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函件专业转型发展经验推介（下） 7月召开的2014年中国邮政函件与投递重点工作推进会议提出，函件专业要以客户为中心，深入拓展寄递和文化传媒两大市场，继续做大国内国际小包、商函账单和封片三类业务，着力提升运营质量、营销能力、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推动函件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了各地邮政企业更好地将会议提出的发展思路付诸实践，本版继续刊登一批各地邮政企业在函件专业不同业务上的典型发展经验，敬请关注。
河北省邮政公司把举办商演会展活动作为邮政企业转型发展、进军文化传媒市场的重要举措，以商演会展活动为核心实行市场化运作，整合企业内部的产品、营销、渠道等资源，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了客户的文化、宣传、效益等需求，树立起邮政商演会展活动品牌。
截至6月底，河北省邮政公司已举办商业演出148场，实现收入1051万元，直接覆盖人群14万人次，演出活动覆盖68个县（市、区），县域覆盖率达51%；会展活动举办52场，实现收入793万元，覆盖45个县（市、区），县域覆盖率达34%。
试点探索起步 为打入文化传媒市场，河北省公司针对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讨，最终确定了以文化产业的文艺表演、文化演出、群众文化服务、广告、会展服务等内容为切入点，以商演会展活动为核心内容和抓手，以创新驱动、项目拉动、县域带动的“三动战略”为指导思想，以全省巡演为特点的商演运营模式和“无展创展，有展参展”的办展思路，探索函件业务在运营理念、运营模式、项目策划、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创新之路。
商演会展活动秉承“创新、转型、融合”的指导思想。
推广初期，通过与社会专业机构广泛洽谈，选定了资源丰富、创新力强、与邮政合作经验丰富的百禾传媒公司为合作伙伴。
合作传媒公司负责提供剧目和落地执行，邮政负责提出演出需求、商业化运作和推广演出活动，省、市、县三级函件部门共同组成执行小组，负责策划、招商、宣传、执行等全流程工作。
经过大量的调研分析，确定以“河北邮政童话世界”为主打品牌进行尝试，首批选取唐山和承德两地试点。
2013年11月23日、24日，唐山迁安、丰南成功举办4场儿童剧演出；2014年1月1日，2场儿童剧在承德大剧院成功举办。
6场儿童剧试点运行成功，创收76万元，利润率超过50%。
会展活动则选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需求潜力较大的衡水试点。
衡水市分公司通过举办小规模、多样化的会展活动积累经验、探索模式。
2014年2月14日，武强县邮政局联合当地政府举办首届房车展暨广场舞大赛，为全省邮政会展活动拉开序幕；“3·15”期间，冀州、枣强、安平、饶阳、武邑5个县（市）局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会展活动，如与地方特色演出相结合的“吴桥杂技+会展”、由房车展衍生的家居建材用品展、与集邮业务结合的“房车展+集邮展”、针对家庭的“房车展+励志演讲”等。
实践完善模式 在试点成功运行后，河北省公司以“省县直通车”的方式，组成商演会展活动工作小组深入基层，到各市、县进行商演会展活动的思想宣贯、巡讲培训、经验推广、组织现场观摩等，解决活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统一思想、统一模式、规范形式。
截至6月底，商演会展活动工作小组已走访县级局192个（次），召开现场培训会107场。
在落地推广的过程中，河北省公司积累经验、梳理问题，逐渐形成了商演活动“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和“四统一”的指导思想。
所谓“三步走”，第一步是突出全省邮政统一动作，积累商业演出经验，熟悉活动的运作流程和商业模式；第二步是开展“去零售化”商演，打造邮政商演平台，开展渠道运营，逐步探索邮政商演的发展模式；第三步是实现演出私人定制，全面进行渠道运营，演出和规模形成常态，为行业大客户量身打造定制化演出，提供高端客户私享服务。
而所谓“四统一”，则是指在“三步走”的过程中要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管控、统一模式。
会展活动则按照以“无展创展”为主线、以“有展参展”为协同的发展思路，逐步实现以会展为核心的“三个平台”的打造：初期以塑造邮政服务品牌形象和建立综合营销平台为主，推广期搭建数据驱动的精准服务平台，最终打造覆盖城乡、服务多样、惠及民生、政府满意的社会综合服务平台。
目前，河北省公司已经形成了商演“童话世界”、“时代经典”、“春之声”的三大品牌，涵盖了各类精准人群和节令市场，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层出不穷，如结合地方节庆活动组织柏乡牡丹节户外曲艺类演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吴桥杂技、在抱犊寨景区举办的心连心艺术团的户外演出、结合“大闹天宫”邮票首发式的《大闹天宫》儿童剧等。
5月19日，沧州市分公司举办的“中国风燕赵飞歌”大型演唱会将邮政商演活动推向高潮。
通过各类演出活动的不断运作，商演活动的模式得到不断挖掘和创新，初步形成了以招商为重点、以售票为附加的盈利模式、利用演出现场融入地方经济的“商演+会展”模式、以沧州分公司“中国风燕赵飞歌”演唱会为代表的“资源融合共享”的整合营销模式。
会展活动也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函件专业在房产、通信、汽车、金融、零售、保险等行业的客户资源，结合地方文化活动，初步形成了“房车展”、“文化活动+会展”、“旅游活动+会展”、“商品展销会”、“赛事+会展”、“婚博会”等6种会展模式。
江苏苏州 “三通”转型计紧扣集团公司对函件专业要成为“寄递市场主导者”和“数据库营销解决方案服务者”的战略定位，江苏省邮政公司苏州分公司以“通政”、“通商”、“通民”为核心，推动函件专业从业务导向型向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整合营销型转型发展。
2014年，江苏省邮政公司苏州分公司继续保持函件专业稳步发展。
2013年，该分公司函件专业实现收入4.48亿元，占全省邮政函件总收入的比重超过1\\\/4；今年上半年已实现收入2.7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六成，同比增长7.2%。
通政 从谋求政府消费向为政府提供寄递服务优化、便民政策传达、政务活动宣传的综合服务解决方案转型。
今年苏州分公司来自政务市场的收入已超过700万元。
深耕政务服务市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苏州分公司转变思路，从政务服务的公正透明、高效均等、简便规范的实施目标出发，挖掘信函寄递在政务服务市场的刚需应用，开发了就业管理中心发放退休人员卡证寄递项目、环保监察大队寄发排污费收取通知书和票证寄递项目、社保中心邮寄社保异地待遇资格认证函项目等。
加强政社互动，构建便民政策传达通道。
提高为百姓服务的能力，是政社互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苏州分公司与市文明办合作开发了《家在苏州》市民手册，手册搭载政府及公用事业单位的市民互动信息，为市民提供便民信息咨询服务。
该手册今年陆续进入200万户家庭与企业，实现收入300万元。
昆山、张家港等县级局成功复制该模式。
关注政务热点，架设公益宣传桥梁。
苏州分公司关注政务热点，策划实施无车日项目，与交通局、交警部门合作开展文明出行项目，累计实现收入超百万元。
新交规颁布后，该分公司又迅速切入新交规进社区、进单位、进家庭等活动，通过招商开发了入户宣传手册。
此外，张家港局策划的车辆年检通知书项目、常熟局的老机动车提前淘汰补助项目等也累计实现收入近百万元。
通商 把握“寄递市场主导者”和“数据库营销解决方案服务者”的定位，以市场和行业为导向，将转型发展落到实处。
推进约投升级，扩大寄递市场份额。
借助约投挂号新产品入市契机，挖掘客户寄递需求，做大寄递类商函市场。
瞄准银企账单、电销保单、商业卡函、医院单证、会员制企业及发票、法院文书等市场，通过数据驱动，开展同城寄递“千家百客”约投挂号业务专项营销活动，开展寄递市场需求大走访活动，累计走访3800多家单位，新增注册客户111家，活跃客户66家，开发两次以上业务客户超过40家，新增收入上百万元。
至目前，银企账单中、农、工、建、交五大行实现全覆盖，并成功开发恒丰、IBK企业银行、泰隆、浙商等小微银行；太平洋电销保单项目在部分地区试点，月均寄递量400件；中行信用卡新开卡月均2000~3000件，成功开发移动、电信等卡函寄递业务；各类医院的体检单证、协会会刊寄送、交房通知书、车位购买通知单、各类发票等寄递市场也逐步成功开发。
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助推信函转型发展。
整合邮政自有媒体与网点媒介，与社会优势媒体进行资源置换、互为代理，建立以信函传媒为核心的自有媒体平台。
苏州分公司成功开发网点跑马屏、LED显示屏、报刊亭、邮政编码牌等自有媒体；自建电子屏、三面翻等优势媒体；叠加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与交通广播、公交车身媒体、轨道交通等媒体资源置换。
上半年，通过媒体化运作形成收入186万元。
围绕客户需求，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苏州分公司围绕社会热点与客户个性化需求，整合媒体推广与活动策划，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解决方案，谋划函件业务发展机遇。
上半年，结合热门景点“白马涧”开展郁金香文化节活动，向年轻人寄发活动宣传函，创收50万元；举办“把优秀电影送进社区、把文化服务带给居民”活动，每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平均实现收入25万元；结合《市民手册》发布，与365家居网合办大型家博会，创收近300万元。
通民 丰富个性化函件产品种类，打造个性化函件服务品牌，拓展个人消费市场。
研发新产品，聚集个人客户。
苏州分公司从产品出发，引入或研发适销对路的个性化产品。
如伴随“哆啦A梦”巡展热潮应运而生的“哆啦A梦”系列主题封片、满足长三角旅游需求定制的《畅游长三角》明信片套票及“变形金刚”主题封片。
其中，《畅游长三角》累计形成收入超百万元；“哆啦A梦”系列主题封片依靠活动拉动，累计创收36万元；“变形金刚”系列产品是苏州分公司以个性化消费市场为目标特别研发的，该分公司拿下“变形金刚”封片产品大陆市场的独家代理权，推出两周销售额就突破100万元。
试水微营销，活跃个人市场。
苏州分公司抓住“便利消费者、增强体验感”的个人市场媒介特征，利用微信平台，结合集广告媒介发布功能、明信片交互式体验功能于一体的3G微信明信片自助打印终端，切入各类展会、旅游文化活动、假日路演活动、校园活动等，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苏州分公司新媒体的微印广告通过植入客户活动、行业布点、广告招商“三步走”策略，实现了信函传媒从单一的纸质媒介向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媒介平台的转型。
浙江杭州 仓储融合计仓储在哪里，物流就在哪里，邮政考虑如何建仓是邮政参与电商配送市场竞争必须研究的课题。
浙江省邮政公司杭州市分公司通过引入“仓储+寄递”模式，极大提升了“两包”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邮政企业如何从单一的寄递服务向多元化综合服务转型
浙江省邮政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的应对之道是——引入“仓储+寄递”服务模式。
目前已建好富阳灵桥、临安龙岗、三墩、开发区4个仓储基地并投入运营，正在扩建石桥、余杭两个仓储基地。
建好后，杭州分公司将拥有仓储面积上万平方米。
至今年7月初，该分公司已有“仓储+寄递”型客户28个，形成收入890万元。
建设方法 杭州拥有仓储服务的主力军有三类：一类是京东、亚马逊等电商平台自建仓储中心，除了满足自身需求，会把多余的仓储空间开放给第三方使用；一类是专业的第三方电商仓储企业；一类是快递企业建设的仓配一体化工程，除了更方便、快捷外，还可通过借助末端配送网络的支撑来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这对第三方仓储企业的发展空间有一定的影响。
杭州分公司借鉴这三类仓储服务模式，通过自建、租赁、资源合作等方式建设仓储，以吸引电商客户或第三方物流商进驻。
在仓储基地的选址上，该分公司着重体现网络化优势。
富阳灵桥仓储基地就在高速公路富阳灵桥出口附近，距杭州邮区中心局不到30分钟的车程，可直接对国内小包进行收寄处理，延长了客户结单时间，缩短了处理时限，提高了交货及运输时效。
临安市龙岗镇是全国的炒货基地，这里不仅有上百家坚果加工企业，更聚集着众多的电商客户。
临安局龙岗邮政所位于G56高速出口50米处，地理位置优越，通过与当地电商客户的多次沟通，龙岗邮政所进行自有场地改造，建成1000平方米的仓储基地，用于小包业务的发展。
效益分析 杭州分公司利用仓储资源向社会招商，企业客户进驻仓储基地后，其仓库货架、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理货拣货、包装发货等流程均由客户自己管理。
招商的客户中，大部分为电商直客，另有一部分为第三方电商服务平台，后者主要为当地生产制造商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同时提供拣货、包装、发货处理等服务。
直接开发第三方电商服务平台客户，便可大大降低邮政揽收小包业务的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现有资源设立仓储，提高处理效率和经济效益。
2013年底，三墩分局开始施行仓储小包收寄方式来发展国内小包业务。
方案实施后，国内小包收寄整体时限较以往有了明显缩短，当天收寄的都能在仓储地完成收寄操作并运至中心局，实现当天晚上处理完毕，准时发出。
由于仓储基地附近的卖家客户相对集中，三墩分局由此节省车辆1辆、人员1~2人，节省人员增强了营销力量。
仓储模式还拉近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客户黏性。
2013年三墩分局通过仓储模式新增客户4个，发件量由原来每天10件左右增长到每天300件左右，每月业务收入增长达4万~5万元。
租用仓储进驻客户，提升小包发件量。
富阳局早在去年“双11”期间就开始谋划，经多次实地考察，最终租用富阳市灵桥工业区内一个分三层、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仓库。
目前已成功引进8家客户，日发件量在300~500件。
在下半年业务旺季来临时，日发件量将突破5000件。
发展体会 “仓储+寄递”模式利用邮政自有仓储资源或租用社会仓储场地，来吸引电商客户或第三方物流商进驻，进驻客户的仓库货架、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理货拣货、包装发货等流程均由客户自行管理，同时需绑定一定比例的国内小包寄递量，邮政只负责后期的揽件和寄递工作。
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邮政企业的揽收、营销等成本，适用于业务量为中小型的企业及从传统企业转型的电商客户。
但是，如今更多的电商客户需要的是“智慧仓储”服务。
因此，提升国内小包服务水平，提供仓储式全方位一体化服务乃是现阶段的大势所趋。
对于邮政企业来说，“仓储+寄递+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向上游延伸可为客户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向下游延伸可满足客户物品寄递需求，能有效推动邮政寄递类业务与传统制造业、电商行业的协同发展。
邮政企业应重点在制造业基地、电商孵化园区、物流园区周边建设仓储配送中心，提供个性化、限时达、一体化的商务服务，鼓励电商企业依托邮政网络开展综合集成和分销配送，形成双方共赢。
广东 流程管控计广东省邮政公司于2012年8月开办小包业务，于2013年3月建立起全省邮政统一、有47项关键考核指标的全流程管控体系。
依托这套管控体系，其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国内小包业务由此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邮政公司收寄国内小包1544万件，日均业务量8.6万件，实现收入1.2亿元，业务量收均位列全国邮政首位，全省邮政国内小包投递量始终保持全国邮政第一。
在营投两端业务量猛增的情况下，总体服务质量却仍能稳步提升，国内小包省际进口时限“G+3”稳定在99%，省内互寄时限“T+2”稳定在95%，这促使省内互寄业务量占比持续增长，从今年1月的22.9%增长至6月的33.8%。
线上线下 坚持不懈 今年以来，广东省公司延续“日监控、周分析、月通报”的模式，坚持每周召开“两包”关键指标分析联席会议。
广东省公司总经理亲自主持，各相关部门就各自挂靠关键指标进行分析，对分析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措施。
鉴于广东省公司指标管控体系的推进及渐见成效，今年初，各市级分公司开始纷纷跟随，因地制宜地修订自身的关键指标，并定期召开指标分析联席会议。
会议由各市级分公司主管副总或市场部负责人主持，函件局或小包专业局就经营指标、质量指标等发言，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异常指标、重点措施等进行研讨。
今年初，为提升“两包”业务运营和管控的工作效率，广东省公司建立了“广东邮政两包关键人”微信群、“国际小包运能信息”微信群及QQ群，打造线上“两包指标分析会”日常管控平台，还根据管控需要制定了《广东邮政“两包”业务工作群管理办法》。
网络优化 抢夺市场 省内网络优化巩固成效，互寄占比持续提升。
去年，广东省公司网运部门分步实施了“1580工程”及“三进三出”等一系列网络优化措施，并于当年实现全程时限珠三角互寄“T+1”、其他区域“T+2”，追平行业服务水平。
今年，该公司一方面严抓不懈巩固成效，持续完善网络优化工程，另一方面借助机械化手段，改善中心局及重点市级分公司包分机的使用，推广散件集装化运邮的全环节散件交接模式，进一步缩短全程时限。
经市场考验，省内路向时限稳定，省内互寄业务量占比持续增长。
省际网络优化大力推进，“万件工程”力促增量。
今年初，广东省公司以干线有效衔接为抓手，相继对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海南等周边省份路向的干线邮路进行了优化，同时开通部分点对点的汽车邮路。
优化后，从广东发往以上6省（区）的邮件全程时限“T+2”以内的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4.2%，其中发往福建、广西等省（区）路向的邮件全程时限“T+3”以内的占比达80%。
基于前期网运优化成效，为应对电商行业淡季，广东省公司于4月启动了“万件工程”营销活动，优选福建、新疆、内蒙、两湖、两西等路线，经过近两个月的推广，剔除内蒙、新疆两大路向受铁路安检影响减量外，其他路向的邮件寄递量均有明显提升。
提升体验 稳定合作 为优化电商客户服务体验，今年初，广东省公司致力于推进省11185客服中心售后服务平台的改善工作，增加台席，出台《国内小包在线客服前台判断标准及规范》，缩短响应时间；推动11185客服中心向互联网客服转型，由原来主要对接个人散客变为直接对接直客，并开通QQ、微信等在线受理渠道。
各市级分公司今年以来则各出奇招，不断创新增值服务，培育和捆绑规模客户。
深圳市分公司提供地铁、公交广告等增值服务稳住大客户；广州市分公司通过仓储物流一体化服务打动客户；佛山市分公司提供“管家式服务”，重点培育行业明星客户；东莞市分公司推进微型产业园建设，提供“一条龙”保姆式服务；中山市分公司组建电商物流代运营平台，开发仓储类客户，已吸引5家电商入驻；汕头市分公司强攻电商产业园，成功签约“五维电商产业园”，成为该产业园3家准入物流商之一，一举拿下园内75家电商客户。
至目前，广东省公司累计开发小包业务协议客户超过6000个，今年每月交易客户约为2900个，其中规模客户130个。
信息建设 提升实力 强化监控，升级关键人看板功能。
面向各环节、各关键岗位、各关键人推送国内小包关键指标运行情况，并将看板功能下沉至市级分公司监控层面，做到“紧盯指标、严控异常、主动服务”，层层抓好小包指标落实，确保邮件质量与市场迅速接轨。
高处着眼，主动推出小包客户端应用平台。
以大客户批量查询为切入点，在分析快递同行和电商行业在客户服务应用程序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建立国内小包客户、邮政前端服务人员信息共享、增值互动的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交寄邮件的日历看板，清晰披露当前状态，便于邮政客服及时、主动地提出异常邮件主动预警和干预的售后前置服务，并以此成为国内小包“售后管家式服务”的核心项目，在顺德飞鱼等大客户试点取得显著效果。
广东省公司推广热敏面单、自主开发省版PDA应用系统等举措都从优化体验、节省成本、提升效率的角度出发，主动寻找客户服务的需求点，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扁平化管理，充分优化与客户之间的互动界面，从而形成小包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动力。
贪污现象的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
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
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
（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
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
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
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
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
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
（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
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
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
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
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
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
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
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
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
“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
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
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
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
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
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
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
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
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
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
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
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
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
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
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
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
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
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
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
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
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
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
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
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
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
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
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
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
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
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
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
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
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
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
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
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
”。
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
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
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
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
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