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朝代：唐代
作者：李商隐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作者简介：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
生平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2]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5-6]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
李商隐担任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
大中九年，柳仲
墓葬祖籍
《全唐文·李商隐》载《请卢尚书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还有两种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
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对墓地进行了整修。现墓冢区四周砌围墙，整个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周围以青石砌筑平台，台上筑
沁阳庙后村明洪武年间，川籍移民周明彦创建村落，因村前有个小土孤
《诗经·小雅》是《诗经》二雅之一。为先秦时代的汉族诗歌。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
内容
《诗经·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诗经·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
《诗经·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
应该说明：《诗经·小雅》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
宴
诗经·小雅》中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宴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宴
怨刺诗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中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以致天下大乱，太师尹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而委之于姻亚，欺君罔民，无所忌惮，以致天怒人怨，祸乱迭起，民怨沸腾，而他却仍不鉴察和警戒。
《小雅·采薇》
诗歌的内容是专咎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其规讽所向，又在幽王。诗人是把太师尹之乱政与幽王之昏愦联系起来了。《正月》是失意官吏所作，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怨恨上天昏愤，对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熟视无睹，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王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
《雨无正》是侍御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群臣皆不尽职，但求保身。如第二、第四章写正值天灾人祸之际，三司、诸侯并不尽力王事，群臣百官亦皆畏罪不肯进谏，而自己辛勤王事，却受到谗毁。因此，诗人十分愤慨，深切悲叹。小雅中还有一些诗，直接倾泄对谗
战争诗
《诗经·小雅》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 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
《长恨歌》意即歌“长恨”，有人说“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恨”作遗憾解。那么“遗憾”什么，为什么会留下永久的遗憾。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多年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主张“长恨”是诗歌的主题。这个论断显然是将主题泛化了，将主体模糊化了。“长恨”一词是极富
其一，爱情诗。“长恨”的主体是李杨，“恨”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为了
其二，讽喻诗。“长恨”的主体是饱受离乱之苦的人民，“恨”唐玄宗重色误国。导演马嵬坡兵变的陈玄礼就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要求唐玄宗诛杀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
其三，咏史诗。“长恨”的主体是近现代国民，“恨”近代中国衰败，饱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国人独独提到开元盛世唏嘘流涕。那是因为“渔阳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对以上几种观点全票赞同，美其名曰：多主题。
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多种解读，她才能够拥有各种阶层的读者;正因为《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不休，才造就了她历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有时会超出作者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崭新的寓意。我以为上文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几种解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创作时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
肃宗是乱世天子，他在位6年致力平叛。代宗面对盛唐残局，东有藩镇割据，西有吐蕃侵扰，北有回纥要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
顺宗在位不到一年，为后世留下了一次说不尽的革新运动。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永贞革新”。
显然，肃宗、代宗两朝穷于应付安史之乱及其善后工作，中兴无从谈起，仅限于政局稳定无事的奢望。德宗时期，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急功近利，适得其反。那么，顺宗、宪宗两朝当是中兴的最佳时期。其时，社会稳定，国家富足，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制约着政治经济的新兴势力的发展。于是这股中兴势力，要求削夺藩镇与宦官的权力。顺宗、宪宗朝这种矛盾日渐尖锐，中兴终于摆上日程。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就是这股中兴势力的代言人。“二王八司马”事件将这种矛盾推向高潮。二十八年后的刘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其背景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永贞革新”失败;元和元年(806)正月已退位的顺宗突然“旧恙愆和”，猝死。帝王的命运竟为宦官近臣操纵，中兴遇阻，盛世难期。
白居易平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白居易作《长恨歌》又何尝不是为没有能够担当中兴之任的铁腕雄主而喟叹呢?
第五，文者气之所形，前后一气，情结中贯。
《长恨歌》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于是，有人认为前后两部分表达的感情不一致，前者重在讽喻，后者重在歌颂爱情，是为多主题。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古人在创作和欣赏时，常常讲文气，以文气反映作者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流程。王勃《
前文极力铺排渲染绝世佳人杨贵妃的天生丽质、雍容华贵，以及宫廷生活的富赡奢侈、美轮美奂。其实反映的是开元盛世
第六，美饰多于揭露，钦慕之意不言而喻，《长恨歌》是诗人对圣主明君的呼唤。
全诗对李杨爱情极尽浪漫的演绎。在巧妙取舍李杨故事材料方面，也充分流露了诗人感情的倾向。赵舆时《宾退录》卷九：“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祥矣，特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作为一代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尽管唐代是风气开放，礼教约束较宽松，但公公夺爱于儿子并不是光彩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件事采取了含糊其词的办法，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弃置，一朝选在君王侧”两句诗带过，让人不知不觉。显然，诗人是将这位曾经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从而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作为中兴偶像加以崇拜和追念。
抗战期间，郭沫若陆续创作了《棠
综上六点，我以为白居易创造《长恨歌》是假风月之名，抒发郁结胸中的中兴热望，渴盼能有一位唐玄宗式的铁腕雄主扭转乾坤，再铸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