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爱新觉罗`永琪的正福晋，侧福晋是何人
永琪五阿哥永琪，乾隆二月初七日生，生母为愉贵妃珂特氏，员额尔吉图之女。
可惜只活到26岁就故去了。
嫡福晋:西林觉罗氏，总督额弼之女 侧福晋:索绰罗氏，左都御史观保之女 妾:胡氏，胡存柱之女 荣亲王有子六人，罗列如下: 长子未有名)乾隆24年06月10日生，卒於同月13日，生母为侧福晋索绰罗氏。
次子未有名)乾隆25年01月16日生，卒於同日，生母为妾胡氏。
三子未有名)乾隆26年12月18日生，卒於28年07月11日(三岁卒)，生母为侧福晋索绰罗氏。
四子未有名)乾隆29年08月15日生，卒於同年10月11日，生母为侧福晋索绰罗氏。
五子:多罗荣恪郡王绵亿，乾隆29年08月15日生，卒於嘉庆20年03月05日(享年52岁)，生母为侧福晋索绰罗氏。
(根据以上记载，第四及第五子应为双胞胎吧......) 六子未有名)乾隆30年09月26日生，卒於同年10月17日，生母为嫡福晋西林觉罗氏。
荣亲王六子，只有绵亿长成继承爵位。
皇帝一生共有27个子女，但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早故，在剩下的几个阿哥中，乾隆起初甚看重永琪,一度曾想传位于他。
幼聪慧学，少习马步射，武技颇精。
博学多才，娴习满语、汉语、蒙古语，熟谙天文、地理、历算。
尤其精于天文算法，所书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
著有《蕉桐幐稿》传世。
永琪工书善画，尤长于书，与其弟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齐名。
据史书所载，永琪从小“国语骑射娴习，为纯皇帝所钟爱，欲立储位”。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初五曰，圆明园九洲清宴殿火灾，亲背乾隆逃出火中。
永琪长到25岁时就被封为荣亲王，是继追赠永璜定安亲王后，第一次为皇子在世时封授的亲王爵。
这时的永琪何其意气风发。
可惜好景不常在，永琪封王四个月后就病逝了。
这曾令乾隆很是伤心了一阵子。
死后谥“纯”。
与乾隆用的是同一谥，可见乾隆对他的喜爱。
永琪虽死，但永琪的儿子却是聪明绝顶。
史书记载，在绵字辈的皇孙中，最具艺术天分的当推皇五子、荣亲王永琪之子绵亿。
绵亿在父亲早逝后，降等袭封荣郡王，此人性聪敏，书法尤善，笔势逆入而平出，很受皇十一叔成亲王永蠰的推重。
此外绵亿还甚识大体,深受嘉庆所喜爱。
史书记载，嘉庆十八年秋天理教林清之徒攻入皇宫时，消息传到正在塞外巡狩的嘉庆皇帝那里，绵亿其时正随扈行。
他见到有的王公毫不在乎的样子，就正色道：“皇上是吾辈何人
即便以亲谊论，也应当代上分忧，况万乘之尊乎
”随即进谏嘉庆，请速回京，以安定人心。
嘉庆接纳了他的建议,即日回銮。
嘉庆后来对绵亿刮目相看，常说：“朕侄辈惟绵亿有骨肉情也。
” 五阿哥永琪的孙媳妇、清朝第一女词人----顾太清。
和“国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齐美的词家。
她的诗集《天游阁集》和词集《东海渔歌》在请代词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很高评价。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将顾太清和纳兰性德并列，得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 ”的结论。
徐德培在为《东海渔歌》所作的题词（代序）《绮罗香》可以说是以韵文形式对她的词做出的评价：饮水开场，樵风结局，占尽圣朝词史。
一笛渔歌，宛似中峰突起。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光绪的师傅
龢 清道光（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驸马街罗圈胡同。
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
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
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
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
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
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
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
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
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
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
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
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
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
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
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
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
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
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
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
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
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
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
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
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
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
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
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
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
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
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
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
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
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
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
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
咸丰二年（1852），他22岁那年考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
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
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
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
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
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
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
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
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
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
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
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
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
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
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
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
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
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
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
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
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
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
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
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
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
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
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
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
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
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
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
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
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
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
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
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
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
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
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英为妻。
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
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
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
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
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
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
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
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
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
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
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
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
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
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
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
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
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
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
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
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
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
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
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
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
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
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
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
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
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
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
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
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
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
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
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
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
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
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
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
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
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
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
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
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
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
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
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
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
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
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
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
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
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
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
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
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
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
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
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
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
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
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
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
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
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
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
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
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
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
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
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
西太后命停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
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
西太后遂命谆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
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
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
谆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
为此翁同龢和谆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
对此，谆亲王仍持反对态度。
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谆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
后谆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
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
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
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勉强出任户部尚书帝后二党逐渐形成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
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
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赈济。
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
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
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
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
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
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投100万两。
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
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
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
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环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奕环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在华
维新思想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十九世纪末和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
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
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维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背景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 “经世致用”的学说。
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
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
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二）早期维新思想的形成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
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
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成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急迫需求，由此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起点，直到“百日维新”告一段落。
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与中国洋务运动挫折的对照，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
[①]期间维新派出版了一系列杂志和著作，如《时务报》《湘报》《新学伪经考》《仁学》《天演论》等，还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于是一场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开始了。
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
封建顽固势力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武器。
论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的。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政治思想的实践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四）维新思想的落伍 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很大，他们继续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宣传科学，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
但是改良派无论如何张扬自己的理论，比起后期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后了。
两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改良派沦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维护腐朽的清政权，因此退出了历史主角的地位。
严复和康有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先后参与帝制复辟，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为社会所抛弃。
康有为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会，被袁世凯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为基本内容的复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纲常伦理，阻碍了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
严复参加了以杨度为首的促进帝制的筹安会，成为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康有为此后仍然固守其复辟派的立场，主张还政于清，于1917年与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展开了一场闹剧。
二、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主张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
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
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
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
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
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
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
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
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
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
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三）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
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
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四）后期复辟思潮的主要内容 一是攻击和否定民主主义思想，肯定和颂扬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扬非孔孟之道不能为立国之精神，其出发点是从国家政治思想角度抨击民主制，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
二是攻击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认为国人民主意识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民主理论的宣扬导致当时的中国“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深远影响 维新变法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政治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2、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深远。
4、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正是由于维新变法思想的先行作用，使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民主革命家们看到非革命不足以实现根本的变革
慈禧太后26岁守寡后，有过多少情人
完全统计，26岁就开始守寡的有五大情人，号称老床帏之内的五大金刚。
这五人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酒店服务生，而且还中外合璧，真是五彩缤纷，精彩极了。
下面，咱就一个个慢慢叙来——NO.1：恭亲王奕。
奕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是慈禧的小叔子。
奕是个能力出众的人，文韬武略皆令人叹服。
无奈他老爸道光帝老眼昏花，所以选了咸丰这个才器庸常的道德模范做接班人，搞得奕十分郁闷。
之后一直被咸丰压制，郁郁不得志。
直到咸丰在承德病逝，他才得以飞龙在天，与慈禧珠联璧合，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辅臣”，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春天。
而慈禧也从此与奕结缘，开始了床上与床下的双重合作。
但与慈禧相比，奕似乎总是稚嫩了一些，所以一次次被慈禧踹了，但又一次次在紧要关头被慈禧重新纳入怀中，帮她度过危机。
如此往返数次，待到慈禧羽翼全丰之后，这个可怜的小叔子就被自己的情人大嫂给彻底蹬了。
在每次失宠之后，奕的苦恼大概只有用小沈阳的一句名言来申诉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NO.2：大臣荣禄。
荣禄是个军人，而慈禧深谙“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她和荣禄的暧昧关系就顺理成章了。
荣禄也确实没有令慈禧失望。
在戊戌变法中，正是因为有荣禄这个坚实的后盾，所以慈禧才敢大胆地搞突然袭击，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志士，将一抹曙光打回至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后来，慈禧决定镇压义和团时，也正是这个荣禄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再后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不要脸的慈禧连夜脱逃，而一路忠心护卫的，还是这个荣禄。
仅仅因为这些，还不是慈禧以身相许的全部理由。
更有小道消息说，当慈禧还不是慈禧，而只是一个妙龄少女时，曾经险被一群臭流氓给轮奸，而依然是这个荣禄在关键时刻准时出现在事发地点，将流氓打跑，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
自此，慈禧便与他建立了有一腿的关系。
如果说奕是慈禧不时之需的止痒药，那荣禄便是她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护心丸了。
NO.3：古董商老白。
光绪八年，慈禧的床上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此人姓白，是琉璃厂知名的古董商人。
某日，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去琉璃厂扫货时，不经意间扫了这位白爷一眼，便目测出此人一定是老佛爷喜欢的类型。
于是，就把老白绑架进了宫里，献给了慈禧。
慈禧一看，果然是个风流倜傥且别具韵味的一级面首啊，当即内心骚动，忍不住试用。
一试，我靠，果然不同凡响啊。
既好看又好用。
碰上这样的极品，慈禧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便日夜不歇地使用了一个月。
直到看老白已近乎口吐白沫，才把人家放了回去。
老白走后，意外发生了。
这个意外来源于慈禧的疏忽——由于此时的慈禧已经48岁了，所以她坚信自己不会怀孕，所以她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但，精力旺盛的慈禧居然怀孕了。
这事传到了与她地位相当（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母后皇太后”慈安的耳朵里。
这个正统又正直又头脑简单的皇太后大怒，并扬言要废了慈禧的皇太后称号。
当时有明智的大臣劝她不要这么冲动，因为依慈禧的势力，不是她慈安能够撼动的。
但这个慈安皇太后天生的一根筋，打定的主意十台拖拉机都拉不回来。
当然，她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夙愿，因为她放出豪言的当天晚上就死了。
官方的口径是：病逝。
但是，官方口径……哈哈，你他娘的相信吗
而慈禧，慑于舆论的压力，最后只得做了清朝版人流手术。
NO.4:酒店服务生小史。
话说慈禧有个嗜好，就是非常极其特别爱吃金华饭馆的一种叫做汤卧果的特色小吃。
这个馋女人，每天清晨都要让李莲英亲自到宫门口把金华饭店的伙计为她送来的汤卧果接进内宫。
伙计姓史，长得非常极其特别招人稀罕。
有一天，小李子偷了个懒，就叫伙计直接送进了宫里来。
不巧，这正好让慈禧瞧见了。
按说，小李子这样做是破了规矩的，理当受罚。
但慈禧非但没罚，还赏了他。
为啥，因为……当然是老佛爷又找到心仪的对象了。
结果，小史被慈禧强行留在了宫里。
期间，豪放的慈禧依然不避孕，当然，结果依然是她又怀孕了。
但此时她已经可以一手遮天了，没有媒体再敢报道她的负面新闻。
于是，她就没做人流，把孩子生了下来。
是个男孩儿。
为了掩人耳目，孩子被送到了慈禧的妹夫醇王府中作为醇亲王的儿子养育，小史则被秘密处死灭了口。
这位没了爹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据许多所谓的清史学家推断，在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之所以不立同治的下一辈，反而立她自己妹夫的儿子（论辈分是同治的弟弟）继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或许，光绪真是她的亲生儿子
NO.5：老外巴克斯。
1908年10月，慈禧去世。
当这个消息传到英国时，当地的作家巴克斯突然宣布自己慈禧的秘密情人。
此言不出，天下哗然，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巴克斯究竟是何许人也
巴克斯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英国作家，写了大量新闻和历史报导，还是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在当时影响很多。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慈禧。
她从排外开始转向主动接触西方，邀请很多西方人士进入紫禁城和皇家御苑。
巴克斯就是在这个大潮之中进入了中国宫廷，进入了慈禧的生活。
巴克斯年轻英俊，又具有异域风情，因此，她一进皇宫就成为了慈禧的座上宾，很受喜欢尝新鲜的慈禧的喜爱。
没多久，在慈禧的攻克下，巴克斯成为了中国女王的情人。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与慈禧厮守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竟是这个叫做巴克斯的英国人。
除了这五位，慈禧曾经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也被当作她的情人。
但稍微想一下就可以判断出，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为啥
他俩没那设备啊。
所以，即使慈禧跟他们再亲密，也仅仅限于感情上的交融，至于实质上的交融，那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什么
你说万一他们没有净身，或者没有净身干净
靠，你当人家清朝的“有关部门”是吃素的啊
——以上，就是关于慈禧老佛爷的感情报告。
慈禧的一生风起云涌，该千刀万剐的事也做了不少，但唯有找几个情人这种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试想，一个26岁就守寡的女人，你怎么好意思苛求她什么呢
爱新觉罗傅仪一生的情况
清逊帝，名爱新觉罗· 溥仪（公元1906－1967年），曾孙，醇亲王载丰长子。
光绪死后继位，是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新人，患肾癌而死，终年62岁。
火葬，骨灰安放于北京。
宣统帝溥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
是的曾孙，光绪皇帝弟载沣的长子。
与其他封建皇帝不同,傅仪从小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直想留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
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
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因为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
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
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
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的宝座。
宣统三年（1911年）暴发，次年2月12日，被迫代溥仪颁布了，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1917年6月，张勋带领辨子军入京，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一起，在7月1日宣布溥仪复辟。
12月，在全国一片声讨中，溥仪再次宣告退位。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
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王爷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
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为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俘虏，被带到苏联。
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
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院工作。
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
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
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
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
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6日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仪史称逊帝，也称宣统皇帝。
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