后来转运。由于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李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
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
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
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
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
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
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
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炉。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逾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
天宝十五载，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协从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处士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
李白就象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