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闽西博物馆（写观后感）
下文仅供参考： 在毛概课上，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在龙岩本地 进行社会实践，很据自己的实践内容再写自己实践后的心得体会。
未踏上龙岩这块土地之时，早听闻龙岩是有名的红色土地、早年的历史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可以到参观到很多与历史革命有关的文化遗产。
请教了学姐们才知道这里有有名的古田会议遗址、后田会议遗址，还有闻名的世界遗产永定土楼以及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
对于想要了解闽西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传奇故事的我，于11月4日趁着开运动会有空闲时间时来到了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
乘公交车到罗桥西站下车，往旁走几步再踏上几个台阶，革命纪念碑就映入眼底。
宏伟的碑文上刻着文字，矗立在场地中央，透着革命历史浓烈的气息扑鼻而来，直直震撼我的心。
多么宏伟、多么壮阔，这只是一个开头就让我如此震撼，处在它后面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将会使我怎样呢
我不禁有些期待。
来到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大门前，望着门上那几个宏伟的大字，我整理了一下着装，以最虔诚的态度跨进了这套大门。
此刻我的心在微微颤动。
进入大厅，首先映入我眼前的便是那立在大厅正中央的红色火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个大字映入眼底。
火，是那么的红，让人丝毫不会怀疑就是这把火燃烧了整片‘草原’。
火，也在我眼底热烈的燃烧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去参观里面所展览的。
通过里面服务人员的介绍，以及我回来后在网上又查找了一些资料得知，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在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议下于1986年建立的，是我市唯一的一座综合性的社会历史类博物馆。
在一楼主题展厅中，陈列了《闽西人民革命史》、《闽西儿女战斗在祖国大地》专题展览，较为完整地展现了闽西辉煌的斗争史。
馆内还大量应用了现代化多媒体技术，生动地再现了当年闽西儿女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战的场面，让我们的心灵接受了一次革命精神的洗礼。
我看到了很多惟妙惟俏的人物形态以及场景，设计得很是逼真，还有很多壁画，再现一副副当年革命人民战斗的场景，让我的心不禁澎湃汹涌，仿佛能感受到那革命时宏伟以及壮烈的气氛。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一副模仿上杭临江楼的场景：临江楼前大树下，溪水在缓缓的流动，树下两个人在树下谈话。
1929年十月，毛主席在临江楼上写下著名诗句【采桑子·重阳】，成为了历史的痕迹。
馆内还有很多很多关于革命历史的展览，应用大量高科技，让我不住的惊讶。
有把地图刻在地上让我们参观、有可以触摸式的书等。
此次参观学习，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更深刻了解了闽西革命历史，也增加了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
我还深刻地 认识到：正是这些革命烈士和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纷纷表示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认真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为建设美丽的闽西，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参观回来后，我查阅了更多知识，把我的观后感写了下来，让这一份热烈的心永远的保存了下来。
东川红土地作文500字
《红土地导游词》游客朋
红土地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低山丘陵地区，包括江西南两省的大部分，滇南、湖北的东南部，广东、福建北部及贵州、四川、浙江、安徽、江苏等的一部分，以及西藏南部等地。
长江以南的广大丘陵地区，分布着一种在当地高温多雨下发育而成的红色土壤，叫红壤．这种土壤含铁．铝成分较多，有机质少，酸性强，土质黏重，是我国南方的低产土壤之一。
游客朋友们
当地人们因地制宜，通过增施有机肥、补充熟石灰，对红壤进行了改良，并种植适宜在酸性土壤中生长的茶树、油茶、杉木和马尾松等经济林木，既保持了水土，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丘陵山区，“红色荒漠”的形成是水土流失的结果，自然原因是流水侵蚀作用，主因是滥伐森林。
游客朋友们
土壤显酸性，颜色为红棕色。
云南东川红土地被专家认为是全世界除巴西里约热内卢外最有气势的红土地，而其景象比巴西红土地更为壮美。
云南地处温暖湿润的环境，土壤里的铁质经过氧化慢慢沉积下来，逐渐形成了炫目的色彩。
东川红土地指的是位于昆明市东川区西南四十多公里的新田乡、有一名叫“花石头”，在一百零九公里程碑处的地方，这里方圆近百里的区域是云南红土高原上最集中、最典型、最具特色的红土地。
每年九至十二月，一部分红土地翻根待种，另一部分红土地已经种上绿绿的青稞或小麦和其他农作物，远远看去，就像上天涂抹的色块，色彩绚丽斑斓，衬以蓝天、白云和那变幻莫测的光线，构成了红土地壮观的景色。
欢迎游客朋友们到红土地旅游
描写福建闽西的优美句子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
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
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
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
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
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
”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
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
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如何开工动土才能吉祥平安
盖房动工，又称“动土”、“开基”。
一旦选好房址，便可请风水先生择吉日祭神并预备动工。
各地的动工仪式略有不同。
但一般要行“报土”祭拜之礼。
“报土”即由建房工匠向“土地公”报告动工时间。
因建房挖地基，恐打扰土地公，故先向土地公打招呼，以求吉利。
报土时须摆“三牲”(多为猪头、鸡、鸭)和一些水果、糕糖。
南靖人用茶、茶点、纸钱祭拜。
福州一带摆猪头、螃蟹敬天帝；莆田人办素茶祭土地公、天帝、宅神，早晚还要插香。
龙海人“报土”后，请工匠用瓦刀到房基的四角敲敲，并将12张涂有“寿面””的纸箔埋到地下，称“报之”。
拜完土地公还要烧约200张“寿纸”，燃放鞭炮。
厦门、同安等地除拜土地公外，还要请“当境佛”(即本村人信奉的佛，如“三忠公”等)到家，并在家中贴“凤凰到此”、“麒麟到此”之类的符令。
报土时，有些地方还要祭“鲁班先师”、“杨公先师”(传说为堪舆创始人杨筠松)等。
闽西人择吉日动工时，要安奉“杨公先师”牌位，开墙基时要宰雄鸡，滴鸡血以驱邪。
大田人动工前要请风水先生将5张写好祷词的红、黄字符贴在竹片上，再将竹片插在房基的后缘线上(即屋侧水沟的外缘线上)；贴着字符的一面对着房屋坐向。
上杭习俗在宅基地上打一小木桩，上端扎红布、木桩上有“土地公”的神号牌位，俗称“起谱”。
开工时邀齐木匠、泥匠在“谱”前烧香。
永定的礼仪是在破土前祭杨公先师，将“杨公符”贴在约1米长的竹片上，竖立于纵轴线末端，并适当离开施工位置，使之起到指定纵轴线的作用。
与此同时，木匠师傅拜“鲁班先师”，泥水师傅拜“荷叶仙师”。
祭拜时，东家须用三牲、香纸、红烛虔诚恭祭各祖师(杨公师居中)，然后请风水先生再一次用罗盘校定方位。
风水先生以“分差差一线，富贵不相见”等谚语，表示自己功夫深奥神秘，天机莫测，夸示其工作的重要性。
待方位再次标定后，立下桩标，始可鸣炮动土。
动土仪式较简单，一般按风水先生择定的时辰及选定的地址，先燃炮，再由主家或工匠锄(铲)几次土就算礼成。
福州、南平一带多由工匠执锄，挖三下土表示“破土”。
闽南、闽西一带锄一二下即可。
破土时，应择吉日。
晋江人以丑、寅时为佳，以为天降小雨更妙。
为示开工吉利，莆田、惠安等地破土时还须穿上象征喜庆的红衣。
尤溪人要将挖出的头几筐土向上堆放，以取兴隆之意。
各地均忌破土时讲不吉利的话或发生口角。
福安人以为此时争执，日后住入新房会不安宁，家人多口角。
打地基礼仪较繁复。
打地基又叫“奠基”、“下基石”。
俗话说“地打牢，万年兴”。
民间向来看重打地基。
罗源一带，开基时，掘地数尺，填上泥石。
为防触犯土地公，事成后还要制作一个“偶人”(即立一牌子，上用红纸书上户主名)，供上香、烛、果，用一破伞遮住，祭祀谢罪。
莆仙一带正式砌墙基时要举行“动合”仪式(即以三牲斋果祭土地公)，奠基毕行“放合”礼，墙基用红布披合，将扁筐、锤子等装入红袋，忌乱扔乱丢工具。
永定人开基挖石脚坑，砌石时先在纵轴线端安放“五星石(以5块小石象征星辰)，按一定方位排定，以呈天地合一的吉象。
闽南华安等地奠基时要垒“奠台石”。
依房屋规模而定，3间屋的奠3台石，5间屋的奠5台石(即将3个或3个尖头朝上成锥形的石子置于大厅中央，石头高低不一，中间最高，两旁依次降低，呈“山”形)。
地基搞好后，当地人还通行用长条形大理石为底面。
但条石不可覆于台石上，因3台石或5台石表示人丁兴旺，如果被条石所盖，是为“盖丁”，犯了农家大忌。
除砌石脚、挖墙脚基外，整个房宅的地基均要夯实。
闽北、闽西一带多用一根圆条硬木穿过树墩打夯，工具简陋，但很实用。
在大田等县，旧时俗传，若新房在旧宅基上兴建，在拆旧房时木工要祈天公，并身贴纸符，以驱赶旧屋鬼神，使之免伤主人。
在平潭，一些人家原定来年盖房。
因听信风水师之言，认为明年不利“打基石”，往往要提前一年下基石，到次年才盖房。
这种情形各地均常见。
地基挖好后，民间通常还要请星算先生择吉日吉时正式开工建房，以祈房主平安吉利。
开工后，除请少数有技术的木、泥、瓦匠外，多请亲友族人合力相帮。
福建民间建房，常由亲友“帮工”。
开工日除给工匠红包外，还要宴请亲戚和工匠。
建筑过程中，逢初二和十六“做牙”日，也要宴请工匠和帮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寻找红色足迹 征文 300字
一个月前，翻着手中那厚厚一沓古田会议80周年报道策划，细数着似曾相识的那几个字眼——“红四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九月来信”，我反复尝试着拾起曾经在历史书和政治书中读到的关于那个年代的讲述。
然而那些残缺、破碎的记忆，终究难以在我脑中织起出一段完整的历史片段。
那段峥嵘岁月虽风云变幻莫测，但却承载着厚重的精神积淀。
12月初，陈孜主任带着我，来到了闽西这片充盈着英雄传奇的红土地，重新追寻当年革命先驱们在这里留下的红色足迹。
参加工作这几年，闽西龙岩也拜访过多次，而到上杭古田却是头回登门，瞻仰过古田会议会址，再参观了古田会议纪念馆，总算对那段历史有了一个感性认识，脑海中原先残缺的记忆也被逐渐串接了起来。
晚上回到驻地，请来“谷歌”、“百度”二位弟兄共同梳理白日里的所见所闻。
可随着信息的聚集和材料的整合，加上专家、杂家们的各持己见，电脑屏幕上的采访提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可怕的聚变，洋洋洒洒上万字的历史讲述像蠕虫一般在我的视网膜和大脑皮层上挣扎扭动，好端端的几条新闻策划，怎么就被我折腾成了“史诗”。
然而该系列每条新闻预定的长度只有三分钟。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被许多个疑问纠缠着——红四军为什么来到闽西
从红四军的第一次党代会到第九次党代会，从撤销军委到恢复军委，从撤销的前委职务到请回到部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不是在古田而是在新泉所作
在离开红四军的日子里，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和有关，而如果能解开这些问题的因果，也许创作思路也就能豁然开朗，也许，在闽西曾经去过的地方，我都该去看看……追寻着伟人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泉、长汀、才溪等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寻访中陈孜教给了我一种“化整为零零上加零”的工作思路。
每到一处，除了解以及红四军当时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之外，还要结合曾经在此处留下的重要著作，进行写作背景的分析研究，甚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在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点滴的细节，都可能为整篇报道增添魅力。
于是，老人、专家、导游，甚至是依稀留在老房子墙上的标语，都无一能幸免于我们的造访。
随着采访的深入，原先的一个个疑问也迎刃而解。
在新泉，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军事、政治矛盾；从老人的讲述中得知当时战争情况的复杂，在新泉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后的被迫转移；在长汀和才溪，从的两部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才溪乡调查》中透露出当时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梳理素材，整个系列报道中用于搭建历史框架的材料已一一具备，古田会议的深远意义，远不在于古田镇上那小小的廖氏宗祠内，而是从1928年4月红四军第一次党代会到1929年12月第七次党代会这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在红四军内部发生的曲折反复的争论以及最终确立的正确原则，这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和发生在身上的故事，构成了系列报道第一集的主线；同时，在闽西期间深入田间地头、乡间农舍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让第二集要表达的主题浮出水面。
在闽西的这次红色之旅，为正式拍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发生在80年前的那段历史不再久远和陌生。
现在系列报道已经圆满完成制作并且播出了，每一集都承载着浓重的历史分量和不朽的革命精神。
而这次采访对于我来说也超越了一般的主题性报道或一套命题作文，它更像是一次时空穿梭的体验，以至于把自己置身于历史洪流中的我，至今也无法自拔。
近日，参加“红色寻访”活动的同学发起了“百名寻访同学进百个团支部上百堂党课”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团支部学习活动，将自己在寻访过程中的所思所悟传递给更多同学。
目前已有60多名寻访学生走进各个团支部。
讲台上，浙大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研究生罗刚满怀激情，与同学们分享着他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感悟。
“一大的召开就像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重新探寻中共一大的历史，我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伟大。
” 讲台上3位同学真切地将自己的寻访感受与大家分享。
电气工程学院08级本科生白杨赞，来自一个“党员之家”，寒假时，他们一家3名党员走访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
“作为一名党员，面对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前的党旗，我反思自己的生活学习。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入党，我说，我想成为一名更优秀的人。
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很多以前无法体会到的感受，在那一刻都涌现出来，我为自己是一名党员感到自豪。
”白杨赞激动地说。
今年寒假，跨越南北5000公里，从家乡黑龙江来到深圳，浙大工科信息大类大一的学生徐磊追寻着深圳的发展步伐，感悟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徐磊动情地说：“我们年轻党员肩负开拓未来的重任，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新老传承的使命。
”坐在前排的学生连冰洁一直听得很专注：“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特别和生动的一堂团支部党史理论学习课，3位同学讲得非常精彩。
这一段段红色的历史时刻提醒着我要更加努力提升自我，更好地担起振兴中华的责任。
” 今年1月，由浙江大学与本报联合发起的“红色寻访”活动受到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积极参与。
寻访归来，同学们自发组成了“红色寻访”报告团，举办专题报告会、感悟分享会、座谈会。
据悉，下一阶段，同学们还将走出校园，走进社区、企业和其他高校，分享寻访感悟，播撒红色信仰，在“红五月”里再增一缕青春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