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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什么不给杨虎城将军“平反”
杨翰要求“平反”，国民党方面称应先搞清楚两个问题杨翰认定：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国家民族，后来是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
根据杨翰自己的介绍，他曾几次致信连战和马英九要求为杨虎城“平反”。
其理由有三：1、“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
”；2、“杨虎城及子女、部下是被国民党的总裁秘密下令杀害的。
”；3、杨虎城回国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杨翰对国民党的具体要求是：“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做出交代与道歉。
”（见杨翰2006年1月19日给马英九的信）…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回应：两个问题弄不清楚，国民党没法做表示针对杨翰的要求，连战和马英九都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据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200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秘密杀害杨虎城表示道歉：“站在人权和法治的立场，没有经过法庭审理，就私底下把他杀害，实际上是一个冤屈。
国民党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不需要回避的。
冤屈错了，就道歉。
”但在谈到“平反”问题时，邵铭煌则表示：“笼统用‘平反’这个词，牵涉到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国共两党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是存在分歧的。
杨瀚的意思，是要连西安事变一起‘平反’。
我个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历史事实，没有‘平反’的问题。
”同时，他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的真相：1、“既然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答应并且事实上也出国了，为什么又回来
这个疑问，杨瀚和杨天石都没办法回答。
……目前的证据也还没有提供真相。
”2、“1949年杨虎城在重庆被杀害时，大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
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
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邵铭煌说：“这两个问题的真相不弄清楚，让国民党做个表示，时间还不到。
”… 1937年6月杨虎城出国前到南京拜谒中山陵总结起来，国民党方面认为“平反”具体存在三大障碍从上文可以看到，双方在三个问题上意见几乎完全相反，这就成为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无法跨越的障碍。
障碍一：两岸学术界对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分歧关于“西安事变”，杨翰认为“‘西安兵谏’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促成了两党的二次合作，为全国的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
”（见杨翰2005年5月给连战的信）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这也是张、杨二人一直以来被大陆官方褒奖的原因。
但两岸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仍存有分歧。
如根据大陆学者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研究，要说“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则的确有些牵强。
从西安事变前杨氏的种种举动来看，真正让杨虎城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的，是蒋介石对他的逼迫和削弱，与抗日救国关系不大。
杨虎城是靠1930年中原大战附蒋反冯（玉祥），才被蒋介石委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兼17路军总指挥的重任并主政陕西。
但蒋此举只是为了牵制、阻止冯玉祥，而非真的要重用杨虎城。
因此自杨入主陕西之后，蒋便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限制、削弱：1、削弱杨虎城的军事力量。
1931年，蒋介石先是撤销17路军第58师番号并策动该师师长叛杨投蒋，随后又派人诱劝第42师师长冯钦哉叛杨。
1934年10月，蒋介石又将17路军第49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五师，调入河南归刘峙节制。
2、蒋介石不断限制、削弱杨虎城的政治权力。
1931年蒋介石派其亲信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节制西北五省，同时调中央军两个师进驻华阴、华县、渭南一线，威胁杨虎城所部。
1931年12月，杨部占领兰州后，蒋介石为了不让杨控制甘肃，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同时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想控制甘宁两省的愿望落空。
1933年5月，蒋介石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同年，又调胡宗南第一师驻天水，进逼陕甘。
直到1936年6月，杨还发现蒋介石派人在收买其部下的几个团长。
正因为杨虎城处处受蒋排挤，但又明白“以我们的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因此只能臣服于蒋并受其宰制。
所以他一方面对中共多有照顾，处处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又因为“怕蒋特甚”，不愿与中共交往过密，对中共的一些示好举动也始终是不冷不热的。
比如1935年底派汪峰去见杨虎城，杨表现的非常冷淡。
1936年4月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以至于王世英在报告中如此评价杨虎城：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已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
”杨虎城的这种态度甚至还惹恼了，毛1936年8月亲自致信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到底“为友还是为敌”。
即便如此，杨虎城的态度仍旧没有多大改变。
最终让杨虎城最终下决心反蒋并发动西安事变的，仍是蒋介石的步步紧逼。
1936年前后，杨的部队经过蒋介石的屡屡引诱改编，已所剩无几，而蒋还在分化其部队，收买其部下，要拿走他的最后一点本钱。
同时，1936年9月两广事变彻底平息后，蒋介石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加上杨虎城在西安拜谒蒋介石时“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了他的担忧：“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
如果蒋借剿共之名“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就像在云贵川康那样，那么他在陕西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一改往日态度，真正决定与中共和张学良合作反蒋。
此后杨虎城积极运作，他一方面在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主动提出红军、东北军、17路军在西北联合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军官面前不止一次表示对蒋严重不满，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的分化和限制让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因而出于自保才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的。
至于所谓“抗日”，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的“北上抗日”一样，更多的是政治口号而已。
杨氏发动“西安事变”的这一背景，终究给国民党方面的留下了口实，也降低了杨翰“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这一说法的可信度，这也就成为了其“平反”的最大障碍。
… 障碍二：杨虎城回国到底是否受蒋介石诱骗还没搞清楚针对杨虎城出游欧美又回国一事，杨翰认为是“蒋介石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查阅其所著《杨虎城大传》和其他文章，其依据无非以下4点：1、促成杨虎城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37年10月2日宋子文经日内瓦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
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
如何
盼复。
”据王根僧回忆，杨虎城本人也表示是因为“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的。
2、杨虎城到香港后曾与宋子文长谈；杨从香港去长沙的机票也是宋子文给的；蒋介石给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的电报也是宋子文转交的；同时杨虎城还曾在1937年11月30日向其部下、朋友宣布说：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要先去南昌见蒋委员长，接受任命，然后回西安。
3、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那么，这些能否作为认定蒋介石派宋子文“诱骗”杨虎城回国的依据呢
显然不能
首先，宋子文给杨虎城发的是询问电报，到底是“试探”还是杨虎城所理解的“同意”回国，缺乏判定的证据。
而且这封电报中的“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从电文中也看不出来。
还有，杨在无法判断宋子文电文真正用意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再做详细询问，也未向国内其他人咨询，更未直接请示蒋介石，就“贸然”决定回国，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其次，杨虎城到达香港后，无论是其行程安排还是所谓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都是宋子文转达或转交，都无法证实是蒋介石的意思。
再者，虽然戴笠在软禁杨虎城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但究竟是蒋介石有意“诱骗”杨虎城回国并将其软禁，还是在得知杨虎城执意要“自行返国”的消息之后才决定将其软禁的，也不得而知。
据沈醉的说法是：“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
”也就是说，杨决定回国在前，蒋密令戴笠采取措施在后，显然无法证实事先“策划”一事。
…[详细]而且，真正促使杨虎城下决心回国的关键原因还有待考察。
据陪同杨虎城出访欧美的胡希仲在回忆中提到：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后，“大多数人认为国内情况不明，杨将军的安全没有保障，主张暂时不要急于返国。
但李昆却极力主张杨将军早些回国。
他认为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一定会起用杨将军，宋子文的电报必定是蒋介石的意思。
李昆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在留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话很有诱惑力。
杨将军曾对我说，李昆是代表共产党的，要尊重他。
……双方争论不下，我又找杨将军单独谈。
他说相信宋子文，对宋的电报毫不怀疑。
……我说服不了杨将军，便想去说服李昆。
李昆不仅不听我的建议，还以批评的口气说：‘杨将军回国对党和进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将军的晚辈，更不应惹他生气，不要阻挡他回国的主意。
’”由此可见，促使杨决心尽快“自动返国”的因素，显然并非宋子文电报一个。
为何搞清楚杨氏回国的原因对其“平反”至关重要呢
邵铭煌表示说：“他为什么回国，为什么被抓
如果不把这个弄清楚，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拘禁到1949年。
如果被抓有正当理由的话，有犯罪事实或行为才抓他，那拘禁就是合法的。
如果没有的话，乱抓他就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就无法认定戴笠拘禁杨虎城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成为“平反”的第二大障碍。
… 障碍三：说“蒋介石下令杀害杨虎城”缺乏证据有关蒋介石直接下令或同意杀害杨虎城的说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版本：版本一是杨翰本人的说法：“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
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
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都找得到。
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打了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
这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
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
”因此，他认定“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处决祖父。
” 版本二是罗学蓬在其所著《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的“杨虎城被杀真相揭秘”一章中讲到：“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等由台湾飞抵重庆，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
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这种祸国孽臣，还留下干什么，早就该杀掉了
’毛人凤饬令西南特区清理积案，并对徐远举和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说：‘总裁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
你们要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后来此说法还被演绎成了“1949年8月，蒋介石从台湾飞临重庆，指挥战事。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示道：‘杨虎城如何处理
’蒋介石回答说：‘杀掉，早就该杀掉了。
’‘那两个孩子（指9岁的宋振中、6岁的杨拯贵）怎么办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留下干什么
’他还反复叮嘱，要把杨虎城解回重庆秘密杀害。
”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第三个版本出自沈醉的《杨虎城被囚禁和被杀害的经过》一文，文中提到杨虎城是“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被惨杀”。
但是上述三个版本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来源：杨翰只是根据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关注度推断杀杨必是奉蒋之命；罗学蓬的著作号称引述“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但是恰恰在提到蒋下令杀杨时并没有交代这到底出自哪份档案；沈醉虽为国民党特务高层，但既未参与此事又未在场，显然也只是听说而已。
其次，上述说法也存在明显的漏洞，比如像《红岩密档——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中所载以及之后流传甚广的诸种蒋介石交代毛人凤的对话细节，如果没有当事人或在场人员的回忆，抑或官方记载作为依据，显然更像是为了需要杜撰出来的。
此外，杨翰所说是蒋介石“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杀掉”显然也有问题，据当时参与杀害杨虎的周养浩后来回忆说：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的问题。
在会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落出风声，还是把他们编回重庆后再行事。
徐远举当时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也就听了他的话。
”也就是说，是徐远举而非蒋介石决定了在重庆杀杨。
正因为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证实蒋介石曾下令杀杨，所以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才会说：“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
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
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因此，想要国民党方面认账，显然必须找到蒋介石下令杀杨的直接证据才行，无论是在场人员的回忆，或是手令等皆可。
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显然也是为杨虎城“平反”的障碍之一。
中国的古墓哪里最多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别号古愚。
我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
山东东平县东平镇护驾村人，1894年生于天津。
幼年丧父，喜爱绘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随其姐居巴黎数年。
常参观罗浮宫博物馆，酷爱绘画和雕塑艺术。
回国后，入北京五城学堂习国文。
1911-1913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求学。
1913-1918年由北京政府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先入电子系，后转入建筑）。
1918-1921年担任美国建筑师墨菲助手。
吕彦直曾担负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建筑工程设计，用中国传统风格设计现代建筑，初显其才华。
1921—1925年9月回国后，先与过养默、黄锡林组织在上海东南建筑公司任职，设计上海银行公会等大型建筑工程的设计，后独立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
期间，他的建筑设计多为小巧、舒适和花园式洋房，但已在研究中国古典式建筑，并努力融合中西建筑艺术的精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是年5月，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向海内外悬奖征集中山陵墓设计图案，轰动了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美术家，许多人纷纷报名应征。
当时吕彦直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建筑师，但他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毅然报名，与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展开竞争，终于一举夺魁，荣获首奖。
吕彦直设计中山陵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
其全部平面图呈一警钟形，寓含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
1925年9月—1929年3月接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任陵墓建筑师。
接受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
他潜心研究，周密构思，设计出的中山陵墓图案， 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风格与特色。
截止到9月15日，筹委会收到中外建筑师40余人应征设计图案，经评选委员会及中外专家顾问的评选，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名列榜首，获得奖金2500元。
孙中山家属代表和筹委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并决定聘他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师，限于两个月内完成工程详图。
吕彦直受聘后，即赴南京实地考察，赶绘全部工程详图。
当年12月，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中山陵墓建筑工程遂即开始动工。
在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进入高潮之际，吕彦直又承担了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筑设计。
他设计的两份建筑图案，因其构思别致，水平高，又以首奖入选。
图案入选后，受“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于是，他为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成，奔波南北。
中山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期间，吕彦直已病魔缠身。
他忍着病痛，不分昼夜推理演算，以顽强的毅力设计出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详图，并主持了工程建筑事务。
就在工程临近尾声时， 因患癌症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逝世。
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中山陵祭堂的西南角立一纪念碑，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有于佑任题词：“吕彦直建筑师建筑陵宫积劳病故，特此纪念”。
作为第一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优秀经验,同时又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把二者结合,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历史性建筑.中国这一代建筑师均是如此,他们从国外学成归来以后,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建筑,也没有完全局限在中国的这种传统,而是有机结合,加以新的创造,他们其中还包括杨廷宝,童俊,梁思成,奚福泉,徐敬直,李惠伯等. 在短促的一生中，他为弘扬民族文化，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足以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
他设计、监造的中山陵和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型建筑组群，是我国近代建筑中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陵园立碑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