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我们的影响300字作文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2000多年来的主流文化，其主要思想和核心理念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发展粗略的划分可分为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主要是孔子与孟子，是儒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和汉武帝之后被董仲舒改造之后的儒家文化（这一时期以后儒家文化融合了阴阳学家、墨家、法家的很多思想，使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并从此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主要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
这两个时期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有区别的。
我想写的我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主要是对先秦时期的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所推崇的是“仁”和“礼”，即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所谓“仁”，孔子认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也就是孔子所认为的“爱人”。
由此可见孔子把他的“仁”的理念看为儒家最高的道德规范。
从小的方面，“仁”是指人与人自身、人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要求人们要“仁者爱人”。
从大的方面讲，“仁”是指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就要求人们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尽管孔子所谓的“仁”即爱人是有等级差别的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应恪守自己的本分。
但对古代中国道德规范和传统的道德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人自我认识、民众人格升华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的中庸思想“不偏不倚”、“时中”、“合宜”的方法和准则，更是直接影响到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
所谓“礼”在很大方面主要是当时孔子为了维护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因此具有很大的消极色彩。
例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五常，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
而对女性的压制就更加的严厉，甚至可以称得上泯灭人性。
鲁迅更是将其称之为“吃人的礼教”。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思想也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适应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及父系男权社会统治的需要。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或许或多或少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孟子被称为亚圣，对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政”，他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
将“仁”的思想由一种人的“仁”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仁”。
把“仁”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主张实行王道。
体现的原始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仁政”的思想影响了历代君王的统治理念，对中国古代封建君王的统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引导帝王将相要时刻关注老百姓，关心民间的疾苦，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君为舟、民为水，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就很好的体现了孟子“仁政”的影响。
他所创造出来的“贞观盛世”更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
孟子崇尚“人性本善”，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因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他才认为实施仁政是可行的，才是王道。
其最为著名的一段话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把仁义之心看成是人的良知良能。
而这种人性所固有的善性要靠人在现实中培养，即孟子所说的“养性”，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在道德思想方面提出了三个道德规范与准则。
其一是：孝悌忠信。
孝就是尊敬父母；悌尊敬兄长；是人最基本的道德理念。
其二是：五伦。
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
孟子认为五伦是在现实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三就是前面所说的仁义礼智，孟子认为这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从历史发展来看，孟子的仁政学说虽未得到统治阶层过多的重视，但他在人性、道德方面的观点与孔子相比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2000多年来的主流思想，其对古代中国和当今中国的发展都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张的“仁者爱人”几千年来被奉为道德规范与标准。
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传统，对当今日益下落的道德理念的挽救及、伦理道德的教育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将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相联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多少仁人志士以此为立身的标准，成就了一个个丰功伟绩的历史人物，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更是推动了古老中国的发展，而对于今天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来说，这种积极入世的观念有利于提到人们的国家荣辱的意识，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对于道家的无为与逍遥的消极的处世理念，我觉得儒家的思想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儒家文化在我心400字作文
学习瑜伽员很多年了，总是喜欢瑜练习瑜伽会发现，她真的可以给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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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快乐瑜伽
兄弟姐妹们可以走进世界的瑜伽哦
喜马拉雅山沿传统的印度瑜伽，起源于7000年前。
瑜伽是来自梵文YOGA，这意味着连接组合。
它结合了仿生学（模仿动物，植物等），哲学，并配合呼吸，冥想来达到强身健体，摆脱缓解疼痛的目的。
千百年来在中国的中医理论，易经，佛教，儒教，教育，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和完整的科学机构系统中国瑜伽瑜伽在印度已经进入中国的传世之作。
开始练习，我们的身体将体验到从紧张到痛苦，从痛苦到放松，放松到简单的过程。
开始练习瑜伽会籍是很敬业的瑜伽动作，总是觉得学习到多少行动被认为是。
有些动作做不来，总是很着急，耿耿于怀。
后来就放弃了，没有你不行，训练结束后大家都知道，然后慢慢地，但完成后，这些瑜伽的神奇。
例如，从结莲花坐，每一个坚持的时间不长，脚背脚踝酸痛的感觉，腰背部是不够直，时间长了会坐得很疲惫。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你已经可以腹部紧紧关闭，背部挺直，在那一刻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是我自己的经验，相信我的学生看情况。
而且还可以纠正不良的姿势，如驼背耸肩一个很大的优势。
当它涉及到饮食，瑜伽提倡。
因为肉类是，和相比，碱性。
更容易受到疾病的酸性的系统相比，在碱性系统。
含有大量的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元素的，往往更比肉类，常年吃素的，不会产生的情况。
说，今天的牧场运营商如属任何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家养的牲畜重使用有害的化学药物更糟糕的是，这些动物被宰杀由于恐惧，恐惧分泌大量的过程中的毒素在体内，人肉类吃进这些可怕的毒素，这是造成现代更多，更丰富也更更重要的原因之前，我也有控制素食主义者，但在一个健康的大考虑。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一个素食主义者的饮食不仅是一个健康的考虑，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它是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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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伤害经济的动物，因为动物和人一样，怀孕，愤怒，悲伤，快乐，悲伤和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因为在极度恐惧身体会排出毒素我们如何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动物的坟墓，你也可以吃里面呢
当然，我们是素食主义者发布的瑜伽生活：吃早餐，收拾好你平时吃的杂志乱翻，前竭诚为您口味的豆浆，粥，细细地享受甜蜜的，我们应该关掉电视注意润滑的口感，整天齿颊香 - 这是瑜伽。
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做运动和呼吸的意图，你的行动方针将是一种乐趣 - 这就是瑜伽。
这一天，我们会享受，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
为了照顾兄弟姐妹，亲戚和朋友，享受付出爱的温暖：我们努力工作，享受生活。
我记得看过一个叫“内的口头禅是”“，而不是去想过去，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明天是一个虚构的努力过好今天是什么样的 - 这是生活在世界上的瑜伽，这是瑜伽的生活。
瑜伽应力控制，这种控制，当然，包括控制的欲望。
但是瑜伽也强调，自然，本质，当然，包括自然生出的欲望。
所以，我很困惑，直到我无意中推开门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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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门，我停下来思考他们想要的东西，当我发现了一些不希望的大门，并关闭它，居然发现时，我见到了比公开的，所以我发现瑜伽教我是天然去寻找，不不表示蒙蔽，瑜伽教我得到控制，从而发现真正的心的自然需求，所以我了解控制住欲望乐意满足千欲望背后的愿望是，你永远也看不到的欲望到领导的漩涡。
的真诚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中摆脱的欲望，你的心找到真正的幸福的源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来并加入瑜伽的世界，你会得到很多.........
民族宗教政策心得体会，快
所谓民族——国家宗教，是在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的、且局限于本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信仰的宗教。
它一般由传统氏族部落宗教直接改造和发展而来，是古典宗教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初形式。
它既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印迹，同时也具备了古典宗教的基本特征。
民族——国家宗教主要有七方面的特点，这是它区别于原始宗教和古典宗教其他形式的特殊之处。
全民性和排他性的共存。
民族——国家宗教是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宗教，这种特色表现为其信仰的全民性和排他性。
民族——国家宗教首先是民族和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信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本民族——国家宗教的天然的和法定的信徒。
其天然性在于，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生产方式使其具备了共同信仰的客观基础，它必然自发地导致统一精神文化、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其法定性在于，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规定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它把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全民的强制性义务。
无论何人都依民族习惯和国家法典信奉统一的和官定的神灵，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在文明社会之初的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巴比伦等民族和国家中，其民族——国家宗教都是全民性的。
据此，有的宗教虽然也是在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产生，并仅为其中的部分成员所信仰，但由于不具备全民性，便不能归属于民族——国家宗教之列，只是一般的民族宗教。
例如中国的道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但它从来没有达到全民信奉的地步，因而不被作为民族——国家宗教。
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或国家由于社会变迁、宗教发展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接触交流的冲击，其民族——国家宗教虽继续存在，并保持着大量的民族特色，但却越来越失去全民性，只剩下部分信徒，这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民族——国家宗教的资格。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皆属于这种类型。
有的民族尽管因古代国家灭亡四处流浪，失散于世界各地，其原有的民族——国家宗教却仍然未失去全民性，是散居各地的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因而它还是一种民族宗教。
犹太教即是如此。
由于民族——国家宗教是在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在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及国家统治等各方面的差异，又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具有排他性。
一方面，它只属于本民族或国家成员的信仰，除了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和国家，一般不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受民族和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条件制约，而且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只能在本民族或国家的及相类似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中生存。
这使得民族——国家宗教的命运同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波斯人和希腊马其顿人征服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后，巴比伦宗教也逐步消亡了。
古罗马人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古代希腊宗教的消失。
波斯的玛兹达教也是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征服而衰落的，后来在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才又东山再起。
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一致。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氏族部落原始意识的民族意识也在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
在文明社会之初，政教合一体制使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
它深深地渗透到了民族的观念和情感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的群体意识与民族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在宗教的观念和情感中体现着民族的认识、心理和情感，体现着整个民族及其成员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和准则；而民族意识中也包含着宗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含着宗教的基本信仰、教义和规范。
因此，整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宗教视为正统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根据，并从中汲取生活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
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宗教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同原始宗教与氏族意识的关系颇为相似，它们都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结果。
例如，注重血缘关系、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的中国古代汉族就是同民族——国家宗教即儒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儒教敬天祭祖、效法天理、神道设教的基本教义相一致的，其中渗透了儒教信仰的宗教精神。
一神多能和诸神分级的出现。
在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早期阶段，每一类事物和每一种现象都有各自的神灵，这些神灵的灵力极其有限，一神一能，各管一事，各司其职。
它们之间没有大小高低之分，相互也没有隶属服从关系。
随着社会发展与实践能力的增长，人们的接触面增大了，视野拓宽了，理性能力增强了，这使他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其间内在的联系与多样性的统一。
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之间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直接影响着自己所从事的专营生产的那一部分自然事物和现象上，而不再重视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种变化反映在宗教观念上，便是原来特殊的、分散的神灵被逐步统一起来，一些神灵合而为一，一些神灵被转换了职能，一些神灵则被赋予了更大的神性和更多的职能。
比如随着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建立，出现了地域性的保护神即“社神”。
社神是一方土地之神，它综合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多种神灵及其职能，成为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及地区安全的多能神，在古代希腊，自从航海业在希腊人的生活中获得特殊意义后，原来的陆神波塞冬就变成了保护航海业的海神。
随着农业的出现，牧神变成了农神，狩猎女神变成了丰收女神。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随社会组织的兼并统一而越来越加剧，最后只剩下一些兼备多种职能的主要神灵。
神性的增强和职能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神灵之间神性和职能的对比与差异，从而产生大小强弱之分。
特别是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差别，更是必然在宗教观念中留下其影像。
于是，神灵之间也被组织和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定的秩序，并且相互具有了等级关系。
至上神以超越众神之上的最高神的形式出现了，成为神灵世界的主宰与君主，众神则隶属于至上神，作为它的官僚和下属。
这就是至上神教，它是一神教的前身。
民族——国家宗教一般都是崇拜至上神的。
如中国传统宗教崇拜天（上帝），天是自然之主，是统帅诸神的最高神灵，在甲骨文中即已有上帝命令刮风、打雷、下雨的记载。
印度婆罗门教信奉梵，它是万物的根本和万因，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等三主神是梵的显现，其他神祗也是梵的高低不同阶段的各种化现。
日本神道崇拜天照大神，其余诸神均受其统辖。
古希腊宗教信仰宙斯，它是奥林波斯山上众神的领袖，它主宰着整个自然与社会的秩序。
在历史上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如古代埃及宗教虽然也是至上神教，但其所崇拜的至上神是随着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的变化而轮换的。
当某个地区成为首都所在地的时候，它的地方神就升格成为全国的最高神。
古代巴比伦宗教的至上神也是轮换的，但其原因却是由于外族的入侵，入侵者总是把本民族信奉的最高神变为被征服的民族国家崇拜的最高神。
而波斯宗教崇拜的是善恶二神，在下诸神依此分为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集团，是一种二元至上神教。
犹太教则信仰唯一神耶和华，是最早的也是古代民族国家宗教中唯一的一神教。
但是，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宗教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
保护神与至上神的统一。
保护神崇拜早已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中，并且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原始的保护神崇拜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祖先神崇拜，后来随地缘村社和部落的出现产生的地方保护神也是以地域关系为主的，它们都带有一定的自然特性。
但随着联合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尤其是民族国家产生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保护神崇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人间的政治关系也在其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在社会生活组织相互兼并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神的兼并也同宗教信仰的兼并一道在同时进行。
国家将全民族的信仰统一于统治阶级的宗教，这种统一在其特定的表现形态上，就是以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去统属其他族的保护神，尔后又发展为整个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并成为全民的崇拜对象。
为了增强统治者一族的保护神的神圣性，强化全民对这一保护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于是，与统治者在尘世的地位相一致，其保护神也被抬高到神界中的最高地位，成为至上神灵。
其他族的神灵则或是被取消，或是被兼并，或是被置于最高神的统治之下。
这样，在民族——国家宗教中，保护神与至上神合而为一，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本民族的保护者，兼有双重身分。
中国儒教崇拜的天、希腊宗教信奉的宙斯、埃及宗教信仰的太阳神、波斯教崇拜的阿胡拉、日本神道教侍奉的天照大神、犹太教崇拜的耶和华，都是统一了民族国家保护神和最高创世神的二元神。
不过，由于这些最高神同时又是民族国家的保护神，因而它们的王国绝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国家领城，在此界线外，由其他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统治。
这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保护神的至上意义极为有限，仅仅适用于本民族的范围，只是针对被统治者原有的保护神而言的。
所以，它的存亡直接与民族国家的存亡联结在一起，取决于它自身的保护能力。
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以及波斯等许多民族和国家所崇拜的最高神，都是由于它们作为民族和国家的保护神而随民族或国家的丧失而被消亡的。
神权与君权的结合。
氏族首领和部落酋长往往同时也是宗教首领和祭祖主祭人，但这一般只是表明他是带领本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侍奉神灵的首领，而不意味着他与神灵之间具有什么特殊关系，被赋予了什么特权。
从部落联盟时代开始，出现了首领把自己提升为唯一能通天神的特权人物，从而将祭天大权独揽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不断发展，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便进一步产生了民族国家的君王，把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与至上神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至上神的性能的做法。
这样一来君王便成为至上神的后代甚至化身，自己也具有了神秘。
据史料记载，中国至少从周代开始就把帝王称之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
古埃及的国王都把民族——国家宗教所崇拜的至上神视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保护神，自称是至上神的儿子。
巴比伦宗教也直接神化人间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神或是具有一定的神性。
日本神道教把天照大神视为历代天皇的始祖，并尊天皇为人神。
在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出现后，亦将其君王诉诸宗教臻于神圣化，产生了“帝王神”崇拜。
苏拉被视为神之骄子，凯撒和卡利古拉生前就为自己举行了封神仪式，屋大维也接受了“奥古斯都（神圣者）”的称号。
君王的神化，使君王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来源，君权由神所授。
于是，君王便成为天然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必须崇拜和祭祖的最高神灵。
君王自然也是民族——国家宗教的最高首领和祭祖活动的主祭者，只有他才有资格带领众人祭祀至上神。
至此，君权与神权结合起来了，政治特权与宗教特权也结合起来了，君王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国家神圣的专制者。
这种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新政教合一形式的出现，不仅表明了人类社会在阶级和民族形成之后新的国家政治的产生，而且也体现了宗教内容向社会化方向发生的转折。
中国在古代宗教即产生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王统治万民是受天的委派，代表天来化育人类的，它体现了天的意志。
日本神道教的核心就是君权神授说，把天皇当作天照大神统治人间的代表，强调每一国民均应唯其圣渝是从。
巴比伦的亚述尔国王总是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最高神亚述尔的决定，声称自己不过是神意的执行官。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是为护持“达摩（圣法）”而生，因而居众生之首，统摄世间万物。
当然，在古代的民族——国家宗教中，也有的是实行国教制度而非政教合一。
兴旺时期的罗马帝国就是典型。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使它的民族——国家宗教不断受到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信仰的冲击，不得不过份依赖国家强力来维护自身和统一意识形态。
同时，帝国的强盛使帝王的权力也极度膨胀，超过了宗教所能制约的界线。
所以，罗马的民族——国家宗教便完全成为受帝王控制的工具，教权为王权所支配。
僧侣阶层与规范形式的产生。
为了适应宗教变化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专职的巫祝产生出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特殊社会阶层。
他们不仅是民间日益增多的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尤其是协助君王进行民族国家祭典，并为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全体社会成员出力的特殊工具。
这个阶层同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一道，形成了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的左右臂，因而它在社会中也享有相当的特权。
据文字记载，中国在商代之前就已出现了职业宗教者，并已有了卜（司占卜）、史（司录风雨）、巫（行术作法）、祝（司祈祷乃至祭祀）的分工。
在印度婆罗门教所维持的种姓制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就是世代相传、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
古代罗马帝国的祭司团亦由来已久，在原始公社时期便已开始形成。
最古老的祭司团有司掌历法和节期的“彭提菲克斯”，担任信使和外交任务的“费齐亚利斯”，专管占卜的“奥古尔”，主持祭献仪式的“雷克斯·萨克罗鲁姆”，侍奉女神维斯塔的“维斯塔利斯”等。
罗马王凯撒、屋大维及其后继诸王都曾兼任最高的“彭提菲克斯”祭司职位。
古巴比伦人为了侍奉神灵，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侍奉神的生活起居的神职人员，其中有传达神启和解释经文的高级祭司，有为歌颂神、安慰神而诵唱赞美诗和哀歌的音乐神，还有为神制作食物的厨神，为神洗澡的人，陪送神像去卧室睡觉的侍者等等。
另外还有被认为是侍奉神的人间妻子的女祭司，也有献身于神圣而卖淫的神娼。
在城邦时期，祭师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统治者即是祭司的首领。
后来祭司形成了专门的贵族集团，甚至为自身的利益同君主发生冲突，曾参与过阴谋篡位、朝代兴替、私通外国等重大政治事件。
为了进一步强化民族——国家宗教的正统性及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僧侣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宗教教义，对宗教的礼仪和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补充。
使之统一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建立起了以巫祝为核心的礼仪典章和组织制度，使民族国家在行为和组织方面具有了规范化的形式。
在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古代民族国家中，这种宗教规范与政治制度相统一，不仅实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宗教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同时也是对他们全部社会行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成为直接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
印度婆罗门教很早就制定了一系列宗教规范，并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在《摩奴法典》中。
中国古代宗教亦已形成了关于宗教仪式的各种规定，提出了一整套祭祖制度，这些规范将宗教与政治和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直接起着维护宗法政治制度的作用。
孔子所极为推崇的周礼就是这种政治化和伦理化了的宗教规范的样本。
古代埃及宗教被宗教学者归为典型的仪式宗教，受祭司和巫师控制的正确的规范化仪式动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对神灵信仰的虔诚。
摩西在创建犹太教的时候，一开始就制定了《摩西十诫》和一系列律法，它既规定了宗教的信条和礼仪，又规定了行为准则；既建立了宗教体制，又建立了社会的结构和国家的律法。
神学理论与宗教典籍的形成。
原始宗教作为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性宗教，长于行动而拙于思考。
除了简单而零散的宗教观念和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外，没有抽象、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宗教典籍。
在民族国家出现后，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和职业宗教者阶层的产生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创立神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僧侣们首先从对纷繁杂乱的原始宗教观念改造入手，在重新统一和确定了的关于民族的起源、祖先等一系列神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教义体系和初步的神学思想，使宗教观念被理论化，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宗教神学。
神学理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民族国家内部宗教观念的统一和巩固，标志着原始的、粗糙的和自发的宗教观念已为新的、精致的和人为的宗教神学所取代，而且意味着宗教的说服力和欺骗性的增加，更易于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征服而维护和发展宗教信仰。
同时也为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需要的变化修改宗教教义、重新解释宗教观念提供了可能。
这一方面使宗教对社会的适应性大大增加，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又孕育了宗教内部在观念上分裂的可能性，从而各种教派和宗教从此层出不穷。
随着文字的产生，在有些文化达到较高程度的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叙述神学理论的宗教典籍，宗教神学往往成为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内容。
在中国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宗教观念和祭祀仪式的，而叙述占筮理论的《易经》则是最古老的著作。
古代印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形成了反映自然宗教内容的专门著作《梨俱吠陀》。
婆罗门教产生后，又编著了三种吠陀典集：《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它们构成了古典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其中包含了其宗教教义和信仰的基本内容。
古埃及人有一些宗教经卷的断纸残篇保留下来。
古巴比伦流传下来的文化资料也是以宗教的内容为主。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也是宗教理论的一种延伸，其中一些派别的学说甚至直接就是一种神学，如毕达哥拉斯派。
云南旅游心得体会
先秦历史文化 先秦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 仁 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现实地全身心地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不谈鬼神也不谈 “ 彼岸 ” 。
他借 “ 仁 ” 树立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想。
当子贡问： “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 孔子答曰： “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雍也）这种 “ 仁 ” ，也即对人类深广之爱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确实是仰之弥高，连尧舜这样孔子称赞不已的古代圣贤都不能完全进达。
对于中国人来说， “ 仁 ” 的神圣高度，绝不亚于人格化的 “ 上帝 ” 。
所不同的是，人格化的 “ 上帝 ” 在 “ 彼岸 ” ，而 “ 仁 ” 却在现实世界的峰巅。
孔子又确立了一些与现实密切联系、有确切内涵、人们可以作为目标为之奋斗以 “ 近仁 ” 的仁德，如 “ 爱人 ” 、 “ 泛爱众 ” 、 “ 孝弟 ” 、 “ 忠恕 ” ，以及为政者的 “ 先教后诛 ” 。
使人们感到 “ 仁 ” 之道德巅峰仍是植根于大地，而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故而有了近仁的勇气和信心。
孟子为孔子哲学中的 “ 仁 ” 的理念提供了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学根据。
即 “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而已。
（告子上） ”“ 恻隐之心，即不忍之情。
这种动人的柔情是无所为而为，不是本能，似乎无关生命而在生命之外。
它是由有所为而为的路子上解脱出来而成功地无所谓为而为，它未尝含有一个意思， 它表露出对他人的情不是预备作什么的。
” （梁漱溟语）这有似于希腊伦理思想以及佛教华严宗对 “ 善 ” 的精神的诠释。
( 二 ) 礼 礼是仁这种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
孔子的 “ 礼 ” 的概念传承于周礼，周礼中的 “ 礼 ” 提出的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 “ 明份 ” 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
“ 礼 ” 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人们对礼的遵守主要是作为外在的典章制度去执行。
而孔子的 “ 礼 ” 则是积淀在 “ 仁 ” 中的 “ 礼 ” ，已经扬弃了它的他履行性。
“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
为仁有己，而由人乎
” 由此看来， “ 人而不仁 ” ，则 “ 礼 ” 对于他完全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是不情愿的束缚； “ 人而成仁 ” ，则礼就成为他内在的本能一样的自觉德性或精神。
“ 内仁外礼 ” 就此统一起来，有了 “ 仁 ” 这种人文精神贯通的 “ 礼 ” 不再是拘泥僵化的典章制度。
他已摒除了 “ 不仁 ” 的 “ 麻木 ” ，周流着 “ 仁 ” 带莱的灵动的活血。
这是孔子对于以 “ 仁 ” 为内心导向的外向行为的最高评价标准。
( 三 ) 人治 以儒家对人和生活的关怀，必然对人所依存的群体社会寄以关切。
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
以其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予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可归纳为 “ 内仁外礼 ” ，即以内化的 “ 仁 ” 的道德修养和外化的 “ 礼 ” 的规范典章来协调人们的行为，以达成社会的和谐状态。
管理学中将社会组织过程中，人们行为得到规范的原因来自于外部，即由他人控制而达行为规范的情况，称为 “ 他组织 ” ；而把人们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导致的心理默契，自觉规范个人行为的情况，称为 “ 自组织 ” 。
借助这两个概念及 “ 和谐化辩证法 ” 思想，可以得到 “ 内仁外礼 ” 的 “ 自组织 — 他组织 ” 谐协特征。
首先，孔子将仁解释为 “ 爱人 ” ，他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
于是 “ 内仁 ” 在强调发挥个人主观精神和道德修养的同时， “ 仁德 ” 便成为人们内心体验和外在实践的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行为。
人生论的道德修养与为政治国的手段相结合，个人道德修养变成社会组织的手段，促使 “ 内仁外礼 ” 具有了 “ 自组织 ” 的功能。
其次，周公旦制周礼后， “ 礼 ” 已成为整个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行为规则之总和。
正因礼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君主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功能，使其构成法律的一部分，获得强制性权力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
“ 礼 ” 实质上是先秦儒家的 “ 法 ” ，作为客观、外在的制度，产生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并使 “ 内仁外礼 ” 获得了 “ 他组织 ” 的功能。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
他们互为因果、相伴相生，借助内外对耦结构产生了 “ 内仁外礼 ” 的整合关系，具有了 “ 自组织 — 他组织 ” 的谐协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所讲的 “ 礼 ” 的自律性，是孔子建构的完美的 “ 仁礼统一 ” ，是 “ 从心所欲不逾矩 ” 的理想状态，不能看作是孔子对 “ 礼 ” 的他律性之绝对否定。
而 “ 礼 ” 的他律性正是通向 “ 礼 ” 的自律性这一境界的必经之途。
关键在于 “ 礼 ” 必须是纳仁作其圭臬的礼。
人治即是仁治，即是礼治。
儒家思想的影响 先秦儒家以礼为 “ 法 ” ，以化民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直至完美的自律为社会运行保障，再佐以 明君贤臣的统筹，构成其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
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一时效验而是百世楷模，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而是天下太平，这和执政者以一己之私益为前提的现实考虑大相径庭，所以并不得志。
然儒家思想自始葆有孔子所倡导的 “ 损益 ” 精神，因而有了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中的能力。
其后继者为使儒家思想能为执政者采行，不断作出许多 “ 损益 ” ，由此得以跻身并长踞历史舞台。
但先秦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也已被 “ 损益 ” 得几乎面目全非，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体系已沉泯于历史长河。
只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和精神尚为后世儒家继承，得以源远流长，甚至化入中华民族的骨血，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1 ． 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 “ 仁 ” 学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
它否定执政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做法，指出顾及 “ 民 ” 的利益的重要性。
因发现它在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间的关系上功效显著，历次 “ 治世 ” 莫不奉此为治政立法的方针。
先秦儒家所憧憬的太平治世获得一种异化的实现，对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起到难以抹杀的作用。
这一点前人已有诸多翔实的析证，这里笔者不再作赘述。
2 ．对现实的执著 正如本文开篇便指出的，先秦儒家先天的带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怀， “ 不语怪力乱神 ” ，所推崇备至的 “ 仁 ” 虽有 Paul Tillich 指称的 “ 终极关切 ” ，但其 “ 宗教性 ” 不走向超升和理想的天国，而是依循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的中庸路线，落实到广大社会的日常人生中。
这一主旨对后世的深层影响甚巨： (1) 使我国文化中伦理理性极为发达。
伦理学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观念深植人心。
(2) 过分地执著于现实，不向超越 “ 彼岸 ” 致思，到了一定时期思想就难免发生僵化、异化、庸俗化。
譬如孔子的 “ 克己复礼为仁 ” 说，孟子的 “ 养心莫善于寡欲 ” ，本是基于承认必需 “ 人皆有之 ” 的前提，从维护家庭、宗族、国家这些共同体出发，强调理性，用仁义理智信等道德规范来限制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人之非理性欲望，使欲望适度。
但后世太注重如何现实地制民了，到了宋明理学，就被 “ 发展 ” 成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禁欲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3) 这种对现实的执著同样体现在求知态度上。
虽然先秦儒家思想具有极丰富的知识内涵，虽然 “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 的学思并进被特别强调，但它的 “ 智性 ” 并不表现在纯理思辨的欣趣，而是以 “ 正德，利用，厚生 ” 为原则，集中于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
几千年来，国人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得相当功利，进而发展成一种直觉能力的繁荣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凋零相伴的景象。
所以国人可以凭直觉创造出四大发明，却不明了其科学道理；国人会囚禁萤火虫、映着雪光以苦读经世治国的典籍，却不会出现闲闲地对果熟蒂落作些冥想的牛顿之辈，去分心神思考光源与折射。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法律思想上犹为突出。
孔子在其仁学体系中提到 “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 ，其方法是学尧舜，这便是很直觉的思维方式。
乍看相当完美，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尧舜，所以这方法其实不是方法。
千年来的贤臣士人们不住地构设着 “ 德主刑辅 ” 、 “ 以刑止刑 ” 、 “ 恤刑慎杀 ” 、 “ 张法纪 ” 等诸如此类的治世理论。
乍看相当完美，但最高权力的垄断者未必乐于采纳，特别是象范仲淹的 “ 反独断 ” 这种限制君主为所欲为的理论。
而一时的接纳也未必能免掉 “ 人亡政息 ” 的结局。
然则，无论顺逆，无人对整个政体架构作一个逻辑分析，而只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治乱交替循环中作或弱或强的挣扎。
总的看来，先秦儒家思想的对超越的抗拒遗传了下来，并经过微调的变异，后来的儒家对现实的思考也止于如何治的层次，无法超越。
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异常漫长，民主思想晚产的原因之一。
孔子与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
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
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
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
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
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
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
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
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
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
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
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
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
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
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
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
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
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
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
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
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
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
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
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
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
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
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
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
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
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
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
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
为什么不能
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
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
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
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
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
”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德是什么意思
三纲：君为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纲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三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奴化人民的工具，则在宋明以后。
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的观点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
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这种说法扭曲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说。
其核心是从于正理或无条件服从于上下关系，三纲立足于关系下的服从，而孔子立足于正理，倡导无论地位都该依正理尽本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