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廉洁故事有感
廉洁——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做人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廉洁，那他就不配做人。
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宁愿放弃金钱、地位，就不放弃廉洁。
一句：“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会议室就不准装修
”一句：“我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一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最近我读了几个廉洁故事，使我深有感触。
〈〈两袖清风的于谦〉〉里面讲了，于谦曾经在河南、山西当过巡抚。
当时，朝中大权都被一个叫王振的太监掌握。
地方官进京办事，都必须给他送礼，留下“买路钱”。
可于谦不喜欢这么做，他的手下劝道：“你还是给王振送点礼吧。
于谦听了，甩甩自己的衣袖，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没什么好送的。
”可见，于谦真是一个清正廉洁好官。
虽然王振是掌握朝中大权的，但于谦还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做一点亏心事。
还有一个故事令我难忘，题目叫〈〈不搞特殊〉〉。
1927年冬，毛 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住在宁冈县茅平村。
他们生活非常艰苦，天天吃糙红米和南瓜煮稀饭。
因为米粒少，吃了一会就饿了。
但从来不搞特殊，始终和战士们一个锅里盛饭。
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煮了半斤干饭给。
一开始他很奇怪，便问战士们今天也吃这样的饭。
警卫员不敢隐瞒，便说了实话。
听了，说：“我不会吃的，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应该有特殊待遇。
”警卫员见毛主席态度坚决，便拿回去了。
从这则故事中，我觉得不愧为中国国家主席，他之所以治好国家，一大半是因为他公正廉明。
虽然他是国家主席，但他认为他和人民一样，不分高低。
不应该人民吃粗茶淡饭，他自己大鱼大肉，这样就不算廉洁。
同学们，这些在我们心目中的伟人，他们不都具有清正廉洁的美好品质吗
让我们从小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做一个廉洁的好公民。
司马光事迹
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
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
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
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
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
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
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
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
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
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
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
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
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
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
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
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
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
其间相去何远哉
”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
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
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
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
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
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
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
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
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
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
《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
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
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
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
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
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
《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
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
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
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
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
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
《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廉洁文化手抄报的内容啊 急急急
小故事也行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
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
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
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
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
他在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
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
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
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
”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
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
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
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
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
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
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操大办。
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其二，提倡节俭美德。
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
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
夫俭则寡欲。
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反之，“侈则多欲。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
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
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
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
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
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
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
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
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
“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
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
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
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长期辞官退居。
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的新政。
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
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
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
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
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
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
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
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
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
在一篇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
其间相去何远哉
”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
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
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
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
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
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
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呕心沥血著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
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
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
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进献给英宗皇帝。
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
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
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
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
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
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
《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
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
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
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
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
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
《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