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雷电颂》原文
1、原文
你咆
咆哮吧
尽力地咆哮吧
在这暗无天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 ，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
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啊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
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
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雷
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
你把我载着拖到洞庭湖的边上去，拖到长江的边上去，拖到东海的边上去呀
我要看那滚滚的波涛，我要听那鞺鞺鞳鞳的咆哮，我要漂流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岛上去呀
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声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
啊，电
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
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
你劈吧，劈吧，劈吧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
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
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
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
炸裂呀，宇宙
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
烧毁了吧
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
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
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
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
别人说你是太阳神，你，你坐在那马上丝毫也不能驰骋。
你，你红着一个面孔，你也害羞吗
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
你，你这土偶木梗，你这没心肝的，没灵魂的，我要把你烧毁，烧毁，烧毁你的一切，特别要烧毁你那匹马
你假如是有本领，就下来走走吧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少司命，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有晓得播弄人
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
哭，哭有什么用
眼泪，眼泪有什么用
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
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
烧毁
烧毁
哼，还有你这河伯……哦，你河伯
你，你是我最初的一个安慰者
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呀
当我被人们押着，押上了一个高坡，卫士们要息脚，我也就站立在高坡上，回头望着龙门。
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
我看见婵娟被人虐待，我看见你挺身而出，指天画地有所争论。
结果，你是被人押进了龙门，婵娟她也被人押进了龙门。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
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
眼泪有什么用呀
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
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
鼓动吧，风
咆哮吧，雷
闪耀吧，电
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2、作品简介 五幕话剧《屈原》中的第五幕第二场，作者郭沫若，该篇曾多次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
写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3、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
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形容对方不了解我的心里的诗句
1《诗经》之《王风 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原意为：了解我心情的人，认为我心中惆怅；不了解我心情的，还以为我呆在这儿有什么要求呢
2,《论语 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强调个人修养。
3，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
”意即：楚王[你]不觉察我的本心啊,反而听信谗言[火上加油]燃烧起怒火[一同发难] 。
强调楚王失察。
（如果朋友之间相互调侃，一人正色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
”另一人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答之，可谓连璧。
）4，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粗俗直接。
5，如果显得孤高一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李商隐·《安定城楼》）。
或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又似乎有些狂气。
6，诚如楼上所言，“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其出处不详，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应该是元代高明所著的《琵琶记》最早。
网上有帖子说最早的出处是《封神演义》，但《封神演义》为明代天启年间所作，而《琵琶记》却是在元末，所以《琵琶记》最早，除非找到比《琵琶记》更早的。
但是更早的至今只能找到半句，在唐代齐澣的诗中有“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的说法，这不能算。
7，以上都是稍显其志的，至如以隐喻来表达内心情感的，几乎篇篇皆是。
如果你考了第一名，别人妒嫉你，你可以微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如果你是男生且失恋了，大叫一声“天涯何处无芳草”，别人都能理解，如果是女生有人追求，可到处炫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非来贸丝，来即我谋”，呵呵呵。
至于愁绪，不但诗词曲能拿来佐兴，还有《秋色赋》、《秋声赋》、《赤壁赋》拿来借鉴。
古典诗词几乎都是具象的，心情有好多种，具体哪一种，要对应而论。
以蔡文姬为例,分析郭沫若的剧诗风格
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和著名的历史剧作家，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共创作了《王昭君》、《卓文君》、《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十一部历史剧。
这些剧作，精选历史题材，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开辟了我国历史剧古为今用的新道路。
剧作《屈原》巧妙地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以呼风唤雨的热望，毁灭鬼神的愤怒，从精神上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斗争，唱响了一曲时代的响遏行云的战歌。
《蔡文姬》注重情节构思和人物虚构，具有浓郁的诗的意境，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
这两部剧作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充满诗意的戏剧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较集中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
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地分析探讨。
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郭沫若自幼便接受浪漫主义风格的感染熏陶，8岁开始学做对句和五七言诗，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等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大文豪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
1914年，他赴日留学，虽然是学医学，但却沉醉在浪漫主义诗人歌德、拜伦、雪莱、泰戈尔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
1916年开始文学创作，最初试笔的《别离》、《新月与白云》等新诗，就初步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
作家的创作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以描写理想生活图景为主的浪漫主义特色一旦形成，出现在其历史剧中，当然是水到渠成。
再者，历史剧这一题材的本身就蕴涵着浪漫主义的因素，正如郭沫若所言：“话剧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用话剧这种体裁来写历史剧，这种做法就包含着浪漫主义在内。
” （一）让艺术想象力自由驰骋 历史剧是历史科学和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历史剧的创作应当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
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在历史剧创作中有其广阔的天地。
郭沫若也认为：“我们写古人所能凭借的材料都是很有限的，那就要求历史剧作者发挥想象力，把很少的材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以《蔡文姬》的创作为例：“我写《蔡文姬》，一部分是根据历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编造的。
有些人物是虚构的，有些事情的过程也是想当然的。
”《蔡文姬》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见解和创作风格的作品。
其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去充分运用他的想象力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
作者的成功，就在于他这种虚构不仅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还充分考虑到了艺术本身对美的要求；简而言之，他是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去驰骋他的想象力的，例如，作者虑构了赵四娘这个人物，固然是为了让蔡文姬安心归汉；但也反映了在我们民族史上，历来都有舍身求法的人物这一事实。
由于赵四娘这一形象的存在，使蔡文姬的形象有了更充分的历史合理性。
此外，作者安排董祀与蔡文姬是亲戚关系，并担任正使，为的是使董祀有理由和蔡文姬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触，以便更好地展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把左贤王处理成爱国主义者，也有利于更准确地表现历史上我们各民族间的关系；让董祀在南返途中失足落马受伤，不能同回邺下，为的是让周近在曹操面前有进谗言的机会，使戏剧情节产生新的波澜。
这些人物关系的艺术构思与精心安排，使整个剧情有一个贯串的事件，因而便于更精确、更生动地表现历史的真实面目。
描写理想的生活图景，追求理想的真实是浪漫主义的首要特点。
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说：“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追求理想的真实。
”又说：“……我总觉得有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写它。
”可见，浪漫主义所追求的不是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式进行描写，而是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加以描绘。
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正是按照对生活应该有的样式进行描绘的。
他在20年代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史剧《聂嫈》、《王昭君》和《卓文君》，就是例证。
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和王昭君开罪画师毛延寿的历史故事，在他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中都被重新改写：卓文君被塑造成一个反叛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而王昭君更是一位不愿做宫中玩物、敢于藐视君王权威的英雄。
《聂嫈》则是作者在五卅运动的鼓舞下，在其旧作《棠棣之花》基础上“扩写”而成，在剧中诗人借聂政的妹妹聂嫈之口唱道：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加入了新的反帝的思想。
再如，他创作《屈原》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因此，作者既没有以屈原自沉汩罗江为结局，也没有写屈原被流放汉北，而是写成屈原决心跟着救他脱险的卫兵出走汉北。
在“雷电颂”中他面对苍穹迸发出威武不屈的钢铁誓言：“但是我，我没有眼泪。
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
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作者想以此表明生活中的应有样式：第一，屈原在这场不白之冤的磨难后，已经认清了最高统治者的真面目，没有以死尽忠，而是放弃了愚忠思想，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第二，现实中虽然爱国力量遭受了挫折和失败，但斗争不会停止，只要与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斗争终会取得胜利。
由于作品代表着广大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共同心声，公演后在文坛内外引起了强烈震撼，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
此外，在他50年代以后仅有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中，曹操和武则天都不同于传统舞台上的奸雄、淫妇形象，分别呈现出雄图大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扶危济困、爱民如命的崭新面貌。
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侧重于考虑在整个历史的典型环境的基础上，自由地驰骋其艺术想象力，因而其剧作具有一种气势磅礴、雄奇瑰丽和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气息。
（二）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 郭沫若在辛亥革命期间，亲历四川的“保路运动”，1926年弃文从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7年从日本冒死回国投身于救亡运动，非凡的人生经历涵育了他不屈的反抗精神和高涨的革命激情。
因此，在其历史剧的创作中，用浪漫主义诗人的才华去抒发这些激情四射的内心情感便成了得心应手的事。
事实也正是如此。
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郭沫若接连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历史剧，都以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见长，其中《屈原》标志着当时整个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此剧中，他用诗的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把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通过剧中人的话，特别是抒情独白喷射出来，震撼人的灵魂。
如《屈原》中的《雷电颂》，将抒情性与戏剧性巧妙地结合，使屈原与雷电同化，把屈原不屈不挠，为真理斗争到底的思想和性格集中地表现出来，成功地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
在东皇太乙庙这座黑暗牢笼里，屈原以磅礴宇宙的气势，喷涌出毁灭诸神的愤怒，“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
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
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
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同时，借用风暴、雷霆、闪电的力量，迸发出对于黑暗社会的爆炸性的反抗宣言，将自己的一腔悲愤同猛烈咆哮的风雷电融为一体，去摧毁这黑暗的世界，重现光明。
作者写道：“啊，电
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
你劈吧，劈吧。
劈吧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 “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
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这呼风唤雷的激情、无不直接显露了郭沫若冲动的气质、奔放的热情和个性的光辉。
屈原的伟大形象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郭沫若以“发展历史的精神”借古喻今，通过屈原形象的塑造，揭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丑恶行径，屈原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指出：“屈原没有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是郭沫若同志借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愤怒。
” 刘遽然也盛赞《屈原》的根本价值是“从屈原那种爱国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坚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
”周务耕更是高度赞誉《屈原》“在考证上是怎样的正确与精深，在笔力上是怎样的博大与浑融；而感情丰富，激越，如崩山倒海的气势，真可推为千古不朽的名著，置之世界名著如荷马之《伊里亚特》与《奥地赛》，歌德之《浮士德》，莎士比亚之《哈姆雷特》之中，亦毫无逊色……” 运用灵活多变的修辞艺术，营造气势恢弘、苍凉悲壮的语言环境，并借助其抒发内心浓烈的的激情，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基本特色。
这一特色在《屈原》中得以集中体现。
首先，剧中运用了象征的手法：风，“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大声咆哮啊
”借助于讴歌伟大的自然威力，抒发了对摧毁黑暗的渴望和对这种伟大正义力量的赞美。
同时，用风雷电象征着能够摧垮黑暗统治和邪恶势力的伟大力量，用东皇太乙等众神象征反动统治者及各种黑暗势力。
其次，通篇运用拟人、呼告的修辞方法。
如“风，你咆哮吧
咆哮吧
” “啊，电
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
”等等，这些语句，热切地呼告和歌颂风、雷、电；而“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等语句，无比愤怒地斥责恶神。
这样，就直接有力地表达了爱憎的感情，增强了语句的气势和表达效果。
独白中屈原满怀激情地直接和风雷电对话，直接怒斥偶像神灵，这些拟人的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鲜明的爱憎感情。
反复与排比的手法，充分地表达感情，使独白具有极强的语势。
如 “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你劈吧，劈吧
劈吧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鼓动吧，风
咆哮吧，雷
闪耀吧，电
”等等，感情洪流宛如江河溃坝，汹涌奔腾。
另外剧中还有不少反问句，设问句，这些句子，呼唤指斥，增强了独白的战斗力。
二、诗与剧的完美结合 郭沫若集剧作家和诗人于一身，诗人的激情与剧作家的才华，使其创作的历史剧既充溢着诗意美，又具有扣人心弦戏剧情节，可以说他的历史剧是诗与剧的完美结合。
陈瘦竹在《剧中有诗》中分析了郭沫若历史剧诗剧合一的本质特征。
陈文以历史上“戏剧本是诗的一种”为线索，引证出郭沫若历史剧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认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主角，是抒情诗人自己，当他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有所选择而且必然有所创造。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这一重要原则。
陈文还特别强调，郭沫若史剧的诗意不是单一因素形成的，而是全方位的，是由戏剧冲突、戏剧语言、人物性格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剧作充溢着诗意美 郭沫若是一个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对于诗有特殊的敏感，善于在剧中酝酿和组织诗的场面，营造诗的意境。
他在剧本创作中，不仅能舍身处地地体验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人物的内在感情来打动人心，而且还擅长于用饱蘸激情的诗笔去描写场景，刻画人物。
例如，在《屈原》一剧中，雷电独白、怀念婵娟、祭奠婵娟等场景，都是屈原特定感情的直接抒发和诗化的表现，并且围绕这些场景，着力于进行相应的气氛的烘托，时而雷鸣电闪，时而风光霁月，融景于情，寄情于景，将整个戏剧染上浓重的诗意。
再如，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抒情独白《雷电颂》，简直就是一首声情并茂的抒情诗：“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这一节把洞庭湖中的水、长江的浪、东海的波想象成“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表示它们是鼓舞人的具有改造作用的伟大力量。
“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
烧毁!烧毁! ”作者饱含着胸中的万丈怒火，笔端带着强烈的愤慨，用层层递进、雷霆万钧的排比，抒发了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强烈诅咒和对光明的热切追求，使作品产生巨大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浓郁的诗的意境，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特色，在其剧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蔡文姬》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在此剧中，作者把《胡笳十八拍》中许多扣人心弦的章句，象明珠一样，镶嵌在剧情发展的重要关口，大大加强了全剧的诗的气氛和艺术感染力。
例如，在诗章的伴唱运用上，作品第一幕，当蔡文姬扔下一对儿女踏上遥遥不归路时，后台反复合唱蔡文姬亲作的《胡笳诗》：“不谓残生呵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呵泣下沾衣。
汉使迎我呵四牡啡啡，胡儿号呵谁得知
与我生死呵逢此时
……”这苍凉的《胡笳诗》第十三拍深入骨髓、撕心裂肺，意欲引起人们泣血般的同情和心灵深处的哀恸
作者不仅是把它作为深刻揭示剧中人物内心独白的有力手段，使之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把读者和观众更进一步地引向了剧中的规定情境，缩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此外，第三幕蔡文姬在长安郊外父亲蔡邕墓前疲倦至极，倒在墓前，在其梦境中，描写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意，第五幕中反复吟哦和演唱的《重睹芳华》，都使剧本获得了强烈的诗的意境。
（二）戏剧情节构思巧妙 郭沫若的历史剧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因为他不仅注重以人物形象感人，更注重以戏剧情节感人。
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他倾注入了自己强烈的爱憎，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例如，在《屈原》剧中，他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
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
”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
当风云变幻时，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和优秀品德便突现出来。
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光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
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便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忠良，而且所采用的手段也很卑鄙。
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
这一形象的刻画，对屈原起到了反衬的作用。
使其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
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作者还善于根据不同题材的要求，安排人物关系，组织尖锐的戏剧冲突。
例如，在《屈原》剧中，郑袖陷害屈原这一人物关系的设计，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变化。
为了更好地表现屈原的精神和思想，作者安排了许多戏剧性的冲突与变化，制造出紧张的情节和浓烈的气氛，让屈原的情感得以充分地表达和倾吐。
在郑袖的密谋下，当楚怀王与张仪、靳尚等人出现时，郑袖倒在了屈原怀中，顿时风云突变，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随后，作者安排了靳尚造谣惑众、宋玉变节求荣、屈原怒斥张仪、婵娟拒绝诱逼、靳尚毒害屈原等一系列戏剧冲突，步步相逼，环环相扣，终于导致了屈原情感的大爆发，以一曲《雷电颂》把全剧再次推向高潮。
再如，在《蔡文姬》中，他根据剧情的发展，在匈奴与汉、匈奴内部、汉使之间，甚至蔡文姬家庭内部，都设置了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一系列精采的戏剧场面，出现了众多的性格的闪光。
在《武则天》中，作者则围绕宫廷内部，甚至家庭内部各种特殊的关系组织戏剧冲突，使得情节的发展既集中、又动人。
如武则天与裴炎、太子贤、上官婉儿的矛盾，是分别通过亲信、母子、世仇的关系表现出来；裴炎与郑十三娘、上官婉儿、骆宾王的矛盾，又是分别通过世交、恩师、同谋者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这样，就能使得戏剧冲突更为尖锐和复杂，同时，也便于用最俭省的笔墨刻画出生动而丰富的人物性格。
总之，作者在解放前写的一些历史剧，如《虎符》、《南冠草》、《孔雀胆》等，都十分重视戏剧情节的跌宕与曲折。
郭沫若的历史剧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其主要特征，在于以奇特的构思和诗的意境，灵活地驾驭历史素材，借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和倾诉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并达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
王冕僧寺夜读划出层次
王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
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
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
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
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
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
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
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
”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
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
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
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
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
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
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
”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
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
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
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
”（《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
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
”（《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
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
”（《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
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
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
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
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
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
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
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
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
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
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
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
”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
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
”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
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
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
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
至元六年。
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
“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
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
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
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
《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
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
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
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
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
“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
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
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
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
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
”（《宋元学案》卷六十四）。
《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
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
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
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
”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
《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
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
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
”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
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
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
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
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
”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
”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
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
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
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
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
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
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
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
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
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
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
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语言。
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
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
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
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
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
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
”（《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
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
”“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
”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
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玉壶冰》）。
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
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
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
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
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
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
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
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
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
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
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
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
何必做官呢
”（《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
（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
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
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
”危素说：“正是。
”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
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
”（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
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
”他回答说：“老臣危素。
”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还是你啊
”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
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
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
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
老儒有识何以为
空指云山论文献。
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
”（《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
”（《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
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
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
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
”（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幼女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
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
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
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
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
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
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
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
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
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
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
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
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
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
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
”（《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
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
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
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
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
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
’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
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
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
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
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
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
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
”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
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
”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
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
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
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
不能听，请立即杀我。
”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
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
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
一夕，以病死。
”（《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
”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
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
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议参军。
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
”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
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
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
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
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
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
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
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说的正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