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心得体会
学习近代史心得体会学习历史是一个从感知到积累历史的过程，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运用的过程。
通过《中国近代史纲要》这门课程的学习，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学习近代史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了解中国的历史。
虽然以前在学习过历史，但是以前只是在背，对历史发展的脉胳，还不能完整地把握；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要经验，还不能准确地理解；而现在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通过近代史的学习也也认识到在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了解国史、国情，深刻体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帮助我们提高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不断遭遇挫折却又顽强斗争直至生命一秒的历史。
也许它不如古代史那么辉煌和让人骄傲，也不如现代史那么发展迅速，但是它确实重要的一环，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方面，影响都延续至今。
政治方面它探讨了不同政党在中国的可行性，最终得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让中国走向繁荣的结论；经济方面中国在纺织业，制造业等行业上都有着质的飞跃；思想方面知识分子们既有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心得
中国近代史不知道已经学过多少遍了。
其实可以数的过来，中学，高中有的甚至要到大学还要接着学。
虽然这是一段要求反复学习的历史，我却在不断地回避学习这段历史。
因为每次看完这部分的历史，要不就是满腔怒火，要不就是心生幽怨。
一个封建王朝的巨轮在这段时间内被的浪潮给打翻。
一种民族的自以为是，成为了一个民族被奴役近百年的根源。
于是，这段近代史就在学习之中，给打下了这样一种思想的烙印。
中国的清朝是封建专制的，中国的政府是懦弱而缺乏英才的。
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华民族走下坡路的直接原因。
而正像一块硬币有两面一样，历史的解读也是有不同角度的。
这些角度可能都不仅仅是两面。
如果仅仅只看到单面的思考，有可能就像一辆载重偏移的货车，路可能会越走越歪，哪怕是你才高八斗，也不见得能找对方向，因为中心是错的。
蒋先生的这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读历史的角度。
可以说，蒋先生是亲身经历我近代的人。
虽然晚清的部分他可能太过年幼，而没有更深刻的印象。
但是由于他受到了西方实证历史学的影响，他用丰富的史料展现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那器宇轩昂的的英雄难道真的是能担当历史的英雄吗
那被人骂成汉奸的人又真是处于恶意而一无是处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来看此书，一定会得到不同于历史课本的解答。
当然，由于蒋先生自己的背景，他也未见得所有的意见都如真理一般。
他的有些评价还是有失偏颇。
如果本身历史基础不是很扎实的人，就更加推荐读沈先生的导读版。
读历史关键是要有个公平的史观。
由于重看了这段历史，再次回味起来，也不完全是情绪化的感伤，而更多地有了些思考。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的收获
急用谢谢…
近现代史学习心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史》课时，我心里充满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
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
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
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
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
谁能告诉我
”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
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
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
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
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
”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
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
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
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
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
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
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
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
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
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
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
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
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
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
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
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有什么体会和收获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结合课程的学习与感受，评论一个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或历史人物。
重点突出...
“中国近代史纲要”期中论文 观看《大国崛起》有感 还在中学时就曾经看过十二集 系列片《大国崛起》中的一部分，今年 修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在 老师的鼎力推荐下，我又从中选取了几 部之前没有看过或是看过而印象不太深 的逐一观看。
首先想为这部系列片叫好。
以 往我也看过一些题材各异的大型系列纪 录片，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不能不 说，总体感觉还是欧美的一些纪录片有 更生动的讲述、给人更深的印象以及更 多的思考与赞叹。
比如著名的 Discovery系列、IMAX系列，还有BBC 的一些节目，当年都带给我不小的震撼 与启迪。
但是，近年来，我注意到了一 个好现象，国内似乎正在不断地涌现一 些高质量的系列专题片。
比如《丝绸之 路》和这部《大国崛起》。
这样的一些 专题片，显而易见绝非粗制滥造、七拼 八凑就能搞出来的，而是经过非常多的 努力、创造才铸就的。
这样的结果——也正是我觉得它很启发人、给人美的感 受，并且可以和那些欧美的优秀专题片 相媲美的地方——使它具有了较高的能 经受时间考验的能力。
我想也许五年或 是十年以后，我不一定会再去想看这部 片子，但如果再看一遍，定当有新的收 获、启迪。
下面想谈谈一些深入感受。
一未来的集体力量的形态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非常自然 的。
原因是它是对国家这种东西的思考 的一点延伸。
近年来，“全球化”这个概念甚 嚣尘上。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说法，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由西 方新自由主义长期人为宣传出来的口 号，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 的利益。
我们常说西方媒体怎样有偏 见、如何的被政治目的操控。
但其实是 欧美的政府在操控他们吗
很大程度上 不是，而是它们为各大财团、经济利益 实体联盟服务。
“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 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 使美国主导的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 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 各国的资源和财富。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布尔迪厄在《遏止野火》中对此作了深 刻揭露。
这又牵扯到近来有关经济危机 的各种关于某个经济的幕后推手在如何 操控世界等等阴谋论。
阴谋论从来都是 有趣而诱人的，我以为当然不可全信， 但它往往能说明问题的某些方面。
所 以，我们自然会思考，这些事件与上述 解读反映出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力 量都集中到哪里去了
如果忽略许多人 都有所耳闻的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 的阴谋论说法，那么在《大国崛起》讲 述的那四五百年中，似乎大量的集体力 量还集中在国家这种人类社会形态中。
当然，从现在的世界的样貌看起来国家 似乎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力量的一 种聚合体。
但最使人深思的也就在这 里，这到底是表象还是实质
我真不知民族国家，在我看来好像几乎 是和国家一起发生的，也许应当说晚一 点点。
但也有可能“国家”是一群住的较 近而血缘上大抵有些联系的人们聚居久 了后，在这个圈子中形成的认同概念， 同时也是原始的“族”的观念的形成，后 来逐渐扩大，也就有了既重视生理遗传 也重视文化的“民族”观念。
民族国家曾 经承载人类历史上了多少的屈辱与血自不必赘言。
泪、光荣与梦想，崛起》中的大国几乎都是民族国家。
那 么，我们是否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唯一 的、正常的国家形态呢
一个特定民族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是否是他们应当努 力追求的一种幸福呢
我都不完全同 意。
准确地说，我觉得也许未来不一定 将延续这种历史规律，但也只是我的一 个想法而已。
鉴于对构建中国力量的认同 感，我有时对美国怀有种种不太善意的 担心。
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那它是 否会代表一种国家构建的新趋势呢
如 果这样，我们会落后吗
目前，我还是 对中华民族国家抱有极大的认同感，我 不信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落后。
2006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 超过农村人口，现在世界上大大小小的 城市有成百上千。
但其中非常重要的大 概可以分为地区性城市、国家级城市、 所谓全球城市。
有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 兼社会学家Saskia Sassen在他1990年 的一本书《The Global City》中表达了 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全球城市只有三个 ——东京、纽约、伦敦。
很多全球性的 经济组织、跨国组织的总部都设在那 里，很多强悍的大企业的总部也设在那 儿，他们正好是金融市场三个时区的最 大交汇点，那么也就聚集了全世界最高 端的法律、会计、保险等等专业服务 业。
这些城市一手掌握了全世界的经济 命脉。
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城市联系形成 一个网络，其密切程度远大于本国内某 些地理上更接近的城市间的联系。
他们 形成的经济力量如此重要，他们会迫使 政府放权、开放市场，有些国家为了使 自己也有这种全球城市，甚至不惜牺牲 一些主权。
那么中央政府的能力是否正 在不断被削弱呢
城市是否在逐渐僭越 国家呢
未来，城市是否会逼迫国家让 位而成为区域间最重要的交流单元、成 为不同于国家的未来的集体力量的形二个体观念的变化 现在世界上逐渐有了这样的一 些人。
他们不是没有“根”，他们原先也 属于某个民族、某个特定国家。
但最终 这个根不再有多少作用，对于他们特定 的人生来说不再形成任何羁绊。
而这种 人相互之间的经历往往也大相径庭。
从古就有这种人。
汉朝时候就 有一中原的官员，在汉朝官场不得志又 遭人排挤，就跑到匈奴人那里去，并当 了大官。
结果却是惊人的。
之后许多 年，匈奴政权对汉王朝实施的几次大阴 谋都是他策划的。
从汉人角度看，他当 然十恶不赦；但从他自己来说呢，如果 他并不认同自己的根对自己的束缚的 话，那他无疑极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是匈奴人的大功臣。
云南陆军讲武堂，300~500字作文配图片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