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宗月大师>>的赏析
宗月大师(1880-1941)，俗姓刘，名寿绵，满族，是京城富家子弟。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
1925年出家，法名“宗月”。
老舍所写的《宗月大师》，最初发表于1940年1月23日，当时北京还由日本侵略者控制，可能是为了避免给相关人士带来麻烦，老舍并没有写宗月大师的抗日事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而事实上，宗月大师为抗战做了很大贡献。
最值得称道的是，宗月大师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民遗骸。
“佛家忠臣，师门孝子”这一称号，宗月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面对日本侵略者，宗月大师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确实是国家忠臣，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面对穷苦百姓，宗月大师表达了无限的怜悯，并进行了竭尽所能的救济，是佛教慈悲精神的最好说明。
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
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
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
问余何适 廓而印言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是什么意思
今年以来,佛教界有许多法师、居士相继示寂。
春天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世寿95岁的广钦老和尚，及九十七岁的李炳南老居士。
夏天，86岁的慧三长老在树林福慧寺合掌坐化，84岁的贤顿老和尚在台北临济禅寺安详圆寂，68岁的煮云大法师在凤山佛教莲佛而逝。
这几位都是对佛教有重大贡献，个人修行也严谨超拔的上人，他们的示寂固然是台湾佛界的损失，但从佛教生死无常、人命短促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高僧大德都是预知时至，在极安详的情况下离开了他们示现度化的人间。
煮云大法师在圆寂前20天就预知自己死的时辰；慧三长老是在两天前预知时至，嘱咐弟子今后应该合作共修，圆寂当天仍作经行，沐浴后在沙发上合掌坐化。
广钦老和尚和李炳南老居士更是除了预知时至，还留了偈语，为人所传诵，广钦老和尚圆寂前对弟子说偈：“无来亦无去，没有什么事。
”（后面这一句要用台语来念为无什么大记）李炳南老居士的偈更简单，是“一心不乱”。
七佛的遗偈 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报纸上看到报导，问我：“为什么他们修持了几十年，只留下这么简单的话呢
” 是呀
这样的偈多么简单，是小孩子都能念的，一代高僧大德毕生研习修行，到最后要留下的一句话时，为何没有留下高深的话语，而留下了如此简单的偈呢
不仅高僧大德遗下来的偈，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高深，就是佛所留下的偈也貌似简单，我们现在就来看以前的佛灭后所留下的偈语： 毗婆尸佛： 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人无怕住。
尸弃佛： 起诸善法本自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毗舍佛：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主亦无 ，罪福如幻起亦灭。
拘留孙佛： 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心； 了行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 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 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 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释迦牟尼佛：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这七尊佛的遗偈，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然而这个简单是“三岁小儿也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是“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
从七佛遗偈里，我们可以看出“偈”实在是佛教极大的特色，偈，就是佛家所作的诗，分为“通偈”和“别偈”两种，别偈就是四言五言七言而以四句成之者，通偈是不问长短和句数的诗。
“偈”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合美辞而歌颂之，一种是能摄尽其义之意。
佛教传入中国，神宗大兴之际，可以说使“偈”成为一种辉煌光辉的形式，不但在悟道时有偈，颂赞时有偈，舒怀、忏悔时有偈，到要圆寂时也一样留下偈语，这些历代禅宗大德的偈不但是中国文学的宝藏，也成为修行体悟的启发与典范。
禅师临终时所留下的偈叫做“遗偈”，理论上，遗偈应是偈中的最精华，因为禅师示寂的时候，即使有再高的文学修养，也不会以华美的文句来说偈，那是由于遗偈有实证、悟道、警策的功能，若能形式简单、内容通俗，对于后人才有真正的裨益。
而我们如果能静心回观历代禅师的遗偈，就能在最简单的字句里面，看到最精华的精神与境界所在。
广钦老和尚的遗偈应做如是观。
虚云与弘一 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看见遗偈的精神所在，我们来看近四大高僧示寂的情况。
这四位高僧是虚云、弘一、印光、太虚。
虚云和尚是清未民初的禅宗高僧，生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月29日寅时，在公元1958年以吉祥卧示寂，活了120岁。
虚云和尚圆寂时，为弟子说的遗偈是： 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
并且告诫弟子说：“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
” 他在那一年8月已知世寿不久，曾留下三首偈，也算是遗偈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录下其中的一首： 请各法侣，深叫熟虑，生死循业，如蚕自缚； 贪念不休，烦恼益苦，欲除此患，布施为首； 净参三学，坚持四念，一旦豁然，方知露电； 悟证真空，万法一体，无生有生，是波是水。
（注：三学说是戒、定、慧、；四念则是观身不争、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 虚云和尚是有实修实证的修行者，他的生平和法语可以参考《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法汇》，他修行的过程令人十分感动，但是还原到他的遗偈，也只是寥寥几句，寻常话语，细细参究，则又是苦婆心，悟道究竟。
弘一法师是民国以来文学最丰美的和尚，他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9月20日，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安详圆寂，世寿63岁。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早年是绝代才子，举凡文章、诗词、音乐、篆刻、美术、书法、戏剧无法精通卓然成家。
他中年出家，修习南山律宗，重振戒律，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
弘一法师生平著作极丰，死后，后人著作有《弘一大师年谱》、《弘一大师傅》、《弘一大师演讲集》等等，可见到其生平一斑。
弘一大师以文采名世，所以他的遗偈也特别精彩，他生平写的最后四个字是“悲欣交集”，读弘一大师的年谱到这四个字时，真令人有悲欣交集之感。
弘一是在9月4日示寂，圆寂前预知时至，写了遗书和遗偈给他的生平至友夏丏尊和弟子刘质平告别。
他的遗偈非常典雅优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
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我们读这首偈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时”，想到弘一大师的生平波涛，颇能把握到他人格与风格的精华所在。
除了这首有名的偈，弘一大师晚年所书的偈语多有诀别之意，清明如云，这里且录两首。
第一首是有人送他一枝红菊花，他有感而写下“红菊花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
殉教应流血。
另外一首是写给门人的“律偈”，弘一是律宗传人，这首偈中可以看出他毕生持律的心得，他写道： 名誉及利养，愚人所爱乐。
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
又是一年芳草绿 老舍 好词好句
1语言犀利------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杀死便天下太平。
2语言自谦-------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
3活得悲壮------我愿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那样哀而不伤。
4富于哲理------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
5词语积累------老气横秋 哀而不伤 大可以不必 热气腾腾 其妙自卖自夸 嬉皮笑脸 有朝一日 吹胡子瞪眼睛 脊梁沟上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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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苏轼二十一岁以前。
苏轼的父亲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这一阶段，苏轼对于政治十分乐观，又正值风华正茂。
第二阶段 嘉佑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弟子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此时苏轼心中不止有了走好仕途的志向，更是产生了渴望改变朝政的想法，也为他后来遭受种种磨难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
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
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五岁。
这一阶段，苏轼的仕途和人生遭遇了许些波折磨难，使他产生了轻微的厌世思想，但内心仍希望改变朝廷的现状，却无奈一波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