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纪念馆观后感（600字）
今天，晴空万里光明媚，爸爸妈妈带参观百色起义纪。
百色起义纪念馆真伟壮丽
我们登上台阶，一抬头就看见“百色起义纪念馆”七个镏金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大门边的四根大理石柱子稳稳地支撑着皇冠形的外廊，象征着百色人民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和中流砥柱的气魄。
大门两侧分别是高7。
3米、宽8。
9米的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场面。
进了大门就是序幕厅。
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扇形空间，大厅的正面墙壁上是反映“百色起义”的汉白玉大型浮雕，它以磅礴的气势，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百色起义波澜壮阔的场面。
穿过序幕厅，我们上楼参观了“百色风雷”、“革命英杰”、“与百色”、“建设新百色”等四个展厅，展厅共展出文物270多件，图片2000多幅，场景16处，介绍起义人物4000多人。
看着这些珍贵的展品，我仿佛看到了右江沿岸农民运动星火燎原迅速地发展。
宛如听到了爷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宣言和百色起义的呼声。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与百色”这个展厅。
厅内展现出了爷爷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和非凡的魄力领导百色人民发动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创造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历史。
听妈妈说：“战士们是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人世间最壮丽的诗篇。
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是啊
对照今昔，我们更要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和幸福。
参观完纪念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百色起义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热爱祖国、发奋图强、勤奋学习和满怀信心地奔向美好未来。
百色起义观后感400字
《百色起义》观后感 青春不悔真英雄，热血撒尽国魂梦。
《百色起义》，这又是一部浇注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如同史涛般的电影。
影片将我们带回了大半世纪之前……那个军阀混乱，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作为广西青年运动领导核心的共青团，遇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考验……许多青年领袖被杀害，各级团组织被破坏，各地的学生组织被反动势力占据，青年队伍中出现分化，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既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感到不满，又缺乏投身工农运动，同敌人做斗争的决心，纷纷陷脱离革命队伍，陷入动摇彷徨，悲观失望之中。
就在着危急时刻，1929年4月同志率一批优秀的青年党员投入了广西的青年运作。
这批真正的革命者，没有因为革命遭受挫折而动摇，没有被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所吓倒，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和梦想的激励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毫不畏缩，怀着共产主义胜利的信念，为真理英勇献身的勇气，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在硝烟与战火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于正义之中，血与泪，生与死的考验无时无刻在强烈地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将我们带进了他们充满青春与梦的内心世界。
当我们漫步在花丛中的时候，可曾想到长埋于大山中的他们
是他们用青春，热血与梦想筑成年轻的共和国，却没能看到胜利的到来。
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那段不平凡的岁月离我们很远，《百色起义》却仿佛发生在昨天，让我们认识到那些当代最可爱的人，也认识了自己。
的确，和平已久，久得让我们失去了斗志，安逸已经磨光了我们的锐气。
曾经很长时间想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如果再回到历史，又有多少个经得起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
大半个世纪前的年青人，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我们有责任把祖国建设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忘记历史，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看过此片，让人有着一种异常的心灵感悟，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中，我们拆除了已驳旧的一些精神篱笆，在我们进一步追求物质与富足的同时，面对着《百色起义》中逝去的先烈们，我们依旧怀着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的青春和热血，坚信这一刻在红旗中的镰刀斧头，依旧是我们信仰的源泉。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克服情感的肤浅性，波动性。
懂得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民族的情感、阶级的情感，是一种极其深沉的情感。
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情感，自觉地“调节”克服脆弱的感情，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首先要以生动形象的事物，形成强烈的刺激爱国之情。
爱国主义是我们祖国的优良传统美德。
历史上的一些道德规范在今天已失去存在价值，爱国情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远古时代开始，先辈们生于斯，长于斯，利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了解、熟悉着祖国的地理环境，并不断受惠于祖国的物质资源，创造了文化，累积了文明，他们一代又一代享受着祖国文化的熏陶，又为促进文明奋斗着。
久而久之，自然而然产生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并通过演化，提炼，升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对祖国真挚而深厚的爱，报国之行就是脚踏实地投身爱国主义实践，兢兢业业，身体力行。
今天的爱国行为，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将来就要利用所学的知识为祖国献计献策、尽职尽责。
参加力所能及的“为国出力”的实践活动，如义务劳动，为他人为集体献爱心活动，从小关心他人，热爱集体，与祖国同心共命远，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不做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情，并敢于和有损国格的事情做斗争，要积极服兵役，或在敌人侵入是挺身而出，勇敢参战，杀敌报国，爱国主义在知祖国，爱祖国的基础上，立报国之志，学报国之才，践报国之行。
有机统一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努力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好。
简述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过程.
百色起义： 准备工作 1929年6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同月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
是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派和龚饮冰等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为总负责人。
1929年10月22日，、陈豪人、张云逸、贺昌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到百色，并立即筹划武装起义。
11月上旬，党中央批准了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发动起义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在、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以及右江农民军，于百色、恩隆举行武装起义。
是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陈豪人、龚鹤村、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
龙州起义： 龙州起义，是在南宁兵变和百色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广西前委发动和领导的另外一次武装起义。
起义的领导人依次为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
1930年2月1日，参加龙州起义的部队包括左江军委领导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900人和左江各县农军1000多人在龙州举行工农兵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简称红八军，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
和百色起义及红七军的情况相似，起义前成立了左江军委，在中共广西前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一任军委书记为徐冠英，在蒙志仁叛变后，宛旦平、何世昌、先后担任军委书记。
起义时何世昌担任军委书记兼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为军长，宛旦平任参谋长。
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因此龙州起义是在中共广西前委（后称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的领导下临时举行的。
不过由于龙州的国际地位，其政治影响更大，也得到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热情赞扬。
可是因为具体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军事上的短视，起义前准备工作做的很不到位，起义后对旧军官的改造也显得优柔寡断。
因此虽然起义暂时取得了胜利，可是红八军很快就失败了。
南宁市南湖公园纪念碑介绍
1984年11月建成。
陈列馆建筑仿照烈士当年活动地区东兰一带的壮族民居风格构成，朴实大方，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杨尚昆、陈慕华、莫文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红军多次到该馆视察工作并题词。
陈列馆展厅内陈列了李明瑞、韦拔群烈土以及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红七军、红八军的文物52件、图片140多幅、史料42篇(册)等资料，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卓越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两位革命先烈的革命历程和光辉业绩，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1929年到1931年间，由、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红七军、红八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陈列馆前面的广场上建有李明瑞韦拔群百色起义纪念碑，纪念碑座为四方形，高4.5米，上塑烈士群像。
碑座正面刻有1981年12月11日同志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座背面刻有《碑志》全文。
百色起义陈列馆成为缅怀革命先烈，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市民群众、学生到此瞻仰、参观。
1996年11月，陈列馆正式被定为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1999年1月，被命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龙州红八军纪念馆资料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什么历史文化
广西历史沿革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大陆最南部，南临南海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
从考古发现的百色古人类遗址可知，早在70万年前广西就有原始人类生息了。
距今5万年左右的“柳江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2～1万年前的“麒麟山人”已学会和使用钻孔与磨尖的石器。
桂林甑皮岩人遗址则说明距今约1万至6000年前，广西古人类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今广西地域主要分属于桂林郡和象郡，这是广西最早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版图。
为了解决秦军的粮饷运输，在今兴安县境内开凿了人工运河——灵渠；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初，代行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郡、象郡，建立南越国，今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大部分隶属于南越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武帝平定南越，苍梧广信（今梧州）成为交趾刺史部9郡的行政中心。
西汉时，合浦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瓯骆越人从战国时开始绘制的左江崖壁画约完成于此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先属吴，其后归于晋及不断更替的南朝宋、齐、梁、陈各政权。
唐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这是广西最早成为一级独立政区。
唐代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桂布”名闻遐迩；桂、邕、柳、容等重要市镇兴起；修筑了沟通桂江和柳江的著名水利工程相思埭；广西出现了第一个状元赵观文和颇负盛名的诗人曹邺、曹唐。
五代十国时期，楚与南汉长期争夺广西，社会经济遭受破坏。
宋分广南路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简称为广西，广西之名始于此；宋代，先后发生了区希范起义、侬智高起兵反宋、李接起义等反抗宋王朝的事件；而交趾上层统治者则于熙宁八年（1075）大规模入侵广西，仅邕州（在今南宁）屠城被害人数就达5万多人；宋代邕州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永平寨（在今宁明县）及钦州3大博易场成为西南民族集市或与交趾等地贸易的国际市镇；有色金属锡、铅的产量居于全国前列；梧州元丰监成为江南六大铸钱监之一；纺织品尤其是苎麻织品质量上乘，左右江出产的緂布色彩丰富，是最早的壮锦及当时的上品衣料。
元朝统治广西基本上着重于军事控制，在各主要隘口附近派驻屯兵，实行军事性质的屯田；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行中书省，为广西建省之始。
明初改广西行省为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是当时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
朱元璋分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于洪武五年（1372）开始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进犯我国东南沿海，田州土官妻瓦氏夫人率一支由壮族子弟组成的俍兵赴前线抗倭，屡败敌寇，战绩显赫。
明朝是封建社会广西经济开发最有成效的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已开始种植双季稻，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细致；建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代表性建筑有容县真武阁、合浦大士阁等。
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的差距日渐缩小，各州县包括土州土县都办起了学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如“兄弟尚书”蒋冕、蒋升，军事家袁崇焕等。
然而终明之世，土官对朝廷的叛乱和土官之间的纷争不断爆发，土地和食盐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赋税徭役苛重，致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规模较大的各族农民起义有大藤峡瑶民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其中大藤峡起义绵延不断达200年。
清初，广西兵祸连年，先是桂林成为南明永历政权驻地和瞿式耜、大西军李定国抗清斗争的中心；不久又爆发了平西王吴三桂等叛乱的“三藩之乱”，主持广西军务的孙延龄起兵从乱；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才真正归入清王朝的版图。
清代广西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日臻成熟，各种陂、堰、塘、渠的修建和水翻筒车普遍使用，许多山区亦开辟出梯田、冲田等等，例如令人叹为观止的龙胜龙脊梯田，始造于元代，历明至清才完成；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村圩市，城镇商业的繁荣以梧州为冠。
全省各地皆设书院和义学；方志的编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被誉为“省志楷模”；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桂剧、彩调剧等民间戏剧已十分流行。
清中期以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发展迅速，频频起义，标志着一场大风暴的即将来临。
答案补充 先秦以前，广西为百越民族聚居地。
秦汉以降，汉族人民和苗、瑶、回等少数民族因军事、经济、避乱、仕宦、谪迁等原因源源不断地迁入广西。
移民不仅是古代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有效途径，也构成秦汉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广西进行统治的社会基础。
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农作物的新品种等，将汉族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传播到广西。
例如隋桂州总管令狐熙、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容州刺史韦丹、宋广西转运使陈尧叟等一批杰出人物来桂任职，就实行过不少发展生产、缓和民族矛盾的改革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唐代开始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世袭管理；宋代沿袭；元以后称为土州土县；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土官在辖境内拥有统兵治民的大权，无异于土皇帝；清代，广西土司制度已趋腐朽，于雍正年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流；土司制度最后于民国17年（1928）才在广西完全终结。
答案补充 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两广是受鸦片走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同时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把广西人民推向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
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广西梧州防兵首先奉调赶往广州前线支援，广西前后共调集兵力数千名，还调集大炮、火炮及铸炮工匠赴粤增援，珠江口海面防御工事“排链”所用的参天大木也选材自广西。
广西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两万多广西各族儿女汇集桂平金田，誓师起义，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封王建政，颁行各种制度；继而挥师北上，东下江南，建都天京（今南京），迅速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与此同时，以天地会组织为核心的人民反清起义也在广西勃然兴起；其中尤以1854年在灌阳建立的升平天国、1855年在浔州（今桂平）建立的大成国、1860年在新宁州（今属扶绥）建立的延陵国3个农民政权最为引人注目。
答案补充 随着外国洋教势力在广西的发展，近代广西民教冲突不断，其中1856年的“西林教案”引发了中法两国的外事交涉，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广西各族儿女奋起抗击法国的觊觎和侵略，民族英雄刘永福率领由广西子弟组成的黑旗军在越南屡创法军，取得著名的纸桥等大捷；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陆路战场，老将冯子才率部痛歼进犯的法军，取得了号称我国近代“中西战争第一大捷”的镇南关大捷；法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巴黎，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
中国近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使北海、龙州、梧州成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向广西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攫取开矿、航运和修筑铁路等特权，把持海关，操纵金融；随着自然经济被破坏，广西的近代化伴随着半殖民地化进程在血与火中生长。
在世纪末变法维新的呼声中，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进行变法维新宣传，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开风气之先；1895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反对签定对日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广西有99名举人参加了这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
答案补充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桂西南边境地区先后发动了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廉上思起义等3次武装起义，而云南河口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也有不少广西籍同盟会员参加，广西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为辛亥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的催生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学习的广西籍学生160多人直接参加了首义；在广西的革命党人则组织了柳州、浔州（府治今桂平）起义，广西随之宣布独立。
然而，广西的军政大权却被陆荣廷所篡夺，形成了独踞一方的旧桂系军事集团；旧桂系贪婪残暴，屠杀革命党人，镇压“二次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终于在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中宣告崩溃。
广西平定后，孙中山曾出巡广西，督师整军，计划经桂林出师北伐，但因陈炯明的掣肘而夭折。
答案补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西各城镇的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广西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促进了广西人民的新觉醒，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的地方组织首先在梧州建立。
与此同时，曾为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借助广东革命阵营的力量，统一广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统治。
随后，新桂系与国民政府达成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归属国民政府领导。
在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暴中，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广西正式形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新桂系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且屡挫强敌，成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
然而，“四一二”政变中，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使广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工农运动转入低潮。
答案补充 由于北伐战争中新桂系势力的迅速扩张，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矛盾，1929～1930年，蒋桂连年混战，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破坏，但客观上也为广西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中共中央派到广西，通过对其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成功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共中央注意到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的分歧，从1934年就开始了对其上层的统战工作。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在城乡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普遍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1日，新桂系联合广东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在对事变表示支持和肯定的同时，向李宗仁等表明“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各地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各族青年纷纷应征入伍；广西当局两个月内就装备了4个军、48个团开赴前线，动员之迅速为全国少有。
答案补充 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与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与守卫桂林城等全国和广西各抗日战场，到处都有广西子弟兵浴血沙场。
1938年10月后，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沦陷区大批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桂林，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同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八办”又是中共在广西的公开机关和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它的建立对争取广西当局开放民主、宣传动员国统区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西南、南洋等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集抗日物资，起过重要作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3次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
1939年和1944年，广西曾两度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广西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第一次沦陷期间，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和战时工作团深入桂南各县发动群众，掀起民众支前参战的热潮；第二次沦陷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保卫家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广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答案补充 如实地说，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在推动广西近代工矿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然而抗战胜利后，新桂系积极追随蒋介石，全力转入了反共内战，在广西实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暴政，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势力和人民民主运动。
随着内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陷入了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当中。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以反“三征”为口号，相继在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城市，则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斗争。
1949年1月蒋介石一度引退，为挽救国民党的失败，美国支持的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谈判，企图实现“划江而治”；但随着人民解放军4月渡过长江，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
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各地游击队开始向盘踞城镇、交通要隘、据点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解放广大农村，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作战；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则在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迎接解放。
答案补充 10月，新桂系白崇禧集团在湖南衡阳地区被解放军击溃，5个兵团17万余人狼狈逃回广西，企图长期经营广西老巢，负隅顽抗。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集中二、四野战军45万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在广西人民群众和各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广西战役。
12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广西全境解放，广西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答案补充 2005年末全区总人口4925万人比上年增长0.74%。
年末常住人口466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0万人，人口出生率14.26‰；死亡人口30万人，死亡率6.09‰；自然增加人口40万人，自然增长率8.17‰。
全年净增人口36万人。
按城乡分，城镇人口1656万人，比上年增长6.84%，占总人口的33.62%；乡村人口3269万人，比上年下降2.1%，占总人口的66.38%。
按性别分，男性人口2587万人，比上年增长1.09%，占52.53%；女性人口2338万人，比上年增长0.34%，占47.47%。
按年龄分，0－14岁人口1170万人，比上年增长8.03%，占总人口的23.76%；15－64岁人口3284万人，比上年下降2.93%，占66.67%；65岁及以上人口471万人，占9.57%。
按民族分，汉族人口3027万人，占61.46%；各少数民族人口1898万人，占38.54%，其中壮族人口1605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4.57%，占总人口的32.60%。
全区平均家庭户规模3.37人，其中城镇家庭户规模3.21人，乡村家庭户规模3.46人。
全区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3年。
答案补充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地处祖国南疆，位于东经104°26'—112°04'，北纬20°54'—26°24'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全区中部。
广西区位优越，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北连华中，背靠大西南。
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中国西部资源型经济与东南开放型经济的结合部，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
广西周边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接壤。
东南与广东省省界线长约931公里，东北与湖南省省界长约970公里，北面与贵州省省界长约1177公里，西面与云南省省界长约632公里。
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线长约637公里。
大陆海岸线长约1500公里。
全区土地总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2.47%。
东西最大跨距约771公里，南北最大跨距(南至斜阳岛)约634公里。
全自治区聚居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民族。
2001年总人口4788万人，其中壮族人口占32.79%。
答案补充 今日广西，漓江山水秀美，十万大山雄浑，北部湾碧海蓝天，一幅生态画卷跃然成景；今日广西，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富裕。
八桂大地正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生动诠释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50年来，我区有效地坚持和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历经50载沧桑巨变，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灿烂阳光，我区正踏上新的历史起点，向着新的辉煌进发。
结合广西实际，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 我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世居的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4%，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结合我区民族实际情况，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区成功实践的前提条件。
依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2年，广西在壮族聚居区建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桂西壮族自治区改称桂西壮族自治州。
答案补充 为了尊重壮族的意愿和考虑到壮族的长远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经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决议，1958年正式建立以原广西省行政区域为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50年来，我区始终把制度建设置于突出位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式，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以及作为自治制度补充形式的民族乡。
广西境内还世居有10个其他的少数民族，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广西除了建立壮族自治区以外，50年来还先后建立了12个自治县和58个民族乡。
事实证明，这种多形式、多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为我区境内各世居少数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区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以此促进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规范化，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答案补充 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扎根开花 在少数民族师生占多数的广西民族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少数民族学生脸上洋溢的笑容。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
作为一名壮族学生，我一直感受到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与扶持。
”一名壮族学生如是说。
民族教育的发展，是我区成功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剪影。
自治区成立50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各类民族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中的民族班，强化民族教育和民族素质的基础。
长期不懈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广西民族大学，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大量培养后备人才。
目前，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与人口比例大体相当，每年都有数万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参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
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各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广西成功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植了有力的精神支撑。
答案补充 我区加强民族立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
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地方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我区的12个自治县都制定了自治条例，还制定了若干部单行条例，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我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置于重要地位，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
采取高等院校培养、各级党校培养，长、短期培训结合，交流任职等多种形式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自治区到市、县、乡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都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目前，全区各类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36%左右，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与此同时，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也都依法选举产生相当数量少数民族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答案补充 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抓紧抓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民族地区布局了许多新兴和强优产业，建设了许多大型的骨干企业，增强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
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近几年连续实施了“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和兴边富民行动”、“东巴凤三县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大石山区五县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民族乡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人畜饮水工程”等，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同时，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族地区还采取一系列的经济优惠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生产，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自治区党委、政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的自主权，采取多种形式、投入大量资金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鼓励民族地区开展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创作和发展了一大批具有少数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项目，促进了民族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答案补充 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文明、健康、向上的少数民族精神家园，增强了各民族的自豪感，振奋了各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成功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大力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促进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50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培育了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结出了一颗颗民族和谐之果，促进和发展了各民族大团结。
这种民族关系的形成，来自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区深入贯彻落实的伟大实践。
我区积极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中央、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推动民族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
从2003年开始，把每年9月定为全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宣传活动月；在《广西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设专栏，宣传民族政策、民族法规，通过媒体举办民族知识竞赛；采用民族知识竞赛、山歌比赛、有奖竞赛活动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
连续多年开展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宣传教育如春风化雨，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各族人民心田，成为我区不断发展前进、走向繁荣的基石。
答案补充 利用办县庆、乡庆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自治县和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是我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从2000年开始，每逢自治县成立10周年，自治区都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每个自治县建设一批县庆项目，并在民族乡乡庆建设项目资金上给予支持。
每一次庆典活动都使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基础设施和城镇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使各族人民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民族政策的优越性。
我区大力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不断发展。
1984年以来，自治区共开展了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表彰了977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2080名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先后有177个模范集体和171名模范个人荣获国务院表彰。
全区各市、县先后召开了上百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了2500多个先进集体和7800多名先进个人。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扎实向纵深发展。
我区多年来没有发生因民族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效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答案补充 觉得政治上用的也不少，就是自治制度得优越性，没实行以前广西怎么怎么贫困，人民怎么怎么困苦，实行以后怎么怎么样，多讲讲少数民族如壮族人民在制度施行后得到了多少好处，各民族共同发展，另外，各少数民族还获得了什么优惠政策 把
关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事 一、延安时期用过的收音机 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
但这种收音机太大太重，携带极为不便。
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
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
撤离时，有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及相当多的书籍他坚决不同意丢下。
建国初期，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
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二三十年代水平的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
只好同意换台新的。
二、北京医院第151号诊疗证 北京医院作为中南海的定点医院后，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和治疗期间的休息，只能谢绝一般平民百姓求医。
老百姓的意见传到了的耳朵里，批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
的话对有关部门触动很大。
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北京医院的办证通知后，立即造具花名册，呈送一寸免冠照片，为中南海所有人员申办了“北京医院诊疗证”。
不久，中南海里的许多人拿到了这种棕色硬皮封面的诊疗证。
然而，有关部门这时才发现，具体经办人员并未为办理。
他们立即去摄影师那里要了的一寸相片，前往北京医院为补办了一个诊疗证。
补证时，工作人员没像平时那样使用诸如“李德胜”（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化名）之类的名字，而是直接写上“”3个字。
因为证件是补办的，此次证件的编号是“机字第151号”。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故事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
“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军医刘江萍说。
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
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
”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
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
”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红军作战最为需要的当属部队的粮食供应，刘少奇在长征中除了政治领导工作，还肩挑了红军的筹粮大任。
1935年7月，红军进入四川松潘一带，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一职。
由于是藏民区，地理自然环境都很艰苦，且人烟稀少，给当时的筹粮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以父亲为首的委员会，一面对指战员们的征粮进行指导，一面向藏族同胞展开说服动员，最后筹到了能满足部队最低需要的粮食，完成了这一当时堪称最为艰巨的任务。
此外，由于刘少奇将队伍中的女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的正确建议和措施，很多长征的女同志可以由同行的男同志帮助，因而得以安全走过险恶的草地。
据悉，1935年9月，刘少奇在走出茫茫草地之后，出席了在今天四川若尔盖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会上发言，同意作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报告，并认为红一方面军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息和整顿；还提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注意融合两个方面军的宝贵经验。
10月1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刘少奇自始至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事 广西百色起义后，创建了红七、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从龙州出发，进入右江地区的思林县指导工作。
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放心不下的安全，因为自从红七军去攻打贵州后，右江一带“剿共大队”活动很猖獗，这一路又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
他找了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又增派了赤卫队一个班配合红军警卫排护送。
为了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把队伍分成3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卫，带着警卫排一组在中间，另一组作后卫。
天快黑了，队伍到东江村宿营。
深夜，刚回到屋里准备睡觉。
忽然村头南面山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村口小河上也有枪声。
这时，警卫排叶排长向报告说：“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
”沉思了片刻，叫警卫员把向导找来，了解地形分析敌情：东江村四周环山，只有一条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道路堵住了，如果天亮前冲不出去，将是非常危险的。
果断决定趁黑夜突围。
赤卫队的一个小组往村口的山头转移引诱敌人，其余的在亲自指挥下，向村南面小路前进。
敌人听到村口山边的枪声，便急忙调兵增援。
趁敌人慌乱之时，带着战士们迅速向南面发起猛烈攻击。
敌人又急忙调头回来，妄图把红军重新包围。
在这紧急关头，陈鼓涛带领赤卫队赶来了。
激战到天亮，敌人被赶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