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哪些?
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有感 到达武汉的时候是在中午,一下火车,热浪扑面袭来，虽然炎热的天气让我们多少难以适应,但气候上的差异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武汉这座大都市的激情与动感。
当我们驱车从火车站进入市区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宽阔平坦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以及汹涌的人海。
眼前的景象,更让我们被这座城市的现代和发达所折服,不由自主的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去感受、去认识这片热土,迫不及待的想要揭开属于她的神秘面纱。
经过一夜的短暂休整,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驱车赶往此行的目的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一路上,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将要参观革命胜地的兴奋与激动,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担忧——在这座高楼林立、物质世界高度发达的城市里,小小的纪念馆遗址能被妥善保存下来吗?就算遗址尚存,那它在每个人的心中又能否占有一席之地呢? 怀着矛盾的心理,我们到达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幢精致典雅的两层小楼,房屋皆由红砖砌成,故当地人又称其“红楼”。
该楼设计新颖，做工精湛,秉承了西欧建筑风格的精髓。
“红楼”的周围是一片碧绿的草地,绿树掩映,芳草遍地,它们的“绿”把纪念馆的红墙红瓦衬托的格外醒目。
看到眼前保存的如此完好的辛亥革命遗址,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通过讲解员的解说,我们了解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依托起义军政府旧址建立的以纪念辛亥革命为主题的专题性纪念馆。
馆内收集有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历史文物1000多件,历史照片10000余张;有辛亥革命起义史迹陈列、鄂军都督府复原陈列、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生平事迹展览等基本陈列。
1997年,该馆被团中央评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怀着对无数革命志士的崇高敬意,怀着对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深切缅怀,我们对纪念馆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参观。
我们不仅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展览,还参观了辛亥革命起义史迹陈列馆,从而有幸见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照片和文物,了解了那些为革命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无名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
通过参观,同学们的心灵深受震撼:不仅对辛亥革命这段流芳百世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在精神上受到了洗礼,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新时期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观结束后,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在辛亥革命纪念馆门外开展了以“缅怀革命英雄 铭记光辉历史”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我们把提前准备好的介绍辛亥革命相关历史的宣传单发放给过往游客,并结合该纪念馆是“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一有利条件,向游客们宣讲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中“以热爱祖国为荣”这一重要内容,真诚的行为得到了游客们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赞扬,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此次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我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点感想: 其一，辛亥革命纪念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里程碑。
“红楼”是无数忠贞志士的集结地，在这里孙中山先生领导湖北地区的革命人士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后来又在这里组建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一举结束了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
从那以后，“红楼”便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地方、奋发之起点、拓展之源泉。
被誉为“民国之门”。
其二，辛亥革命纪念馆在展现中国革命史，对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该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维护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年都有大量的青少年、机关单位职员乃至海外华侨来到这里参观。
一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总是能使参观者的心灵受到震撼，认识到辛亥革命的艰辛，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其三，辛亥革命纪念馆周边虽高楼林立，仍不失英雄名楼之风貌。
它宏伟壮观，装饰典雅，让人们留连忘返：它的宏伟显示了民国时期建筑工艺之高超；它的壮观，体现了当时人民的聪明才智。
光阴似箭，近百年已经过去，“红楼”却仍旧英名长存、璀璨至今，可见“红楼”所代表的英勇无畏、敢于创新、甘于奉献、爱国爱民的精神不倒。
“红楼”经过时间的历练，已化身为一种精神、一种品格，深植于广大人民心中，激励有志之士发扬传统精神，不怕吃苦、奋斗不息，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参观结束了，我思绪万千。
通过对辛亥革命历史的了解，我深深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而祖国的和平安定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身为当代大学生，未来国家建设生力军的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对工作精益求精，不计较个人得失，同时应深刻体会胡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祖国，认识到身为炎黄子孙的无上光荣以及肩负的责任。
詹天佑纪念馆的大事编年
全国10大线路的25个经典红色旅游景点。
一、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现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建于1952年，由“一大”会议室、中共创建史陈列室和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3部分组成。
“一大”会议室位于兴业路76号底楼，家具与物品均按当年原样陈列。
中共创建陈列室有历史文献、文物和照片170余件，陈列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曾分别举办过、周恩来在上海的史料展览。
红色语录：中共一大闭会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等口号。
背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出席会议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
为避开法租界巡捕房注意，最后一天（31日）大会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条游艇上举行。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工作任务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
二、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龙华革命烈士陵园位于上海市龙华路上，毗邻古刹龙华寺。
原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和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在此被关押和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义士数以千计。
1949年解放后，这里作为革命烈士纪念地予以保护。
龙华烈士陵园位于龙华寺西侧，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20世纪90年代初与上海烈士陵园合并建设。
牺牲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领导人有邓中夏、孙炳文、澎湃等。
1995年7月1日建成开放，是一座集纪念瞻仰，旅游，文化，园林名胜于一体的新颖陵园，素有“上海雨花台”之称。
陵园由纪念瞻仰区、烈士墓区、遗址区、地下通道与就义地、碑林区，青少年教育活动区、干部骨灰存放区和游憩区等八区组成。
陵园内外桃花千株，枫叶青红，10余座雕塑伫立期间。
传奇故事：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原中央军委及彭湃同志的秘书）告密，正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五人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两天后，彭湃等五人被引渡到上海市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遂设法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指挥“红队”，准备在彭湃等五人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劫囚车。
由于准备武器的环节出了意外，耽误了营救的时间，劫囚车的计划流产。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
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搞全国劳苦群众书》，声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三、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南湖总面积624亩，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风景秀丽，历史悠久。
湖中有两岛，一是湖心岛，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南湖之中；另一小岛是称为小烟雨楼的仓圣祠，位于南湖的东北隅。
南湖革命纪念馆坐落在嘉兴市南湖之滨，是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举行而建造的一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纪念馆建于1991年6月，基本陈列为“中共一大史料陈列 ”，系统的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断探索、抗争，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史实。
其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
四、湖南湘潭市韶山故居和纪念馆 韶山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潭韶山市韶山冲，由故居、少年时代读书的私塾旧址、韶山农民夜校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青年时代塑像、铜像等组成。
展出文物和资料500余件、历史照片近200幅、雕塑6尊、模型5个、场景复原6处、图表37个、油画国画10幅。
形象地展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挽救革命、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缔造人民共和国、主持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一生。
传奇故事：从小就不太“安分”。
从小在私塾上课，却不喜欢四书五经，而捧着当时的进步书籍《盛世危言》读得津津有味，17岁那年，告别了父母走出韶山冲，临行前，他改写了一位日本人写的言志诗，悄悄夹在了父母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只身来到了长沙，并考上了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
在这里他“交奇友、创奇事、读奇书”，立志“做一个奇男子”；在这里他开始了真正自觉刻苦的学习，有天资聪慧转向天资加勤奋，有意识的“从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
走出韶山是人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自此迈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直接面对时代的历史风云，少年时代所萌发、增长的反叛意识也因此具有政治性质。
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启蒙，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有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五、长沙市浏阳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纪念馆旧址原为文华书院，创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民国初年改为里仁学校。
学校大门前有2座木结构的雨亭。
主体建筑前后共4进：第1进是大门，左右各有房屋1 间；第2进是二层木结构楼房；第3进是书院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内外共有石柱20根；第4进是原文华书院承德堂。
1927年9月19日晚，秋收起义各部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在此召开。
书院前部左面原有关圣庙，右为文昌阁，阁左边新斋坐西向东共有4间平房，其中一间，为当年住室。
小巷两侧保存有革命标语。
背景介绍：1927年9月，八七会议结束后，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枞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及一部分原黔军武装。
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并取得了部分战斗的胜利，进而准备会同湖南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会攻长沙。
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迅速命令各路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此会师，并在书院召开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
会议决定改变原来攻打城市的计划，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革命力量。
20日，在书院操场向起义部队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随后，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发，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一步。
六、张家界市桑植县贺龙故居和纪念馆 贺龙故居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关村。
故居是一栋坐北朝南、四扇三间的普通木房，原是贺龙祖父贺良仕于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后为贺龙的父亲核仕道所继承。
故居曾招多次毁损，现存为1997年按旧居原貌修复的。
传奇故事：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
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
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
但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
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
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
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
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
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
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
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
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
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
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
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民怨很深，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
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到五道水，乘夜色闯入盐局，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
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
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
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
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
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七、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西端洗马池“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内。
旧址原是江西大旅行社，建成1924年，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共96个房间。
该馆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馆藏文物2600余件。
经过维修和更新陈列，现在纪念馆共展出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280多张、文物资料60多件，并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纪念馆还下辖4处八一起义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位于花园街2号的朱德旧居。
八、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是茨坪中心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
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
北岩峰，山体如一座罗汉大佛像，坐北朝南，端坐神坛。
陵园按“佛型”山体因山就势兴建，占地面积400亩。
陵园于1987年始建，同年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
1997年10月，由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
“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由我国著名雕塑家程允贤及王中、陈斌等同志设计。
纪念碑总高度为46.8米，分为础座、碑座和主碑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大厅，可南眺市区全貌，北瞻纪念碑主体雄姿，摄影留念。
二层设有展室，三层为主碑。
一楼的休息室、会客室和二楼的展厅组成基座部分，全部采用本市长坪乡生产的花岗岩砌成。
主碑是用镀钛的不锈钢制作的。
它高达27米，意含1927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主碑顶端的造型是突出“山”的形状---用不锈钢制作的“井冈山”造型，远看如一团火焰，寓意井冈山星火燃遍九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观如林立的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在日照下，熠熠生辉，璀璨夺目。
是集纪念堂、碑林、雕塑群、革命烈士纪念碑于一体的井冈山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烈士博物馆、井冈山斗争光荣历史最突出的纪念性标志物。
主碑的基座部分，采用“将军红”大理石砌成，高9.7米，表示1997年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建成。
碑座的碑名“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同志1984年在北京亲笔为纪念井冈山革命烈士题写的。
碑座上三组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汉白玉浮雕，为中央美术学院曹春生教授设计。
正面组浮雕的主题为“荟萃井冈”，展示井冈山红军于1928年4月名扬天下的“朱毛会师”和同年12月的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的情形以及、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的英姿气概。
东面组浮雕主题为“红色割据”。
展示在井冈山斗争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即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生动场面。
西面组浮雕主题为“浴血罗霄”。
这组浮雕通过反映井冈山斗争著名的龙源口大捷等战斗和以茨评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及其五大哨口以及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展示红军以非凡的毅力，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进剿”和“会剿”以及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纪念碑前还设计建造了一尊“母亲”雕像，寓意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摇篮，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九、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 古田会议纪念馆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
基本陈列分：“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光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三大部分，展示了“古田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经过、内涵及其伟大意义。
全馆占地面积8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管辖着古田会议会址、中共红四军前委机关暨红四军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文昌阁、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中兴堂等六处革命旧址。
背景介绍：1928年4月,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随后,红四军在朱德、、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
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因而,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的领导,明确指出“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选集》。
会议选举、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百色市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位于广西自治区百色市东北郊迎龙山。
由张云逸大将提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于1961年，原名“右江革命文物馆”。
1996年11月1日，经江泽民同志题写，正式改名为“百色起义纪念馆”。
介绍百色起义、红七军光辉的战斗历程和右江各族人民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在进行的英勇斗争。
通过序厅、“起义厅”、“英烈厅”、“功臣厅”、“小平厅”五个部分，全面展示百色起义的过程和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突出同志的思想和丰功伟绩。
背景介绍：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给广西革命斗争带来了有利时机。
桂系战败后，蒋介石委派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
俞作柏、李明瑞到任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
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党员、干部到广西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负责统一领导。
于1929年7月到广西南宁后，积极探索统一战线新形式，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地方实力派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担负着领导广西党组织的重任。
9月下旬，俞、李不听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劝告，决定通电反蒋。
领导广西党组织借故把我党掌握的部队留在南宁。
不到十天，俞、李反蒋宣告失败。
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的骚动。
10月中旬，、陈豪人等率警卫部队的部分党员、干部，指挥装满物资的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
同时，张云逸等率警备四大队的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
10月20日，率领船队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会合。
10月22日，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
进驻百色后，广西党组织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
10月23日，在百色粤东会馆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部署在右江地区的重要工作。
10月下旬，、张云逸、陈豪人等到学校、部队、街道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动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军队。
10月28日，根据的指示，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获枪支千余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由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
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城东门广场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工人、农民、士兵、居民和师生数千人参加大会。
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
按照中央的任命，中共中央代表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
军部设在百色城粤东会馆，政治部设在百色城清风楼。
大会散发了红七军政治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宣传品，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
同一天，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10人任委员。
12日，前委在平马召开盛况空前的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和红七军成立大会。
百色起义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于广西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百色举行的全国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百色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1年7月今日说法的观后感，2篇就好，500字的……
最佳答案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
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
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
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
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
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
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
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
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
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
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
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
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
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
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
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
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
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
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
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
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
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
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
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
”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
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
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
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
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
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
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
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
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
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
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
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
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
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
”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然后，匆忙退出。
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
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
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
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
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
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
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
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
”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
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
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
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
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
”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
”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
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
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
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
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
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
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
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
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
”他竖起了大拇指。
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
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
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
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
”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
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
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
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
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
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
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
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
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
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
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
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
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
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
”陈良廷说：“不是。
”刘仁静不再做声。
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
”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
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
”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
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
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
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
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
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
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
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
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
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
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
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
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
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
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
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
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
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
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
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
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
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
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