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12 什么事后出来
《三国志12》（日文假名：さんごくしトゥエルブ，英文名：Sangokushi 12，欧美版英文名：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XII）是日本KOEI（现KOEI TECMO）公司《三国志》系列游戏的第12部作品。
在先前几部作品的基础上，《三国志12》将增加更多的新要素，游戏风格也将与前几作有较大差异。
英文名称：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XII（美版名）、Sangokushi 12（日版名） 对战版 日文名称：三国志12（さんごくしトゥエルブ） 中文译名：三国志12 游戏平台：平板电脑 PC\\\/Xbox 360\\\/PS3 游戏类型：SLG 游戏容量：3G 游戏人数：未定 游戏语言：日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发行区域：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 制作公司：KOEI 发行公司：KOEI TECMO 发售日期：2012年4月20日 发售价格：10800日圆（含税11340日圆） 网络配信价格：8800日圆（含税9240日圆） 豪华特典版价格：14800日圆（含税15540日圆） 推荐年龄：12岁以上 三国志 12 体验版4月5日开放下载 4月20日3DM Game游戏论坛放出三国志12日（中）文破解版
三国志12麒麟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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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 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
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
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
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
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
”先主曰：“君与俱来。
”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
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愿诸君勿复言。
”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
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
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
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
”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
”琦意感悟，阴规出计。
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
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
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
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
”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
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
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
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吾计决矣
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
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
亮与关羽镇荆州。
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
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
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
’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
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
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
於戏
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
”亮以丞相尚书事，假节。
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
顷之，又领益州牧。
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
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
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
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
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
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
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
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
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
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
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
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
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相持百余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
联用伤悼，肝心若裂。
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
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
魂而有灵，嘉兹宠荣。
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
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
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
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
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
篇名如右。
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造汉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
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
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
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
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
后备又西取益州。
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
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
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
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
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
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
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
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
”信矣
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
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
何则
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
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谨录写上诣著作。
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
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
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
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
〔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
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
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
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
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
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
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
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
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
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
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
”瞻怒，斩艾使。
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
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
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
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
”徙为主薄。
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
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
”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
”后为侍中，守中书令。
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
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志中《张辽传》原文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
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
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
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
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
—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
《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
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
《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
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
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
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
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
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
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
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
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
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
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
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
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
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
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
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
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
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取材精审。
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
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
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
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
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
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
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
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
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
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
议者以此少之。
”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
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
《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
此真无识之论也。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
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
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金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
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
”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
我们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
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
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
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
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
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
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
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
’帝乃起去，太后不悦。
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
’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
’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
’太后乃付以玺缓。
’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
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
’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
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
’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
”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
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
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
”……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
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隐恶滥美，为统治者服务的倾向是存在的。
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
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
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当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
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
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
设身处地，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了客观剖析，并认为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
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
我们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
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
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三国志辩疑序》)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
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
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
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
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
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
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
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
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
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
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
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
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
注记纷错，每多舛互。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
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
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
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
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
”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
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
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
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
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
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
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
()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
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
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这个归纳是准确的。
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
……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
”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
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
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
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
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
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
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
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
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
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
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
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
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
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
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
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
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
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
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
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
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
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
”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
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
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
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
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
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
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
”（《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
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
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
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
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
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
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
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
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