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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是集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社会规范化、文化均质化于一身的综合性进程。
欧洲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理性构成了一体化广阔的人文背景和基本要素。
欧洲一体化既是同一性的，又是多样性的，是“欧洲自性”和“民族自性”的结合。
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文化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基本原则、法律体系、机构设置及其表决机制和程序，对正在实施的欧盟东扩的范围选择、标准要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 欧洲文化 文化影响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最高成就，其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不仅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也大大超越了欧洲各国政治家们的想象。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地缘政治、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欧洲一体化不仅意味着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意味着欧洲文化的“均质化”。
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领域，外溢于政治、防务和社会领域，但将终结于文化领域。
欧洲各国只有在文化上紧密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欧洲一体化才算最终实现。
实际上，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文化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大，文化因素必将对整个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将直接决定一体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结局。
一、欧洲文化的内涵及特点所谓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①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科拉克洪(Clydkluckholn)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于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他们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内隐结构和外显模式两部分。
文化的内隐结构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构成，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它是文化中最一般、也最持久的东西；文化的外显模式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构成，它取决于内隐部分，也是内隐结构的存在和表现方式。
②而政治文化则构成了一切伟大文化的核心，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不是断臂的维纳斯，而是雅典民主政体。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
……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 它同样表现为内隐和外显两种形态。
本文将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欧洲文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欧洲文化经历了一个从近代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变过程。
建构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霍布斯文化的道德基础是所谓的“性恶论”和不容“异类”的观念。
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人充满了自私、贪婪和做坏事的欲望，“人对人象豺狼”，社会则处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
每个国家也都把别国看作“敌人”，在国家利益上都尽可能地“损人利己”，国际关系始终处在混乱、冲突甚至“无限”的战争中，“战争成了一种制度”。
“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 在普遍仇视的状态中，“异类”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对“异教”的“十字军东征”正是这种文化的具体体现。
在欧洲内部，这种文化还导致了“权力集中”和“建立帝国”。
洛克文化的道德基础是“生存和容许生存”，即“我活也让别人活”。
它把国际关系确定为一种竞争对手关系，从而使国际社会摆脱了战争的无限性和“国家的高死亡率”。
自我克制、“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
” 而实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是约束人们和国家杀戮、作恶的法律和“法治”。
因此，“性恶论”导致了欧洲法律体系的发达和欧洲人法制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制衡理论”、“均势理论”及其相关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也导致了人权观念、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发展。
秩序、法制、民主、容忍、共存等日益成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洛克文化不是一种完全的法治体系”，实际不稳定的，因为“战争被认为是正常和合法的”。
而一旦约束战争的机制失灵，战争就可能再次无限化，从而回到霍布斯文化状态。
康德文化的道德基础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规范性基础则是“法治”。
它把国际关系定位为朋友关系，在此种关系中“非暴力和团队行为已经成为规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
” 温特将这种结构称之为“共同体”，认为共同体各成员建构了充分的、“群我”的集体认同。
这是最高一级的文化形态。
事实上，从逻辑顺序而非时间顺序上看，欧洲文化恰恰经历了从霍布斯文化到康德文化的历史演变。
就目前来讲，欧洲文化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某些特点，是二者的混合体。
欧洲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划分。
根据上述文化的两分法，可以将欧洲文化分为两部分，即内隐部分和外显部分，或称之为观念性文化和结构性文化。
同时，欧洲文化不是单一的，它既是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同一性的文化，又是一个包容了不同民族文化特性的多样性的文化，“它是内涵着‘认同中有多样’（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的综合概念”，“就其整合性可见其宏观上的同（identity），由此而产生‘欧洲主义’。
就其支脉的分殊性又可见其微观的异（diversity），由此而产生‘民族主义’。
” 总结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可以把同一性的欧洲文化（亦被称为“欧洲的自性”、欧洲的“结构认同”）归结为基督教文明、法制观念、人权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竞争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和解精神、容忍态度、协商精神、非暴力观念、秩序观念、互助观念、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观念性文化，以及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民主制、内阁制、独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自由贸易和市场体制等结构性文化。
此外，还有欧洲各民族共有的关于建立统一欧洲的“欧洲意识”、“欧洲主义”等。
而多样性的欧洲文化（亦被称为“民族的自性”、欧洲的“国家认同”）主要是指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不同的民主观念及其实施方式、法律体系的差异、经济自由度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对各自文化及其表征（语言、货币、艺术等）的钟爱以及民族历史自豪感等。
例如，法兰西文化具有明显的“大陆型”特征，它的“天然联系”主要在欧洲大陆。
自大革命起法国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消除了一切封建残余；在法律上它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成文法丰富而严谨；在宗教上它属于天主教欧洲；其人民对法兰西民族悠久的语言、文学、艺术、货币、生活方式和辉煌的历史怀有一种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而不列颠文化则是“海洋型”的，它的“天然联系”首先是英殖民帝国、英联邦和美国，然后才是欧洲大陆。
它对其历史上形成的君主立宪情有独钟，对19世纪“大英帝国”的辉煌充满自豪和怀恋，以至于对过去形成的一切（英语、英镑、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文学等）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
在法律上，它属于英美法系，强调判例的意义；在宗教上，它属于新教欧洲。
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既极其‘保守’，又特别‘先进’、既古老又富有朝气的民族。
”“它的社会制度一直是极端反民主的独裁专制制度”，直到二战后才在外来强力的推动下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属于最优秀民族当中的一员，日耳曼民族的品质、文化、哲学、宗教、语言，等等，都是优秀无比的。
”另外，德意志民族素有崇拜权威、严守纪律的传统等。
因此，欧洲文化“对‘外’是‘欧洲主义’；而对内是‘民族主义’”，欧洲联盟正“是‘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 欧洲文化的上述特点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结构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自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欧洲一体化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不断深化和巩固的过程。
从其成员构成来看，已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目前的15国，2004年5月以后还将扩大为25国，一体化的文化背景也日益丰富多彩；从一体化的领域来看，已从最初只涉及部分经济领域的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目前包括经济、政治、外交、防务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的欧洲联盟；从发展最快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来看，已由最初的自由贸易区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发展到了目前的经货联盟；它的结构体系也从最初的单一结构发展为目前复杂的三大支柱结构。
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每一步无疑都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在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之前，欧洲已先期经历了一场长达几个世纪的推动欧洲统一的文化运动。
首先，欧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统一的因素。
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欧洲是统一于基督教信仰的，欧洲人拥有共同的“天国”和共同的上帝，拥有统一的精神世界。
正是这种精神认同使欧洲各民族产生了有别于外邦的“欧洲意识”。
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欧洲开始四分五裂并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之中，而这又从反面激起了欧洲人对恢复“欧洲统一”的强烈愿望。
“欧洲统一”的观念首先反映在思想家的著作中，并形成了以追求和平为目的的建立新国家结构和国际结构的政治学。
欧洲民间的“促统”思想和运动也从未间断过。
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震惊了欧洲各国，促使欧洲朝野开始认真对待欧洲联合的问题，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运动。
二战结束后，在探索持久和平途径的过程中，欧洲人终于开始了以“地区一体化”为标志的统一进程，绵延数百年的欧洲联合思想终于进入了实践阶段。
因此，欧洲一体化决不仅仅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它的基础性条件恰恰是欧洲各民族共有的欧洲文化。
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甚至认为欧共体是“思想的结晶”。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对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影响。
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欧洲文化始终处在一种“双重自性”的结构中。
渴望欧洲统一的“欧洲自性”与主张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自性”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由此决定了欧洲文化和欧洲国际关系的整体面貌。
在结构内部，两种“自性”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民族自性”的膨胀必然导致“欧洲自性”的萎缩，反之亦然。
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国家利益问题。
“欧洲自性”以欧洲的联合和统一为目标，各民族国家利益作为欧洲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对后者只能服从而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因而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作出让渡。
“民族自性”则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不承认国家之上的任何权威，它使各主权国家很难完全融为一体，导致合作的有限性，甚至导致分裂、冲突和战争。
因而，当“民族自性”成为主导性欧洲文化时，欧洲就会陷入分裂和混乱，而在“欧洲自性”主导欧洲文化的情况下欧洲便会走上联合甚至一体化的道路。
长期以来，“民族自性”一直是欧洲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甚至目前主权问题依然是欧洲一体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这决定了所有以损害和削弱各国主权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设计注定要失败。
这也正是“联邦主义”一体化思想在实践中一再遭到拒绝的主要原因。
于是，以个别领域的一体化为起点的“功能主义”和以松散联合为特征的“邦联主义”便成为欧洲各国的最佳选择。
而且，一体化也只能从对主权影响最小而对和平保障最有利的领域开始，在战后初期这便是煤、钢领域。
因此，欧洲一体化以煤钢共同体为突破口和起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欧洲文化的上述特点还决定了欧洲一体化只能采取渐进的、功能外溢的模式，只能从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导出其他领域的一体化。
第二，对一体化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的影响。
欧洲是近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发源地，欧洲各国均建立了以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制、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的民主法制制度，民主法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普遍准则。
欧洲文化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
首先，它使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遵从法制的原则，确立了法律在一体化中的突出地位。
欧洲一体化开始于有关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而共同体条约这一法律文件的签署和通过则标志着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
从《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到目前《欧洲宪法》的即将出台，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每一步都首先体现为相应的法律成果，并通过法律得以巩固。
欧洲一体化走过了一条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欧洲法律体系的道路。
目前，欧盟已拥有一整套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和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长达8万页的法律文件，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
因而欧盟也被称为“法律共同体”。
其次，欧洲一体化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代议制的特点。
欧盟的主要机构有5个，即欧洲理事会、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
欧洲理事会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欧盟的大政方针；部长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关，负责制定欧盟的法律和政策；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上述机构做出的决定和监督有关条约的执行；欧洲议会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具有监督、建议、审议、批准和预算等职权；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负责有关欧盟法律的解释、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等事宜。
尽管在权力分配方面欧盟与各国明显不同，如欧洲议会未被赋予最高的立法职能等，但在欧盟各机构之间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的分立、独立和相互制衡则是极为明显的。
而且，某些机构的代表由选举产生，具有代议制的特点。
再次，“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存与交融使欧盟一体化机制具有极为特殊的性质特征。
逻辑上，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导致欧洲一体化机制的超国家性质，而其多样性则导致一体化的政府间性质。
一方面，总体上讲，目前欧洲一体化的政府间性质是很明显的。
不仅其条约的创建和修改需由政府间会议讨论决定，而且其机构的活动也仅限于成员国授权的范围，其职权来源于共同条约的规定。
因此，“共同机构即使权力再大，它也不可能拥有使自己不断增生的权力” 。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司法与民政事务方面尤其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成员国让渡权力的领域，一体化活动就不再是简单的政府间性质。
“在委员会提议、理事会决策、欧洲议会审查、欧洲法院作司法监督这样一个决策进程中，共同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体的活动，而非一般的政府间组织”。
一般认为，“欧洲理事会明显属于政府间性质，而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委员会等机构往往被认为属于超国家机制”，但“同一机制在不同场合也具有不同属性”。
因此，欧盟“一体化机制并非具有单一的政府间性质，或超国家性质，而是多种性质并存于同一体系的不同层面。
” 第三，对一体化表决机制的影响。
欧盟机构的表决机制分为三种：一致同意、特定多数和简单多数。
从文化角度看，其中每一种都体现了不同的意义。
一致同意具有政府间属性，体现了较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义，它给予每一个成员国以否决权。
正因为如此，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一度对欧共体实施了长达6个月的“空椅子政策”，要求修改欧共体的表决机制，实行一致同意的原则。
而简单多数和特定多数则具有超国家属性，体现了较多的“欧洲主义”意义。
长期以来，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欧共体都实行了一致表决制，但恰恰这一点造成了其决策效率的缺乏，大大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随着欧洲联盟的成立和欧盟东扩计划的实施，原有的表决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加快了表决机制方面的改革，逐步扩大了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主义”意识在欧盟内部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仅欧洲一体化的实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阔的文化背景，而且一体化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
三、欧盟东扩的文化视角东扩是欧盟的一项跨世纪宏伟蓝图，是欧盟在综合考察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欧洲局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它将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欧洲的统一。
与前几次扩大不同，欧盟此次扩大具有更为鲜明的文化色彩和更为明确的文化意图。
首先，东扩战略是在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并进行全面改制的形势下制定和实施的，具有鲜明的文化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带动和影响下，东欧各国纷纷摒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废除一党制和计划经济，并按照西欧的价值观念、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模式重构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与此同时，它们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组织，重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东欧国家认为，它们与西欧各国拥有共同的基督教文化和价值观念，加入欧盟既可以为其民主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又有利于促进其民族心理的转变。
与政治和经济因素相比，“社会心理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回归欧洲等于加入西方文明，回归欧洲也等于还原‘欧洲人’。
”因此，加入欧盟“是这些国家在寻求它们属于西方的证言。
”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的考虑，欧盟也将东扩视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步骤。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2002年12月的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吸收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2003年上半年签署了入盟条约。
其次，欧盟为中东欧国家制定了明确的政治、文化入盟标准。
与以往几次扩大不同，此次欧盟东扩除了为申请国制定了严格的经济入盟标准外，还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民主、法制、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入盟标准。
欧共体在最初签订“欧洲协定”时就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文化要求，将尊重民主制度、人权和市场经济作为协定的基本原则，要求联系国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遵守法律和维护人权。
1993年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更明确地规定了联系国入盟的政治、文化条件：申请国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国家，至少拥有独立的政党和定期选举制度、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必须建立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实行竞争、价格自由化等政策；以西欧国家的法律为范本改革法律体系，逐渐与欧盟的法律制度融合。
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入盟申请国的政治、文化诉求，第一次将政治、文化条件同成员国资格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如果申请国严重违反民主原则将被推迟接纳入盟。
此后，文化标准一直被欧盟视为接纳新成员的必要条件。
再次，在确定入盟国名单和东扩边界时，欧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选择倾向。
东扩伊始，在欧盟内部就有关于“谁不属于欧洲”和“何处是欧洲边界”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文化因素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争论目前仍未结束，但首批入盟国名单表明，欧盟在确定东扩目标时有着明显的文化选择倾向。
在已确定的10个首批入盟国中，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马耳他都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国家，其民主和人权状况也被认为基本达到了欧盟制定的标准。
而未被接纳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国，其国内多数居民则信仰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其民主和人权状况也常常遭到欧盟的批评。
尤其是1987年就提出入盟申请的土耳其，尽管其各项经济指标普遍好于上述10国，但仍被拒之门外。
究其根源，文化上的差异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原因。
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共和国则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之外，其中文化方面的考虑占有很大份量。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认为，目前的欧盟15国都是属于“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也都“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而塞浦路斯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它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其他入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国家“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而土耳其则无庸置疑“不属于欧洲文化圈”。
因此，他坚决反对欧盟考虑接纳土耳其入盟的问题，因为“如果仍有人坚持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就必须知道，它将来以什么理由来拒绝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者利比亚可能提出的加入申请。
” 比利时前首相马尔腾斯也认为，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范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
最后，欧盟有一整套帮助候选国改造其国内制度的文化政策。
为了顺利实现东扩的目标，欧盟不仅为中东欧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入盟标准，而且还积极帮助这些国家改造国内的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其尽快达标。
为此，欧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其中包括改革候选国法律体系、树立新的法制观念、完善选举制度、建立公民社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青年培训和在职培训、培育共同的欧洲观念，以及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
另外，欧盟还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协议等方式，加强了与候选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资助力度。
小结从文化视角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不了解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内容，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现实主义学者都无法解释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行为。
” 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同样如此。
欧洲一体化经历了一个从局部经济领域到所有经济领域，再到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而一体化的每一步深化都伴随着欧洲各国在文化上的斗争和协调。
一方面，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各国普遍发展与繁荣起来的共同的“欧洲文化”促进了它们的接近和融合；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又使各国在建立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某种程度的“碰撞”和“整合”。
正是在这种“碰撞”和“整合”过程中，欧洲文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质化”，变成了一种难分你我的混合体。
实践证明，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深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欧洲文化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多的色彩。
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的，“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欧共体（欧盟）的扩大同样受到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此次欧盟东扩中文化的影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而无论是此前接纳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芬兰，还是目前对东欧十国的接纳，更不用说将来对土耳其的接受，都存在一个对被接纳者进行文化改造和融合的问题。
相对来讲，经济和政治的改造要容易得多，而文化的改造和融合则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过程；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文化改造要容易得多，而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欧盟内部的文化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文化之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一方面，一体化向政治、安全领域的扩散和外溢将直接触及欧盟各成员国国家主权的核心和最敏感的部位，从而刺激各国内部民族主义的神经，这势必会引起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弹（近年来欧洲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正是这种反弹的表现）。
另一方面，“每吸收一些新成员，就意味着增加了‘共同体’的多样性” ，也意味着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和融合增添了某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要处理好欧盟共同利益和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更加困难。
近年来，“欧盟几个主要成员国公众对（欧盟）扩大的支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德国和爱尔兰均下降了4个百分点，英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希腊下降了6个百分点。
法国赞成和反对扩大的比例为40:47。
” 这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阻力将越来越大。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共同的利益将使欧洲各国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使欧洲文化具有很大的向外辐射和传播的功能，它的一整套制度、规则、标准、价值观和文明理念被认为是符合人类利益的积极成果，且行之有效。
因此，欧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等。
其中许多国家已明确表达了加入欧洲一体化的意愿，并在实践中积极向欧盟标准靠拢。
这为进一步扩大欧盟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欧盟的国际地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结合思想实际谈谈为什么要学习护理伦理学?你打算做一名什么样的护士
护理伦理主要是让你了解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和处于工作岗位时，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护士站姿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第一节 护士形象美的概述1．社会体形象社会是由多个个体所构成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主观映像是在人的历史活动和交往中树立和形成的，因此，它又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社会体形象是带有明显社会内容的事物形象，也可以说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形象，比如社会的道德风尚、政府的管理机制和才能、企业的信誉与效率等。
社会体形象的分类复杂多样，常见的有国家形象、民族形象、、集团形象等。
具体划分又有所不同，按形象的内容体系大体上又可分为基础形象、设施形象、环境形象、队伍形象、特殊形象五个部分。
基础形象是指集体单位中最基本的功能形象，如行政功能、生产功能等，这些功能形象通过名称、字体、色调、图案、El号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设施形象是指集体单位的生产设备和办公设备，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手段，也可以简单地说是一切硬件，如高大的厂房、宽敞的办公大楼、明亮的教室等都是设施形象的一个部分；环境形象是人们对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的外部环境感性认识上的评价，它包括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环境和保护环境；队伍形象是指人的形象，其中包括群体形象与个人形象。
一个集体单位的群体所采用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规范动作、统一的言谈内容、统一的纪律、统一的精神面貌，这就是群体形象，而构成群体的每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个体形象；特殊形象是指特殊活动的形象，它包括典礼仪式、宴请招待、宣传媒体等。
就形象的可见性而言，它又可分为有形形象和无形形象。
有形形象是指具体的实的物质的形象，如企业的外观、设备、产品以及人的行为等；而无形形象是指经过思维后有形形象在大脑的再现或是有形形象概念的再现。
也就是说，无形形象是在有形形象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记忆、思维等心理活动在头脑中升华而得到的。
因此，无形形象是有形形象的抽象，它包括企业的信誉、企业精神、企业风格和职工的精神面貌。
无形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具有恒定性，是比有形形象更为重要的一种形象。
3．艺术形象艺术形象是艺术创造者把生活里的多个形象摄入到脑子里，然后按塑造的形象要求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地综合起来，通过艺术手段，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
它是对形象一般性的积极提升，是艺术创造者把主客观统一的审美物态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也是形象自身规定自身、自身拓展自身和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
艺术形象不同于自然体形象和社会体形象，它是对现实形象的一种映现，是按照创作者和艺术家自己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而定的，表现艺术创造者的审美高度和审美情趣。
艺术形象是生动的，它既具有大致的确定性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创造典型的自然体和社会体。
艺术形象包括形象、戏曲艺术形象、舞蹈艺术形象等。
(二)人的自然体形象和人的社会体形象众所周知，人具有两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所以说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
因而既具有人的自然体形象，又具有人的社会体形象。
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有自然体形象，它包括人的个体形象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在生理上的不同特征，如表现为形体上有高矮胖瘦、肤色上的红黄白黑、五官上的各具形态等。
同时，自然体形象又涉及到人种差异、体质气质等各个方面。
人的社会体形象，是指人在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本能心理、职能、精神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形象。
这些形象的总和如一张包裹宇宙的网，它对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起着全面且深刻的影响。
由于人自身的特征不同，其社会形象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视角构成的复合体。
现实世界是以形象的方式存在的。
从另一角度而言，人的自然体形象和社会体形象，又可按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层次划分为一级形象、二级形象、三级形象和四级形象(最高级形象)。
自然体形象、外饰形象、动作形象、行为形象是感性的、直观的、表面的形象，我们称之为一级形象；本能形象、心理形象是内在的，是与生俱来的，它不容易变化，也不可能通过直观、准确、迅速的测定，我们称之为二级形象；知识形象、智能形象需要依靠个人后天的不断努力，并且需要通过间接方式才可确认，我们称之为三级形象；精神形象则是四 级形象，它统领着其他形象，又把它称之为最高级形象，因为精神形象不仅仅要靠个人自身的表现和间接材料的证明，而且要涉及到形象判断者自身的品质。
一个人的理想、道德、信仰、情操的水平，无论是对其智能、知识、本能、心理、行为、动作、外饰乃至于形象塑造，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二、护理职业形象的形成与发展(一)护理职业形象的形成护理职业形象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最初的护理行为的产生时期、时期和当代护理事业学科体系的基本确立时期。
1．护理行为的产生时期 护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utricius)，其原意是养育、保护、营养、维持生命和对老幼病残的照顾等行为。
这一含义直接影响了护理行为者，即形象的形成与发展。
人类的护理行为是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而产生的，它最先表现为为生存而自卫，为人类的延续而养育，为保存生命而维护健康。
在早期社会，护理行为的承担者多是妇女，妇女有保护整个家族健康的责任，她们以母亲的本能，母性的爱，在一个家族中哺育孩子，照顾患者和老人，这就是人类最早的而又最朴素的护理行为。
最早的护理行为，也都是这样开始的，有人又把这种殷勤慈祥，无微不至的母爱型的家族式护理行为，称之为民俗形象的护理。
而这种殷勤慈祥，无微不至的母爱形象也就构成了护理形象的最初内涵。
一直到19世纪之前，都没有专门的护理职业，医院也很少。
人们患病时，除了家人照顾外，往往求助于宗教，请求教堂中的神父进行治疗，而承担护理工作的则是修女。
那时的护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顾，美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的要求上，修女们以对上帝的忠贞来代表上帝关怀、帮助上帝的子民，这便为护理职业角色增添了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圣洁与仁爱的内涵。
2．时期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作为先驱开创了护理事业，她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护理实践，使护理行为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和专业，从此护理才被确立为一种专业来发展，国际上称这个时期为南丁格尔时代。
这是划时代的转折，也是进程的开始。
南丁格尔全名弗洛伦萨·南丁格尔，她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
她认为生活的真谛在于为人类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
于是在她青年时期，就常常协助父亲的一位医生老友，精心护理患者，逐渐对护理工作发生了兴趣。
她自学有关护理知识，积极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并认真思考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1854年爆发了，战争进行得很激烈，伤亡惨重，许多伤员无人照顾，在痛苦中挣扎，士兵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
南丁格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自愿组织了战地救护队，开往前线参加救护工作。
当时的战地医院，设备简陋，用品匮乏，卫生条件极差。
南丁格尔决定改变这里的一切，使之变为一个真正医治伤员的医院。
她说：护士必须具备一颗同情的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她亲自动手，带领同仁清洁卫生，整修医院，扩大病床，自己还拿出钱为医院增添设备和药品，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使战地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热心照料伤病员，在夜深人静时，她手提油灯在病区巡视伤员，像慈母那样爱护伤员，深受伤员的爱戴，她所到之处，士兵们都亲吻她的身影，表示对她的崇高敬意，并称之为。
南丁格尔以及她所带领的，救护了大批伤员，减轻了伤员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使伤员死亡率由50％以上下降到2．2％，这一创举震惊欧洲。
从此，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护理职业的认识和评价，使社会和公众认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而她所主张的护士必须具备一颗同情的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及所倡导的护士必须具备精湛的护理技能和献身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护士职业形象的内涵，便是这一内涵的形象外现。
3．当代学科体系的确立时期 自南丁格尔创立了护理专业以来，使护理专业从此摆脱了宗教色彩，逐步走向科学发展的轨道和正规的教育渠道。
南丁格尔在护理实践和护理教育中深深地体会到：从事护理工作，要有高尚的品格，相当的专业知识，专门的操作技能。
所以她立足于这方面的培养和教育，这一改革确立了近代护理工作的社会地位和科学地位。
因此，她在塑造护士职业形象中所要求的是：护士要以呵护生命和维护人类的健康为己任，以患者的利益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基础，能够从身心两方面对患者实施护理并得到患者的满意。
南丁格尔是护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自她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又经后人的不断努力、发展、充实和提高，护理学已发展成为专业，并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而护理职业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和明确。
(二)护理职业形象的发展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护理领域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健康概念的拓展，护士针对护理的对象由患者转为人，从而使护士工作的对象及范围都在不断地扩大。
因而，护理工作对护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护士职业美所体现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护理职业形象的内容和方式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以外，还要在表现形式上赋予更多的时代特征，以体现出护士良好的精神风貌。
如护士的仪表和仪态、表情和表现、语言和动作、知识和技能等，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进行调整和翻新。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满足患者对护理职业形象美的需求，从护士的身上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对健康的渴望。
目前，我国护理教育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许多医学院校在护理专业课程设置中，大大增加了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如人性人类学、心理学等等。
这些都为进一步培养护士的交往能力、、职业工作能力、护理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护理职业美的内涵，如礼仪美、语言美、人性美、美、创造美与艺术美等。
随着我国加入Wm，护士的职业形象还要符合国际化标准，使21世纪护理职业形象美展现得更加充分。
三、护士的形象美在众多社会形象中，社会及公众对护士的形象又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如崇高的职业、白衣天使、生命的守护神''等等。
这些期望，既赋予了护士职业形象的要求，又寄托了人们在身患疾病之时仍然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由此可见，美好的护士职业形象不仅对患者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护理专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护士的形象，是指护士全部内涵的整体形象，也是护士在护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外表、思想、语言、行为、知识和能力，它既反映了内在的内容，又显现了外在的表玖嘭式。
从美学角度看，人的内在美是属于人的本质、人的精神的深层次的美，人的外在美则是借以显现人的本质精神的外露的美。
只有内在美与外在美的有机结合、自然美与社会美的高度统一，才能构成护士的美的形象。
护士的职业形象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护士的外饰形象护士的外饰形象是指护士的仪表所形成的形象，它包括容貌与修饰、表情、着装等。
认识、判断一个人往往是从他外在的仪表开始的。
1．容貌与修饰容貌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先天的自然相，二是修饰的容貌。
护士的容貌美是指构成护士容貌的自然要素与修饰成分的组合。
在护理工作中，人们希望在护士的容貌中读出的是平静、优雅、恬淡与温和。
因此，护士容貌的自然长相也是护士容貌美中很雷要的一部分，护士的自然美是符合患者的自然审美心愿的。
但由于护士职业的特殊性(长期的夜班、生活工作紧张且无规律)，加上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等因素，使护士的容貌渐渐变得暗淡、憔悴或颜面生斑，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修饰，但修饰的成分不能过分，浓妆艳抹非但不能使护士的形象美锦上添花，而且还破坏了护士的整体形象美。
护士对容貌美的塑造及修饰应给人以洁净、文雅、舒展、大方与平和的视觉享受为原则；以对皮肤护理胜于容貌化妆为原则；以护士的职业淡妆为原则。
针对自己的容貌进行扬长避短，设计塑造出美好的个人形象。
护士的妆容要以表现健康的肤色为主，眉型平整开阔，不宜过细，口红以浅粉、自然唇红为最佳选择，唇形轮廓要清晰，颜色浅淡为宜，使修饰后的整体相貌呈现出美观、整洁、自然、得体、协调的一种自然美，这也是护士容貌美所要求的目标。
2．表情表情是指人的面部情态，它是人的无声语言。
在人际交往中，表情最能直观地、形象地、真实可信地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人的内心感情怎样掩盖也无法控制它从面部显露出来，人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带着内心情感的因素，如高兴时眉开眼笑，得意时眉飞色舞，愉快时眉舒目展，激动时欢呼雀跃等等。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在人们所接受的来自他人的信息中有45％来自有声的语言，而55％以上则来自无声的语言，而后者又有70％以上来自于表情，可见表情在人与人沟通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护士与患者的沟通过程中，护士内心美好的情感、对患者和蔼的态度往往都是通过面部表情传达给对方的。
可见，护士的面部表情在塑造护士形象美的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构成表情的主要因素是眼神和笑容。
(1)眼神：常言道：眼是心灵之窗，它最明显、自然、准确地展示了自身的心理活动。
护士对患者的真诚、友善的情感，往往是通过眼神表现出来的。
当患者一t5情沉重，表现焦虑、恐惧的时候，护士给以温和、镇定的目光，会使患者感到安慰；当倾听患者谈话的时候，多给些正视关注的目光，以表示对他的重视和爱护等等。
这些目光对患者来讲就好比冬天的阳光，夏日的甘露汇成一股暖流，倾人患者的心田。
患者透过护士的目光看到的是护士的善解人意，豁达宽广的胸怀，也愿意把所有的烦恼向护士倾诉，以得到护士的指引和帮助。
有一位名人说过，人的眼睛和嘴巴说的话一样多，不需要字典，却能够从眼睛的语言中了解整个世界。
因此，我们要把握好眼语交流的方式和途径。
眼语的构成，一般与时间、角度、部位、方式等有关。
①时间：注视对方的时间长短十分重要。
一般表示友好则注视对方的时间应占全部相处时间的1／3左右；表示重视、有兴趣，如听报告、请教问题等则注视对方的时间应占全部相处时间的2／3左右；若表示轻视，注视对方的时间不到全部相处时间的1／3；若表示敌意，注视对方的时间超过全部相处时间的2／3以上，有挑衅之意。
②角度：注视他人的常规角度有平视、侧视(斜视)、仰视、俯视等。
一般常用的友好的角度为平视。
如果是晚辈与长辈交流可采用仰视，以表示尊重、敬畏之意。
像斜视、俯视则表示对他人轻蔑歧视，这些都是失礼的表现，应避免使用。
③部位：一般情况下，与患者沟通交流时，常规注视的部位是双眼，表示聚精会神、一护士的大多数操作都是用手来进行的，所以护士手的卫生是很重要的。
护士不能将指甲染色，带有颜色的指甲会刺激患者心理，引起患者的反感和不安，同时还会增加双方在护理过程中的种种顾虑。
护士的指甲应经常修剪，保持清洁。
一双清洁、灵巧、温柔的手，能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安慰和信心。
护士在工作中，不能戴手镯、耳环、项链等饰品，这些东西会妨碍操作，不卫生，也与医院严谨、认真的工作环境相矛盾。
(二)护士的形体形象形体美是指以人的形体作为审美对象所表现出来的美，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自然美的范畴，是人体在正常状态下的形体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过程的协调、匀称、和谐的统一；二是指形体美作为社会美的范畴，充分显示出人类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
具体来讲，应该是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结构匀称、比例适中、生机蓬勃、英姿焕发。
形体美应该是健、力、美的结合。
健康、匀称的体魄是人体美的首要条件，只有健康匀称的人体形象，才能表现出生命力的美。
健美的形体，常常会令人羡慕，它会给人以愉悦，并富有青春活力的感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理想的形体。
理想的形体当然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肌肉强壮、轮廓清晰、线条优美。
这样的形体除了以先天条件为基础外，最主要的是靠后天的锻炼。
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人的形体也在于运动。
运动，能使肥胖的体形变得丰满，能使瘦弱的体形变得强壮结实。
所以，护士要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和形体训练。
下面介绍几种健美运动：1．颈部健美运动颈部是人类的重要部位，是连接头和躯干的桥梁，它的内、中、外有着丰富的肌肉、血管和神经。
颈部又是人体比较薄弱的部位，它的健美，不仅影响全身的风采，而且对人的精神和神经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颈部缺乏锻炼，不仅影响美观(皮下脂肪堆积)而且还能导致颈椎病，进而使血管神经受压，可出现头晕、耳鸣、失眠、颈部酸痛等症状。
所以应注意多做一些颈部运动。
【颈部前后屈运动】 站立或坐姿，用力低头，下巴尽量紧贴胸部，接着仰头后再低头，连做8拍。
然后抬头到极限，使头尽量后仰，静止3秒，这套动作共重复做4～6遍。
【颈部侧屈运动】 站立或坐姿，使头向左侧屈，还原后再向右侧屈，各做8次。
【颈部旋转运动】 站立或坐姿，头向左侧旋转，用下巴接触左肩部，停留几秒钟，还原后再向右侧旋转，停留还原，各做8次。
【颈部绕环运动】 头颈从直立位开始，向下、左、后、右顺时针最大限度画圈，画圈时尽量使下颌贴近胸部，然后向相反方向画圈。
每个方向做l5～20次。
现代临终关怀以医学人道主意为出发点是什么
本文主要讨论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佛教所特有的生死哲学与冥想技术，为临终关怀运动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通过对案例的叙述与分析，笔者将探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何以成为可能，并在更为抽象的认知层面，对医学与佛教做出比较。
20世纪70年代，现代临终关怀运动（Modern Hospice Movement）发源于英国伦敦，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一旨在为濒死患者提供人道主义关怀的社会运动逐渐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区域。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1967年圣克里斯托弗救助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的建立，乃是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兴起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为濒死病人提供关怀的做法古已有之。
如果对“hospice”一词的含义进行考古，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僧侣阶层就为朝圣者准备了休息用的场所（hospice），这是hospice一词首次被使用时的情形。
那时，尽管这些场所同样提供给病人及临终者使用，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叶，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特别是鸦片、吗啡等镇痛药物的使用），与各种基于信仰、情感或心理机制的精神呵护相配合时，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实践，才使得hospice一词具有了与“临终关怀”相关的现代意涵。
可以这样讲，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与推广，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场域，至少在其创始人桑德斯那里，她仍然将这种关怀理解为对“上帝之爱”（love of God）的诠释，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天职。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一场宗教世俗化的历程，在持续扩张的现代性的祛魅逻辑下，很多学者认为临终关怀运动所秉承的乃是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人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发现，它早已出离于上帝的传统。
实际上，即使是桑德斯本人，也在其基督教理想之外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她积极打破宗教壁垒，试图把不同教派、信仰的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中的需要帮助者，尽可能多地纳入到临终关怀运动的体系之中。
因此，虽然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临终关怀运动在其产生之初，就带有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情怀，始终把临终者本身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临终关怀运动便超越了基督教的范畴，使其与其他宗教或地方性知识的结合成为可能。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围绕佛教与临终关怀的问题进行探讨。
实际上，在今天的北美、日本等地，佛教思想早已引起了临终关怀者的注意。
在美国，经过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引介，以《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Dead）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生死学作品，特别是1992年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所著的《西藏生死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在2000年时，美国PBS电视台播出的一套关于禅宗临终关怀的纪录片，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至于美国的学术界，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材料看，也开始有学者关注一些在美国社会较为活跃的佛教临终关怀社团。
1980年，日本在派代表参加国际临终关怀大会后，逐渐被卷入到对临终关怀运动的讨论之中。
当海外基督教组织在静冈、大阪两地首先建立了临终关怀医院之后，日本国内的佛教组织发起了一场以临终关怀实践为主旨的“精舍运动”（Vihara movement）。
这项运动最早在佛教徒之间开展，旨在为临终者提供精神上的指导与咨询，后来随着热线电话的开通，关注的民众日益增多，最终在名古屋的田代教授（Shunkō Tashiro）的推动下，精舍运动扩展到非佛教徒的人群之中，并逐渐完善其日常的组织、活动与制度。
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看到了佛教与临终关怀运动的结合。
虽然安德森曾经指出，所有世界性的宗教无不预设了解脱的存在，它们都指向对作为终极宿命的死亡本身的超越，但是在西方人看来，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看上去似乎更像是一套专门为死亡所准备的哲学。
正是这样，在接触了佛教思想后，西方的临终关怀者迅速注意到了前者的理论和概念，特别是其特有的冥想（meditation）技术。
从一方面看，佛教对生活的淡然无视可以帮助临终者放下对外部世界的留恋与不舍，以获得内心的平静；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具体的训练方法，使病患、亲属及治疗师三方，都可以通过一项确定的技术来达到上述平静状态。
在下文中，围绕着佛教与临终关怀的关系，笔者将详细地展开论述。
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佛教的生死哲学，特别是它的轮回观念和佛教经典对死亡过程的独特理解，然后通过与现代医学的对比，揭示出佛教生死观的分殊所在；接下来，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探讨社会成员为何会在临终前选择宗教，进而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生产过程；在文章的最后，我会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对医学与佛教做出对比，并总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何以成为可能。
一、佛教的生死哲学我们知道，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死亡并不是简单的生命的终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对时间的认知问题。
胡塞尔认为，时间的存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以流的形式（Flux-form）存在的绵延的经验序列，第二种是我们通过反思所形成的拥有统一意向的客体化的时间（temporal object）。
通过二者的不断交织、回忆、再生、构化，对象化的时间在主观的时间之流中逐渐确定，我们对“时间”开始拥有了自身的阐释框架，胡塞尔称之为“内在的时间意识”。
当这种对时间的理解逐渐生成时，我们据此来筹划自己的行动，这样的观点延续下去，便有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在”。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意识到死亡这一最终极的宿命，我们才拥有了理解并开启“此生之最终极意义”的可能。
因此在个人的理解层面，死亡是一种文化的造物，是由个体对时间的理解所塑造出来的被阐释物。
正是这样，我们若要探讨佛教徒对死亡的理解，就要以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为基础，而要讨论佛教的生死哲学，则必须以理解佛教徒的时间观为切入点。
佛教所建构出的时间世界，乃是一个不断流转的“无始之轮”，所有生命体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不断流转、轮回转世，《心地观经》有云：“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佛教徒认为，在每次转世的过程中，决定人们在来世去向的乃是“业因果”的法则，即民间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的遭遇皆源于前世的业因，今世的行为（即业）又决定了来世的果报。
只有那些证悟果位者，方可超越这无尽的轮回，以达到美好的彼岸，这种超越便是佛教所指的解脱所在。
这样，在此种轮回时间观的预设和建构下，现实中的死亡对佛教徒而言，便消解了它所固有的宿命意义，既然今生的死亡只是下一世的开始，那么通过这种对生命连续性的确认，死亡便转变为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阈限状态。
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对于修为有成的佛教徒来讲，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相反它是一个到达更高境界的契机，因此在佛教经典的表述中，从死亡到重生的这个转换阶段，也总是被描绘为修行中的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环节被称作“中阴”，在藏语中叫做Bardo，Bar的意思是“在……之间”，do的意思是“悬空”或“被丢”，它是决定一个人在来世去向的关键阶段。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阴，主要指生前死后的这段时期，总共四十九天，也被称作“中阴身”；但从扩展的意义上看，佛教认为整个人生其实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阈限期，因此他们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部分：此生的自然中阴、临终的痛苦中阴、法性的光明中阴和受生的业力中阴。
具体来说，“此生的自然中阴”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它等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一生”。
佛教强调我们务必在生活中积极修行，以便为将来的死亡做好准备。
在自然中阴过后，便是一个死亡的逐步展开的过程，其中，“临终的痛苦中阴”是指从死亡过程的开始，一直到“内呼吸”的结束，佛教认为只有当内呼吸结束时，个体才算是真正死亡。
一般来说，痛苦中阴是我们获得解脱的第一次机会，解脱者将超越六道轮回，但对于那些没能解脱者，他们将进入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法性的光明中阴”。
光明中阴是证悟解脱的第二次机会，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错过了，亡者就要被投入到“受生的业力中阴”之中，并根据其过去的表现，来决定在未来的去向。
到了这一步，死者已经没有机会在这一世里跳出六道轮回，只能流转下去，以等待今后的机会。
这样，通过比较佛教与现代医学对生命周期的不同理解，我们看到了两者的区别所在：医学所承认的生命周期，只是佛教之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然中阴），相对而言，佛教更加注重对死后过程的细致描绘，它们建构并确认出一个“死后”的真切存在。
更重要的是，经由中阴的四个阶段，不同轮回中的世界被联系在一起，通过平行且彼此交错的时空关联，人的未来不再被归于寂灭，相反，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可以被改变、重塑的生存之流。
佛教特别指出，死后的遭遇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佛教徒认为，死后所经历的清明或混乱，将会七倍于生前的经历。
如此来看，不管你在生前积累了多少善行，如果在死后受到了不良的干扰，这些干扰都会严重影响到你转世的去向；同样，即使你没能在今世努力修行，但如果能在死后接受法师的指导，或得到僧侣们的超度，你同样有可能在转世时获得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样，临终关怀的意义便在上述宗教哲学的表述中凸现出来。
可以这样讲，由于彼此的哲学背景不同，即使是在对临终关怀的理解上，医学与佛教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现代医学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基石，相信人在大脑死亡后，其意识即告终结，临终关怀无法减缓、也无力挽回这个过程，它只能使临终者的死亡更舒适、更有尊严、更加以病患的意愿为治疗的前提与出发点。
例如西方临终关怀运动中的一些口号——“善终（good death）”、“有意识地死（conscious dying）”、“关怀重于治愈（Care rather than Cure）”，就都是以承认此种生命的不可挽回为前提的。
与此相反，佛教的生死观却强调生命的连续性，后者认为即使身体已死，其“神识”却依然存在。
这种观点在根本上否定生命的断灭与必逝，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的临终关怀便抹去了“死亡”的面相，它所探讨的是一种指向“生”的技术，是对“重生”的肯定与助力。
因此，不论具体的流派如何，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始终有统一的主旨，即希望能够在人死后的中阴期里，帮助死者在来世获得更好的归宿。
在这样的主旨下，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特别注重对气氛的营造，不但关心临终者的心态，而且把关怀对象扩展到死者以外的人群，甚至是关怀者本人。
因为佛教徒相信，如果临终者周围的环境悲伤、喧闹的话，这些不利因素会对死者的转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死者的神识尚可感知到这些。
在笔者的调查中，一位台湾法师将佛教临终关怀的特点概括为“四全”，即：（1）全人的关怀：指对临终者的病例进行追踪，以获得临终者的长期信任；（2）全家的关怀：指关怀对象要覆盖到死者的亲朋；（3）全队的关怀：指对关怀者本人的护理，如果可能，还要涉及到周围的医生、护士及律师等相关人员；（4）全程的关怀：指关怀实践要尽可能地延长，不但要覆盖整个中阴期，还要在死后的一年内对死者家人进行跟踪的悲伤辅导。
在上述共同理念之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临终关怀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
汉传佛教以“助念”为主，是指在病患死后，包括僧侣、亲朋、家属在内的人员集体念诵佛经、佛号，以帮助死者更好地往生。
佛号多选择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圣号，佛经则包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华严经》、《药师经》、《金刚经》这五部；助念时间应至少持续八小时，直到遗体冰冷，毫无体温，这表明死者的神识已经顺利转世；在助念时，也可供奉临时的佛堂、引罄、念佛机、咒轮等器物，以营造更好的气氛来提高助念的效果。
而在藏传佛教中，临终关怀实践以“迁识”为主。
迁识也叫作“颇瓦法”（phowa），它是指密宗的法师们能够通过其自身的修行，将死者的神识超度至西方极乐世界。
在藏族人看来，人的身体共有九个穴位，人死后其神识会由这九个穴位导出。
如果从上半身导出，死者会转世到天道、阿修罗道、人道这三善趣；如果从下半身导出，则转世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三恶趣；只有从头顶处导出，死者才能往生至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当病患过世后，西藏的法师们会反复修颇瓦法，并辅以超荐法、忏摩法、六道净化法等，或念诵莲师心咒、观音心咒、金刚萨埵咒、无量光阿弥陀佛咒，以求将死者的神识由头顶处导出。
至此，笔者简要介绍了佛教的时间观及其衍生的生死哲学，并通过与医学理念的对比，大致勾勒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看到了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粗略程序，如果临终者是一个佛教徒，他自然可以从上述经验中汲取到宗教的力量。
但是，正像笔者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在美国、日本等地，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早已扩展到非佛教徒的领域，一些相关材料的畅销也足以证明普通人的兴趣。
因此，我们必须跳出佛教本身的世界，对临终关怀实践采取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分析，我将证明佛教的关怀模式确实存在着吸引普通中国人并获得推广的可能，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当代中国的地方语境。
二、中国语境：问题的提出以应用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若想在中国获得推广，首先需要与中国的地方语境相契合。
实际上，如果审视临终关怀运动与佛教思想在美国、日本两地的结合，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文化适应的过程。
例如，在美国，当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开始起步时，借用了不少西方心理学、人文主义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词汇，并借助音乐、畅销书这样的大众文化载体，迅速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
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它们也不强求临终者及其亲属必须接受佛教的信仰，这种“去宗派性”迎合了美国的多元主义文化。
另外，佛教提供的冥想技术特别符合美国人的行动主义（activist）气质，从而使宗教的意义更加个人化，基督教关怀模式又恰好缺少这种具体的操作性，基于上述原因，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取得了成功。
而在日本，佛教的临终关怀更是有着独特的地方文化做支持。
日本有句民谚，叫做“出生时是神道（Shinto），结婚时是基督教，死亡时是佛教”，由于传统的神道教视死亡为不洁的象征，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禁忌，因此在日本的历史上，佛教寺庙一直承担着举办葬礼的职能。
但是，当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移植了西方的医学技术后，他们并未同时引介其背后的伦理与价值，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临终者从宗教的仪式空间中抽离，却无法顺利地接受西方式的关怀实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重整旗鼓便不难理解了。
可以这样讲，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在美国、日本两地的成功，皆与当地的文化脉络、社会资源和民族气质有着直接的联系。
那么沿着同样的路径思考，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地方语境又是怎样的呢
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在哪些方面适合佛教临终关怀的推广
又在哪些方面与后者背道而驰
乍看上去，在中国的乡民社会，佛教组织与死亡仪式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汉学人类学的作品中，就不乏有学者关注佛教的死亡仪式及其实践。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传统汉人普遍相信在死后有所谓转世的存在，他们对时间的感知是闭合的“轮回”，这样，如前文所言，此种循环的时间观就构成了对佛教临终关怀思想的契合与支持。
但是，相较于上述看法，笔者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视域，即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延续性中，我们能够轻易地罗列出各种证据来支持中国情境与佛教临终关怀活动之间的契合，但我们必须承认，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宗教网络和宗教传统均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例如，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年间，中国的民间宗教领域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破坏，这其中包括：乡土社会的庙宇被改造为新式的学堂；国家通过立法对民间宗教加以排斥；以及各种以反偶像崇拜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运动。
到了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类似的破除宗教的运动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一方面，集体主义经济对基层市场的垄断切断了宗教空间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各种政治运动的打压和科学主义话语的拓殖也构成了对宗教领域的直接颠覆。
更重要的是，乡土社会的宗教临终实践大多出于传统之惯习，它与本文所讨论的此种自觉的、正在推广的佛教临终关怀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临终者所准备的“现代”消费品。
这种关怀模式更多地发生在城市，且具有较多的现代意涵，它需要借用乡土社会以外的知识体系与语言策略，因而是一种具有现代属性的公共医疗体系的补充物。
这样，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城市时，我们发现自解放以后，宗教资源在这里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甚至是某种真空。
中国城市既不像乡土社会那样拥有普遍的宗教习俗或基层网络，也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有某种公共性的宗教传统做基础。
但是在最近十几年里，城市内部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宗教活动与宗教组织，中国的城市居民开始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意识，在一篇论文里，笔者将其称作“宗教的萌生”。
这种“宗教萌生”（conversion）不同于过去研究中常见的“宗教复兴”（revitalization），后者多发生在乡村社会，或是其他有宗教传统的地区，意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释放，早期被压抑的宗教势力逐渐得到了复兴。
但是，宗教萌生却是指如下一类现象，即社会成员原本不信仰宗教，甚至成长在与宗教绝缘的环境之中，他们从小受到现代的科学教育，并自觉地把宗教视之为“迷信”。
可是伴随着个人生活史中所遭遇的一系列苦难事件，这些人逐渐转向对宗教的信仰。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宗教萌生的人群，乃是由于遭受了疾病或死亡的威胁而产生对宗教的诉求，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佛教临终关怀实践的主要受用者，即属于此类范畴。
这些人从未信仰过宗教，却在临终前接受了佛教的关怀方式，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出现了：究竟是怎样的机制把这些人推向宗教的怀抱
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怎样对这种转向做出理解
限于篇幅，我仅举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个机制。
三：临终前的个人：医学与宗教在本节中，我会列举两个较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将对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做出一个全景式的呈现。
第一个案例出自笔者收集到的一本佛教徒的访谈集，一位临终者的家属讲述了自己信仰宗教的经过，通过当事者的独白，我们将看到在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死亡的威胁下，个体是怎样转向对宗教的信仰的。
第二个案例收集于北京的协和医院，通过对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实践的叙述与剖析，我将展现在施、受双方的不断互动中，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并进而产生其效果的。
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从1991年起，被访谈者YQ的家人逐年有人去世，先是外婆、爷爷，然后是父亲、奶奶，到了第五年的春天，YQ的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YQ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提到了如下一段颇有启示的思想历程：怎么办
对当时尚显幼稚的我来说，这一切叫我该怎么应付
万般无奈之际，我想到了“佛”。
以前一直认为学佛是迷信，看见别人去庙里朝拜总觉得这些人愚不可及。
但现在只要能救回母亲，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于是每月初一、十五，我都要到市里的两个庙轮番祈祷，然后再专门翻山越岭爬过一片荆棘林，去一间比丘尼寺庙里烧香祷告，每次还不忘请一份供过佛的斋饭带回给母亲吃。
当时的虔诚和愚昧让现在的我一回想起来就感慨万分：一方面如此精进祈祷，另一方面又因听别人讲我妈的病需要吃鳖和蛇来进补，因此经常是刚拜完佛就风风火火地跑到菜市场买鳖买蛇，几个月下来，大、小蛇一共买了上百条。
直到有一天，在寺庙里请了几本讲解因果的小册子，回家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我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验了“因果丝毫不爽”这六个字：我爷爷是肉联厂杀猪的；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经常开导我们说：‘民以食为天’，父亲因在供电局工作，经常都有饭局，他是什么鲜活吃什么。
而外婆因在我们家长期帮着买菜、做饭，同样不知杀了多少生。
看完佛学小册子之后，我马上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围桌吃饭的二十年，就是吵架不断的二十年，几乎餐餐有人吵，顿顿有人骂，从来没有过邻居家的和谐景象，这不是杀生过多、怨魂汇聚所致又是什么
这段独白有着明确的线索：当YQ最初信仰佛教时，她只是出于一种绝望时的无助感，那时她仍然把“佛祖”当作超验的神灵来对待，我们看到在后来回忆其经历时，YQ明确地指出这种行为是“愚昧”的。
实际上，从20世纪起，中国社会就弥散着一种普遍的科学主义氛围，后者主张科学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并把它提升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人生哲学。
从YQ的案例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此种科学主义话语的祛魅效果，YQ本人根本无法相信神灵的真正存在，即便已经选择了拜佛，YQ也依然自觉地视之为“迷信”。
上述独白表明，真正使YQ信仰佛教的，是她后来接触到的佛教的因果观，当她把家人生病的原因定位于过去的“杀业”时，她彻底转向了对佛教的信仰。
正是这样，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于她所经历的那个决定性的转变——即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确认——实际上，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这种对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很多社会成员信仰佛教的决定环节。
我们知道，所谓临终者，大多遇到了不可治愈的疾病，现代医学无法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临终者首先会感到对医学的失望。
当这样的失望持续下去，临终者会不断地反思自身，他们无法理解“疾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决疾病”。
实际上，这样的思考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框架里，它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两类问题，即有关“偶然性”的问题与“宿命性”的问题，科学（或医学）无法回答“各种偶然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也无法使人们永久地超越死亡。
因此，当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时，社会成员原有的基于科学原则所建立起来的认知秩序会遭到极大的颠覆，当医学无法帮助人们理解自身所遭受的苦难时，苦难被悬置在一个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的未决状态，人们无法依靠既有的解释图式对其做出理解，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
很多学者指出，人们可以去忍受现实中的苦难，却无法忍受这种由苦难造成的认知体系的无序状态，当既有的认知体系长期失效时，为了克服此种失效所带来的焦虑感，人们会倾向于转向更为有效的符号诊断体系（flow of diagnostic symbols）。
正是这样，当YQ的亲人接连去世时，她陷入了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失范状态，比如独白开始时的那几个“怎么办
”，就充分显示出当事人在绝望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新的解释资源。
但是，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新的认知体系的追求不会以极端的变化形式出现，相对来说，人们还是倾向于采取与既有认知体系相类似的方式进行调适，“当人们意识到某种同样风格的类似解释”可能更加有利于对苦难的理解时，他们会放弃过去所持的看法，转向这种新的解释体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中国民间传统中将“佛”视为神灵的做法，并不能帮助YQ重整秩序，因为它与YQ既有的认知体系相距太远，要知道在科学话语的祛魅下，一些社会成员已经很难再相信有神灵的存在。
但是，科学本身所强调的“因果规律”，却在形式上与佛教教义的“因果观念”相契合，它保证了当YQ从“科学因果律”向“佛教因果观”进行转变时，并不会因为这种对新的符号诊断体系的重新定位而动摇其业已建立的关于世界的普遍秩序。
实际上，在笔者的研究中，更多的案例均支持了这一论断，在因果观念的相似性的支持下，社会成员坚定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
这样，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便出现了：经由个体的认知失范，现代医学或科学所塑造出的普遍的因果世界，反而因为自身的“失效”而为佛教的登场提供了契机。
在理解了上述转变后，我们可以对佛教临终关怀实践做出更细致的勾勒，通过对第二个案例的叙述与分析，我将呈现出一场具体的临终关怀仪式是怎样基于上述机制被逐步生产出来的。
这场仪式的主持者是法师CS，接受者是一位患膀胱癌的L女士，她过去是一位中医师，目前离异，有个女儿正在国外读书。
L女士的癌症手术并不成功，在接受关怀时，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现象。
L女士并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生病的消息，在住院期间，全部由她的朋友帮忙照顾，由于朋友里有一位是佛教徒，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L女士在住院期间萌生了对佛教的信仰。
笔者是和CS法师一起前往医院的，后者并不认识L女士，因此在关怀开始前，他首先找来L的朋友询问了L的基本情况。
在进行辅导时，CS法师首先指出今天的相遇是种缘分，如果没有这场病痛，L不会发现佛法的奥妙，因此这场病实际上是一种机缘，它为L开启了佛法的大门。
赛维干洗店加盟利润有多大
加入一个品牌，可以借助它的知名度和一些管理理念和运营模式，经营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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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还需要根据你的店面规格，小型规模经营得当的话，一个月5w左右还是有的。
但是每个店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经营者还是需要注重细节，注重质量和服务。
从管理学角度分析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
1、管理大型组织的必要条件是精心的计划工作，规定组织的目标。
2、管理者应该承认不肯定性，从而按照旨在使不肯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要求来全面分析与计划。
<\\\/WBR> 3、决策要以科学而不是预感为根据，管理要以分析而不是直觉为根据。
1、共同建设高度认同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的企业文化是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石。
良好的管理取决于对某些基本价值观的接受，管理工作必须借助于一个平台，也就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现代化的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不是先进的技术，也不是雄厚的经济基础，而是“人”——训练有素的员工，而任何一个员工特别是新员工要接受企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必须向其灌输基本的价值观念，所以初期培训和后续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理解人类共有的癖好，例如猜忌，嫉妒、地位、偏见、感知、性情、积极性和才能：管理者要培养的最有价值的素质是——耐心、和蔼和体贴别人。
机器和化学剂不会介意你对它们温和还是粗暴，但人类会。
你的手下不仅是工程师、会计师、行政人员、销售人员，他们是人——这是最首要的。
他们有家人、朋友、喜好和厌恶。
人类是有感情的。
尊重他们的人格，你就能得到他们的尊敬和忠心。
反之，他们就会失去为你工作的动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管理上的金科玉律。
当你将批评下属或表达不满时，先问自己，“我是否喜欢别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话呢
”想想如果自己处于他们的位置，希望得到何种和蔼和体贴呢
然后再以同样的态度施于下属。
3、广开言路： 一个真正具有生产效率的部门是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方法，以更少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要达成这种革新，必须接受新构想，而且还要鼓励下属创新。
激励办法很多，如给奖金、假期或礼物。
但最有效的动力是，让员工知道管理层确实在聆听或将员工的建议和构想付诸工作中。
4、给属下一个上升的空间：如果员工没有可望得到的上升空间，那么他的工作就到头了。
工作到头的员工通常表现烦恼、不愉快、生产效率低下。
把你的部门组织起来，让每个人都有晋升的机会，形成在头衔、职责、地位和薪酬方面的逻辑晋升阶梯。
如果你的部门太小，不能做到这步，晋升机会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向部门外的职位发展。
若是这样，不要拖住属下的发展，反而要鼓励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在与你一起的岁月里他们会使出最大的干劲。
5、组建一个成功的团队：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应该成为孜孜追求团队整体贡献的榜样，把一部分的精力放在人才梯队的培养和管理的规范化上，不争功、不抢利。
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而建设一个坚不可摧、百折不挠、人才辈出的团队却是至关重要的，集体的力量壮大了，个人的表面成绩隐去了，但他对组织目标的贡献，却是任何一个只突出个人业绩的主管无法比拟的。
6、批判和自我批判同时不断学习新的管理知识和方法，并恰当地结合实际工作付诸实践；学习所属领域的专业知识，提高技术技能。
7、善于授权：管理者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必须亲力亲为，英国著名的维廉·巴克莱博士在其撰写的《花香满径》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抓在自己手里，认为只有自己才做得好。
”此语道出了授权于下属对管理者的重要性。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主管成天忙于应付各类例行或例外事件，他们自己也总是抱怨工作太忙，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乍一听，还挺让人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
其实细细想来，这只能说明他们不善于授权，不善于将工作转移给有能力的下属去做，或许是不信任下属，或许是一种私心在作祟，不给下属在实践中磨练从而提高各方面能力的机会。
有的管理者甚至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好的方法紧攥在自己手里，形成一种这事非他莫属，别人无法替代的局面，这实在是各级管理者必须克服的。
一个似乎看不出有多大业绩的主管，但他所带领的团队业绩突出，他所培养的干部个个出类拔萃，他起到的是一种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也起到一种给组织造血的功能，这样的人才是优秀的管理者。
请你谈谈你对《人生规划教育》课程教学的收获,以及对这门课程的意见和建议
著名作家柯林·威尔森曾用富有激情的笔调写道：“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在靠近日常生活意识的表层的地方，有一种‘过剩能量储藏箱’，存放着准备使用的能量，就好像存放在银行里个人账户中的钱一样，在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现代心理学所提供的客观数据让我们惊诧地发现，绝大部分正常人只运用了自身潜藏能力的10％。
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有一座“潜能金矿”等待被挖掘。
从事多年的研究，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不了解自己的兴趣
不知道自己的蕴藏的潜能是什么
他们是谁
今后要到哪里去
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只知道考个什么分数上个什么大学，却不晓得大学能带给他什么
能为他将来的发展奠定什么
这样的统计数字更是令我们痛心：有30％以上的大学生所学专业不符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有50％以上的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或者学非所用。
美国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的理论告诉人们：人的人格类型、兴趣与职业密切相关，兴趣是人们活动的巨大动力，凡是具有的职业，都可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积极地、愉快地从事该职业，且与人格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那么，无疑，社会将是和谐的，人们将是幸福的。
这就需要规划，没有规划的人生是找不到方向的人生，也是没有目标的人生。
“如果一艘船在出发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和航线，那么这艘船的前途将是渺茫的。
人生也是如此，要想实现成功的人生，必须要规划自己的未来。
”规划就是要对自己有个科学的定位和认识。
从、大学生现状与中学生现状调查来看，大多数学生存在着“升学无意识、就业无意识、发展无目标、生涯无规划、学习无动力”的现象。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学的职业生涯教育的匮乏，由于缺少职业生涯教育，中学生对社会职业不了解，不能根据社会职业上的需求正确认识自我、调整自我，对自己的兴趣、特长及能力不清楚，在个人前景规划方面理解、认识模糊。
学生学习目的缺失，成为当前教育存在的普遍现象。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构建实施了“人生规划教育”，其核心是抓住学生发展的关键，通过鲜明的文化理念“规划人生，让师生生命更精彩”导引师生的行为，制定科学的“学生发展新体系”，从“心理导航—学业指导—人生规划”三方面入手，通过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初步确立自己的兴趣职业，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装上属于自己的“发动机”，实现自己的自主自动发展。
为之辅助的是配套的校本教材以及，通过“ 我就是最好的风景”、“直面挫折”、“学业技巧与提升”、“心灵深呼吸”、“我的特质”、“升学与选择”、“求职百宝箱”、“生涯尝试”等内容帮助学生增强自信，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确立职业兴趣目标，找到发展方向，驶入适合自己的正确轨道，穿上适合自己奔跑的“那双鞋子”，为一生的发展奠基导航。
另外，学校经常邀请知名专家来学校作报告，这已经成为每学年学生汲取精神营养的必修课。
学校相继邀请专业举行、作“信心教育”报告、“孝满天下，”感恩报告、“”报告、“激发孩子持久学习的动力”报告、“如何成为学习的赢家”报告等，通过不断的报告冲击孩子的心灵，使之成为他们的心灵营养鸡汤，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驶入人生规划的快车道。
教师的发展决定着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幸福影响着学生的幸福。
为此，学校构建实施“教师发展新体系”， 从“自我认识————人生幸福”三个层次构建实施幸福蓝图，体验和价值，实现每个人不同认识的幸福内涵。
学校在科学职业测评基础上，引领教师确立实现自身发展的最佳位置，制订出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切实可行的“个人发展计划”与短期长期发展规划，由单纯的培训转换为老师的主动发展，自我发展，逐步解决老师的职业倦怠，推动教师专业科学发展。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林斯基说过：校长对学校的引领，首先是精神上的领袖，其次才是行政领导。
在崇文中学任校长这几年，我一直坚持每天在学校QQ群里发布一个励志故事，不断地写“管理心语”，发“崇文简报”，润物细无声的熏陶感染老师，起到教育潜移默化地效果。
其次是不断地激励、表扬，适时适地欣赏、赞美老师，尊重老师，让老师找到一种在崇文的归属感和满足感，使老师们逐渐意识到，教师生涯不是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创造性地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他们就感觉到工作是幸福的，人生是充满快乐的。
一个学校只有不断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价值。
自实施人生规划教育以来，学生学习动力明显增强，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2012年有的初二学生主动申请提前参加中考，有40人取得A级。
初一学生提前参加WAT考试，34人取得A级。
在2012年第六届亚洲杯机器人锦标赛，我校人形机器人代表队远赴新西兰参加比赛，以满分的成绩荣获国际金奖；我校桌式足球，接连获得全国第4、6、7名；各类歌咏、舞蹈比赛纷纷获得区一等奖；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获潍坊市一、二等奖。
目前，有的学生已主动在学习高一的知识，我们将逐步探索初二学生提前结束语文、数学、英语课程，初三选修高一课程的科学操作模式，全面引领学生高效学习。
越来越多的教师实现了自己的个性化课堂，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幸福感。
2013年4月20日，我的办学思想研讨会顺利召开，到会的许多专家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建议，让我看到了“人生规划教育”实施的必要和今后继续前行的征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