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纪委监委要练好日常监督的“基本功”
调研报告：纪委监委要练好日常监督的“基本功”无论是党章还是宪法、监察法，都明确规定了各级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是监督。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强化日常监督执纪。
要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纪律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在思想教育、干部管理、监督检查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
然而，在基层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日常监督能力不足、监督手段单一、监督合力不够等问题。
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纪检监察机关应进一步拓展深化监督职能，强化队伍建设、丰富监督手段、发挥监督合力，切实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效能。
一、基层日常监督“短板”及原因能力不足导致“监而不督”。
一是专业能力不足不会督。
梳理近年来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不少涉及会计、农村“三资”、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领域，然而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中具有法律、审计、会计等专业背景的占比较低。
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后，如何深化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按照监察法要求和“四种形态”标准对几何倍数增加的监察对象开展日常监督，更显得力不从心。
二是思维模式固化不想督。
在“重审查调查轻日常监督”偏差认识的影响下，有的仍倾向于查办大案要案，而对日常监督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站位不高、思考不足、能力不够，无从下手，抓早抓小意识不强。
三是缺乏担当意识不敢督。
主
一般什么机关需要设立党组
有党委不就可以了吗
非党机关，可以设立党组，另设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党务。
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及其下属机构可以设立党组。
党组由同级党委批准设立，领导本单位的工作。
另设机关党委，在党组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的机关的党的工作。
一般企事业单位多设立党委，也有设立党组的。
根据情况而定。
国家部委中，公安部、外交部等直属单位较多，人员编制较为庞大，党组织设置复杂的机构设立党委。
基层政府直属机构中，也多设立党委。
如何加强廉政教育
教育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腐败现象发生的最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
地税部门是国家的经济执法机关，与经济打交道，如何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把工作做到前面，赢得主动，积极构建地税干部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一直是笔者思考的问题。
现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廉政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只有三管齐下，多头并举，反腐倡廉工作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能够治国兴邦，为民造福，用之不慎，即可身败名裂，祸国殃民。
地税部门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财力支柱，承担着“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光荣使命，代表国家行使税收执法权，直接面对和接触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廉洁不廉洁、自身公正不公正，从小处讲影响着地税形象、损害自身利益，从大处讲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如果对腐败问题不能有效加以防范和惩治，整个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做到依法治税，税收不可能实现“应收尽收”，“人情税”、“关系税”会不断蔓延，税款就会流失，也就难以承担起地方税收征收的重任，最终影响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在新时期更是势在必行，任重道远，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保证地税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才能有效地提高地税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高效率的“政令畅通”，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地税工作的各项要求。
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地税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源头防范意识不强，教育流于形式，监督力度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等现象，导致少数地税干部法纪观念淡薄，廉洁自律意识不强，为税不廉、以税谋私行为和违法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少数同志大局观念不强、工作本领不高、服务意识较差，个别办税服务窗口“生、冷、横、硬”服务态度和纪律涣散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影响了地税部门的形象。
剖析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管理不到位是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重视程度不够。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教育工作认识不高，重视不够，缺乏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不能够着眼长远；有的干部对是非的评判存在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片面认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对象和教育重点是领导干部；有的干部对党政廉政学习教育不感兴趣，自觉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教育图形式，走过场，总是借口各种原因逃避学习接受教育，严重影响了廉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二）内容缺乏创新。
党风廉政教育缺乏工作创新，教育内容脱离实际，针对性不强。
不能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预见性的开展廉政学习教育活动。
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的性质、理论等与文化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而是生搬硬套，就廉政抓廉政，就文化抓文化，使廉政教育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感染力不强，缺乏教育亲和力。
（三）重点不够突出。
没有对廉政教育考核对象进行合理分类，本来是重点教育对象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则成为教育考评盲点。
即：充当教育者多，被教育者少，充当考评者多，被考评者少，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淡化。
（四）制度落实不力。
党风廉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有些同志对制度规定熟视无睹、漠然处之，使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人为因素在税收管理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如税额核定，发票管理、纳税评估等，都赋予工作人员一定的权利，而在这些方面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够健全，约束相对无力。
（五）监管范围不广。
在工作中对税务干部的办税、执法程序各环节的过程监督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每季度都在开展合二为一的执法监察和执法检查，但是，有部分检查人员出于完任务和应付状态，怕得罪人，避重就轻的找点小事敷衍了事，经不起上级部门的复查。
此外，地税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的行为监管还存在漏洞，给个别私欲膨胀的干部留下了空档和可乘之机，导致了“吃拿卡要报”等为税不廉行为和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现象。
（六）惩处力度不严。
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目前对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一种不正常心理，认为一些小节问题算不上腐败，见怪不惊，不值一提；发现问题想方设法遮掩，“家丑不可外扬”，内部做无关痛痒的消化处理，一旦发生“质变”，追悔已晚。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法的措施办法廉政教育工作是一项细活实活，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具有阶段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相对比较“虚”，比较“软”，比较“抽象”。
廉政教育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大局。
为此，我们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深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构建起一种全方位、立体式的廉政宣教大网络，确实增强廉政教育实效，形成人人思廉、倡廉、养廉的廉政文化氛围，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加强教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重要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构建廉洁执法防腐防线，我们应从干部的自身思想实际抓起，通过各种形式的灌输、渗透、潜移默化影响干部思想行为，增强干部拒腐防变、分辨是非的能力，促使养成乐受监督的习惯。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法违纪道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思想根源上“想腐败”。
因此，要把握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针对地税干部的思想状况，创新教育方式，丰富教育内容，保证教育覆盖面，使教育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一是抓好经常性教育，做到宣有常规，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
在教育对象上，要坚持普遍与个别相结合，重点突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人员；在教育内容上，要根据干部所从事的工作，履行的职责来确定教育内容，要结合实际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导干部算好“六笔账”；在教育方式上，要把党风廉政教育纳入党委中心理论组学习内容，纳入干部培训课程，通过政治学习、上党课、学习报告会、廉政演讲、读廉书等多种形式提高干部廉政意识。
二是抓好“两面性”教育，做到学有典型，增强教育的示范性和警示性。
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是反腐败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方面，要按照典型教育目标，注重学习、发现和培植身边的先进典型，使地税干部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充分利用正面教育引导人、鼓舞人；另一方面，也要用反面典型教育人、警示人，充分利用发生在身边、实实在在、足以能够触动感官神经的违纪违法案件，以案说法，让干部在思想上、心灵上感受到震慑，深入剖析其踏破道德防线、僭越党纪国法界限的蜕变过程以及“一人不廉，全家不圆”的严重后果，起到“廉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不断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能力。
三是教人者自己首先应当自觉遵从。
政治学习、思想教育的组织者，惟有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党的理论，做廉政纪律的模范执行者。
才能使群众信服，使群众自发遵从。
（二）加快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切实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人管人，管不好人，用制度管人才是根本。
当前，腐败问题多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为腐败滋生留下缝隙。
要想筑牢反腐倡廉“防火墙”，最终还是要从制度上落脚，要在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上对症下药，在制度的执行上落好脚。
不仅是静态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预防，针对权力运行的薄弱环节和腐败多发易发的部位，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完善约束机制，增强制度实效，从源头上推进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一是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征管业务流程、责任区管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管理等制度，提高征管业务规范管理水平；要健全和完善内控流程，把预防腐败要求寓于地税机关内部管理和税收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使惩防体系融入干部管理的全过程；完善岗责体系，明确职责分工，优化监管流程，既要进行权力分解和制约，又要确保各环节的衔接，进而形成严密、高效的监督考核办法，逐步建立统一的对税收执法行为各环节进行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日常监督机制；要对行政执法中的法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结合工作实际从源头上减少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切实解决执法随意性问题；要结合岗位职责，强化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查找岗位风险点，制定相应的岗位廉政行为规范，有效地杜绝管理漏洞，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内部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二是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和个人说了算；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把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原则，健全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防止用人失察。
三是进一步完善财物管理制度。
进一步加强对经费使用、政府采购、基建项目等工作的跟踪审计管理，规范和约束财务运作，严格审批权限，明确管控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重大资金运作、重大项目采购、重要行政许可、处罚项目等事项进行集体决策，防止决策失误。
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三）加大监督制约力度，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要把科学配置权力和有效监督结合起来，改进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力度，强化过程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
纪检监察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要大胆监督，敢于监督，勤于监督，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
一是必须要按照科学设岗，责任到人，量化考核，易于操作，责任追究，严格奖惩的思路，建立“两权”监督制约目标管理体系。
建立详实的岗责管理体系，将职责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明确到每一位税务干部，建立起一个“谁的职能谁行使，谁的责任谁负责”的有效运行机制。
二是要不断完善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勤廉公示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任中和离任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党内民主监督制度；要在构建纠、评、建机制和建立党风廉政监督员等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加大信访和舆论监督力度，把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的信访举报，投诉处理、行风评议、风险防控管理等功能，不断增强权力行使的公开透明度。
三是定期邀请特邀监察员、党政领导、基层党员、纳税人上门座谈“挑刺”，有效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把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作为推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开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采取进户走访、问卷调查、明察暗访等形式，促进依法行政。
通过公开办税，阳光办税等多种形式，使外界了解和熟悉税务机关的内部设施和工作分工，了解税务业务的流程和作业方式，对群众反映的廉政和纠风问题，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反馈。
四是抓紧行风建设，以宣传教育、学先进树榜样、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全面评估作风、行风建设，让全体干部职工对照上级要求，对照先进单位查不足、找问题，通过对近年来工作、纪律执行情况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全面检查和严肃认真的自我查找，归纳总结.在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坚持认真整改。
发现的问题不整改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严格不放过。
在此基础上，加大明查暗访力度，严查违纪违规问题。
（四）实施延伸管理和监督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
对税务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不能仅仅局限于上班的八小时以内，还要延伸到干部的全部生活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税务事务的办理过程中，还要延伸到日常事务的操作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税务干部自身，还要延伸到税务干部的家庭中，包括干部的妻子、儿女、直系亲属。
应当大力提倡家庭助廉，纵观许多发生问题的高官，绝大多数与“内助”、亲人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小环境的“干净”与否，对干部自身有着十分重大的牵制作用。
因此，筑牢干部的思想防线，也离不开对干部配偶、子女的教育。
一是不定期召开家属座谈会，通过学习文件、通报案例，报告工作等内容，使干部的亲人增强法律观点，开阔眼界，提高觉悟。
形成内外协作，整体联动，共同营造廉政建设的氛围。
二是加强地税干部大事申报事项，加强节假日前以及婚丧嫁娶等的预防教育工作，真正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五）突出地税特色，切实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预防廉政事故的一剂良药。
要坚持以人为本，把阵地建设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切实抓好廉政文化建设的“固本强基”工程。
要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坚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为切入点，提高地税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渗透、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健康向上、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的文体系列活动，借助机关文化生动、灵活的特性，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和引导干部职工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广大干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和教育，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收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一是预警式教育。
实行廉政提醒制度，设立提示牌，定期进行廉政格言警句的提示。
在办公楼区域装帧各式廉政格言标语牌，建立一条干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走廊”。
在局域网站上建立廉政格言警句库，供地税干部学习和警示。
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更应提醒地税人员“结合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活动，加强自身监督，牢记廉政纪律”，预防“节日病”的发生。
二是报告式教育。
每季听取一次形势教育、廉政建设专题报告，每半年组织一次纳税人问卷调查，每年组织一次执法人员向纳税人述职述廉、领导干部向广大干部职工述职述廉和民主评廉议廉活动，积极主动地接受内部干部职工和广大纳税人的监督，把反腐倡廉教育与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结合起来。
三是自警式教育。
让每一位地税干部职工写一句自己认为最能体现岗位职业特征的廉政警句或格言，制作成铭牌置于办公桌上，时刻提醒自己；将收集到的格言警句编印成小册，发放给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纳税人，或者放置在各办税服务厅（点），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组织廉政歌曲比赛活动,促使广大税务人员学唱廉政歌曲，对照歌词，自警自励，防微杜渐。
四是感悟式教育。
定期组织地税干部参观监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召开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观看廉政影视、电教片等，从正反两方面，剖析典型案例，吸取经验教训，使大家从中接受教育、吸取教训、感悟人生，树立“廉荣腐耻”的精神理念。
五是网络式教育。
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资源优势，设置并开辟“廉政论坛、古镜今鉴、勤廉风范、漫画警言、反腐案例”等栏目，为地税干部学廉论廉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六）要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形成严格分明的奖惩机制。
预防和惩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项重要工作，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又有利于有效预防。
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一是不断加大考核力度，巩固和扩大党风廉政教育成果。
党组要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规划。
建立健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
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一岗双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行政执法过错追究责任制等一系列责任制度；二是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使广大地税干部受到教育。
一方面，要以解决纳税人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严肃查处为税不廉、违规执法等行为，坚决防止和纠正损害纳税人利益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严格责任追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不仅要坚决查处地税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而且要严肃追究疏于管理、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责任，真正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努力把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按照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除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力度，更要加强对系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最大限度地预防执法过错的发生。
对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不手软。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纪律的刚性，产生震慑作用，最终达到减少和遏制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当前监督执纪存在哪些问题，下一部如何改进
四·一二事件（中国国民党方面称为“清党”[1]，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2][3]）是指发生于1927年4月12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之下是指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工会领袖进行拘捕及处决的事件。
1923年孙中山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支持者。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容共政策。
大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苏联掌控国民政府主导权，另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等。
并于广州市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积极准备北伐。
[编辑]反北伐统一与中山舰事件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为政治上的领袖，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则掌握军权。
1926年，中共在政治顾问鲍罗廷影响下，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北伐。
6月，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统一的决议[4]，英国外相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北伐统一态度坚决。
3月，蒋介石用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之间产生龃龉。
[编辑]苏共内斗1926年春季，苏联领导人加米涅夫、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组成新反对派，向托洛茨基倾斜，双方组成反对同盟（联合反对派）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
在相关争论当中，中国的北伐成为争论的热点。
斯大林忽视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了一条较为实际的政策。
他告诉中国共产党停止煽动下层群众，遵守国民党的命令。
与列宁一样，斯大林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在中国可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并完成革命。
而托洛茨基则想让共产党继续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反对国民党。
斯大林在北伐当中资助了国民党[5]。
在秘密谈话当中，斯大林反驳了托派的批评，认为蒋介石代表的右翼是中国唯一可以击败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可以从富有商人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因此可以像柠檬一样在被榨干用处之前利用他的军队[6][7]。
[编辑]整理党务案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关系陷入危机。
陈独秀、鲍罗廷不得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
主要内容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整理党务决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蒋介石时任总司令。
10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武装起义失败。
11月，北伐军已经控制了长江流域，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则极力主张迁都他控制的南昌。
11月2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布哈林批评中国共产党在土改方面不够坚决，要求中共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
会后便采取土地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8]。
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一个月后，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编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武汉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
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
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
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
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9]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10日至17日)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
[10][11]经会议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以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担任部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
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滥动私刑、杀害工贼。
斯大林也派罗易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有武装权力的组织。
2月19日北伐军白崇禧东路军占领杭州。
2月22日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第二次武装行动，再次失败。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中正北伐途中剥夺了蒋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
[12]。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中正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的解决办法，建议蒋介石亲自去武汉说服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争夺上海1928年的上海外滩1927年起，在苏联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一系列的排外运动，上海财阀虞洽卿和钱永铭到南昌亲访蒋介石，答应为蒋介石筹集军费，条件是要求蒋介石维持上海现状，反对赤化。
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完成对上海的包围。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钮永建和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
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
主张反共清党的蔡元培3月24日，北伐军中路军攻下南京。
入南京时，共产党员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人成功策动部份北伐军杀害、掠夺外侨。
英、美、日领事的报告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由共产党所主导，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
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
蒋介石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
在蔡元培、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
3月25日白崇禧说：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
3月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
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
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会更难控制。
再加上共产党人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 , 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也是清党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 [13]。
[编辑]外国支持各国租界在蒋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后答应提供援助。
在北伐军北上过程中，长江流域约有上千名传教士逃离驻地，前往上海避难。
1927年初，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受到冲击并被国民政府收回，于是，上海的2个租界当局采取了空前的行动，以确保租界的安全。
英国调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华军队，以保证上海公共租界不会像汉口和九江那样失去。
法国方面也调集了一支部队，只是相当低调，未加声张。
他们另有安排。
2月26日，法国总领事那齐亚要求巴黎方面供应青帮领袖杜月笙武器弹药，不久，法租界巡捕房总捕头Captain Etienne Fiori为杜月笙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在法租界华格臬路（Rue Wagner）的杜月笙公馆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见，费信惇同意杜月笙的武装力量可以穿过公共租界，前往位于闸北的左派基地，采取行动。
杜月笙的青帮在劳工中也拥有庞大的实力。
[编辑]经过清党主力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
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
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清党前夕被杜月笙杀死的上海中共领导汪寿华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
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共问题。
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
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赴武汉。
帮派负责人黄金荣助蒋清党清党中被处死刑的上海中共负责人赵世炎帮派负责人杜月笙助蒋清党4月5日，蒋介石让使青帮、洪门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出面，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与此同时，4月6日，蒋介石派军乐队把亲题“共同奋斗”的锦旗，送给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以起到麻痹作用。
造成紧张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
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协议，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在4月6日得到了公使团的同意，派遣中国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了躲藏在其中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还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的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的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证实苏联全面指挥了颠覆中国政府的运动。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14][15]。
4月9日，蒋介石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
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容共”政策。
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杜月笙当晚于自己家中杀死同为青帮成员的中共领导人汪寿华。
4月12日凌晨，受蒋介石指挥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的帮派分子从上海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
之后蒋介石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26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三百余人伤亡。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
会后，十万多工人、学生到宝山路国民党26军第二师周风歧司令部请愿。
士兵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即宝山路血案。
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
至15日，有三百余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七月，上海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遇害。
大开杀戒之后，蒋介石公开宣布清党。
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
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
[13]之后其他地方也陆续开始实施清党。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清共”，第二天，广州全城大搜捕。
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等地，大力缉捕、杀害中共党员。
在北京，4月28日，李大钊等人因密谋推翻北洋军阀，亦被逮捕并执行绞刑。
事变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后也清党，在武汉联合发动了讨蒋运动。
4月20日，共产党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
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
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13][编辑]后果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
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
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
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
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
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
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
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
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
“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16]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
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
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
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17]。
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
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
[编辑]部分被枪决的共产党员汪寿华（1901年月日-1927年4月11日）（一说4月12日）肖楚女（1893年-1927年4月22日）熊雄（1892年-1927年5月中旬）陈延年（1898年-1927年7月4日）（陈独秀次子）赵世炎（1901年-1927年7月19日）夏明翰（1900年-1928年3月20日）郭亮（1901年12月3日-1928年3月28日）罗亦农（1901年-1928年4月21日）向警予（女）（1895年9月4日-1928年2月28日）陈乔年（1902年-1928年6月6日）周文雍（1905年8月-1928年2月6日）（与陈铁军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举行婚礼）陈铁军（女）（1904年-1928年2月6日）（与周文雍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举行婚礼）郑复他1904~1928)许白昊(1899年－1928年6月6日)
如何加强行政执法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一是思想认识要有新提升。
“四种形态”是对纪委履职理念的重大创新，是深化“三转”的方向引领。
要在监督执纪实践中，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新提升。
要把纪委的职责回归到党章的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体现纪律检查的特质。
衡量纪委履职理念和成效的标准，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唤醒全体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是否真正做到管党从严、治党有效。
我们既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氛围，又要持续探索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廉政教育，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当前，要以新《准则》和《条例》的颁布为契机，形成学习宣传党规党纪的浓厚氛围，教育党员干部既要坚持理想信念和宗旨这条“高线”，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又要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干净做事。
二是执纪方式要有新转变。
纪律审查是纪委的主要职责，“四种形态”为纪律审查提供了基本规范。
要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明确执纪重点，规范执纪流程，转变执纪方式，提升执纪效果。
在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都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
要全面深化廉政谈话提醒制度，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抓早抓小，关口前移。
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也要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
要加强纪律审查信息化建设，及时分析“四种形态”结构特点，研判反腐败形势，提出对策举措。
还要看到，“四种形态”并不是要在数量层面放缓反腐败的节奏，它凸显的是对违纪行为“零容忍”的理念。
只要违纪，动辄则咎，“四种形态”才能从理念变为现实。
三是监督举措要有新拓展。
有效的监督，是落实“四种形态”理念的重要保障。
只有监督到位、“触角”灵敏，才能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有效阻断违纪进程，使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成为极极少数。
要全面开展专项巡查工作，对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舆情反映及明查暗访中发现违规违纪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三转”，进一步改革县纪委、监察局内设机构，确保真正把精力集中到主责主业上来。
深入推进派出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创新监督方式，把派出机构的权威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要加强对党政正职的监督，完善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资金分配、干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用纪律锁紧制度的笼子，让心存侥幸者不敢妄为。
四是“两个责任”要有新突破。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党委主体责任的要求。
要把履行监督责任和主体责任的要求，贯穿于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纪律的方方面面。
要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制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责任追究的程序、情形和方式、力度，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
对职责范围内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要严肃问责;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四风”问题突出的，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失察失管的，也要进行责任追究。
问责追究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措施，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让“四种形态”贯穿于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
从仝卓事件反思，教育应该教给我们怎样的价值观
一、仝卓事件结二、仝卓事件与许可馨事件的区别三、教育价值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