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条“保护敦煌”的宣传口号，不超过30字
一、敦煌壁画的宣传语：1、艺术宝库 ---- 敦煌2、千年敦煌壁，万古绝世画。
敦煌壁画 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乃至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
敦煌壁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
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
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
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七年级二班用什么口号好
1放马金鞍,唯我二班.超越梦想,无限 2秋风吹，战鼓擂，初一二，怕过谁
3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初一二班，卧虎藏龙 属于二班 ，勇夺校运皇冠 5团结一心，奋勇拼搏 国贸工商， 熔铸辉煌 二班无敌，所向披靡 文韬武略，无与伦比
6给水排水,舍我其谁! 7扬帆把舵,奋勇拼搏,看我二班,锐不可当
敦煌网的创立人
在我国西北部的荒漠中，有一座艺术宝库——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规模宏大、风格各异；不仅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且巧夺天工、技艺精湛。
凝聚了我国古代画师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及卓越的创造能力。
真可谓“千年敦煌壁，万古绝世画”。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认为还要添一句：“不去敦煌真遗憾”
纯属原创（因为我们也布置了哈
），但愿对你有帮助。
古白话是怎么回事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详细资料——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
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
”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
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
“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
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
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
“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
“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
”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
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
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
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
”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
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
关于四季的诗
一、春季： 然 春晓 春眠不觉晓 处处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咏柳 唐 贺知章 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二、夏季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年代：【宋】 作者：【杨万里】 体裁：【七绝】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三、秋季 山行 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四、冬季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舟雪。
‘白话’是什么意思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
”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
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可见，同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最大的区别。
但事实上，文言同口语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只不过是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而已。
因为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的书面语言，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口语则是以唐宋以来的北方话为基础的，今天大家使用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我们现在觉得那些深奥莫测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
比如让人感到“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的“诰体”大多便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口语，《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
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号令”就是“告示”，“其言立具”则说明是没有经过润色文饰、立刻写成的告示。
再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
而另一部《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自不待言。
由于历史的变迁，书面文字原地不动，而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却必然要发生变化，所以大约从六朝起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
可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不是什么迫在眉捷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等于是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
而恰恰是这种貌似背离了语言发展规律的创作行为，却造就了汉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的奇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表达了汉文人在文化态度上的绝对自信。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符合人们口语交际习惯的口语作品，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开始，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应该说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但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
其时外强凌辱，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反思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
但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然后再把这一罪过连坐到文言文，就更是荒唐之举了。
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于是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
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是从改良文学的角度入物，其主旨却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
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
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中国大地从此便没有了一个安静的时刻。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
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我们回首再重温这段历史时，却不难发现正是那些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挥拳呐喊的领军人物们，其实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对文言应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熟识程度，都不是普通人可比的。
他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点瑕疵显然不是件难事，同时他们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并未因为自己否定文言文的行为而消失贻尽，这反而使他们应用起白话文来更易如反掌。
可是在白话文运动中，文言文的受益者们对文言文的种种好处非但只字不提，反而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而这些人却把自己装扮成尝百草的神农氏，在体验过文言的苦楚后，便告诫世人文言的毒负作用如何之大，完全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如鲁迅便有“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说。
可是血气方刚世事未谙的年轻人又有多大的辨别能力，千万句苦口婆心的归劝怎么也抵不过一声“振臂高呼”的爱国口号，于是这种批判文言文的运动便有了“天下景从”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因为这批人的存在，反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出现文化真空的现象，大家仍旧可以看到一大批学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及作家。
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是该暗自庆幸，还是无奈向隅。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