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宏是怎么牺牲的
2015年12月30日，内蒙古军区伊木河边防连连长杜宏在巡逻途中牺牲，他把人生最美好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献给了伊木河、洒在了边防线，最终化为一座永恒的丰碑，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1岁。
杜宏同志牺牲后，内蒙古军区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面对杜宏的离世，战友们还是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他们写下了一封封书信，以此来缅怀与他深厚的战友情。
不知不觉你离开我们已经44天了，每每想起你，拿严峻的脸庞，、慈祥的脸庞的、慈祥的笑容依然萦绕在我的眼前，仿佛你还在连队，连队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你的身影，你依旧是那样忙碌，却从不感觉到累，今天是大年初五，请允许我祝福您春节快乐
在我的印象中，您是不折不扣的一位英雄真的好像找不出什么事儿能难倒你，执勤中，你带领战士多次抓获和私捕乱捞者，训练中，你带领官兵多次夺得全团第一，工作中，你带领骨干多次排查安全隐患，连队在你的带领各项成绩突出，受到了各级首长一致好评，在连队能跟着你“混”我觉得很能长本事，我很庆幸有你这么一位连长，可是，天意弄人，你却早早的离开了我们…… 还记得我刚来到伊木河，见到了早就听说过得杜连长，想象中您应该是特别严厉严厉的表情，说话都不会小声说，可是等我亲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给您敬了一个礼，您板着脸给我回了一个礼，然后把我当成小兄弟一样安排在了伊木河，这个大家庭，当时觉得您也有亲情的一面，您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如何让别人尊敬，在我渐渐熟悉适应这个连队的工作生活中，发现你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甚至感到苛刻，当时的我真的不太了解，觉得大家伙都不开心，开始时对你产生了怀疑，后来我发现，无论你对我们要求什么，都不是空说不做，都是你亲力亲为，让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能力与实力，在连队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儿，听起来很富有色彩，在战士中又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您让我感觉到真的崇拜又敬仰，在你面前真的是服从，绝对的服从了，每当清晨第一个呼号声响彻伊木河这个“林海孤岛”总能看到你戴着眼镜从楼向我们走来，我知道你已经把连队周围已经转了一圈了。
你每天起得总是特别早，却从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睡，有时候真的怀疑，你难倒就不困吗
我知道。
你肯定也会困，只不过你可以从睡梦中醒来，在半夜里强制让自己起来查岗，我知道你是放心不下连队的兄弟们，放心不下边境的安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集训学习上军校的时间，所在的伊木河，也整整呆了10年了，这十年你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永远不知疲惫，就连休假都没有休过一次完整的假期，有时候我真的想对你说，连长你能不能安心休个假，好好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因为我觉得，你活得不累了
如今，你走了，虽然带有很多的不舍，很多的不放心，可是，你不用再没日没夜的操碎了心，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死亡人员名单
解密显示共有11名中外人士遇难，包括8名中外记沈建图：新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印度克里米亚公主号飞机案
1955年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席亚非会议的中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Kashmir Princess Incident)。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25分（当地时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
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
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及同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全部遇难。
据雅加达机场报告，飞机在失事前10分钟曾向机场报告航行情况正常。
13日，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岛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9月3日，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说，港英警务处已从法官处获得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的逮捕状，周梓铭已于5月18日离香港赴台湾。
英国已要求台湾当局将周梓铭交回香港当局受审。
9月6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黄审文署名的“凶犯周梓铭炸机前后”的特稿。
文章指出，周梓铭系广东开平人，1950年入“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工作，周平时工资不多，但十分好赌。
飞机失事当天，周负责清洁飞机的机轮轮舱部分。
事件发生后，周梓铭已逃往台湾。
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
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周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号”空难过去已经47。
最近，当年任职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并参划这一事件的谷正文在台发表谈话，证实这一空难事件确系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暗杀周恩来所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
这是第一次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我国政府为了广交朋友，扩大国际影响，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国、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共11人，他们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此外尚有印度高级驾驶员德·克·贾塔尔上尉和其他七名机务和服务人员。
他们乘坐由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
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除三人幸运生还外，机上其他人员遇难。
幸运生还的乘务人员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亚。
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绝不是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台湾当局特务机关在美国支持下有意制造的谋杀。
4月17日，北京各界举行追悼会。
第二年，英国发表声明，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事件，是蒋介石集团指挥它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的。
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这次谋杀事件主要目标是原定登机的周恩来总理，但由于周恩来因临时改变了行程，才幸免于难。
据生还的人员回忆：飞机于4月11日12时15分自香港起飞，天气很好，飞行情况完全正常，与地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4时50分，正在纳土纳岛附近上空正常飞行，突然听到了一声爆炸声，浓烟随即进入机舱，行李间发出了火警的信号。
机长随将情况的严重性告知乘客，遵照乘务员的意见，他们都穿上救生衣。
接着，舱外冒出了一股火苗，并且迅速蔓延到飞机的右翼。
这时整个飞机的内部，包括驾驶舱都弥漫浓烟。
他们向地面几次告急，本想选择附近机场降落，但已来不及。
机长贾塔尔决定立即向水上降落，飞机已经完全失去平衡，下降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飞机猛烈地撞击水面，机头与机身分裂成两段，生还的三个人就是在这一刹那间从飞机分成两段的空隙中被抛出海面，接着机头与机身几乎立即下沉。
他们被抛出海面后，游了一段路，到达一个小岛，后来被英国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出，并送到新加坡。
台湾的国民党则极力否认，加上香港当局没有抓获“凶手”，所以，47年来，这件暗杀周总理空难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海峡两岸的历史悬案。
最近，参与策划此事的谷正文，终于站出来打破“沉默”，坦承是国民党主谋放的炸弹，他说，参与此事的赵斌丞和陈鸿举两人已经过世，如今他说出事情真相，台湾官方一定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甚至攻击他疯言疯语不足为信。
不过谷正文还是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就是事实，我不想将这件事带进坟墓。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台湾特务组织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万隆开会，认为专机在香港加油短暂停留期间，是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绝好时机，于是决定趁此炸机。
台湾派往香港从事颠覆的特务，一个叫赵斌丞，是台湾保密局敌后部署长，此人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组员叫陈鸿举。
赵、陈两人进行了密谋，制订了暗杀计划，即：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安放定时炸弹，时间一到，炸弹在空中爆炸，飞机和乘客都被炸得灰飞烟灭，同时犯罪证据也将被炸毁，即使大陆怀疑是台湾干的也毫无办法。
为确保暗杀计划执行成功，两人认为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放炸弹的人，这个人既能接近飞机，又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赵、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后，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单身，有个嗜赌如命的父亲。
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卫生，有条件接近飞机，鲜少引人注意，赵、陈两人比较满意。
赵、陈两人找到周驹，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许诺只要把炸弹放上飞机就给周50万港币。
周驹在重赏之下，接下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罪恶勾当。
赵斌丞与陈鸿举安排妥当后，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作了汇报。
毛人凤一听，觉得计划可行，事成可以立一大功，就同意了。
当时赵、陈两人怕奖赏金额过高，遭毛反对，不敢向毛人凤提起50万港币酬金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央请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出马为50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听了计划之后立表赞成，他认为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的工作，况且暗杀计划天衣无缝，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事成还可借此给香港政府施加点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特务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
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就带周驹住在旅馆，并将他的父亲扣作人质，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周驹炸药外，同时还教会他如何使用，并就暗杀计划细节反复进行了演练。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机场上班，携带台湾特务交给他的炸弹顺利通过例行检查。
他带的炸弹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
为应付机场的安检，炸弹特别做成牙膏模样，由于机场允许工作人员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具，因此，周驹带炸弹通过安检时，没有被查出来。
4月11日早晨，周驹负责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来香港加油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内心十分紧张，但表面上却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出，在打扫“克什米尔公主号”机舱时，他钻进行李舱安装了定时炸弹，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
其实周驹在与台湾特务商量退路时，就提出躲在陈纳德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那么狭小的空间能藏人，而且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当天上午，陈纳德的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飞机停稳后，周驹突然从飞机上跳了下来，引起一阵骚动。
保安司令部设在机场联合检查处有一位姓赵的上校，抓住周驹，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谷正文获知是周驹提前到了，来不及吃中饭，立刻带了两人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姓赵的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周驹，吵嚷着从飞机上“跳”下来属违法，一定要严办。
谷正文担心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惊动媒体，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周驹绝对不能曝光，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后来这位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回周驹后，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人凤才向蒋介石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生气，还褒奖有嘉，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没有什么不好，因此签下9000元美金，犒赏有功人员。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一反常态，对这起重要新闻，三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几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我国政府的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查出系周驹所为，但凶手已不知去向，后来其父在案情曝光后由台湾特务安排偷渡到台湾，父子俩改名换姓，至今仍逍遥法外。
由于凶手没有归案，案情的来龙去脉仍是个悬案。
周总理能逃过此劫，一方面是因为接到缅甸和印尼总理的邀约，临时改变了行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公安机关提前获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阴谋。
现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中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
石碑的背面刻着11位烈士的姓名与简历。
石碑上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