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 怎么确定专业 怎么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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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专业的选择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俗话说“兴趣是人的第一老师”，因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能事半功倍，选择容易考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即使考上了，读研的时候你会过的很痛苦。
学校的选择主要考虑的还是你读研的目的和你对环境的要求了。
如果只是想要一个研究生文凭而已，那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考的学校，判断学校好不好考可以查看学校某专业是否有大量的调剂名额，选择的时候可以从211学校入手，211学校属于一种比较中和的选择，它既不像985学校那样难考，又比一般学校多一层光环。
如果你想好好做学术，那就要弄清你选择的专业开设学校中的排名情况，根据学校在该专业中的实力去选择学校，这样的学校实力雄厚，资源丰富，对于潜心做学术的同学是很好的选择。
西安市远东第二中学的简介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文化建设与幼儿园管理有什么关系
一、园本文化的思考（一）什么是园本文化
园本文化是一所幼儿园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价值观念及承载这些价值观念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包括幼儿园成员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等。
园本文化应符合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让幼儿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符合幼儿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二是教职工所需要，能够激发教职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二）为什么创设园本文化
园本文化所营造的育人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它具有隐蔽性和延续性的特点，它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育人的功能。
园本文化是构成幼儿园生存的基础，是幼儿园发展的灵魂。
（三）园本文化的内容
园本文化是一种观念的形态，它由表层面物质形态、中层面制度形态、深层面精神形态构成。
精神文化：是幼儿园文化深层次的集中体现，是全体教职工认同和遵循的教育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幼儿园形象的总和。
制度文化：是幼儿园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价值取向的固化形式，也是教职员工各项行为的对照标准，包括规范、制度、流程、准则等。
（表现为文本化的规章制度）物质文化：是幼儿园文化的外部表现和形象。
园容、园貌、园标、园旗、服饰等。
园本文化凝聚着全体教职工的思想和智慧，是一所幼儿园建设工作中最值得品味的内容。
（四）园本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园本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幼儿园精神文化的培育。
不仅要使全体教职员工持有先进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些价值观念，并且将这些共同认定的价值观落实到与孩子日常接触的言行举止中去。
塑造良好的师幼形象，使幼儿园园本文化在管理过程中有效地深植和渗透，从而增强凝聚力，提高幼儿园管理水平。
（五）园本文化建设的原则是什么1.以幼儿园为本--创设体现园本特色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幼儿园文化深层次的集中体现，是幼儿园文化建设的本质要素和核心。
在园本文化建设中，首先要以幼儿园为本，始终坚持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幼儿园独特的精神文化，透射出感染力、凝聚力和震撼力。
同时幼儿园还可通过开展师德系列活动、演讲与座谈、帮扶活动等多种方式，营造积极进取的氛围，弘扬幼儿园精神文化。
2.以教师为本--创设人文关怀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是幼儿园得以规范发展的前提和有力保证。
幼儿园制度文化的建设应正确反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及政策法规，并根据幼儿园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制度机制，使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自觉能动性不断的以发挥。
在制度文化建设中，需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制度的建设中应体现人文关怀精神，使制度内化为全体教职工的共识，成为教职工自觉的行为和习惯，实现制度效能的最大化。
3.以幼儿为本--创设充满童趣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家长和社会感知幼儿园文化的主要载体。
物质文化包涵园所环境，教师和幼儿的穿着、行为、礼仪等，而园所环境的是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幼儿园环境是育人“土壤”，不但要注重“硬”环境条件的建设，还要更加突出“软”环境的培植。
说过：“我们的教育应当使每一堵墙都说话”。
幼儿园充分开发园本资源，在净化、美化、绿化和儿童化的基础上，努力营造整体化、生活化、人性化、开放化、多样化、现代化的幼儿园文化氛围，充满童趣的幼儿园环境就象是一部立体的、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教科书，它有利于陶冶幼儿的情操、美化幼儿的心灵、激发幼儿的灵感、启迪幼儿的智慧、提高的幼儿素质。
二、园本文化的建设下面，就以西工大幼儿园为例，探讨园本文化的建设。
（一）在创建中沉淀幼儿园文化1、塑造共同的办园理念办园理念决定办园方向，幼儿园坚持以、、为指针，确定了“一切为了幼儿，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办园宗旨和“办学府精品名园，走教育内涵发展的创新之路”的办园目标。
在管理中倡导“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让制度成为一种底线；让快乐成为一种常态。
”为此，不断增强四种意识，即：科学发展意识、品牌发展意识、内涵发展意识、超前发展意识。
其重点突出内涵发展的意识。
“内涵发展”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幼儿发展的内涵，为孩子未来发展打基础，给孩子终生享用的东西；二是幼儿园发展的内涵，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促进幼儿园可持续发展。
铸就“以幼儿为本”的鲜明特色。
2、构建和谐的精神家园幼儿园精神文化建设中关键是要提高职工的人文素养、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这是幼儿文化建设的灵魂。
幼儿园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团队精神，彼此之间长相处，不相疑，相互理解，相互帮助。
幼儿园采取多种举措来加强人文关怀，如：嘘寒问暖的送温暖活动，丰富多彩的娱乐放松，形式多样的综合素养培训，身临其境地感受优雅环境和服务……这些活动使这支队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
3、建设人文的制度文化幼儿园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幼儿园制度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幼儿园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
幼儿园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立足实际，坚持人本与科学相融，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从90年代起，几经修订，不断完善，在教学、教研、后勤保障、安全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岗位职责和规章制度。
这些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幼儿园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发挥了制度文化的育人功能，营造了幼儿园良好的人文氛围。
“制度成为一种底线”的管理理念，已深入人心，制度的定义不再是约束人的一项措施，而是教职工得到激励的催化剂。
4、打造高素质教师团队在队伍建设上，幼儿园力求打造一支“敬业、乐业、专业、创业”的教师队伍。
幼儿园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构建一支创新型、学习型、研究型的师资团队；引领骨干教师循着“学习型教师”——“发展型教师”——“研究型教师”的轨迹成长。
具体方法一是健全管理机制；二是经费优先投入；三是开展“园本研究”。
（1）以理论学习为先导，促教师专业素养提高幼儿园组织教师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如：新教师培训重点进行教学基本功和技能的培训；骨干教师培训则由幼儿园出资，鼓励他们不断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和培训，2009年7月与北师大联合举办研究生课程班，幼儿园有46名教师参加了学习。
同时大力倡导教师自学，要求教师每学期读一本好书，几年来，幼儿园陆续为教师发放了、、、顾明远先生主编的、郑杰编著的等书籍10余本，并多次举行读书心得交流。
这一系列有力措施激励师不断反思、不断超越。
（2）以课题为载体，在研究中提高幼儿园坚持走“科研兴园”之路，把科研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教育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课题，全员参与。
“十一五”期间，幼儿园承担国家级课题4项，省级2项。
2010年省教科所学前教育专项课题中又有3个课题立项。
幼儿园以课题为引领，以教科研为突破口，给教师创造机会，拓宽专业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在具体的教科研情景中追求幼教精神，自觉规范教学行为等，创幼儿园教育教学的亮点。
师生的成长和发展就是最大的成果展示，教研促进了教学，促进每个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获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全国先进实验学校3项、获陕西省“十一五”重点课题一等奖1项。
先后被评为“西安教科研先进单位”、“陕西省科研明星校（园）”。
（3）以骨干为引领，力推名师采取多层次激励法：一是加强名优教师培养，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影响力，将他们合理地分散到各年级组，以一带十，为发挥其引领作用提供平台；二是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在面上实行“师徒带教制”的基础上，开展青年教师“大比武”，注意挖掘潜能，激发兴奋点，发现创新点，放大闪光点，让青年教师在展示自我中找到感觉。
近几年，幼儿园每次公开课都推新人。
这一举措不仅给年青教师提供了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激励了教师钻业务，搞创新，还为幼儿园培养了一批年青的骨干教师。
幼儿园先后有多位年青教师在全省、全国大型研讨会上观摩课，娴熟的教学技巧，独特的课堂组织能力，很难让人相信她们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
幼儿园现有省、市级级骨干教师12人，还涌现出省、市、区级先进共17人。
近几年，幼儿园园教师在省级以上获奖论文200多篇，活动设计100多篇；活动录像成果15个；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文章9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60篇；教师编写出版的幼教图书、教材150册。
真所谓“幼儿园搭台，教师演戏；幼儿园出钱，教师成名。
”（二）在环境创设中彰显幼儿园文化创建“家园、学园、花园、乐园”式的幼儿园是幼儿园环境建设的目标。
环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儿童产生影响的，而这种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
幼儿园的外在环境大到楼房建筑、走廊过道、绿化园林、活动场所，小到游戏器材、玩具教具、活动区角、操作材料无不传递和昭示着幼儿园的文化。
1、精心设计幼儿园形象从2002年起，幼儿园引入了规范形象设计的理念，进行了园微、园标的设计。
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形成了一套规范的CI系统，从园容、园貌、园微、警示标志，到指示系统、办公系统、使用系统都达到了规范化、标准化。
2、创设温馨的育人环境本着“为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努力”，幼儿园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挖掘教育资源，营造让“每一块墙壁会说话、让每一寸土地能育人”的校园氛围。
创设适宜的、温馨的、有序的教育环境，实现幼儿与环境的互动。
近几年，幼儿园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改善办园条件，先后建成了800平米的“楼顶无土栽培种植园”；创设了省内首屈一指的“开放式图书阅读区”；融合中西文化的艺术走廊；30米的生态观赏长廊；设施一流的幼儿电脑室、科学发现室；省级0-3岁亲子试点园和“婴儿游泳中心”等，这些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环境像一部立体的教科书，陶冶幼儿的情操、美化幼儿的心灵、激发幼儿的灵感、启迪幼儿的智慧。
3、充分利用学府资源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观，幼儿园依附西北工业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将这些教育资源制定在教育教学大纲中，有计划地组织实施。
组织孩子们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的空间材料实验室，校图书馆、航空馆，鱼雷馆、风洞……还邀请院士、长江学者为幼儿讲科普等，这些活动不仅给每个孩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们树立了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的志趣。
（三）在系列主题活动中融合幼儿园文化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幼儿园坚持“为每一个孩子努力；赏识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体验成功和快乐；使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的机会；与家庭一起努力
”的理念，以丰富多彩、饱含教育意蕴的活动为载体弘扬培育校园文化。
1、周一晨会系列教育活动每周一例行的升旗活动是向幼儿进行教育的途径之一，各班级轮流主持，自己策划主题，全班幼儿上台表演。
教师们各显其能，精心设计了一个个主题，如“教师节的祝福”、“九九重阳敬老”、“爱护公物”、“废物小乐器大合奏”、“安全在我心中”、“运动好处多”、“有效防甲流”……表演形式有诗朗诵、歌曲联唱、音乐会、模特秀、演讲等。
新颖的活动形式使幼儿一次次陶醉，不仅提升了师生的和表演能力，同时也潜移默化为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
2、书香校园的系列活动幼儿园以打造“书香校园”为契机，创建“开放式阅读区”，结合每年“4·23”“世界图书日”开展“幼儿自制图书展”、“图书漂流活动”，多层次的活动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氛围，使得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成功体验，同时使孩子爱读书，成为读书人。
幼儿园被评为全国“书香校园示范园”。
3、色彩纷呈的大型活动一直以来，幼儿园注重面向全体精心策划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为每个孩子搭建展示平台，为每个幼儿提供展示的机会。
如：开心快乐的“六一”庆典；热爱祖国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活动；体验成长的毕业典礼；健康活泼的“小小运动会”；实践交往能力的“绿色跳蚤市场”；情系灾区“献爱心”等系列活动，使幼儿的自信心、交往能力、合作能力等方面有效发展，园本文化建设的内涵得以提升。
（四）在反思中不断完善幼儿园文化建设实践证明：幼儿园的兴旺在于文化的发展，幼儿园的名气在于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在幼儿园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核心的问题是创建和发展独特的园本文化。
校园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一定是经过精心打磨，才能沉淀，存留下来，它也需要不失时机地调整、更新、丰富和发展。
幼儿园将根据不同的发展时期与不同的目标定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狠抓落实，务求实效，推动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从而实现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幼儿园保教质量的不断提升，推动幼儿园走向内涵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