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看过的书有哪些?
曾国藩治学兼通汉宋，讲求百家，因此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甚至对儿子说过，以不知天文和算学知识为耻。
他比较重视的书包括：《二十三史》，《朱子全书》，《船山遗书》等，儒家经典中比较喜欢读张载、周敦颐的书，史书比较喜欢读史记、汉书，古文喜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集，诗喜读李白、杜甫、黄庭坚、陶渊明等人的诗集。
附一篇：《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
他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亦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
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他与一般行伍出身的将领有很大不同，应算是位半路出家的儒将，可以说是在带兵的同时念念不忘读书，平时为人处世也难掩其读书人的本色。
从大处讲他平生一直醉心于推崇桐城派古文，颇有文坛领袖的气派；从细处讲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方略，这较多体现在他对子弟的读书指导上。
他的读书之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一、曾国藩读书之道考述 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 读，熟读书十页。
看，应看书十页。
习字一百，数息百八。
记过隙影（日记）。
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
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
（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 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
凡人为一事。
以专为精，以纷而散。
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
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
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
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
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
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
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
“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
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
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拳，但求其久。
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上防隘。
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
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
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
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
（书信：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复邓注琼）。
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
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
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
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幼年读书孜孜以求 曾国藩在其父的时刻监督下，他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
14岁时，就能读《周礼》《史记》中的文章，而且在长沙的童子试中，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
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意识是改掉以前的坏毛病，获得新生的意思。
24岁进入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求学，这年秋天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
虚岁28时，考中了同进士。
曾国藩爱书之甚,乃至不惜负债贷款也要购得,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
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
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
（家书：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清道光十六年,他从京师(今北京)“贷百金,南归过金陵(今南京),尽以购书”。
古往今来,爱读者不计其数,可舍得贷款负债购书者又有几人? 这些书买回家后,他爱不释手,如饥似渴,恨不得全部读完。
于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简直到了“世间百事,唯有读书”之地步。
可他却以此为乐,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 他从小就养成诵读习惯,一则可在抑扬顿挫声中享受其乐,品味其意;二则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以至于一些名篇名句终老不忘。
据史载,曾国藩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
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仍能成篇背诵《离骚》,且能在行军途中背诵《上林赋》等名篇。
三、深刻的读书见解 如何读书、读好书,曾国藩有着独到见解。
他觉得,“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首先要有重点,懂得选择,尤其要选那些经典名著,质量才有保证。
他平生最爱读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名著《庄子》,司马光的《汉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翰愈之文章等。
他读书从不走马观花,严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读懂方休。
比如“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本。
读经有一耐字诀。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此所谓耐也。
读史之法，莫妙手设身处地。
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或辞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如恍亲其事。
经以穷理，史以考事。
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
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
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
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
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温沅季诸弟）”。
这位戎马一生的儒将重臣尽管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都必制订不同读书课程,其中尤重历史,“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
他涉猎广泛,孜孜以求,永无止境,曾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
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百密一疏,本无可厚非,但他深以为憾。
这种可贵的精神连青年时代的也很佩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 四、供职京师读书为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
同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
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
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
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
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
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
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五、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相通 曾国藩是一个带兵近20年的统帅，其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也不无相通之处。
究其军事思想，最典型的体现在他的这样一段话中：“我军以寡敌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
”“扎硬寨、打死仗”讲究的是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关键是要守之有恒。
这一道理转到读书上就化为他给几个弟弟定的一条规矩：“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它书。
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事实上，无论古今一个人可读的书都多得不可胜数，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读书的目的是要以书中所得构建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为此就只能精选少数成系列的典范著作专心去读，以求学有所得，读书致用。
对这一道理他举了读韩愈（字昌黎）的书为例：“诸子百家，汗牛充栋。
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
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见，无非昌黎。
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别无书也。
此一集未读完，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其意换句今天的白话说，就是在读书上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
在读书的方略上对“专字诀”要奉若圭臬，但尽讲一个“专”字似乎又有所不足。
对此，曾国藩还有另一个读书心得，就是把读书分为略读的“看”和精读的“读”。
照他的说法，除“看”和“读”外还有“写”（书法）和“作”（作文），以此四者构成读书的整个体系。
在他眼中，“看”和“读”是有严格分工的。
“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
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
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
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
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
”其中道理说的是，讲究“专字诀”的“读”是读书的主心骨，而四面撒网的“看”则是附丽核心的枝叶，两者相辅相成共建起了人生知识和学问的大厦。
与此读书方略相合，在他的日记中谈到读书时就常有“阅”和“温”的区别，“阅”的往往是第一次看的生书，而“温”的则是烂熟于心的《孟子》、《史记》一类。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
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
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
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
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
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
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
”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
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
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
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
”这也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曾国藩读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谆谆教导子孙后代。
他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多数有教子读书内容。
如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家书：“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
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看书与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其中,有指导性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也有研读篇目：如《史记》、《汉书》、《四书》、《昭明文选》等名著;更有教导读书重要意义，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古称金丹换骨，余调立志即丹也。
（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读书,已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爱好,更是他治家传世的重要法宝。
为何说不断内省，才能不断长进
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县（原属湘乡县）荷叶乡人，清末著名中兴名臣，谥文正。
虽然他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
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为他人格修养的圆满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搜集了曾国藩与佛教有关的一些史料，分析曾国藩与佛教思想的关系，以供学术界和佛教界参考。
一、参禅悟道，儒释互融 从曾国藩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地通读佛家经典，却常与僧家往来，并对禅宗独有领悟。
随便摘录他下面几句诗，可以看出是很有禅意的。
橐驼对坐不相管，两家各有无言禅。
开图对此好溪山，万重云水一僧闲， 清辉照我尘里颜。
躯体谅非百年物， 梦魂倏在千山里。
我怀峨嵋老尊宿， 翱翔人间如凤鸾。
两般妙境知音寡， 它日曹溪付与谁
更向禅宗参玉版， 花猪竹鼠肯分否
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由来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识后身。
石烂海枯终有尽，生天成佛岂无人
曾国藩对禅宗的体悟，是因为他努力参禅修定的结果。
禅即是入静，对外界不动心。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他焚香静坐以及心得，道光22年10月27日记载：“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
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不动心。
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总是要静。
” 为了入静，他戒烟、戒棋、戒多言、戒房闼不敬等等，“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从各个方面约束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定力。
他把静坐作为每日的必修功课，并放在首要位置。
道光22年12月初8所立课程“ 静坐”一条写道：“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 体验来复之仁心。
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 他体会到要真正入静，就要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然心有私著，无著则静矣，抑亦诚矣。
”（道光22年11月19日）他不断反省自己，“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
立志今日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
”（道光23年2月26日）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
他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
”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
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同治9年6月初4将赴天津示二子）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
”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记：“写《心经》一本。
”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常与僧家来往，例如他在京期间，经常出入寺庙， 道光21年12月初8日记：“招同郭雨三、陈岱云、仓少坪往法源寺吃腊八粥”，道光23年11月12日日记：“至大佛寺看大观音，又见北齐碑、宋碑各一遍。
” 曾国藩还相信诚能感神，其儿在京患病，欧阳夫人许愿装修观音全身，后病情好转甚快，曾国藩立即写信致家中祖父：“甲三病时，孙妇曾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全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
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
”（道光21年6月29日禀祖父） 本来佛事超荐，并不是佛教的主要内容，至于后来世俗化，更与佛法相隔离。
但为孝先辈，曾国藩对佛事也以诚待之。
他写信要诸弟为十舅作佛事，说：“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道光24年3月20日致弟）他认为作了佛事即是吉祥，家信说：“祖父佛会，既于十月初办过，则父母叔父四位大人现已即吉，余恐尚未除服，故昨父亲生日，外未宴客，仅内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晋一，则并女客而无之。
”（咸丰元年10月12日致诸弟） 曾国藩后改名为曾涤生，也是受明朝大居士袁了凡启发而成。
日记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道光20年4月22日） 但是，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有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僧道，不信医药。
曾国藩也多次写信嘱托后辈要尊祖训，这是为了区别圣人正法与世间邪法，因为后世假僧道太多，使人上当受骗者不少，极大地弯曲了佛教的本来形象。
二、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佛教推崇非暴力主义精神，把戒杀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曾国藩对佛教戒杀止暴之旨深有领会，其心仁慈，不忍杀生，不仅不忍杀生，连观杀亦斥之为仁心丧尽。
日记：“讹言是日某武臣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归。
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道光21年12月16日）他饮食清淡，且好素食，“早饭白饭一碗不沾菜”（《曾昭棉年谱》）。
他在家信中写道：“吾近夜饭不用荤”，“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
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
”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崇俭之道也。
”（同治4年闰5月19日字谕纪鸿）他还按欧阳夫人之意，把每年四天观音斋作为家规留传后辈。
曾宝荪《我的家世》回忆说：“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观音斋即是2月19，6月19，9月19又诸天斋一日，即于12月24日，这几天全家都吃斋，听说是文正（曾国藩）夫人许的愿，我祖母就恪尊了。
” 但是，曾国藩带兵打仗，杀人是事实，又应作何解释呢
举个例子，有船出海，有一恶人阴谋在人们熟睡后，杀死大家，抢劫财宝，其中有一人发觉，将其击毙，此人是否要称刽子手呢
君子杀人，只为救人，用杀为止杀，用暴为止暴。
关键处要看他的目的如何，是否为解救大多数人，是否和天下民心相应。
曾国藩以救天下为己任，以忠诚倡天下，其一出山，众附归之。
若他不是以慈悲心感动天下，何能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带兵打仗
因其带兵，非为己也，而为国也。
梁启超说：“吾以为使曾文正公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
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之人且善导人也。
”（《饮冰室文集》论私德）曾国藩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清史稿》曾国藩传）军队所到之处广受百姓欢迎，“岸上百姓焚香于辫顶，跪岸上欢迎，呼各勇为青天大人。
”（咸丰4年闰7月14日致弟）当时绿营、八旗一击即溃，而曾公军士虽不多，却都是血性之勇，以一当十，以几万人打败太平军几十万人，不能不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究其原因就是曾国藩以天下为公，以忠诚倡天下，正如曾国藩说： 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
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
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呜呼
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以杀人为悔，他在咸丰十年初十的家信中说：“吾辈不幸生于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又在家信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因此曾国藩提出兵气以哀为主，说：“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
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已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陈于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
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
”如此之言，出自肺腑，良苦用心，使人感叹。
有谁明白这样的救世苦衷呢
胡林翼总结得好：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
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
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
吾辈任事，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手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正好概括曾国藩当时的救世苦衷。
三、克己奉公，回归本源 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他实践了大乘菩萨的入世精神，他一生克己奉公，矢志不渝地寻归宇宙的本源。
曾国藩说：“常人者……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
复性而已矣。
”（传忠书局·曾集·书札·卷一）人被欲念覆蔽而失其本性，必复性才能归大本。
今人舍本求末，故圣人之说仅仅成为一种学问。
如何复性呢
胡林翼说：“圣人仙佛英雄，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
”（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曾国藩说：“福民实为福己，祸民实为祸己。
”（《王翰城刺史五十寿序》）佛教菩萨为“菩提萨垛”之译音，即为“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之意。
毫不利己，实乃利己，己他无二也。
只有寻找大本大源的人，才能实行彻底的利他主义，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精神。
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的思想动力即来自于此。
曾国藩的外甥，近代著名的佛教大居士聂云台说：“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
”他在所著《保富法》中说： 我家与中兴各大家族，或湘或淮，多数为通家瓜葛，故各家兴衰情形，略有所知。
至安徽文武各大家，前时富厚，远胜湘军诸人，今都凋零，不堪回首；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才到第三代，已都如浮云散尽。
然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子孙却都优秀。
最显明的，系曾文正公，位最高，权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时只有银二万两，除乡间老屋（系弟经营，并未去住，笔者注）外，省中未造一第宅，未买田一亩。
手创两淮盐票，定价最廉，利息甚厚（票价二百两，后来售至二万两，每年利息三四千两，当时家有盐票一纸，即称富家）；公特谕曾氏一家，不准承领；公逝后多年，后人无一盐票。
若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二百张，极其容易；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无碍，君子之所不为。
此事当时家母（曾纪芬）闻知甚详，外间少有知者。
《中庸》说的‘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这叫做表里如一，即是诚意；如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行不通）公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一钱寄家
’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诸葛公同一风格。
因此，当时将领僚属，多数廉洁，民间无形中受益不小。
所以躬行廉洁，即是暗中为民造福；如自己要钱，则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
” 只有寻归大本大源的人，才会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为了解救众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佛教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宁可自己下地狱，只愿众生得离苦。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身体强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蔡锷编《曾左兵法十三篇》） 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在南昌如处瓮中，塔齐布战死，罗泽南欲分兵去救武昌，刘容对曾国藩说：“公所赖可恃者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设有急难，谁堪使者
”曾国藩说：“吾固知，此军去，势益孤，然规武昌以维东南大局，宜如此，岂能为吾一身计
”曾国藩被困江西达十个月之久，除饱受地方势力的讥笑、省吏牵制作梗外，又惨遭水陆二帅身亡，不得已调离罗军。
在强敌包围，大局前途不堪设想下，生活之艰难，精神之孤苦，莫此为甚。
王恺运撰《湘军志》至此感叹说：“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
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惶。
出师表无此沉痛。
”（《太平天国全史》·湘绮楼日记·光绪4年2月27日）此外，曾国藩于靖港及九江失利，两次自杀，忿不欲生，皆其仁心之体现。
曾国藩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
英雄，玉汝于成。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
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
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
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
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同治5年12月18日致沅弟）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又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并不力求显露自己之苦心，而是不断引咎自责，给朋友的信都是“外渐清义，内疚神明。
”其实曾国藩去处理此案前，已预立遗嘱，并作军事部署。
但是在具体处理时，发现事出有因，在全面衡量利弊的基础上，他没有做那外表上的一世英名之举，因此有些人趁机骂他。
但由于他没有私心，一心从大局着想，仍然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不是有些人说曾国藩因此有愧而痛苦死去，相反曾国藩临终时预知时至，游署西花园后，“端坐而薨”，“一笑而逝”，“宝光烛天，微雨清尘”，“咸以为水西门火起”，“救视无见他处，皆见大星陨于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丧慈母。
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薛福成《庸庵笔记》）。
曾国藩一生步履艰难，苦心孤诣，入世出世，终归本源。
大本大源是生命的最后归宿，早年也曾称赞曾国藩是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
在今天，如果我们都象曾国藩一样，回归大本大源，无私奉献，那么，一个和平、安祥、温馨的人间净土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只有立足现实，不脱离现实，才能成仁成佛，回归大本大源。
立足现实，就是净化人心，存天理，去人欲，无私无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有志的同仁们，勇猛前进吧
只有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不离现实而作圣贤，不离现实而证佛法，真正发挥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
书，要怎么读才对呢
对此，曾国藩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对读书了自己的意见。
总的来说，他教给我们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三条。
第一：要读经典因为曾国藩自己就是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教曾纪泽读书，从小就很有规划，主要是以十三经和二十三史为根本。
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它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
不就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嘛。
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
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
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
泛读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抓到什么读什么。
虽然这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的多，忘的也多。
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才能保证所学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条：一书不尽，不读新书就是说一本书没读完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读另一本书。
事实上就读书而言，有很多人有这种毛病，呼啦一下弄好多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美其名曰读了好多书，其实一本都没读完，一本都没读通、读透。
而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也就是一本没读懂，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学习的境界要先入乎其内，再能出乎其外。
读书更是这样，一本书，你要先能沉浸进去，你才能最终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
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
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
”（《曾国藩全集·家书》）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是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死记硬背的方式属于老牛拉破车，车破牛也累，不会有什么好的收获。
不过，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这不代表像看闲书那样就行。
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能做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得边看边写写划划，要“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
（《曾国藩全集·家书》）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
后来，胡适先生就对曾国藩这种读书做札记的方法最为推崇。
第三：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
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
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她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
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
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
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了《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览》，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说起来，曾国藩虽然是一代大儒，但也不可能样样都擅长，那么他怎么可能在西学、算术、语言学各个方面都能给孩子以指导呢
要说曾国藩真是一个海纳百川式的人物，当时他的幕府中网罗了天下最杰出的英才，包括像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
他不仅自己教儿子，还主张儿子向这些饱学之士学习。
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胸襟，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后来，他还主张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儿童，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
正因为有他的一力提倡，于是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学生，这第一批三十多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工程学的奠基人。
所以，曾国藩所主张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不仅是指读书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甚至也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
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本质就是想通过学习来使陈旧的中国脱胎换骨。
不论结果如何，这种学习的姿态应该算是这个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