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把手不能分管财务的相关文件规定?
这属于地方政策，很多地方明确规定，一把手不能分管财务。
1、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决定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决定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2、依据中央的有关会议精神，各地相继出台有关一把手不能直接分管财务的相关文件和政策规定： 山西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中央纪委网站消息称，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党政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日前，山西省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着力给党政主要领导行使权力套上一个“制度的笼子”。
消息称，党政主要领导是指山西全省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山西省发文明确，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五项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
该《规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协同党委、政府对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辽宁广东多地探索“一把手”分权限权 事实上，对“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多省市和部门都曾经有过尝试，或即将启动探索。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月19日，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安徽省纪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说，安徽将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事务制度和“末位表态制”。
今年1月16日，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2013年6月，云南省出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定》，其中明确，主要领导不直接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等制度，在重大项目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研究时须末位表态。
2012年，重庆市各区也曾就“一把手”分权进行分头尝试。
吉林省在推广尝试该制度时，还在人、财、物、工程招标4项权力之外，规定“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要求将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到班子成员共同行使。
2010年，广东省发文提出，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
同在2010年，辽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出台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定，要求明确由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别分管上述几项工作。
暂行规定要求，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发挥领导班子中其他成员的作用，凡属“三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浙江省磐安县则自2003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一把手”分权防腐制度。
2003年5月，磐安县开始在人财物管理相对集中的县交通局、城建局、经贸局、教育局4个政府部门中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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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施治提前查纪委反腐强调“四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10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刊登了题为《“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的文章，为何说它是重大创新
这篇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写的文章提到，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
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
“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
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
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
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
”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
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
”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
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发现苗头马上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
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
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
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
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
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
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
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
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
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
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
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
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
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
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
“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
”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大案小案一起查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
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
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
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
”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
“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更多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
”辛鸣说，这“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
“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
”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
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
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
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
“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
‘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
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
”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
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记者 方力 通讯员 王鹏程 根据央视《东方时空》和中央纪委网站整合）
是谁提出的十个全覆盖
这个十个全覆盖还砸死了一个人
贪上事了
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的群众教育路线专题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察�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 各位代表： 一、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情况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大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精神，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专门检察院，积极参加廉政建设，开展了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斗争。
我们把这一斗争列为检察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开展打击贪污、受贿犯罪斗争中，检察机关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开展举报工作，发动和依靠群众检举控告贪污、受贿犯罪活动。
198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广了深圳市检察院建立举报中心的经验。
同年7月以后，全国各级检察院相继建立了举报机构。
截至1988年底，全国有2784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站）或设置举报电话，158个大中城市都建立了举报中心。
1988年下半年各举报机构共受理举报材料147000多件，大多数是属于党纪、政纪范围的，已转有关部门处理；反映贪污、受贿问题的有52000多件，检察机关正在进行调查，现已立案侦查的有5700多件，万元以上的大案有1500多件。
通过举报渠道立案的大案数占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全部贪污、受贿大案2900多件的50％。
这些情况说明，举报工作在反贪污、受贿犯罪斗争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已经在报纸上披露的大案多是通过举报线索侦破的。
半年来，我们调查了涉及241名司局级干部的问题。
初步查明：属实的15人（已立案8人，逮捕2人，起诉1人）；正在调查的88人；属于党纪、政纪范围的115人，已转有关部门查处；属于举报不实的23人。
举报材料中涉及19名省、部级干部，有4个人的问题正在调查；属于党纪、政纪范围的11人，已转有关部门查处；属于举报不实的4人。
群众举报，为检察机关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案件线索，有力地加强了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受贿犯罪斗争的群众基础，也推动了受理控告、申诉的工作。
去年全国各级检察院共受理控告、申诉934025件（次），查处了群众直接反映的大量问题。
在开展举报工作中，我们强调，必须抓紧“及时查处”和“信息反馈”这个中心环节。
目前，举报工作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
1988年下半年，全国有650多人携带赃款、赃物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金额总计623万多元。
对投案的、自首的，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实践证明，举报工作的效果是很好的，一方面，为人民群众行使控告、申诉权利创造了方便条件；另一方面，给检察机关依靠群众打击贪污、受贿犯罪开辟了一个有效途径。
第二，各级检察长带头办案，带头抓大案要案的侦查工作。
去年4月，我们要求全国各级检察院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办案，要重点查处大案要案和有干扰的案件。
检察长要以身作则，亲自深入办案第一线，认真负责地指导调查、取证和分析、研究、审查证据的工作，帮助排除干扰，解决困难。
不少地方的检察长这样做了，他们参加立案前的审查、立案后的侦查、决定逮捕、预审、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等全过程的工作，实施了有效的领导，取得了主动权。
全国现有各级正副检察长10250多名，已有7000多人亲自参加办案。
过去一年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往各地的办案组27个，正副检察长和30多名检察员、50多名助理检察员参加了这项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抽调了近千名检察人员到基层检察院参加、帮助办案。
这对开展反贪污、受贿犯罪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集中人力物力多办案、办大案。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效果都比较好。
据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等检察院报告，1988年办理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比1987年增加10％左右。
办理的大案要案增加15％左右；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立案侦查的贪污大案要案增加11％左右，受贿大案要案增加74％左右。
第四，加强了同各级党的纪委、政府的监察、审计、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使法律监督同党纪监督、行政监督结合起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配合和协作的通知，同其他各有关部门也建立了互相及时移送案件的制度。
这种协作、配合制度，对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强调必须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依法办案。
我们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把办案质量看作是检察工作的生命。
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开展侦查工作，以查获确凿的证据作为主要目标；慎重处理法律界限不明确、政策界限不清楚和意见有分歧的案件；坚决纠正“以捕代侦”的错误作法，把好决定逮捕关和起诉关。
同时，检察机关还密切配合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发现和查处经济犯罪案件。
去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偷税、抗税罪案4479件，假冒商标罪案430件，挪用公款罪案309件。
通过查处这些案件，维护了国家税收和工商管理秩序。
1988年，全国检察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受理包括贪污、受贿、偷税、抗税等罪案在内的各类案件66300多件，比上年增加11％，立案侦查31200多件（其中贪污、受贿罪案占65％），比上年增加0．9％，查获赃款、赃物（折款）总计人民币4．23亿多元。
为了查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经营活动中的投机倒把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办理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罪案的司法解释。
据统计，1988年10月至今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这类投机倒把人犯480人，其中重大案犯74人；提起公诉206件388人，免予起诉50件111人。
对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方便，从中进行贪污、受贿犯罪的，检察机关都依法受理，立案查处。
从已经揭露的问题看，当前贪污、受贿犯罪主要有以下五个突出特点：一是贪污、受贿的金额大。
根据对1988年立案侦查的案件的统计，贪污、受贿10万至50万元的122件，50万至100万元的22件，100万元以上的15件。
一年中查获这么多巨大金额的贪污、受贿案，是以往没有过的。
二是基层掌管财物实权的人多，有近70％的作案分子是企事业单位的厂长、经理、财会、采购等人员。
三是发生在银行、建筑、粮食、供销、物资系统的多。
四是作案手段诡秘狡猾，行贿、受贿有的是集团犯罪，更多的是采取单线联系，往往没有现场、不留痕迹，调查、取证的难度很大。
五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贪污、受贿案件增多。
一些犯罪分子向国外、境外商人索取或接受他们的贿赂，而且犯罪金额大，有的作案后携款潜逃。
从已经揭露的问题看，贪污、受贿犯罪的情况是严重的，危害很大，群众深恶痛绝。
自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以来，7年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了贪污、受贿罪案近16万件，其中贪污案件12．7万多件，受贿案件3．1万多件。
犯罪分子中有的是惯犯，但绝大多数则是在“一切向钱看”的邪气中堕落、犯罪的。
他们钱迷心窍，见利忘义，进行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地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破坏四化建设，危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毒化社会风气，玷污党和政府的声誉。
他们是社会主义大厦里的蛀虫、蟊贼。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客观上还存在着贪污、受贿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反贪污、受贿的斗争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
检察机关必须坚持长期斗争，必须坚持依法从严惩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和其他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从已经揭露的问题看，总体上说，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是廉洁的，是奉公守法的。
堕落为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始终是少数。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同贪污、受贿犯罪的斗争，不能放松为政清廉教育和廉政建设。
检察机关竭诚欢迎和认真受理来自任何方面、任何个人关于贪污、受贿问题的举报，并且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论涉及任何人的贪污、受贿问题，检察机关一定认真调查，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秉公办案，绝不手软。
我们对检举人提供法律保护，依法制裁敢于打击报复的人，同时也警惕诬告陷害者。
检察机关一定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严格依法办案，能够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也能够排除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干扰。
检察机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以保证我们办理的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十分重视加强廉政建设、消除腐败现象。
广大群众非常关心和支持查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
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据此，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8年，检察机关在反贪污、受贿犯罪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突出的是办案效率不高，主要原因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督促、检查、指导不够有力；部分地方查处工作抓得不紧。
1989年，我们要振奋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反贪污、受贿犯罪的斗争，切实抓好举报工作，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加强侦查工作和预审工作，加强侦查设施建设。
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反贪污机构的建设，培养反贪污、反受贿专家，促进廉政建设，为实现把贪污、受贿犯罪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个战略目标，作出明显成效。
二、打击刑事犯罪的情况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历来是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
一年来，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密切配合，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继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1988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472361名，经过审查已批准逮捕404386名，比1987年增加20．3％。
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人犯441480名，经过审查已提起公诉381202名，比1987年增加16．2％，到1988年底，已收到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319130名人犯的判决，作有罪判决的318446名。
各级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中，追捕、追诉犯罪分子12073名。
在批准逮捕的几类严重犯罪分子中，杀人犯12041名，比1987年增加11％；抢劫犯43829名，增加59．9％；故意伤害犯25084名，增加7．8％；重大盗窃犯38748名，增加75．8％；强奸犯30112名，减少14．1％。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是上升的，杀人、抢劫、重大盗窃这几类案件上升幅度很大。
过去一年，检察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五项工作： 1、针对各地刑事犯罪的特点和治安中的突出问题，与有关部门一道适时地开展了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专项斗争，努力减少刑事犯罪给社会秩序和人民安全带来的危害，稳定治安秩序。
2、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普遍实行了提前介入对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预审活动的制度。
据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江苏、湖北、山东、广东、广西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的统计，1988年提前介入侦查活动16950多次。
提前介入侦查、预审活动，取得了好的效果，有利于互相制约、互相配合，正确执行法律，保证办案质量，准确地打击罪犯；同时，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
3、在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经过审查不够法定逮捕条件的39997人作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经审查不构成犯罪的2720人作了不起诉决定。
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4982次；纠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1918次。
对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1779件，到1988年底，已收到人民法院改判453件、维持原判268件的判决和裁定。
4、在办案中突出一个“准”字。
1988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达了提高批捕、起诉工作质量的通知。
要求严格审查证据，准确执行法律，掌握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不枉不纵。
全年全国的批捕准确率达99．5％，起诉案件准确率达99．8％。
5、支持正确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保护和鼓励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对在国家财产、本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犯罪行为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依法正当防卫，特别是依法执行公务时将犯罪分子击伤、击毙的行为，检察机关坚决给以法律保护，并运用典型事例宣传法制，表扬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使人们了解正当防卫的法律意义，勇于面对面地同犯罪分子作斗争。
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好的，是安定团结的。
但就社会治安方面来看，形势相当严峻。
目前，不少城市、铁路、公路沿线和沿海开放地区刑事犯罪发案上升，犯罪活动相当突出；杀人、抢劫、伤害、盗窃、流氓滋扰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比重增高，盗窃犯罪和流窜作案很多。
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传播淫秽物品、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群众意见很大。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又正在进行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社会矛盾和不安定的因素很多。
社会矛盾中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各种各样，很复杂，其中有些表现得相当尖锐。
在我们社会里，敌我矛盾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
我们必须看到，国内还有一些以人民为敌、以社会为敌的刑事犯罪分子，有唯恐天下不乱、妄图破坏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企图分裂祖国的刑事犯罪分子。
国外、境外也还不断地向我们这里派遣间谍特务。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各级检察院和广大检察人员，要密切注意社会治安动向，正确认识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和警惕性。
当前，社会治安方面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因是复杂的。
我们认为，客观上是因为我们社会还存在着诱发、滋长刑事犯罪的条件。
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也带进了一些消极的东西。
从主观上来看，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工作跟不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在少数检察人员中程度不同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一定努力改进工作，忠于职守，严格执法，作好自己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的精神，1989年，检察机关要坚定不移地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在维护治安方面要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集中打击、集中整顿的措施，着重抓好大中城市、交通干线和沿海开放地区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结合办案，开展综合治理的有关工作，特别是对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适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预防犯罪。
一年来，监所检察工作加强了对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改造场所活动的法律监督。
在监管改造场所区域内设置的派出检察院有59个，驻场检察组已有580多个。
监所检察部门配合监管改造部门，及时打击了劳改犯、劳教人员在改造期间的犯罪活动，依法起诉劳改犯又犯罪和劳教人员犯罪案件5921件。
对监管改造场所中发生的体罚、虐待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徇私舞弊、私放罪犯、玩忽职守等犯罪案件依法进行了查处。
去年共立案侦查监管改造场所干警犯罪案件159件，其中有71人已经被判处刑罚。
同时，认真处理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申诉案件，使有关部门对560名劳改人员、60名劳教人员所作的错误或不当的判决和决定得到纠正。
三、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件的情况 为了加强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检察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了法纪检察厅，各级检察院也健全了法纪检察机构。
全年共受理各种法纪犯罪案件40450多件，比1987年增加7．8％，立案侦查12000多件，比1987年增加10．2％。
在立案查处的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案件4700多件，比1987年增加17．4％，其中，刑讯逼供案167件，诬告陷害案254件，非法拘禁案2498件。
在这类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案件中，致人伤残、死亡的重大案件227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因严重渎职或违章作业、瞎指挥，致使人民生命、国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的渎职和重大责任事故案8000多件，造成死亡5204人，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有65名处级干部，5名司局级干部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法纪检察查处的案件，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案件。
我们在查处案件和排除干扰中，得到了各级党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支持。
检察机关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对于触犯刑律的，不论其职位高低，都要秉公执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为了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我们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在少数基层检察院进行了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试点工作。
在当地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目前正在进行回顾和总结，使试点工作依法稳步进行，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四、执法情况与队伍建设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为了提高执法水平，总结经验和教训，增强队伍素质，1988年下半年，各级检察机关对执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从总的方面看，检察队伍的素质是好的，执行法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严肃的，广大检察人员勤奋工作，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有所提高，为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作出了贡献。
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 1、少数案件适用法律不当，定性不准。
1988年，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中，错批捕276人，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提起公诉的案件经法院审理作出无罪判决的130人。
检察机关决定免予起诉的案件中，发现有免予起诉不当的情况：有应该起诉而错误免予起诉的；也有本不构成犯罪而错误地免予起诉的。
出现这些缺点和问题，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上不够及时和有力是有关系的；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发现有问题的案件，经过复查核实虽然都认真依法作了纠正，但应当总结教训，切实改进今后的工作。
2、超过办案期限情况比较突出。
在对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中，办案超过期限的705件，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超过办案期限的1888件。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少数检察人员法制观念薄弱；法律政策水平不高，准确判断罪与非罪的能力还不强；办案经费和办案力量不足，侦查手段缺乏和陈旧，交通、通讯等技术装备落后，也影响了及时取证和结案。
3、在少数检察人员中发生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耍威风、打骂群众等严重违法乱纪和犯罪行为，破坏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给社会带来直接危害。
据统计，1988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的检察人员有340人，其中，开除公职的9人，开除党籍的22人，追究刑事责任的60人。
4、个别检察院的领导不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有的甚至放弃执法立场，缺乏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勇气。
同时，也有检察人员因秉公执法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打击报复的现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这类事件后，都直接过问和支持秉公执法的检察人员，坚决同各种违反法制的行为作斗争。
1989年，检察机关在继续深入改革中，要进一步贯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完善法律监督的具体程序；抓紧对检察人员的培养、训练，加强制度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作出更大努力。
第一，要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二，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各级检察机关要严肃认真地遵守宪法，执行法律。
要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重大问题要随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使检察工作及时得到监督和支持。
检察机关欢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处理，及时作出答复，并且使之制度化。
第三，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舆论监督，增大检察工作的透明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人民检察院工作若干规定》，公开了举报工作办事制度。
还要公布其他工作制度。
坚持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新闻媒介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检察工作情况，反馈人民群众举报案件的查处情况，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四，建立和完善内部制约制度。
一要继续贯彻实行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的分权制，即把侦查、预审与决定逮捕、起诉分开，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消除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使各项业务活动都受到制约；二要对免诉案件实行备案、备查制度，凡是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备查，上一级检察院发现免诉决定不当时，有权变更、撤销或指令纠正；三要实行申诉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处理的制度，对于不服检察机关决定的重要申诉，不由原决定机关处理，而由上级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审查处理。
第五，改革和完善检察体制，加快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规范化、制度化的步伐。
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和调整了业务机构，实行了“三定”，并已经起草了《检察官法（草稿）》，正在征求意见，进行研究修改，待比较成熟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六，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
这是检察机关一项战略任务。
坚持“从严治检”的方针，严格治理检察机关，严格要求检察人员，严肃处理自身的各种违法乱纪事件。
为了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要继续举办各种层次的专业培训班。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建立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正在筹建中央检察干部学院。
在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上，我们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继续把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坚持一年一次执法大检查的制度。
同时，要求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改革的精神，切实加强队伍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教育；表扬秉公执法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
要严明纪律，纯洁队伍，保持廉洁，发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作风，把检察队伍锻炼成为严格依法办案、秉公执法、掌握政策、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精通业务的队伍，建设成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位代表： 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正在贯彻落实，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成功，给加强和开展检察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维护安定团结，保卫和促进改革与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新的贡献
方政军的个人经历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这些年来，中央在干部管理上一直很重视，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
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
他在2013年6月28日举行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
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
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
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
所谓讲“认真”不够，主要指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上抓得不够紧，执行相关制度的力度不够大。
关键还是要求真务实，摈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敞开心扉说，我真心想看一些最偏僻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
到边远地方去，同群众聚一聚，见见面，聊聊天，有什么不好
搞得深一些，比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走好几个点效果要好。
关键是不要弄虚作假。
他表示，领导不是，不是万能的。
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
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
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
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同月末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说，要看就要真看，看真贫，通过典型了解贫困地区真实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豹。
这有利于正确决策。
本来很贫困，却粉饰太平，结果只会把事情办糟。
有的地方贫困，原因是多方面的，不等于工作没做好，大家不要有顾虑。
一再强调要、一抓到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012年11月15日，他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说，“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
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2013年1月22日，在二次全会指出，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
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
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
还需要下很大功夫。
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
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时隔一个月，在《专家学者对遏制公款吃喝的分析和建议》等材料上批示道：中央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
后续工作要不断跟上，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切实做到一抓到底、善始善终。
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抓而不常，等于白抓。
他指出，下一步，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以完善、和审计、考核问责、监督保障等制度为抓手，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
2月28日，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用了“钉钉子”这一比喻，强调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他说，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
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
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不要空洞的新口号满天飞。
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深情阐述“中国梦”，其中采用了“始终”、“坚决”、“永葆”等表述。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
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两天后，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4月28日，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他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9月23日至25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时指出，我们抓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
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
抓“四风”要首先把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
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
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
大家担心防范“四风”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稻草人”
行胜于言。
比如，今年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
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
强调，我们一定要认清“四风”的严重性、危害性和顽固性、反复性，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以上率下，以党风带社风带民风。
对此，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希望大家也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在细节之中透露出鲜明的务实作风。
2012年12月29日，他在湖北恩施冒雪看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村民，在交谈中询问对方“有什么恼火事”。
次年3月17日，当选国务院总理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与中外记者见面。
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他表示，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