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诗歌是先秦时代的原始诗歌，它在社会生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它是最早出现的诗歌，是原始人类口耳相传的口头创作。
由于原始诗歌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没有留存下来。
原始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内容上，原始诗歌是以劳动为主题，对劳动生活进行描绘和歌颂，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另外原始诗歌表现原始人类幻想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一定程度的原始宗教意识。
另外在艺术上，常常与原始的音乐、舞蹈同时出现。
代表作《诗经》在秦和汉初，有了乐府。
乐府原是古代音乐官署的名称，但当时的乐府规模不大，只掌管祭祀、朝会的乐章。
汉人称合过乐的歌辞为歌诗。
到六朝，众把合过乐的歌诗称为乐府。
汉乐府诗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
反映了劳动人民身受剥削、压迫，饥寒交迫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他们的怨恨和反抗情绪。
有的作品还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学生灾难和巨大痛苦。
有的作品了人民的漂泊、流浪的生活和思念亲人的痛苦心情。
汉乐府诗歌中较多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歌颂了广大人民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势力、封建礼教的斗争。
其中还有一些寓言诗。
总之汉乐府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传达了人民的心声，是《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比较复杂，时间长，作家作品众多，文学形式也复杂多样。
具体可以分成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文人诗歌以及南北朝民歌。
这些诗歌要讲可以讲几天几夜，所以这里就略过。
隋代短促，仅存三十八年，诗歌成就不高，基本上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
而唐代是中国诗歌繁荣期，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部分。
初唐是朗读繁荣的准备期，初唐诗坛，能摆脱齐梁诗风影响，呈现新的倾向的诗人是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四杰”的创作起到了前承汉魏后启盛唐的历史作用，开创了新风气，代表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盛唐诗歌是朗读繁荣的顶峰，主要分成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大派别。
以山水田园为描写对象的诗歌起于南北朝时代晋宋之交的陶渊明与谢灵运，陶、谢二人各有成就，对后世诗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
代表诗人是孟浩然和王维。
唐代战事繁多，开边战争不断出现，以边关战事为中心的边关生活也成了盛唐诗人关心的重要内容。
他们一方面为奋发身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另民为立功边关求取功名的仕进道路所吸引，或身赴边塞，或心向边关，因此，形成了边塞诗派。
代表诗人是高适和岑参。
此外，盛唐时期还出现了两个超级有名的诗人，一个是我国做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个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此二人被并称为盛唐诗歌的双子星。
他们的诗歌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上万字的论文，这里就不多说了。
唐诗发展到中唐出现了黑白，由成唐的浪漫主义积极热情转向中唐的现实主义冷静思考，并在短期的过渡后呈现出唐诗发展的第二次繁荣。
中唐诗歌史可以分成前后两期，中唐前期诗歌虽还有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也还有盛唐边塞物余波，但诗歌面貌已显出一种由盛唐转向中唐的过渡。
或反映现实而情调伤感，或逃避现实而寄情山水；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又开始；奋发身上的盛唐精神渐渐消失。
中唐后期，名家辈出，流溪众多。
和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于中唐诗坛的就有著名的韩孟诗派。
此外还有贾岛、卢仝姚合等人。
此外，中唐诗坛还诞生了一位和李白、杜甫齐名的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一生勤于创作，今丰诗歌三千八百多首，非一日一夜能讲清楚，这里略过。
晚唐诗歌不及盛、中唐诗歌繁荣，但也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如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韦庄等。
这些诗人的创作，都各有风格特色。
经历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后，中国诗歌开始走下坡路，后世诗歌再也没有能超越唐代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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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汉乐府诗歌的特点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也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绵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国学文化作为支柱，这种文化一直贯穿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读后感
古代诗歌《》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至迟在孔子出生以前就已基本编定了。
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共收入诗歌305篇，内容非常丰富，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五六百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
具体地说，《诗经》描写了下列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周部族的历史；二是描写古代田猎、畜牧和农业生产的情景；三是描写战争和徭役的情形；四是反映了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五是叙述爱情和婚姻。
《诗经》的“赋”、“比”、“兴”艺术手法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另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是《楚辞》。
主要作者是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离骚》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用他的整个生命熔铸成的伟大诗篇，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执著的人生追求融会成激越的精神力量，奇特的想像和瑰丽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屈原的作品闪耀着伟大人格的光辉和南方楚文化的奇丽色彩，《楚辞》的其他作者宋玉、贾谊等人的作品都继承了屈原的传统。
楚辞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特文体。
《诗经》与《楚辞》历来合称“风骚”，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2000多年来一直被历代诗人尊为学习的典范。
先秦散文与汉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的建制，史官的记录成为史书，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散文。
先秦史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专记个人言行的《晏子春秋》等。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种，相传为鲁国左丘明传孔子《春秋》而作。
叙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诸侯角逐、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进程。
从春秋末年开始，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士”的阶层兴起、壮大，成为最活跃的社会力量。
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展开论辩，形成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产生了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此时的散文主要是语录体，代表作是《论语》。
第二个时期是战国中叶，散文已由语录体向对话体、论辩体过渡，代表作是《孟子》、《庄子》。
第三个时期是战国后期，散文发展成专题论著，代表作是《荀子》、《韩非子》。
《论语》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言简练明白，说理深入浅出，有些篇章描写人物对话、举止，相当生动，体现出人物个性。
《孟子》和《庄子》的内容大多是论辩之辞，是争鸣风气盛行时典型的散文形式。
《孟子》是孟珂及其门人所作，其中心内容是宣扬儒家的“仁政”说，抨击暴政，主张“民贵君轻”。
他善于运用先纵后擒、引人人毅等论辩技巧来折服论敌，也善于用巧妙确切的比喻、寓言来说理，所以既理直气壮又循循善诱，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是庄周及其后学所作。
《庄子》的主要内容是主张顺应自然，反对礼乐制度，希望人类社会返璞归真，回到清静无为的原始社会去。
《庄子》散文具有变幻诡奇、汪洋恣肆的风格特征，在论说时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庄子·天下》），即寓言和幻想，具有浓郁的诗意和抒情色彩。
尤其是内篇中《逍遥游》等篇，想像奇特，笔力酣畅，描写生动传神，语言恢宏瑰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荀子》和《韩非子》都是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集，它们中心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荀子》中比喻和辞藻丰富多彩，《韩非子》中的寓言生动精警，具有较强的文学意味。
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铺陈描写，不歌而诵。
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它产生于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汉代达到鼎盛阶段。
汉赋按题材取向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抒情述志的短赋，如汉初贾谊《鹏鸟赋》、《吊屈原赋》，东汉张衡《归田赋》，汉末赵壹《刺世疾邪赋》等。
另一类则是以铺陈排比为主要手法的“体物”大赋。
后者是汉赋的主流。
西汉中叶，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于是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大赋应运而生。
汉代大赋的代表首推司马相如，其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
大赋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其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
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成为后人心目中大赋的典范作家。
汉赋（主要指大赋）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一汉，汉赋的恢宏气度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
表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热爱，事实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
唐诗宋词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中最为辉煌的高峰。
自从汉代以来，五、七言诗经过了长期的发展阶段，随着强盛繁荣的唐代的到来，中国诗歌也进人了巅峰时期，产生了古代文学中最为光辉的唐诗。
唐诗篇什繁富，名家辈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55000多首，堪称古代诗歌的宝库，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唐诗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其中尤以盛唐、中唐两个时期的诗坛最为光辉夺目。
盛唐期间唐诗出现了全面繁荣的高潮。
由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诗人们可以由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的追求。
诗人们描绘了塞外大漠的奇异风光，塑造了边关健儿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保卫祖国、建立功勋的人生理想。
相对而言，边塞诗更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不畏强暴的民族性格。
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的精神面貌在诗歌中的体现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首推李白。
李白热情地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
这种追求解放，追求自由，虽然受到现实的限制却一心要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中华民族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的典型体现。
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人杜甫，杜诗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那个时代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
杜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核心精神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
在艺术风格上，李白诗飘逸奔放，杜甫诗沉郁顿挫，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而对后代诗歌的审美趋向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诗坛有两个主要流派。
一个以白居易为首，主要继承了杜甫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强化了诗歌的讽谏美刺功能；在艺术上则以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为特征。
另一个流派以韩愈为首，主要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勇于创造的精神，特别致力于在杜诗中稍露端倪、尚未开拓的艺术境界。
就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和诗人艺术个性的独特性而言，中唐诗坛有如百花齐放，比之盛唐诗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诗确实是一座光华推魂的艺术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瑰丽光辉的闪光点。
中华民族为人类文化贡献了如此美丽的瑰宝，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词这种特殊的诗体产生于初盛唐，到晚唐五代时已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出现了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著名词人，但尚未能与五、七言诗相抗衡。
真正成为一代文学之圣，并在古代诗歌史上堪与唐诗交相辉映的是宋代的词。
宋词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后人往往把宋词划分为婉约词派与豪放词派两大流派，但事实上这两种词风在宋代并不是始终平分秋色的。
从晚唐以来，词在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因而被称为“艳科”。
伴随着这种题材走向和轻柔靡曼的音乐，其风格倾向也自然而然地以婉约为主。
北宋的词坛几乎是婉约词的一统天下，当然词人们在题材走向、风格倾向等方面仍是争奇斗艳、各呈异彩的。
李清照与南宋词人姜夔、吴文英也分别以清新、清空和深密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婉约词的词风。
到北宋中叶，苏轼首先对革新词风作了巨大贡献。
他打破了词为艳科的题材领域，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并且使词的语言风格出现了豪放、高妙、飘逸的新因素。
靖康事变发生后，侵略者的金戈铁马使婉约词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也鲜明地体现着时代的影响，他们继承、发扬了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丰富了豪放风格。
从那时起，豪放词与婉约词双峰并峙，平分秋色，这种局面不但持续到宋亡，而且也成为元、明、清历代词坛的基本格局。
元曲广义的“元曲”包括元代杂剧和元代散曲，但元杂剧也可单独称为“元曲”，它是元代文学中的精华，历来与唐诗、宋词并称。
元杂剧是融合了歌唱、舞蹈、说白、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戏剧形式——戏曲的第一种成熟形态。
元杂剧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极其丰富，主要题材有以下五类：一，爱情剧。
代表作有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等。
二，公案剧。
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鲁斋郎》及无名氏的《陈州粜米》等。
三，水浒剧。
，代表作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
四，世情剧。
代表作有关汉卿的《救风尘》、郑廷玉的《看钱奴》、秦简夫的《东堂老》等。
五，历史剧。
代表作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等。
元杂剧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塑造了形象鲜明、面目各异的舞台形象。
它善于组织矛盾冲突，场面紧凑，高潮迭起。
元杂剧的语言大多质朴自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是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的诗歌散文，而元杂剧则以叙事为主，这就使文学更贴近人民的生活，更直接地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
元杂剧的成功宣告了戏剧小说等叙事文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元杂剧的作者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文人、演员等，观众更是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它的兴盛意味着文学在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都进一步走向民间。
明清小说中国的小说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三个发展阶段后，到明清时代臻于极盛，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著名的长篇小说。
前四部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后两部则是清代长篇小说中的双璧。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为那个群雄逐鹿的动荡时代提供了全景式的历史图卷，创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成为一部形象化的政治、军事教科书，包涵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内蕴。
《水浒传》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严厉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凶恶，热情歌颂了起义的英雄，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
《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是以“忠义”为行动准则的有限度的反抗。
所以在《水浒传》中，歌颂反抗与宣扬忠义是并行不停的，这正是传统文化精神两面性的体现。
《西游记》是明代出现的神话小说，它一方面肯定孙悟空大闹天宫，体现了蔑视统治者的权威，反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肯定孙悟空等人护法取经，体现了维护既定秩序的观念，这一点与《水浒传》一样，反映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两面性。
《金瓶梅》是出现于明代后期的世情小说，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
全书旨在暴露世态人情，其主要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值得肯定的形象。
《金瓶梅》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开生面。
但是《金瓶梅》虽然暴露了西门庆等人疯狂地追逐财富和情欲的罪恶，却缺乏严肃的批判精神，书中有许多露骨的淫秽描写，格调低下。
《金瓶梅》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道德规范彻底崩溃时人们的迷茫，是文化转型前夕的失序社会的艺术体现。
清代吴敬样的《儒林外史》以批判科举考试制度，讽刺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儒林人物的丑态陋行为主要内容，深刻地揭露了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以及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残酷。
《儒林外史》以严肃、公正的态度，高度概括的手法，生动冷隽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隐藏在人物言行和社会现象后面的丑恶本质，它的讽刺艺术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古代文学的光辉总结，堪称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对封建的国家政治制度、家庭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些制度的伦理道德、价值规范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和批判，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一对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者的形象。
《红楼梦》一方面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发扬了崇尚理性、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并以审美观点使家庭日常生活升华进人诗的意境；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思。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目光洞察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揭露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他们是怀着悲凉和惋惜的心情看待这个历史趋势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是他们为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传统唱的一曲挽歌。
两部小说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封建制度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对于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文化类型则仅仅提出了朦胧的希望。
然而，这种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反省意识正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最初步履，是宣告中国文化即将转型的一线曙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
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
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
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
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
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
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
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
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
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
“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
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
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
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
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
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
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
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
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
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
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
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
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
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
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
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
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
汉儒说诗,非美即刺。
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
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
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
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
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
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
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
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
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
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
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
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
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
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
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
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
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
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
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
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
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
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
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
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
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
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
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
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
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
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
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
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
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
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
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
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
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
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
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
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
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
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
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
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
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
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
(2) 远。
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
“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
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
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
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
(3)韵。
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
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
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
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
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
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
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
宋、元、明、清同样如此。
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
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
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
《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
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
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
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
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
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
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
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
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
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
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
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
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
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
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
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
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
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
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
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
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
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
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
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
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
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
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
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
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
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
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
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
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
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
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
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
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
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
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
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
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
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
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
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曹操的主要事迹及文学事迹
艺术审美是积极主动的取向活动或者说价值实现活动，是的事物象的观察、感知、联系、想象，乃至理解、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活动，其内涵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
美术大致分为：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壁画，艺术设计。
国画分为：写意山水，写意花鸟，写意人物，工笔花鸟，工笔人物。
油画分为：传统油画或古典油画，现代油画。
版画分为：木版画，铜版画，摄影，丝网印刷。
雕塑分为：写实雕塑，抽象雕塑。
壁画分为：工艺壁画，传统壁画。
艺术设计分为：环境艺术设计，平面艺术设计，展示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等 美术，“美术”这个专门名词，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被文艺家和教育家普遍运用。
它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原义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用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等。
中国古代所谓“百工技艺”，也是包括同样广泛的范围。
在古代，无论东方或西方，都只有“工艺”、“手艺”这样的概念。
在中国古籍中只有“绘缋之事”、“刻削之道”、“刻镂之术”、“锦绣文采”等工艺术语的运用，却未见类似“美术”这样的专门名词，这是因为人类的美感意识，是首先从满足生存需求的工艺品萌生的。
在欧洲，“艺术”和“美术”这两个概念，直到文艺复兴之际才确立并被公认。
那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创造纯粹精神领域的产物，更足以使人激昂精神、开阔胸怀，达到互相同情、增强意志、建立信念的目的。
这类思想意识的活动，是人文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发扬，它涉及到艺术的不同领域和形态，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大规模扩展开来的文学、艺术各门类，其中包括美术。
这种精神产品，从物质中提升，和物质相辅而行，成为全面滋养人们心灵所不可缺少的营养。
人类依靠它陶冶情怀，并协同各门类的科学认识世界，普及教育，开拓文明。
它起着组织和协调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行为的作用。
文明的发展是和艺术创造分不开的，艺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而鲜明的标志之一。
在欧美拉丁语系国家，“art”既作“艺术”解，又作“美术”解。
蔡元培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时，也包括诗歌和音乐。
其后，中国的文艺界、教育界把“美术”和“艺术”的概念逐渐区分开来。
“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它是用不同的形象化手段来反映自然和表达社会意识的一门大学科，广义上包罗文学、音乐等，也包括建筑和园林等。
综合性艺术有戏剧、电影、曲艺、杂技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利用美术，有的和美术密切结合。
“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必然与姊妹艺术有共性，但它的艺术形态具有鲜明的特征。
它和姊妹艺术结合时，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美术甚至可以和科技相结合，派生出艺术新品种。
人类在创造精神产品时，自然地分门别类，建立起文学艺术的各个分支，使之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前进，形成了各种艺术门类的独特性能。
它们在许多场合虽分犹连，有时则分而复合。
每一次的结合和交融（如动画电影、音乐喷泉），便产生艺术的新意向、新品种和相应的艺术感染力。
艺术的分化和复合都是一种发展，在发展中开拓了对艺术的认识，更新了艺术的观念。
其所以有分有合，分而不悖，合而能容，是因为各种艺术品类都受共同的美学原则的支配，有共通的规律可循。
此外，如果从审美和美育的角度谈“美”的问题，“美”这个字眼在汉语中的含义非常广泛，不但概括着整个文艺范畴，而且还介入伦理、哲学等领域。
美术的形态和特性 古今中外的美术品类丰富多彩，形态各异，千变万化。
现代美术因受科技和工业生产的影响，新思潮不断涌现，前所未见的新样式、新品种层出不穷。
美术要求发展个性，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多元化，所以对它的共同特征难于作条理明晰的概述。
世界上的美术品类，按物质材料和制作方法来区分，大体上可分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几个大门类。
绘画的品种又可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 水粉画、粉笔画、 丙烯画以及多种塑料和化学颜料的画种。
版画品种又可分为木版、麻胶版、金属版(铜或铅)、石版、网版等。
木刻的印刷材料有油墨、油画颜料套色和水色套印之分。
金属版有腐蚀、干刻之分。
油画有有光术、无光术之分。
欧洲最古老的蛋彩画和中国古老的矿物质颜料，至今保持着色泽历久不变和技法运用上得心应手的优点。
油画和版画在20世纪已成为世界性画种，从表现形态来看，在许多文明国家中，版画已显现出民族和地区的特点。
现代油画和雕塑的开拓创新，步子最快，形态变化最大。
绘画按样式可分为壁画（按物质材料又可分为湿壁画、描金沥粉、磨石嵌、有色水泥及木材、玻璃、金属板的拼镶等。
无光油画、丙烯以及其他塑料颜料也被普遍运用）、细密画、磨漆画、漆画、年画（运用木刻水印、水粉、水彩等方法)、连环画、 宣传画、漫画（卡通）、插图等。
中国画又可按艺术技巧分为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两大系统；按题材样式又可分为人物画、 山水画、 花卉、草虫、翎毛（禽鸟走兽）、鳞介（鱼贝类）等画科。
日本的绘画受其影响很深。
书法和篆刻一向是中国画的姊妹艺术而自成系统，也在日本广为流传。
书法艺术在当代被认为是一种抽象艺术。
雕塑的品种可分为石材雕塑（大理石、花岗石等），金属雕塑（包括铸铜、不锈钢、铅、镍、铝等），玻璃钢及塑料、白水泥等雕塑。
按体裁、形制又可分为圆雕、浮雕（有高、低之分）、纪念碑雕塑、人物雕塑、动物雕塑、装饰雕塑、民间彩塑等。
现在有直接从人体翻制后再作加工的等身大的彩塑，有利用电和光效应原理产生颤动美感的“效应雕塑”，这两种雕塑可说是写实形态和抽象形态的两个极端。
工艺美术(又称实用美术)的品种最为丰富多彩，大的分类有金工、木工、漆工、陶瓷、彩塑、玉雕、牙雕、景泰蓝、珐琅、料器、染织、刺绣、编织等。
各国各地区的特种工艺，大多数源于民间手工艺，它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
设计的门类有书籍装帧、广告、 商品包装、服装、家具、工业产品设计、室内装璜、环境美术（庭院、园林及建筑群体美术）等。
设计也包括图案、字体及利用摄影与电子计算机进行设计的科技性美术。
就美术创造的形象化手段来说，造型性是重要的形态特征之一。
所以又称为造型艺术。
如绘画通过描画彩绘的手段，雕塑通过塑造、刻镂的手段，建筑艺术通过间架营造的手段，工艺美术通过镂、蚀、切、削的手段等。
造型的含义很广，有立体造型，也有平面造型；有色彩造型，也有黑白造型。
造型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现代观念中，既有具象形式的造型美，也有抽象形式的造型美。
大体上，西方的美术，其发展的轨迹以形体块面的造型为主，线的运用是附属于形体块面的；而中国的美术，线描造型却占着重要的地位，形体是通过线描来体现的。
所以西方常用“塑造”这个术语来描述绘画性造型，而且推崇在绘画中体现雕塑性。
中国的美术正相反，线的描绘统率着造型，即使在雕塑艺术中，线的作用也占主导的地位；形体块面在中国雕塑上表现得概括浑成，它通过线条的刻画而完成造型的任务。
美术又称空间艺术。
西方的美术传统，基本上按物理学的观念，把长度、高度和深度称作“三维空间”。
存在于现实空间的有纵深感的三维美，是雕塑和建筑之类立体造型形象产生生命和力度感的重要依据。
在平面上表现三维美，是再现性具象绘画的真实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之一。
空间艺术，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能或不长于表现时间性的、凭借视觉来创作和感受的艺术。
它的特点是长于具体描绘，塑造和刻画生活中或想像中的事物或情景，有明显的再现性和描摹性，它不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除非受到外力的破坏和本身的朽蚀，可长期存在于世上。
空间艺术在创作上也有弱点，特别对情节性绘画和雕塑造成了局限，例如独幅画只能表现一个瞬间的形象，这就难于从纵向展开事物和情节的发展。
然而，正因有此局限，绘画创作便朝着形象的深层开掘，追求造型的凝练和运动感的凝聚，从而形成了绘画所独具的魅力。
绘画和雕塑的构图，常选择人物动作过程中某一生发性的瞬间，以加强力度感，并在欣赏心理上，造成动作起迄的越进效应，如画射箭引而不发，使空间艺术产生时间感觉，中西绘画和雕塑中都有这样的例子。
凝练的人物形象之醇厚和深刻，决不是瞬间印象所能摄取的；空间艺术形象的凝练和凝聚也意味着时间的浓缩。
在中国的传统美术理论中，对空间观念有不同的阐说，宋代郭熙所说的“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这不单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观，而是置身天地间的诗意般的空间概念，也就是有回旋余地的“神游”意境。
中国画论倡导时空的统一观，它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意象；相应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虽然南朝宋人宗炳早在公元 5世纪已经发现了物理透视原理），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视觉心理空间，即所谓“心视”。
这种审美观在19世纪末受到西方的重视，提出在美术上打破时空界限，以拓展表现功能。
美术又称为视觉艺术，这是从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感知媒介主要是视觉来说的。
造型艺术被人们感知的时候，一般通过视觉渠道（除了一些工艺品可通过手的摩挲，用触觉加强审美体验外）。
视觉艺术这个界定，涵盖面很广，凡是主要通过视觉媒介完成欣赏的一切可视的艺术门类、样式、形式或符号，都可包涵在内。
至于可视的综合性艺术如戏剧、舞蹈和通过视觉阅读的文学作品等，自然不在此列，因为它们的被感知，还要而且主要是通过行为和动作（表演）、语言和文字以及其他各种感觉渠道。
美术还被区分为纯美术和工艺美术两大系统。
所谓纯美术（fine art），是指纯粹精神性、欣赏性的绘画、雕刻、音乐等，有时也包括诗歌。
蔡元培曾把它称为文艺美术，指明其中凝结着社会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以区别于实用功能与审美意识相结合的工艺美术。
文艺美术的提法比纯美术妥贴，因为“纯”的意义不太明白，如果是指纯属欣赏性的美术，那么工艺美术中也是有的，而所谓“纯美术”中，也并不都是纯属欣赏性的。
然而，纯美术这个词汇已经用惯，虽然它和外文的原意并不符合。
设计（design）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门美术学科，虽然它并不是新名词，而且早已被运用在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上。
在建筑和工业设计中，决定大局的是形体块面的空间设计，其次是局部性的门窗、墙面、各项部件的装璜等设计。
在工艺美术中，有形体、纹样等设计。
绘画作品的构图，实际上是整体结构设计；在一定形式的图像中，都有线、形、色、块等平面设计；在雕塑中，最重要的是形的空间设计。
现代的设计，首先在商品包装、家具、室内装璜等方面发展起来，然后从轻工业产品扩展到重工业产品，如汽车、轮船和飞机等造型设计。
许多工业产品的设计是和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设计现已渗入到整个美术领域，成为一项重要的造型学科，设计思想和设计技术极大地影响着美术品的艺术魅力。
设计是一种研究用点、线、面、体、光、 色、 质、材及一切造型因素构成种种美好形象和感觉，并把它运用到各种美术创作上去的学科。
简言之，设计是研究造型构成的学问，其中主要的对象是研究视觉空间，通过空间设计，传达视觉艺术的效应。
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室内空间构成、环境空间构成等专业，都是从空间设计的角度来探索美术造型问题的。
设计的发展，已经介入纯艺术领域，在近现代的绘画和雕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广义地说，中国画的笔墨、油画的质感和肌理、雕塑和工艺的材料美，都属设计(抽象造型形式)范畴。
在有些科技先进国家，已把美术学院改称“美术设计学院”。
“具象美术”和“抽象美术”是20世纪初形成的新名词，虽然这两种形态的美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但是只是在现代，抽象美术才得到了大发展。
具象泛指表现具体的物象。
古今中外的写实主义的美术，都依靠具体可视的形态，通过事物的现象和外部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它基于具象观念，主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通过对生活中的创作素材进行提炼、概括、集中、夸张等手段，达到典型化审美目的。
“抽象”这个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艺术家运用提炼、概括等手段，把生活中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艺术形象。
这个过程称为艺术抽象，表达着艺术家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感受。
从生活形态到美术形态，无不需要始终贯串这种抽象的形象思维活动。
在这里，抽象是“艺术的抽象”。
具象和抽象并不相互矛盾，而是统一在艺术形象中的。
P.毕加索对“牛”的一系列形象探索，展示了艺术抽象(从具象、半抽象到抽象)的多种变体，从这里又可以看到从“艺术的抽象”走向“抽象的艺术”的某种轨迹。
中国现代雕塑家杨冬白创作的《饮水的熊》就是一件较好地寓具象于抽象的作品。
这是一种半抽象的美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艺术的抽象”手段，同时又很好地表达了“抽象艺术”的意向。
其二，认为抽象和具象是两个相反的意象，抽象是纯意识、纯形式的东西，但是也不绝对排斥与具象相融合，形成形式夸张的、在抽象中隐现出具象性的或者半抽象的美术。
世界上各种派别的抽象主义美术家，对“抽象”的含义抱有各自不同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