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
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对现在企业管理有何启示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古统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启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
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
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
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事异则备变”。
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
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
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
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
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
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
(《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
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
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
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
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
”(《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
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
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
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
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
”(《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
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
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
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
”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
“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
“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
为什么中国古代关于商道的论述会这么少啊
另外有哪些这方面的书啊
因为古代人，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很低的。
书籍：范蠡是当之无愧的“商圣”——他不仅是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大商家，而且总结有大量的经营方法和理论。
他不仅是河南豫商的先贤前辈，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始祖。
他的经营成就空前绝后，他的商道理论博大精深，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思想源泉。
后人将其理论整成各种通俗读物，如《陶朱公书》、《陶朱公商训》、《范蠡理财致富十二则》、《范蠡经商十八法》等等。
中国古代的人是如何投资的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吕不韦他的理财在投资方面有着独特的眼光。
“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他认为理财最主要是发掘潜力，属于今天的风险投资。
他善于低价收购一些价值被低估的物品，再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额获利。
这种理财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投资、古玩艺术品投资。
但是这种高风险投资往往需要专业的知识以及需要承担高风险。
战国人白圭，《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
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投资家。
白圭自有一套独到的投资术，他把自己的投资原则总结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里的“与”是予人实惠。
在战国时期，大部分商人都经营珠宝生意，因为经营珠宝可以获利百倍。
但是白圭却用他的“智”另辟蹊径——农副产品贸易，并提出“欲长线，取下谷”的经营策略。
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他主张控制消费，合理分配资源。
他崇尚“禁止生活中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的理财之道，每月俸禄只有4500文钱，依靠每天控制150文钱的开销用以保障生活。
他的理财方式比较有计划性，到了今天，这种理财方法任然被人们广泛使用。
大文豪苏轼教会我们，理财需要合理分配资源。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有关管理心理的主要观点
1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将经人称为“商人”；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
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
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
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
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
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
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
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
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2．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
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
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
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
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
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
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
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
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经典有哪些
基本上只能参考，因为现在都有雷达，都有卫星，基本上那原先那一套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